未僧笔记（日志）

郑鸣谦

陈骙（公元1128-1203），字叔进，宋台州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市）人。举进士，曾为官30年，官至知枢密事兼参知政事，执掌军政大权。后因触犯权贵，被贬官，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卒，终年76岁。
    陈骙有感于“《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皆学者所朝夕讽诵之文也；徒讽诵而弗考，犹终日饮食而不知味”[1]（P3），于是“恣阅古书”，积多年之研究，于宋孝宗乾道六年（即公元1170年）写成《文则》一书。从陈骙自序中可以看出，陈骙是想通过对六经诸子文章的研究来探讨作文的一般法则、规律。而通观《文则》，作者言必称“六经”，阐述了六经诸子文章是怎样作的，并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写作体验。《文则》无疑是一部重要的文论专著。
    其实，《文则》不仅涉及文章写作，还涉及修辞和语法等方面，因此，《文则》在修辞学史乃至整个语言学史上也有其重要价值。可以认为，《文则》一书，体现了作者陈骙对语言及语言运用规律的认识，因此，透过《文则》，我们可以体会陈骙的语言观。

    一、语言是发展变化的
    陈骙认识到语言是随着时代而演变发展的，古今语言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后世不能尽识，非得训切，殆不可读。”（《文则•甲八》）
    他认识到古今语言发生了变化，今人搬用古语造成晦涩难懂，必须训诂才能解读。因此，陈骙竭力反对今人“搜摘古语，撰叙今事”，并指出，被今人视为“艰苦之文”的古语在古代其实就是当时的“常语”，也就是说古人写文章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常用语。正是因为认识到语言随“时”而变，今语不同于古语，所以陈骙非常重视“今语”，主张用“今语”进行写作。

    二、区分通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
    陈骙认识到同时代的语言存在不同的变体，区分了通语和方言、书面语和口语。
    《商盘》告民，民何以晓？然在当时，用民间之通语，非若后世待训诂而后明。且“颠木之有由蘖”，使晋卫间人读之，则蘖知为余也。“不能胥匡以生”，使东齐间人读之，则胥之为皆也。“钦念以忱”，使燕岱间人读之，则忱知为诚也。由此考之，当时岂不然乎。（《文则•戊二》）
    诗文待训明者，亦本风土所宜。且“王室如燬”，使齐人读之，则燬为常语。“六日不詹”，使楚人读之，则詹为常语。（《文则•戊三》）
    陈骙认为，上古民众之所以能够明白官府的文告，是因为这些文告用的是当时的“民间通语”。“通语”，指的是民众都能够理解、都能明白的语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何以有此认识？是因为有些地区还保留了古语词，让不同地方的人“读之”，即可推知。“常语”则指的是具有地方风土人情的词语，即某些地区常用而其他地区不用或少用的词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方言词语。像“燬”为齐地方言词，指的是通语的“火”；“詹”为楚地方言词，指的是通语的“至”。这里陈骙区分了通语与方言。
    《礼记》之文，始自后仓，成于戴圣，非纯格言，间有浅语。如“掩口而对”，“毋投于狗骨”，“羹之有菜者用挟”，“男女相答拜也”，……若此等语，虽在曲防人情，然亦少施斫削。（《文则•戊一》）
    这里的“浅语”是指很少雕琢的朴实无华的语言，如所举《礼记》的用例，都为浅近用语，平易而生动，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口头语言。既有“浅语”这种“少施斫削”的语言，就会有与之相对的经过加工润色的语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书面语），只是陈骙在《文则》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

    三、提出语言运用的原则
    《文则》论述了文章写作中语言运用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意为主。关于文章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陈骙继承了传统的“文道统一”思想，主张“文以意为主”。
    《文则》开篇即指出“《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道”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文”即语言表达形式，这里阐明了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并以《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为例，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陈骙在《文则》中反复强调“文道统一”、“文以意为主”的观点：“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文则•乙五》）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是由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决定的，文章立意不同，就会有文句轻重缓急的差别。陈骙注意到了不同词语、不同句式、不同语调在表情达意上有不同的作用，并得出词语、句式、语调等的差别“皆生乎意”的正确结论。
    （二）言以切境为当。陈骙阐述了“言以意为主”的道理，同时也阐述了语言运用要适应题旨情景的思想，其实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陈骙写到：
    古语曰：“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自晋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学经语者多矣。且如孙盛著史，书曰：“某年春帝正月。”（谓盛作《魏晋阳秋》也。且《春秋》书“王正月”，示鲁侯用天子正朔，曹马躬有天下，不当书“帝正月”。）谢惠连作赋，乃曰“雪之时义远矣哉。”（谓惠连作《雪赋》也。按《易》卦义深者，以此语赞之。大抵文士雪月之咏，非所当也。）此盖不知黡子在颡之为丑也。（《文则•戊十》）
    陈骙以“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打比方，论证“言有宜”的道理，即文章中的语言应当符合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等环境因素，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机械模仿。陈骙通过批评孙盛写史模仿套用《春秋》写法和谢惠连作诗机械套用《周易》句式，指出语言运用应当适应具体语境，否则就会犯“黡子在颡”的毛病。
    （三）言简意明。陈骙认为，写文章要做到语言简要但不疏漏，表意明白而不晦涩。他说：
    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文则•甲四》）
    这是陈骙对写作中语言运用必须简要的精辟论述。他辩证地论述了语言运用应当简要的道理，主张“文贵其简”；但他又指出并不是越简越好，区别了简洁与疏漏，要求做到文章语言“简而不疏”、“简而理周”。
    陈骙提出写文章应该做到“旨深而不晦”，要求言简意显、言简意明。因此，陈骙主张选用词语必须意义明确显豁，切忌病辞、疑辞：
    夫文有病辞，有疑辞。病辞者，读其辞则病，究其意则安，如《曲礼》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系辞》：“润之以风雨。”盖禽字于猩猩为病，润字于风为病也。疑辞者，读其辞则疑，究其意则断，如《何彼秾矣》曰：“平王之孙。”《檀弓》曰：“容居鲁人也。”盖平王疑为东迁之平王，鲁人疑为鲁国之人也。凡观此文，可不深考？（《文则•乙四》）
    陈骙反对病辞、疑辞，主张选词必须贴切恰当，表意必须显豁明朗。虽然其所举之例未必恰当，但其例中确有需要经过“深考”才能明白的，陈骙主张避免选用这类语词，强调意义的明确，防止文章因隐晦朦胧、表意不明而增加读者的理解困难。
    （四）自然通俗。《文则》提倡语言运用的自然恰当，提倡语言运用要通俗流畅，避免艰深晦涩。《文则•甲三》中指出：
    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诵。文协尚矣！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后世之文，出于有意，其协也亦有意。
    陈骙以乐奏不和谐则不可闻为喻，说明写作时应注意语言运用的和谐顺畅，而不应该刻意雕琢、矫揉造作而致使“文不可诵”。此外，陈骙还提倡语言运用应当通俗易懂，反对故作艰深，因此，他主张在写作中多用当世之“浅语”、“常语”、“民间之通语”。他以《礼记》、《盘庚》等为例，指出这些作品都是使用当时的口语、通语、民间俗语等语言写出来，在当时都是通俗易懂的。

郑鸣谦

四、开辞格研究之先河
    《文则》用较多的篇幅对文章写作的修辞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前面有关语言运用部分的论述已有所涉及。这里我们重点讨论陈骙对修辞格的有关阐述。《文则》首次对汉语的辞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书中讨论了各种修辞手法，为每一种辞格作了比较精当的界说，并对每种辞格的特点、功用及效果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开我国辞格研究之先河，为后人的修辞研究奠定了基础。
    《文则》研究的辞格有比喻、对偶、援引、层递、倒装、反复、排比、错综、析字等，多达二十余种，陈骙在讨论时坚持“文道统一”“言以意为先”的原则，分析辞格大都以意义为主，先论述其特点再举例说明，并努力探求其规律，有的还详述其体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观点与现代修辞学吻合。仅以“层递”为例来看陈骙辞格研究的特点。《文则•丁一》论及“继踵”手法，这种手法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层递”：
    文有上下相接，若继踵然。其体有三：其一曰叙积小至大，如《中庸》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类是也。其二曰叙由精及粗，如《庄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此类是也。其三曰叙自流极原，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此类是也。
    陈骙从层递的内容来探讨分析这一修辞方式的表达和分类，他认识到表达一个内容，如果可以分成分为几层意思来叙述，就可以按照意思的由小到大、由精及粗或者自流及源的顺序逐个叙说，这样可以使语意层层递进，词语环环相扣，能够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陈骙是较早科学认识并概括出“层递”格规律和功用的学者。
    有关《文则》辞格理论的论述较多，此不赘述。可以认为，《文则》中有关辞格的论述在修辞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开辟了辞格研究的新领域。

    五、归纳出独到的语法见解
    《文则》中没有明确提出语法或句法的概念，但书中许多地方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有些认识到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价值。陈骙认识到“字句亦为文家一大事”，他在《文则》中有不少篇幅论及六经诸子的语法现象，并归纳出一些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一）较全面地论述了助词的作用。陈骙对助词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认识到助词的重要作用：
    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文则•乙一》）
    他指出助词的作用在于辅助实词或语句。接下来，《文则》以《檀弓》、《孟子》、《左传》等著作为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助词的具体功用。书中先强调助词在语气方面的独特效用，如《孟子》中“寡人尽心焉耳矣”一句中“焉耳矣”三个语气词连用加强了肯定的语气，《左传》中“独吾君也乎哉”一句中“也乎哉”三个语气词连用加强了反诘的语气；书中还指出助词在词类活用时的重要作用，如《左氏传》中“以三军军其前”一句中助词“其”对第二个“军”的活用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文则•巳六》中还以《诗经》和《礼记》为例论述了助词运用和协韵的关系，指出句末的助词有助于助词前一字的协韵，从而增强诗文的音乐性。可以认为，陈骙对助词论述在当时是比较全面、很有见地的。[2]（P288~289）
    （二）对长句短句的认识。陈骙还对长短句作了一定的探讨，他说：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檀弓》文句，长短有法，不可增损，其类是哉。（《文则•巳二》）
    陈骙以凫胫、鹤胫的长短为喻，说明长句、短句各有优点和适用环境，写作中语句的长短应该根据实际内容的需要，该用长句则用长句，该用短句则用短句，不可以随意增损。应该说陈骙的认识是允当的，他深知句法真谛。[2]（P8）
   （三）对复句的分析。《文则》中有关“数人行事”的方法其实就是讲复句的几种类型：
    数人行事，其体有三：或先总而后数之，如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此类是也。或先数之而后总之，如子产数郑公孙黑曰：“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类是也。或先既总之而后复总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类是也。（《文则•丁四》）
    陈骙在这里分析了复句的几种表达形式，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他分“数人行事”的复句为“先总而后数之”、“先数之而后总之”、“先既总之而后复总之”三类，并选取了几组典型的实例来分析复句的特点和作用，这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2]（P6~7）
    此外，《文则》还对古代文章的文体风格做了一些研究，他结合具体作品评论其风格，看到六经诸子文章的某些共同的时代风貌，并通过对比分析认识到不同文章的不同风格特点，这里不再一一讨论。

    《文则》虽然是一部专论“为文之法”的著作，但其涉及内容并不局限于此。它论及文章写法、修辞、语法等诸多方面，因此，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论著作，也是重要的修辞学著作、语言学著作。当然，《文则》并非完美无缺，其在整体布局及具体论述中稍显繁乱，甚至前后还存在重复等毛病，但是瑕不掩瑜，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诺千金

:lol

郑鸣谦

五月二十三日

      读闲云的文章，想起一些事来。晚上抽点时间，争取写千把字出来，也好应付文债。近几年不知何故，我陷入了无语的状态。小品文大都有头无尾，过段时日覆案，还是不能竟篇。语气中也多了也许，是生命干瘪了呢，还是灵泉枯竭，难断究竟。
      
      昨天陪了半天客人，东南西北地凑在一起，然后一通胡吹，倒也能祛除了几分疲劳。
      瞿，秋白孙女，言谈有乃祖之风。
      彭，好战神烟，乃台宗张风雷高弟。其论近禅，所擅在经世之学，往往一言破的，但因门牙掉落，吐辞漏风。
      赵，朴实，为某老器重。学虽非其长，识则不浅。倘假以时日，也有小成，不过所志匪此，当刮目以待。
      郑，出身类我。眉间隐隐有不平之气。性桀骜，能隐忍，殊为不易。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5-23 18:36 编辑 ]

一诺千金

别这么早就干了啊！

龙头

干了就跳到海里去湿润湿润吧。

岸头人

嗯,郑子博学.每有识子之意,而无识子之时.何日来家,当告余.余当洒庭以待

褚留香

通俗的说，就是洒水扫道地，级别蛮高的，哈。

郑鸣谦

原帖由 岸头人 于 2007-5-23 22:00 发表
嗯,郑子博学.每有识子之意,而无识子之时.何日来家,当告余.余当洒庭以待

避地安闲，在家如客，可堪桃源梦寻？惟夜永难销，借月窥经，因略识名姓，去学远矣。
尝批校党校图籍，受先生蓄书之恩匪浅。他日雨笠天台，倩听流水。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5-24 11:37 编辑 ]

郑鸣谦

五月二十三日

      某寄还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人大版）、黄侃《广韵校录》（中华书局）、《黄侃国学文集》（中华书局）。
     《广韵》即广《切韵》、《唐韵》而成，籍此可上推古音，下证今音，故黄侃极重之。《切韵》，隋陆法言撰，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尝与其事，萧、颜在审音上作用尤大。兹书历二十载乃成。据考《切韵》分韵193部，平声54，上声51，去声56，入声30。以四声分卷，平声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各一卷，录字万余。入唐易名《唐韵》，唯增字加注而已。至《广韵》为206部，孳乳13韵，乃析韵所致，因无伤音系。所增字注，宜谨慎取次。以反切系联，陈澧得声类40，黄侃41，白涤洲、黄粹伯47，曾运乾、陆志伟、周祖谟51，或谓36，余取黄侃之说。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5-24 12:1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