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老兵为国家战斗过 杭州市委书记上门拜年

一诺千金

• 时间: 2013-02-09 14:35:22 星期六
• 来源: 都市快报
• 编辑: 盛岚
  

    昨天，转塘金色年华退休生活中心一间公寓里，95岁的林士瀛老人清晨6点半就醒来了。

    像往常一样，老人起床后先在厨房里给自己和老伴做好早饭，又站在阳台上，做了两遍自创的下蹲操。吃过早饭，老人一面看着报纸，一边热切地等待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一会儿要来看望他。

    70年前，黄埔军校16期炮科毕业的林士瀛加入中国远征军，远赴印度参加了对日作战——今年1月25日的都市快报上对他有过图文报道，黄书记正是看到了这一天都市快报后，选定在新春佳节到来之前，探望慰问这位抗战老兵。

    快报对林士瀛老人的报道，起初是因为帮助另一位在杭州的远征军老兵张庭鹏寻找战友。

    1944年，张庭鹏作为金陵大学学生志愿兵，加入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担任坦克车手，他的一车战友全都出身名校：副驾驶王会期（清华大学），炮手夏良哲（中央大学），装填手张练斋（中央大学），通讯员兼机枪手曾承策（交通大学）。

    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在异国他乡与敌人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一别多年音讯全无，如今老人越发思念当年战友，他的小儿子张海俊（网名“东极海子”）通过微博，帮父亲完成心愿。这条微博很快转发近万，让很多年轻网友感动不已。

    1月24日的都市快报，用头版和后面三个版面详尽介绍了张庭鹏老人的当年经历和晚年心愿。看到这天快报后，一位远征军老兵后代，主动联系上本报记者。他叫吴缘，他的父亲吴其轺曾是一名功勋卓著的飞虎队飞行员。

    吴缘说，自从2010年父亲去世后，他就一直致力寻找在杭州及浙江的抗战老兵，两年下来，他和“关爱抗战老兵网”志愿者们在杭州一共找到了40多位抗战老兵，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共有9位，张庭鹏是其中之一，而林士瀛，是他们刚刚寻访到的老兵。

    于是，就有了1月25日快报对这9位远征军老兵的整版报道，也就有了林士瀛老人今天和黄坤明书记的见面。

    窗外雪花飘落，屋内温暖如春。坐在这间两室两厅、100多平方米的舒适公寓里，透过朝北的巨大玻璃窗户望出去，午潮山群峰覆盖上了皑皑白雪。林士瀛老人一面望着窗外雪景，一面由衷地向记者感叹：真是想不到啊，我这么大年纪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今天，市委书记还专门来看我……

    说话间，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老人急忙站起，向着大门方向迎了上去。

    黄坤明书记到了。他一进门，就跨前两步向老人伸出双手，“老人家，我们来看看您，给你们拜年了！祝你们健康长寿、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林士瀛老人握着黄坤明书记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黄书记，也祝你们春节好！”

    黄书记说，“完全看不出来您有96岁了，就是70多岁的样子嘛。”一屋子人都开心地笑了。

    落座后，黄书记说，“我是看到都市快报寻找远征军的报道后，特意来看望您的，您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杭州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向您表达崇高的敬意！”

    黄书记与老人促膝交谈，听他讲述了战火纷飞年代的故事。黄书记听后感慨地说，“不容易啊，那是我们反法西斯最困难的时候……印度这一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是体现亚洲战场反法西斯同盟联合作战的重要范例。”

    说到当年林士瀛所在的高射炮营，黄书记问：“当时你们用的炮的口径多少？”

    老人想了想说，“起初是82（毫米）的，后来改为105的。”

    黄书记轻拍老人的手背说，“我和你是同科！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也是炮兵，我们用的是85加农炮……”

    临走时，黄坤明书记向林士瀛夫妇献上一束鲜花，还送上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会》光盘，一套十张。考虑到老人住处没有播放设备，黄书记还特地送来了一台DVD播放机。

    这真是一件贴心的礼物。林士瀛年轻时就非常爱好京剧，曾经是民生药厂业余京剧团的骨干演员，最拿手的是老生戏。

    老人家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昨晚快9点，记者打电话过去补充询问情况，在老人爽朗笑声的背景音里，还传来京剧老生铿锵有力的唱腔。

折翼

天台也有远征军老兵，袁祥斌爷爷

美丽的错误

      天台的袁祥彬爷爷也是远征军，他是远征军新六军情报队的队长（少校），我们热切希望各级领导也能去看望下他和天台的各位老兵，希望给他们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林华强

天台的张崇友老人也是远征军，同在战车营，也是坦克车手。

一诺千金

天台32 袁祥彬★

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其它情况：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一诺千金

南京电视台记者通过小女孩李艳秋找我，说：我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袁祥斌老人两次受降日军的口述史。他们希望采访袁祥斌。我在南京只见过李艳秋一面，晚上。她很漂亮，阳光。她居然给我买一碗面条！请我吃饭！所以，我非常希望帮助她。
袁祥斌这个人物，其实特别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清楚，更何况，最近，歌手陈坤，韩红，还有《新周刊》的主编孙冕也刚刚采访过他。
我以前在新浪博客里写过他。
八年抗战他都参加了，上过黄埔军校。至今不签字，不认自己有罪，所以，不能领取每个月500元钱的补助款。他是我在中国大陆见到的最有骨气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参加过抗战老军官。
袁祥斌是远征军的少校，没有参加过一天内战。
解放以后，入狱到1989年，才从青海监狱放回。他入狱将近31年！
他家有300多间房子，5百亩土地。刚刚解放，全被分了。
他参加过1945年9月9日的，两次受降日军的仪式。这点，教科书里都没有。
我再发表一遍以前发表过的博文，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

一，90岁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被遗忘是理所当然的

我到天台第一天，林华强先生、范许洋先生领我去采访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老人。我一直在思考“袁祥彬”这个人物。我后来总结这个人物，他应该是：
“我们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不屈不挠、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代表性人物。”
另外，90岁的中国远征军少校袁祥彬先生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亿万民众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的象征。”
——这个人物太出色了，只能用万千中国抗战将士的“象征”来形容。
我们采访他两个小时，我记录6页纸。如果让我概况一下他的情况的话，我这样描绘：
一，大地主的儿子。自己自觉自愿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二，作为少校军官，扬眉吐气，亲历南京受降侵华日军仪式。
三，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自觉自愿不打内战。
四，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青海监狱被关押到1989年。
五，“我没和共产党打过”为由，拒绝在黄埔军校同学会补助栏上签字。至今，没有每月541元补助款。其实，袁祥彬家贫困到“生存线”以下状态。
六，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亲历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目睹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期间，中国社会在战争的轰鸣频率之中，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进化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国家。其中，要数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最为深重！为此，袁祥彬家从一个家产万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演变成了手无寸铁、身无分文的赤贫人物。袁祥彬的个人经历，应该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社会动荡的缩影。
七，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本浩瀚的战争历史巨著，那么，浙江天台县这些亲历抗日战争老兵的自然消亡将是这本浩瀚巨著的最后篇章。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伴随着战争，走到今天的。抗战的胜利，不是一个党派的胜利，一部分军队的胜利，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国家博物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军事博物馆、台湾电视台、台北博物馆、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浙江档案馆、云南电视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派人前往浙江天台采访最后的抗战老兵。
但是，笔者推论：绝对不会、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团体会派遣一个摄制组、采访队、研究组去采访浙江天台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天台抗战老兵虽然还苟延残喘地活着，却已经被彻彻底底地遗忘了。原因很简单，战争历史是一面镜子；战争历史也是一部教科书：
“正因为中国人不尊重中国人，所以，日本人敢以1/400的人数比例，占领中国大好河山15年！我们中国阵亡380万军人！我们同胞死伤3500万人！”
笔者去采访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时，浙江天台的林华强等人已经多次采访袁祥彬了。林华强还做了详细的记录。笔者只是补充一些内容。

袁祥彬，1921年7月6日生人。农历是6月19日。
袁祥彬的父亲是大地主。这个地主有多大？笔者目睹了，袁祥彬家仅存的一片房产：就有延绵天台县城里的200多间房子。当地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抗日战争前夕，浙江天台县要盖一个图书馆，找到袁祥彬家。袁祥彬父亲当时同意拆一片房子，建设图书馆。据说，现在的图书馆还是袁祥彬家的原址。”另外，在袁祥彬家的二楼，我采访袁祥彬的时候，他手指不远的小学校，说：“那是拆我家几十间房产的基础上，建设的小学校。”我能看到小学校现代化的建筑和宽大的操场。
我采访袁祥彬时，他家的一片房是1900年建筑的。一百多年过去了，一派陈旧。
我和林华强就在他家的小楼上采访了他。他娓娓道来：“这间房子，为什么留给我？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我和一个同乡在上海学习裁缝。全国解放了，这个同乡当了农会主席。我家200多间房子全被分了，这个农会主席说，给袁祥彬留一间吧，他打过日本。就是这样的理由，才有这间房子。”
刚解放不久，逮捕国民党残渣余孽袁祥彬之前，他把女儿送人了。至今，杳无音信。
现在，袁祥彬的儿子在乡里种菜，全家就依靠种菜微薄的收入生存着。举步维艰。

说到袁祥彬的祖父，袁祥彬来了热情。他说，他家是清朝末年从河南搬过来。他的祖父在上海还开了书院。他的祖父在1905年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袁祥彬说，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
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
袁祥彬说，祖父参加的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清政府四处追杀同盟会的成员。为了躲避，祖父把上海的书院变卖了，全家搬到浙江天台以防备不测。
袁祥彬说，有人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军阀割据，不是同盟会能左右的。
袁祥彬认为，其祖父投身孙中山的同盟会十几年，是前赴后继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祥彬分析：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中国的国情依旧是军阀割据。所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袁祥彬说：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指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由日本帝国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两国军队鏖战八年，至1945年9月2日，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抗战结束了，中国才初露统一端倪。
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强调：“抗战，是中国社会脱离封建社会，迈入近代社会的一次社会动荡、社会重组、社会革命、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

笔者一边采访眼前贫困得一无所有的袁祥彬老人，一边想，英国人有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富人可能在一个早晨就能诞生。但是，一个贵族的气质，却要三代人才能培养成。”而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也是如此，他虽然穷的“叮当作响”但是，并不妨碍他深受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其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在世界四大军事名校黄埔军校所受的根深蒂固的教育。
90岁的袁祥彬是十分有思想，有见地，有主见的人物。
袁祥彬坚持不在“黄埔军校”登记表上签字，是因为，他坚持:“我抗日战争胜利就回家了，我没有和共产党打一枪。我为什么承认我有过罪行？”他不签字，就没有每月的541元黄埔军校老军官的补助。可是，他确实，太贫困了。
看着眼前的袁祥彬，我不由得想起中国的至理名言：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富以辱，不如死以荣。”

二，1945年9月9日受降日军仪式有两次

袁祥彬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我摘几个，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
袁祥彬回忆：我分配到廖耀湘新六军军部。其实，新六军连一个师的兵力也没有。当时，我整天和廖耀湘军长，李涛参谋长在一起。
远征军作战胜利以后，部队回到云南曲靖。当时，把妓女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美国兵也去。袁祥彬笑着说：“中国还真有这样的军队。太艰苦了。远征军军人经过两次赴缅作战，多数军人都牺牲了。太惨烈了……。”
我作为记录者，似乎不应该记录上面自然段的内容。似乎是在给中国军队、中国士兵抹黑。但是，笔者以为：“中国人应该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理解中国人。中国人应该首先爱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比方：皇帝，他“三宫六院、72嫔妃”——82个老婆！可不少中国民众就认为：“他是皇帝，所以应该有82个老婆！”
比方：贪官污吏就应该七姨太、八姨太。士兵“触及”一下，就应该被枪毙。
比方：不发民工工资、民工的性压抑，从来没有一个学者研究过。农民工自杀，好多人认为“因为他是农民工。所以……”
比方：煤矿瓦斯爆炸，农民工死亡几十。有人认为：“因为他们是农民工。”
比方：从放牛娃蜕变到“五毒”县长的浙江省天台县原县长梁俊，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被判13年。好多人默认：“因为，他是县长！所以……”
比方：北京的“天上人间”，在最严厉的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生存数年。贪官污吏去嫖娼，挥金如土。很多人认为：“天下，就是贪官污吏们的。所以许州官放火，不能百姓点灯。”
比方：中国共产党原天台县委书记周学锋受贿、挪用公款400万，获刑16年。可是，他和普天之下的贪官污吏一样，在腐败的初级、中级阶段，是受到保护的！因为他是书记！
比方：浙江天台这些曾经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抗战军人无人理会，好多人会认为：“他们曾经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所以……”

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还讲了一个故事，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受降侵华日军仪式，实际上是进行了两次。
袁祥彬回忆，在南京的两次受降日军仪式，他都参加了。
第一次，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受降典礼。当时的南京城一派欢腾景象。
    袁祥彬的部队是从云南乘坐美军运输机先到湖南的芷江，监督来洽降的日军。然后，再乘坐美军的运输机空降南京。当时，他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军姿威武，百姓欢呼。
当时，我们新六军是第一批开进南京城的。我们乘坐的是投降日军的卡车！
南京的老百姓都在马路两边欢呼雀跃！燃放鞭炮！往我们的军车上扔香烟！鲜花！
作为少校军官，袁祥彬按照上级指示，把他的部队部署在中央军校礼堂的门口。
　　兴高采烈地重温胜利时光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回忆：
8点52分，何应钦率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空军司令张廷孟入场。
　　8点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引导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入场。他们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正是上午9时。
　　9时15分，何应钦命冈村等人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
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回忆，第二次受降日军仪式是：1945年9月9日下午三点。地点是南京市新街口的十字路口。第二次受降日军仪式是面对南京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民众的！中国受降军官是何应钦上将。侵华日军投降代表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搭建的大台子上，长时间向中国民众鞠躬认罪。
中国的老百姓都海啸山呼：“——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
第二次受降日军仪式刚刚完，接下来，是受降仪式主席台上的何应钦检阅中国军队。新六军袁祥彬少校遵照长官的命令，指挥他的营以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主席台，接受南京民众的欢呼。用远征军少校袁祥彬的话叫：“中国军队大游行！”
90岁的袁祥彬两眼放光地说：“自豪哇！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无数人牺牲了呀！”

90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祥彬回忆：
不久，是侵华日军的撤退。日本人走不了，老百姓围着打，往他们身上扔东西。
袁祥彬回忆，接到命令，日本军人被控制起来。他们身上所有的物品要放下。
日本人打出横幅标语：“向中华人民借路，送难民回家！”
90岁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说：“日本人打出这样的横幅标语，日本人很是聪明。”
袁祥彬还说：“日本人集体性很强，命令下来，马上放下枪。集体回家。”

抗战胜利以后，袁祥彬随新六军到了上海接收侵华日军海军司令部。

内战爆发前，廖耀湘将军请袁祥彬和上海煤气大王的三个孩子吃饭。其实，这三位都是袁祥彬的战友，都是自觉自愿投身抗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都是校官军衔，还都参加了远征军第二次赴缅作战。这三位的名字叫：谢伯年，谢椿年，谢永年。
不久，廖耀湘担任沈阳东北军司令。他们四人要求退役，廖耀湘批准。

三，林华强先生采访袁祥彬记录

下面，是林华强先生笔下记录的袁祥彬资料，转载如下：
袁祥彬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袁祥彬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衔少校，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日本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
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马隐（谐音）、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
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20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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