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老兵袁祥彬

林华强

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马隐（谐音）、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 本帖最后由 林华强 于 2009-12-11 15:08 编辑 ]

林华强

黄金甲

不知道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老兵

abracadabra

新六军的，强将手下无弱兵。祝老人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