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非回忆录之四：在受胡宗南控制指挥的日子里

褚留香

陈克非遗著



五、在受胡宗南控制指挥的日子里

各部队陆续到达成都附近以后，整天不是来电话说吃饭穿衣着鞋等问题无法解决，就是报告要求补充弹药器材装具等问题；不是说部队得不到联络，就是说眷属还没有找着。所有这些，都是事实，需要解决而都无法解决，只能长吁短叹，徒唤奈何。
12日晚饭后，第十五军二四三师师长段国杰来看我，段说：“今天曾见到多年前的老长官张钫先生，我还到他的儿子张光居的寓所。”我当时听到“张钫”这两个字，就倍觉“神往”。由于1930年蒋鼎文驻军洛阳，我任连长时曾住过他的家乡，那时他曾赠送给第九师燃料和灰面；又于1948年去南阳时，曾看到过他写的八幅尺屏写得很好，在我头脑中印象很深，但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因此为了敬老好奇，就邀同段国杰一道去看他，段作介绍后彼此客套了一番，谈话逐步转为谈心。
我问：“在这兵慌马乱时期，张老先生怎么还能安心住在这里呢？”
张说：“是我大半辈子过的戎马生涯，兵慌马乱是见惯的。这次在成都，蒋老头要胡宗南和共军作一次决战，我准备到灌县去，暂避一下，待时局平静再回。”
我问：“灌县距此多远？有什么条件能使张老先生得到安全呢？”
张说：“灌县距成都虽仅百多里地，但是接近山区，非军事必争之地，且那里有我的朋友邓锡侯的部队，他们具有地利、人和的条件，对我的生命保全和生活安排，是不成问题的。到情况紧急时，我就作如此打算。”
我问：“张老先生和邓锡侯既是老朋友，当然无话不谈，尤其在这种时候，遇事要讨论商量也是很自然的。外间谣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已联名通电起义，不知果真有其事否？”
张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联名通电起义的事是真的，不是谣传。我自己有个儿子（张光居）当团长，就是在邓锡侯那里起义的。起义的日期是在蒋老头走的的第二天（12月9日）。”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以严肃而慎重的态度接着说：“克非兄啊，我们的蒋先生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没办法了。你看共产党的军队由西北到东北，进了关解放了北平，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又打败了，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席卷两湖、两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政府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依我看来，是完了，没办法了。这不是我为共产党当宣传员，因为植材（指段国杰）过去同我是同事，现在他是你的部下，直接间接都是一家人，为我们自己本身利害的关系，不妨说说知心话。”说到这里，他又表现了有点紧张的神气，转过弯来谦虚地说：“毕竟我是一个军人的性格，说话总是有些颠三倒四，不妥之处，还请原谅。”
我说：“张老先生太谦虚了，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你所谈的都是事实，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尤其你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更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军人，还望张老先生多加指教。”
谈到这里，彼此又客气了一番就告别了。张所说的话，使我感到越来越不安宁，像是心中失去了主宰似的。从命令公布部队归胡宗南统一指挥后，胡总部对我部战力调查统计，催报很急。我为了整理部队，掌握现有力量，以便承担新任务，就由成都到郫县去（兵团司令部在那里），积极进行调查整理，开会（整编会议）训话等等。这个时候主要的问题是“吃、穿、打、走”四个字，很难得到解决。那就是：如果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部队会饿死；如果穿衣的问题不能解决，要过这严冬就会冻死；如果打仗，武器不能补充，要来担任作战只能送死；如果走路，不发鞋子，既无后方，又无来源，就会拖死。
当时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胡宗南却不管这些，而只照他自己兵团的力量来衡量别人和给予任务。最使我一生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胡宗南亲自打电话给我（约在1949年12月17日至20日之间）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解决邓锡侯的部队。我（胡宗南自称）部负责在明天拂晓解决刘文辉的部队。扫清内忧，便于尔后作战，免除内应外合之隐患。”我听了这个电话，顿时感到张钫同我谈过的他同邓锡侯的关系和情况，有所顾虑。因答说：“报告胡先生，我初到此间，忙于对部队的调整和琐事的处理，对友军（邓部）的兵力位置和实地情况还没有注意了解。事前不明企图，临事又匆促，这样去扑灭邓部，无异打草惊蛇，恐怕不能达成任务，还请考虑。”胡宗南听到我这么回答就说：“你们的驻地同邓锡侯的驻地不是靠近的吗？部队邻近的情况难道都不清楚吗？”我回答：“我们的第十五军和一一八军虽是同邓部相距咫尺，但都忙于自己的事，只知那里是友军，却没留心共有多少部队，我想隔一两天，只要我们不动声色，他也不会跑掉，我们把情况摸清，一举扑灭，不是更好些吗？”胡又说：“照你这样说，如果今晚准备，明天拂晓动手是没有把握的了。那末，如果隔一两天他不跑的话，你部解决他们有无把握呢？”我说：“我部虽残破不全，但解决邓部的力量还是有馀的。”胡说：“现在这样决定了。解决邓部的责任由你部负担。至于时间的迟早，总以‘共匪’未接近成都以前为妙，要保守机密，妥为计划，愈近愈妙，越快越好。”又说：“我同你在电话中所说的话和所交给的任务，就是命令，不另行文了。”说到这里，又慎重地问了一句：“你对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请你复诵一遍。”我只好回答：“刚才你所说的话和所交给我的任务，我绝对负责，请放心吧。”胡又说：“我还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顾总长上飞机去台湾时说希望各将领在保卫成都的战斗中，予‘共匪’以重创，一定要获得胜利。我也想只要我们在蓉的各将领胆大心细，勇敢作战，冷静头脑，捕捉战机，是可以打个漂亮仗的。”我答：“有胡先生的卓绝指挥，又有你部养精蓄锐的生力军，占优势地形，以逸待劳，以静待动，‘共匪’来攻打成都，无异以卵击石，我军定可操必胜之券。”胡在电话中哈哈大笑了几声，然后说：“言归正题，请你好好准备，开动时给我来个电话报告。”
我接受胡宗南的这个任务（负责解决邓锡侯所部）时，思想上的负担很沉重，当时有着这样几个方面的顾虑：
（一）对胡的方面：我过去没有在战场上同胡一起搞过，只闻人言胡宗南是一个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骄傲、虚伪、狡诈，因而在归他指挥后，只好采取坚强、忠实、诚恳、忍让的态度来对他。他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听说他的个性非常倔强，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在他面前讨价还价，只有忍让接受。将来在成都的保卫战，也总是凶多吉少了。如果是稍有把握的话，为什么“总统、总长”都飞到台湾去了呢？且胡对友军一向是采吞并政策发家的，对我难道又会放得过吗？
（二）对邓锡侯的方面：过去曾听人说邓锡侯的绰号是“水晶猴子”。张钫又告诉过我邓部他们有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也曾听过人说四川各地都有袍哥，什么大哥、二哥、麻子哥到处都是，四川的军政要人都是袍哥的大爷之辈，得罪不得。现在胡宗南要我解决邓部，我本身却是泥菩萨过江，何况我的驻地属于地方势力范围，日常军队生活供应都是仰给于地方政府，一旦同邓干戈相见，自己所部的吃饭问题，马上就会发生困难。而且邓占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我如果贸然从事，那无异自掘坟墓。加之将来的军事能否获得胜算，还很难推断。如果同邓一动干戈，则将来的成都保卫战如遭受失败时，岂不是自己先来挖断逃生之路吗？
（三）对自己的方面：过去自己的战斗力量，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从川东白马山部队被隔断后，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现在自己所指挥的部队，虽有几个军的番号，合共只不过是几万人，且多支离破散，一些残兵败将，已是惊弓之鸟了。自身难保，怎能担当保卫成都的战斗任务呢？将来无论是打还是走，据各部的调查实力所报，非经相当时期之整顿训练，打则没有力量，走则没有条件。如果同刘、邓他们搞得好的话，到万一失败时，还可以暂时向他们这方面靠一下，否则就将不堪设想。
（四）对解放军方面：过去是内线作战，人数少，装备落后，地方的条件差，在军事上仅在零星据点活动。现在是外线作战，人数多，装备现代化，力量大，地方大，条件好，很明显的是要解放全中国了。
以上几个方面的顾虑，使我打不定主意。这时，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所部在解放重庆后，继续北向成都；由西北南下的第一野战军贺龙所部也已节节逼近，情况吃紧，度日如年。
12月20日左右，传闻解放军已到资阳、简阳，已发生战斗。因而对于我负责解决邓部的任务，胡宗南也就放到脑后了。但部队的吃、穿、打、走这四个字在我思想上不但一时一刻没有忘，而且时时刻刻都是为着这四字而更加苦恼起来。
这时我自暗想：如果不打不走，和刘、邓他们搞在一起，在这严冬季节，总可避冻饿吧。无奈和刘、邓他们素不相识，而局势却又不容模棱两可。正在举棋莫定的时候，张钫去灌县经过郫县时又见了面，因托他向刘、邓、潘三位介绍（写了一个普通的应酬信），采取黄天霸拜窦尔墩的态度，于12月21日派副军长段成涛到彭县去向刘文辉、邓锡侯作试探性的联系。与此同时，胡宗南又以成都的保卫战情况告紧，电话要我于21日上午8时到总部开军事会议。接电话后，我想这个军事会议是对谁呢？是对邓还是对共军吗？因而在我思想上又反反复复地想了大半夜。
21日一早，我就通电话询问罗广文是否也去胡总部，得知情况相同，于是对解决邓部的顾虑就去掉一半了。彼此相约准时到会，不料我们到达胡总部时，胡宗南却已先我们半小时到新津召集他自己所部师长以上开军事会议去了。在这情况紧张、人地两疏的场合，我们真感到进退两难，历时如日。我们看到胡总部官兵的行装都是动的姿态，驻所零碎纸片满地，室内除参谋处壁上还有几张地图外，其他房屋，类近洗劫。罗广文向我低声说：“看总部这种征候，似乎有要向哪里移动的模样。”我向罗回答说：“我有此同感。”
我同罗广文一等再等地过了半天，罗约我到附近找餐馆，装饱肚子回到总部再等。在这等待的时间内，我们走到参谋处作战科的房内，向他们告诉了来历，那些参谋们，对我们倒很客气。我们就利用这个好机会，想掏取一点情况，作为同胡宗南见面时的谈话底稿他们当时认为我们都是兵团司令官，又是归胡宗南指挥的，算得是自家人，应该可以无话不谈，因对我们把贴在壁上的地图（三大幅）都作了介绍。这几张地图的情况，就是这次成都保卫战的三个作战计划的腹案。这三个作战计划腹案的精神，据我的回忆是：
对敌情的判断：
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所部虽号称数十万，年来补充，都是强拉各地的农民和部分老弱俘虏，且经我各友军的打击，受创颇重，从重庆得手后，继续北向成都，为势固属猖獗，但实力已是不强。
敌第一野战军，贺龙所率约十馀万，由西北南下，以威胁我的侧背，期收腹背夹击之效，为其主要之企图，然长途跋涉已是疲乏不堪。
对敌作战计划：
第一案：以现有的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发扬我军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把握战机，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对这第一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既是内线作战，又是被动，很易挫伤士气，且粮弹无来源，援兵又告断绝，不宜采以守为主。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使来犯之敌到处碰钉子，并以攻为守，促敌受创到败。”
对这第二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目前情况是敌情嚣张，又加敌众我寡，攻则易折，守则易衰，不宜采取攻守兼备之策。
第三案：为了便于我军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实行背进，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部第十五兵团，陈克非部第二十兵团）向敌后（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敌主力回头，而使我主力军向西康背进之确保安全。
对这第三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趁敌第一野战军之主力尚未到达，目前尚未形成紧密合围，第二野战军后方空虚，如以两个兵团大胆东向，是出敌意表，定可长驱直入，促使第二野战军之主力不能不回头，而达到我军之安全向西康背进，这是策之上者。”
以上这三个保卫成都作战计划腹案的情况经介绍后，使我们的心中有了底。又同参谋们还谈了一些别的情况，以消磨等待的时间。忽然听到汽车喇叭声，有人说：“这是胡先生回来了。”我当时一看手表已是五点钟只差几分了。
罗广文和我听说是“胡先生回来了”，便都快步走向屋外，看到车子有一长串，情形紧张，威风凛凛。我们向胡的办公室走去，车子也到了，胡下车后，先向罗握手，再紧握了我的手，并问：“你们两位来多久了？”我们同声回答：“我们是今天上午八时遵命就到了这里，等到现在。”胡当时以长官上司的态度，但又强作谦虚地说：“两位久等了，很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确有事。”这时，胡介绍了参谋长罗列同我们认识。接着他一手拉着我同进他的办公室，忙叫请坐，并作亲切的口吻说：“现在时间已是五点多，我们大家的肚子都饿了，还是先吃饭，后谈事吧。”
吃过晚饭后，胡宗南、罗列、罗广文和我一同进入一间图案资料房，由罗列在地图上对我们作了“敌情的状况判断和我军对敌作战的几个腹案”（就是我们在参谋处作战科所了解到的那三个计划）。胡宗南显着很得意的一付神气，向我们发问：“罗参谋长所作的敌情状况判断以及我军对敌作战的三个计划腹案，是否可靠，请你两位多提宝贵意见。”罗广文说：“敌情部分同意罗参谋长所作的状况判断，我军对敌作战的三个计划腹案，我认为以第三腹案比较主动，要稳当一些。”我说：“除同意罗司令官的看法之外，我还以为决心要大，动作要快，我不犯敌，敌必犯我，我先犯敌，敌必怕我，要先声夺人，要先机制人，要有所舍，才有所得。”胡宗南听到我的回答后笑着说：“英雄所见相同。”他还用右手紧握着我的手，同时翘起他自己的左手大拇指说：“老兄是胆大心细，真不愧我们黄埔的当年革命精神。”并连着说了几个后会有期。又很亲切似的向我说：“你现在有什么困难问题没有？”我说：“目前最感迫切的问题是人的食粮和武器的食粮。人的食粮，在作战期间，还可因地给价就征。武器的食粮（三○三步机弹）可就有钱也是难得买到的东西，又是无法向友军借贷的。不知胡先生这边有无这种口径的步机弹，如无是项弹药补充，第二军就确属无法继续作战了。”罗列就接着很慷慨地说：“三○三装备，据兵站表报所存不到四十万发了。第二军既如此缺乏，当可分给一部分。”胡宗南当时就对罗列和我说：“要我们兵站分拨二十万发给二十兵团，须即晚自己车运补充。”接着胡宗南对罗广文和我作了严格的交代说：“你们两个兵团向东挺进时，归罗司令官统一指挥。从明天起，多派小部队佯动，24日两兵团全部东向敌后（重庆）挺进，吸引第二野战军之敌主力回头。我军主力亦于明日起开始向西康方面背进，尽诸般手段于24日全部脱离战场。明日正午向总部电话联络不误。”我们都回答：“遵照胡先生面谕行动，希望补一书面命令。”至此我们就告别出来了。
21日星夜从胡宗南总部回到郫县后，据派赴彭县同刘文辉、邓锡侯取联络的第二军副军长段成涛面报：“达彭县后首先见到邓锡侯，他们都住在一个古庙里。我对他们表达了司令官派我来联络的大意后，他们对司令官派人同他联络表示非常欢迎，并说当尽可能本地主之宜相助。对我也很客气，好像是知道司令官派我去的用意似的。他们还介绍我同在他们那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的代表人朱德钦以及陈离、牛范九等人在一起谈话很久，说向人民起义是光荣的，党的起义政策是不变的。这时我考虑，司令官派我来取联络，为的是彼此不要发生无谓的冲突，为二十兵团今后在粮食方面得到点帮助，却未交代有关起义之意。但又想，既来了，只得权且听之，回去报告司令官就是了。朱德钦、陈离向我说，人民解放军各方面都已逼近了，如向人民起义，限三天之内作答复。我只得回答他们说我回去把情况报告我们司令官，三天之内一定作答复。去彭县的经过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听了段成涛的报告后，当夜在思想上有几种顾虑，开展了急剧的斗争：
（一）不起义，一直打到底吧？胡宗南的保卫成都作战计划第三个腹案，早已确定了，决心牺牲小部（十五、二十两个兵团）救全他自己的大部，要我执行所谓和敌后挺进的任务，明明是把我作牺牲，这无异想从虎口中来逃生，还能打到底吗？蒋介石、顾祝同他们都早已逃之夭夭了，我又还打他个什么呢？讲革命吧，不过是他们要别人为他们卖命，无数事实不是很明显地告诉过了吗？即以最近的事实来看，如在巴东、建始间作战时，官兵肚子没有饱，他们问过没有？现在已是严冬季节，士兵身上穿的还是单衣，他们看到没有？老百姓的妻子儿女离散，怨声载道，难道不是他们所谓革命的结果？如果不起义，再打下去，恐怕连自己的脑袋都要革掉了。谈关系吧，我在这个部队已二十年有馀，官兵无异于自己的兄弟手足，军官佐属的随军家属也如同自己家庭中的老幼。现在我个人的妻子儿女飞逃台湾去了，而他们却还被隔断未取得联络。如只顾要打，却不顾随军家属老幼的生命，于心何忍，实在已是走不得，也更是打不得了。
（二）调转枪口，向共军起义吧？远且不说，目前总可暂避冻饿和牺牲，并可找寻随军家属，既能使老幼团聚，又可免骨肉分散。应不应该起义，这个问题，是目前整个兵团存亡的关键问题，是几万人的祸福生死所系。我和共产党无从往来，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这个决心很难得下。自己总认为二十馀年来所在的部队是革命的，自己本身也是革命的。今天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都是革命，大家在一起革不是更好吗？向革命起义岂不是很好吗？革命是应该的，向革命起义更是应该的。但是要怎样起义呢？所谓起义只不过是表面上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名词，实际上还不就是打输了向对方投降。投降是多么可耻的事啊！无奈大势所趋，情况所迫，也只好是起了义再看吧。
想来想去，毕竟还是下不定决心，便也同时还是作不起义的准备，决定明（22）日上午要副军长段成涛（因参谋长托病离职了）电话通知各部团长以上到兵团司令部开会。准备贯彻胡宗南所给与东向敌后挺进的命令，出敌意表，吸引第二野战军主力回头，以便我主力军向西康安全背进。开会的主要内容是，是打算以师为单位，从22日起各派出小部队向当面之解放军佯动，以眩惑解放军。在出发前，准备轻装，把笨重的东西一律焚毁。所有重兵器，如山炮、战防炮、重迫炮等一律准备毁坏。不能走小路的骡马准备一律枪毙不资敌。各军、师的汽车，准备一律开到赵家桥焚毁（所有轮胎拆卸携带以备将来作渡河材料之用）。各部务于23日以前作好各项处理的准备，另候命令贯彻执行，并准备24日出动。但同时也还是嘱段成涛注意彭县方面的情况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