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村 的 记 忆

陈邦杰

乡 村 的 记 忆

   
    父亲的谢世，那个生我养我的故乡，确切地说那个生我养我的乡村，对于我就成了一种记忆。

    现在算来，我离开乡村已有三十年，尽管在这三十年里，我走得并不远，或者确切地说只是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去居住。家里有老人在，即使我在另一个村子里，乡村有我的最亲的人，我的根还在，我还能算乡村人。爸死娘葬，好像风筝拉着的线断了，就没有了根，乡村就剩下一幢装着记忆的老房子，真的就成了一种记忆。

    每当夜深人静，每当急风骤雨，每当清晨、黄昏命运的小息，就是即使在喧嚣的白天里，我也常会想起我的父母，想起那个记忆的乡村。也许我真的老了，怀旧是返程的路，是衰老的开始。世界是个大圆圈，人生是个小圆圈，世界万物生命的历程都是一个作圆圈的过程。地球自己作圆一周叫一天，月亮绕地球作圆一周叫一月，地球绕太阳作圆一周叫一年，太阳又绕银河系、宇宙作圆……而人绕地球作圆一周就叫一生。人从幼年到少年到青春时代，是生命上半个圆，就好像地球的春与夏，不断地向外发射能量，人生就像哥伦布总想去探寻新大陆……而从中年到老年，就是人生的下半个圆，就是秋与冬，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寻找着返程的路。所以尽管你走得多远，最终你都会踏上一条回乡的路，一条记忆返乡的路。

    我的乡村是天台县西部腹地：平桥镇张思村。我15岁前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留在我记忆里，那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乡村，古木参天，始丰溪似玉带缠绕，美不胜收。关于故乡风景的美丽，我已写过一篇《故乡纪事》，也不多叙述，我记忆中的故乡更有一种文化的美丽。

    我在乡村时，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对于我，对于共和国都是蒙昧的岁月，但那时乡村的美丽却是原汁原味的。我的村子有近一千户的人家，近三千多人的人口，在天台西乡能算大村之一。我们村子里有小学、初中，七十年代中期还办了个“五•七”高中，称张思学校。我们村子里的小孩都在张思学校念小学、初中，直至高中。张思学校是一个老祠堂改建而成，就在村东南面，我读书时，有十来个班，五六百个学生，不单一是张思村学生，邻近村子也有。那时没有高考，夏季高考是我初中毕业那年1978年恢复的，没有高考的学生时代也是快乐的，尽管没有所谓的远大理想，但也没有过份为学习而担忧，快乐地过着每一天，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事。

    现在想起来，尽管我出身在乡下农家，尽管当时乡下农村家家户户家庭条件都差，几乎到了食不裹腹地步，吃得是杂粮，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但我们的童年都是快乐的，我们的快乐来源于我们生活的简单，没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多的压力，来源于我们能够自由地玩耍。我在童年里玩过很多的游戏，从“过家家”、“追洋山”、“赢纸拍”、“蜂盯赖”、“造洋房”、“打纸牌”、“走棋子”、“丢石子”、“捉迷藏”……。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甚至连电也没有。所有村子里的孩子在放学后，特别是寒暑假，不会呆在家里，听话的孩子去拔猪草等，帮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大多数的孩子则是避开父母的管教，去“疯玩”。
   
    在童年里，如果我们俩人，就玩“走棋子”、“造洋房”、“赢纸拍”、“丢石子”的游戏。“走棋子”有走“五子棋”、走军棋、象棋的，五子棋是围棋的初级阶段。“造洋房”是在石板地或操场上，用笔划出几间地基，而后一间一间用脚蹩脚弓地去造，当然也有一些设定的规则等。“赢纸拍”、“丢石子”也大同小异。如果是一帮人，就玩 “打纸牌”。“打纸牌”就是现在打扑克，只是那时的扑克我们没有钱购买，是自己用纸做成“纸牌”，所以叫“打纸牌”。如果是一群人，我们就玩“追洋山”的游戏，把伙伴们分成两组，一组扮警察，一组扮小偷，小偷组分头跑开或躲藏起来，由警察组去追捉，直至一个一个全部捉回来。再反过来小偷组扮警察，警察组扮小偷，不停地循环。玩游戏就有胜负，胜负就要有兑现，就成了“赌博”，那时我们输赢赌注是几个“鼻头”，胜者可刮负者的鼻头，称“刮鼻头”。慢慢地赌注就大起来，发展到后来一篮猪草、一粒糖，甚至也用过钱的。那时的“赌”事实上是一种竞争，是智力和体力的竞赛，而且它不停地更新换代，象现在的流行歌曲，游戏形式也不停地变换着潮流，它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乐趣。

    不过玩归玩，对学习我们却还是不马虎的，尽管那时是贫下中农办学校，学校也是属村子里自行管理的，老师也大多数是村子里村民，教书和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一样采取的是工分制，年终以口粮结算。但老师们教育也是不马虎的，当时我们学校也有早自习、晚自修的习惯，老师们备课也是认真的，不过当时教学理念是让全部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也不仅只看分数，而是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重视德育体育教育，如果一个学生，你学习成绩最好，如果思想品德不好，就连升级升学的机会也会失去。所以学习也不只停留在课堂学习上，每星期总会抽一定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到工地、到田野去参加劳动等，向农民、向工人学习劳动技能等。在学习方式方法上，老师也总是把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搭配在一起，编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让学生们自己相互学习，晚上也不一定要让学生到学校去夜自修，而是让一个个学习小组在家里组织夜自修。记得我是编在第八学习小组，由班级里四个男同学组成，在晚上，我们轮流到一个同学家里夜自修。那时村子里还没有电，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四个人名义上是做作业，晚自修，实质是聚在一起玩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四人坐了一会就约好去田野抲鱼、抓黄鳝。那时田野上稻田旁的坑沟里有很多鱼，特别多的是泥鳅、小鲫鱼、黄鳝，而晚上又是黄鳝出洞纳凉的时候，所以只要有一个手电筒或者火把，再加上抓鱼用的鳗剪或刀子就可抓到好多鱼。我们四人一个晚上一个小时下来，都能抓到二、三斤的鱼，而后送给或卖给村子上爱吃鱼的大人，大人们也高兴，所以我们也乐此不疲。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把一条蛇也当作大黄鳝给抓来了，交给大人们后，大人们说，你们胆子大，竟把蛇也给抲来了。我们一看果然是蛇，大概抲时黑灯黑火没看清，看到蛇后我们倒是很怕起来，还算幸运，当时抲时没让蛇给咬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想想更觉得怕。从那次后，我们就很小出去抲鱼了，毕竟那时黑夜的田野尽管对年少的我们充满着诱惑，但也有让我们惧怕的东西存在。我们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在家里看书读书罢了。

    张思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当时一直在全县名列前茅，因此也培养了很多人才。恢复高考后，我们村每年总会有一批人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目前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张思村风水特好，事实上一个地方的风和水其实是一种自然力，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就像日出日落，但懂得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风水其实是一种教育的风水、老师的风水、文化的风水。正因为教育送出了人才，所以至目前，天台县人大正式代表中有8人是张思村的人，县党代会正式代表中也有8人。全县共15个乡镇，而最大三个乡镇的乡镇长（书记）都是张思村人，张思村在天台县部、委、办、局和乡镇街道工作担任公务员的更是有近百人之多，在外地工作的更多。风水是玄乎的东西，教育和文化却是看得见的。我们村子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相传我们村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由于我们村子的地貌结构象条小船，东西长，南北窄，而从任何地方出村子都要过桥涉水的，就像船在水的中央。村子前有始丰溪，后有白湖，上有溪头，下有泉井、闸桥，都是同水系连在一起，所以也就有我们村子是一条船变的传说装点着村民的茶余饭后。不过我们村子里从族谱记载是从城关西门桥上迁移来的，祖坟就在原天台中学即现在外国语学校的地方，是叔婶西迁而发族起来。现在城关西门桥上居还有几户姓陈的同我们通族谱，都是良、炎、方、正、海的辈份，而在天台城关东门陈的辈份是建、立、达、邦、歌。在天台城关，东门陈是大族，西门陈是小族。所以确切地说我们张思陈姓是小族的后裔。
   
    不过，我们张思村从古到今一直是人才辈出的，到民国近代更是如此，在我小时候，村子里国民党旧籍人员很多，我的一个族公就曾做过民国时代很大的官。有的说七省巡抚之类，有的说南京最高法院院长。那时我年纪小，也没有去考证过。族公的两个儿子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解放后，他们一家都作为旧职人员，戴帽在原籍改造。在那些旧籍人员中，文化水平和各方面素质好的很多。也就整体地提高了我们村的文化层次。不过让童年的我们称绝的还是村子里的宣传画和毛笔字，我们村子里墙壁上原来有很多“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类的宣传图画，画的都是向日葵、红太阳之类的图案，也有很多“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标语，这些画和字逼真的程度和龙飞凤舞的程度同现在城里的美术大师、书法大家的作品比也差不到哪里去，而它们都是我们村子里村民们普通的作品。

    我们村子里的建筑文化更是让到过我们村子里的人们称绝。我们村子至目前有保存得相当完好的明清的三台九明堂的江南四合院建筑，那种出类拔萃的建筑文化，以至一直总有一拨一拨热爱建筑文化的人们去参观考证。我们村子的布局，有些像天台城的老街，也有一条像城里中山路那样的东西长街，以这条长街为中心，向外一层一层拓展开。村子里老街原都是石子弹地的，弹得很好，有各式各样的花纹，当然现在都已挖了，换上了水泥路，那些花纹什么样子也记不清了。据说我们张思村原也是有集市的。村里最热闹处也是像在天台中山路上天台老县堂的位置的地方，那是东西村、东西街的交界处，即整个村的中心地带。张思村在解放后曾分为两个村，在西边叫西村，在东边叫东村，东西村没有明显地界分开，交汇处就是东西街的交汇处，也就是村的最中心地带。村中心地带有一个戏台、祠堂和操场，原来戏台上还长着一棵古老的大树，戏台的北面是操场，南边是东西长街和南北街交汇处，正如原天台城中山路和后司街交汇于老县堂一样。当时那街上开着仅有的一家国营供销社小店，专卖一些日常用品，其中很多东西都是凭户口薄和发票子供应的。村民们习惯把中心地带那段街叫做墩头街。在我的记忆里，墩头街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着的，有戏有电影的日子，村民们都早早地自带凳子坐在操场上，边聊天边等待看戏看电影。没有戏的日子，也会有很多村民在茶余饭后或围坐在戏台的大树下，或站在墩头街上谈天说地。我印象中，在那村民们自发的聊天中，谈的最多的是国家大事，以讲大书式的，一个人在报纸或广播听来，然后到墩头街上去演讲，久而久之，墩头街就锻炼了村民们的爱国心和口才。墩头街也不仅只是大人们的世界，村子里孩子们也很爱往那里跑。尽管听的是似懂非懂的天书，但耳闻目睹惯了，就养成了位卑不忘忧国的道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共和国正是一片“红色”的年月。政治挂帅，“红色”革命，现在称之为“十年浩劫”。乡村也和城里一样，一切都“公字当头”，“斗私批修”，村民们私密的空间是很少的，村民都是生产队员，农忙时，早晨四五点钟，生产队长就吹叫子叫村民们出工。就是农闲，生产队里也总会有干不完的活，晚上村民们还要开很多会，所以每个村民是忙碌的，也很难得聚到墩头街上去，而且那个时代在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人们的思想是禁锢着的，然而张思村的墩头街却有点特别，会有很多村民有意无意地跑到那里去发发各类牢骚，也包括一些政治牢骚，讲些废话，这些牢骚式的废话也会有很多人去附和和认同。多年后，我离开了张思村想起墩头街的文化现象，我觉得墩头街就好像古罗马的议会广场，正是由于有它的存在，不但推动了张思村民主化而更多的是开阔了张思人的视野，推进了村民们的思想大解放。

    我们村子里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热爱体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篮球天台县队就有三名队员是张思村人，体育在张思村也一直是人才辈出，就在去年还有一个张思人荣获了全国级的拳击冠军。这大概也是源于张思人从小就爱玩，爱奔跑，爱竞争的缘故……

    想起乡村，我总会有回忆不完的记忆。尽管我也知道现在乡村已不是原来的乡村了，而我为什么要写原来的那些陈年旧事。也许我是真的老了，在寻找着返程的路。但我知道更有一些原因在催发我回忆往事。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后，城里乡村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为何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却骂娘。没有经过那些苦涩岁月的80后，他们骂娘情有可愿，无知便无罪，但很多骂娘的却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们也曾吃过很多物质贫乏的苦，现在物质富裕了，却并不感到幸福，感觉不如从前，要骂起娘来。这就不得不让我沉思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

    幸福在哪里？我们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过得却不幸福？想起曾有叫塞勒的教授曾做了这样的一个人性的实验，他设计了一个场景，一帮躺在海滩上的朋友想喝啤酒，刚好切尼要去附近的杂货店办事，于是，他说可为大家去买啤酒，但不知多少钱一瓶可接受？经过合计，最后出价是1.5元。切尼又问，如果杂货店不卖，而去旁边的酒店买，各位肯出多少钱？又一番合计，出价竟是2.65元。跟下来的试验，是切尼以两元的价格买回了啤酒。起初他告诉朋友，说啤酒是从酒店买来，大家听了很高兴，比预期的价格低，认为得了便宜，于是开怀畅饮；可没等大家喝完，切尼又道出真相，说啤酒是买自杂货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一个个都觉得吃亏。有趣吧，同样的啤酒，同样的花费，只要说不是买自酒店，人们幸福感陡然消失。这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在学校里常有“忆苦思甜”的教育。今天的年轻人不知，在我们那个时代，学校常有忆苦会。主讲人都是旧中国的穷人，苦大仇深，听他们讲日本人在中国如何烧杀抢夺，国民党如何横征暴敛，地主老财如何欺压百姓，辛酸的故事，曾令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泪流不止。于今回顾，当年的教育，当年的忆苦会，我们受益良多。至少，在当时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我回忆起乡村的日子，其实我是想告诉人们一些真实而生动的历史。今年刚好是共和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和国成立五十九年，三十年沉淀了什么，六十年沉淀了什么，将来百年、千年又会沉淀下什么。我是想用我自己的经历去感知它们。我作为接近和共和国同龄的人，岁月的旅痕，三十年过去、六十年过去、直至将来百年过去，沉淀在我们记忆的究竟是些什么？究竟有些什么？过去的经历或者说是过去乡村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其实是个作圆圈的过程，是非不重要，对错也不重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哪条路对了，哪条路错了不重要，最后的到达地都是罗马，最后的结果都是一生。

    我们要怎样地面对过去？怎样地面对未来？怎样地去好好生活？记得最近曾有一个学者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他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他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了《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他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学者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学者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尽管我们曾交过“白卷”，反过“潮流”，甚至逃学去疯玩，但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没有，正是我们那代失学青年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伤痕文学”大流行推动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从而创造了共和国今日的辉煌。从现在层面看，“文革”只不过是一场地震的灾难，只不过是一场“非典”的疾病流行，只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正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中国有句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这也许就是我们乡村有今天，我们中国有今天，值得我们一遍一遍回味真实而生动的记忆的道理所在。

[ 本帖最后由 abracadabra 于 2008-9-10 21:09 编辑 ]

空心竹

先坐好，慢慢看

褚留香

感谢邦杰的文章，让我对故乡又多了份牵挂。

abracadabra

艰难岁月的生活，其实也是蛮值得回味。相对富足的现在，快乐的满足感却是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深了。

芦苇笛

精彩的回忆之旅，也许衰老的到来是突然而不自觉的，但是生活还是会继续。我们的家乡，国家也许遭受着文化匮乏的考验，但人们对文化的需要却不会改变。作为年轻一代，要接好这个班是需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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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这里有多层次的因素；一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二是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三是社会治安问题，
这就好比人们的第二次婚姻，尽管现在的另一半要比原来的强百倍，但是往往会把现在的同以前的那位相比，而且都把现在这位的不足之处拿出来比。

人啊，忘性就是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们那年代的事，却也难怪。因为没有经历过，可却有我们的一些同龄人，却非常怀念五、六十年代，甚至怀念那腥风血雨的七十年代。就使人有点想不明白。他们忘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曾饿死三千万人的惨痛历史，忘记了绝大部份商品用票证的年代，而且占总人口90％的农民还没有多少票证可享受。

不错，社会治安确实是那时候好，但那是用失去自由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人们不能外出工作，因为没有证明，你不能住旅店，没有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贫富差距是不大，就是有，也只不过是你喝的粥比我稍干点而已。
现在，我认为社会上不如意的事确还有很多，相信以后会慢慢的好起来，照这样下去中国是有希望的。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能让你骂，这就是中国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陈邦杰的文章使人百看不厌，使人联想的东西很多。今天就这句话发表的点感想。

陈邦杰

感谢各位朋友，我回忆过去，其实是想寻找未来。不知已经找到了没有，恳请各位点评。

赤丸

物质匮乏的年代也许更能激发创造性。
来了就不是未来了，所以也无所谓找到不找到的问题。能找到的，大概只有看待未来的态度吧。

水碓

原帖由 陈邦杰 于 2008-9-11 09:42 发表
感谢各位朋友，我回忆过去，其实是想寻找未来。不知已经找到了没有，恳请各位点评。

邦杰老师如此谦逊，是我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