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博士---(完)

我不是律师

    以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享誉国际的李昌钰博士(Dr. Henry Lee)，因屡破奇案而被新闻媒体冠上“当代福尔摩斯”、“物证鉴识大师”、“科学神探”与“犯罪克星”等等封号，在美国家喻户晓，也是各国争相聘请前往讲学的专家，迄今已获八百多个荣誉奖项，是一位从台湾走向全球的传奇人物。

李博士曾于美国各州与全球其它十七个国家参与调查六千多起重大刑案，并经常到世界各地讲学与培训刑事侦察人员。此外，李博士还担任十种刑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已撰写出版约两百篇学术论文与二十本学术著作。他侦办过的许多刑案都成为国际法庭科学界与警界的教学范例。1998年7月，李博士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厅厅长，是美国警界职位最高的亚裔人士。

         

李昌钰简历：

      1938年  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

      1959年  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1972年  纽约市立大学刑事科学系学士

      1974年  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

      1975年  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1975年  纽海文大学刑事科学助理教授

      1978年  纽海文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刑事科学系主任

      1979年  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

      1998年  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厅厅长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十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亲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们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过了三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搭乘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湾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外出工作过，年过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储蓄又少得可怜。

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补贴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逢补补继续穿。用电也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是她一有机会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和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国小，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母亲便用省下的钱特意替我买了双鞋，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份时间都是光着脚，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事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要读书，大姊李昌云，三姊李小枫，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姊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最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出国前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一同在贫困中长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刚开始是住在大姐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目前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警政这条道路。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打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一米八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材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篮球场上花费的时间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觉醒到篮球这条路走不通时，我的学业成绩以受到影响，学科成绩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1957年参加升学考试时，表现还不错，海洋学院(即国立海洋大学的前身)，与淡江英专(淡江大学的前身)两所学院都录取了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去海洋学院报到。刚进入海洋学院就读一个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学校招生，这所培养警官人才的学院首度公开对外招考。这个消息十分吸引我，因为学员除不需要缴交学费外，还可以获得生活津贴。尽管海洋学院环境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费及生活开销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又不能一辈子靠兄姐的帮忙，因此跃跃欲试。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时，他们都全力反对。我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来他们关心我的个人安全，二来以前旧社会的警察形象很差，贪污，欺压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向家人解释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显示政府锐意改革警政之决心，而自己也可以透过报考去参与警政厅改革。

尽管家人依然反对，但是我偷偷去申请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放榜后，我幸运上榜，成为该学院首批对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学员之一，该期共招收五十名学员，警校也成为我投身警政的开始。

[ 本帖最后由 我不是律师 于 2008-6-7 22:02 编辑 ]

我不是律师

未完待续。。。。。。

我不是律师

4月10日上午，美籍华人、著名国际刑侦专家、美国康涅狄克州警政厅终身荣誉厅长、美国纽海文大学终身教授李昌钰博士受聘为我校名誉教授的仪式在下沙校区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 本帖最后由 我不是律师 于 2008-6-6 00:21 编辑 ]

我不是律师

咱学校没有分专业，研究生才有分，只是喜欢这老头，而且老是法律法律的，闷啊，来点别的调剂下也好的

七楼

年青人热情真高，半夜三更又给大家普法呢！

还有这个大法盲，这么晚了还来法律板块，你看的懂？

[ 本帖最后由 七楼 于 2008-6-6 08: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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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
      
    开学第一天，教育长及教官就对新学员训话，询问新学员为何选择警校而成为警察队伍的一员。有的学员说，是因为以往被人欺侮，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有的学员说，是因为警察很威风，能保护社会大众；有的学员说可以替将来做官打下基础。当问到我时，我就照实说，我放弃了海洋学院而选择了警校，主要是因为警校免学费，又有津贴，加上毕业后工作有保障。语音刚落马上引来哄堂大笑，但教育长及教官都对外报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绩。
    进入了警校，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完全舍弃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学习环境，为自己成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础。校方的伙食对外这个在家里只能免强填饱肚子的年轻人来说的确很丰富，随着营养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警官学校的纪律和训练都非常严格，每天清晨六点钟就吹起床号，五分钟内就要漱洗完毕并整理好内务，然后马上出操，这种训练让我养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习惯。
    除了没有放弃篮球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如柔道，摔跤比赛等，从这些课程中，我也学会了中国武术。我意识到做警察必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称职的警察，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类演讲比赛，并得到许多大奖。
    我了解到这个学习环境得之不易，除学习校方安排的课程外，我对外语也十分有兴趣，在校期间从不放过学习英语的机会，一有空就背书温习。一年后，官校订体格及纪律训练有素，加上营养变好，使我比以往强壮，此外在应变能力上的训练，使年纪刚到二十岁的我显得相当成熟。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不再为我担心。
    学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学员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员一起执勤巡逻。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派出所实习，这个派出所负责机场的治安，责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员正沿着机场旁的街道巡逻，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高速飞过，飞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顶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点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压电线杆，我便向这位经常巡逻这一带的同伴说道，这架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好像要碰到电线杆一样，他答道，这是常见的事，这里的飞机都是飞得这么低的。
    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上空“轰”地一声，接着就是连续性的几声碰撞撕扯声，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压电线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应声倒下，我来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电线杆就朝我的方向压过来，“轰”地一声倒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电线杆仍不断闪出火花，接着我又听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巨响，听起来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样，地上都有震动的感觉。我往前一看，一架飞机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间房子上，机身正毛出浓烟，房子全都给压扁了。
    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刚才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电话联络，“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
    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往里面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胶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内的人，连我自己的性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人员均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
    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来，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碗，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援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我用布将手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当时尽管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过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强调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有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总统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同时还要保持现场，维持秩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身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从而我和师长与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等，他们除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
    许多学员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与家人团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学业或事业，母亲又在国外；周末或假日时，我就和许多没有成家的同学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出外郊游，现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王长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长孟宜荪，警政署署长丁原进，副署长黄丁璨，于玉堂等都是经常聚会的同期同学，在二十四期毕业的四十九人中，目前还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务，其中多位现在已成为警界的栋梁支柱，分别担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长的职位。此外一些离开警界的同学在其他领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长暨国大代表谢瑞智，澳洲侨务委员程宗熙，民进党的活跃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们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发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六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睹，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回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现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家属的看到亲人被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了为了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伸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士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触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伸冤的证据。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虽然十分繁重，却也十分有意义。当时警政系统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许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从外国元首访台的护卫工作到刑事侦查都需要边做边学再编纳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一些过境的美军经常在台湾闹事，曾因多位美军涉嫌强暴并杀害中国女子而爆发“刘自然案件”，民众包围美国领事馆，一时反美情绪高昂。
    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我国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来领人，谁知道这个人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中国人及我的国家，我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握成拳头，气愤地指着他说：“住口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我拳头”他瞟了我一眼，用挑衅的语调说：“我就是要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样？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战，我在官校学的功夫马上就派上用场，几招就将这个高出我办截的美国大兵制伏。我告诉他：“你可以侮辱我个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国格，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虽然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着的血，总是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许多国际性会议及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时，我都处处谨慎，替我们中国人的形象着想，每遇到有人歧视中国人或贬低中国人时，我都义不容辞地反驳，为中国人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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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服役
      
    没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门服官役。我被派往金门的田埔第一线，在二十九师的一个连内担任政工官。金门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样，刚到金门，我便马上感受到前线备战斗紧张气氛。那时九三炮战刚过不久，隔日发炮，气氛相当紧张。每天天还未亮就和几百名军中弟兄一起挑石块建工事，晚上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时，独自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夜风习习，天高月明，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灰黑色山形轮廓，波涛拍打着脚下的岩石，有时还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我感慨万千，在这个宁静却又紧张的环境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刊出后，还收到一大笔稿费。当时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我就到街上买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随后，我投稿上瘾了，从散文到评论文章，我都有兴趣，渐渐地，写作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副业，我用稿费买了双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门前线时，我将自己体悟的人生哲理写成散文，继续投稿。
    虽然我是连队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战友们打成一片。不过，也常碰到一些头痛琐碎的事情，例如，连队过节时杀猪加菜，一头猪只有四条腿，但是连队里有五个排，怎么分才公平？每个人都想要猪肝和猪腰，连长吩咐要将猪肝和猪腰留给干部，我转将这些猪肝猪腰分给没有分到猪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猪肉的风波。从这些细微的事情，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属才会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旦连队里出现一些状况时，处理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一次，一个老班长想不开，手里挥舞着一颗手榴弹，口里嚷着自己有家归不得，年纪又大，后半辈子的生活没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连队同归于尽。连队的长官就叫我去劝说。这位老哥平时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很信服。我冷静地应付，耐心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鼓励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劝说，他终于放下手榴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连队的一个战友发现房间里的钱包被偷了，战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战友向长官说，李昌钰是警官，为何不让他来查案，弄个水落石出。长官认为不妨试一试，我马上将被害人的房间封锁起来，然后仔细地将存放钱包的地方周围的指纹取下。然后我请长官要求所有可能到过房间的士兵都按指纹留下纪录。经过仔细地比对，果然发现有一名士兵的指纹相符。嫌疑起初抵赖死不承认，但是当我拿出指纹来对照，他不得不供认是他偷的，而且还供出他将偷来的钱包藏在地雷区中。为了证实其说法，我们来到了地雷区，小心翼翼地越过地雷才找到了这个钱包。自此之后，弟兄们都知道指纹鉴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线从军生涯就这样在紧张的节奏中过去了。一年以来，我目睹了不少战友受伤或阵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为了利，整天做钱的奴隶，有些人为了名，整天奔个不停，有些人为了权势，绞尽脑汁，有些人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势，但是仍不肯松手，为什么人要这样自私？正是许多人自私自利，而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知足，都能适可而止的话，也许人生会变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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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更新了内容，怎么没有人看呢？？

一诺千金

七楼

太长了，大家从小读书读怕了，到这来的都不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