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州区域文化对陆蠡人格及其散文风格的影响

天台子

陆蠡（1908——１９４２）原名陆考源，字圣泉，浙江天台人，散文家，翻译家，抗日烈士。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著名散文作家，他留给文坛的作品只有十二万字。陆蠡牺牲后，友人们写过不少回忆、悼念性的文章，但对其散文创作的研究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流逝，陆蠡和他的散文也渐渐地被文坛所遗忘了。直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蠡的散文才又开始被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散文选本收入。１９８３年４月，民政部追认他为烈士，此后，有关陆蠡的研究文章不断出现。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作家作品研究，陆蠡散文研究还显得相当寒碜、单薄，与陆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应有的地位不大协调。巴金说：“要是他们有一天读到圣泉的书，知道圣泉的为人，明白他的爱和恨，那么他们会爱他敬他，他们会跟着我们呼唤他，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的心灵重回人间。”[1] 本文试图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入手来研究陆蠡及其散文，以期为这单薄的领域增加一点东西，以期有更多的人认识陆蠡，认识陆蠡的散文。

一 、台州式的硬气和迂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追忆被国民党残害的左联烈士柔石时，有这样一段话：“他的家乡，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突然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2]宁海今属宁波，但在1952年前，一直是台州辖地，所以鲁迅没有称“宁海式”硬气而把这个雅号冠在了台州人的头上。但这并不是说“台州式硬气”与台州毫无关系，从地缘关系上看，宁海其实与台州——主要与天台、临海、三门等地更加属同一些，人的品性也更加接近,而与当今的宁波及台州的南边几个县市却相异甚远。
（一）台州式硬气和迂的来源。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记：“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舟楫不通，
[1] 巴金：《怀陆圣泉》，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2] 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天台子

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1]又清人全祖望《浙东分地录》：“浙之台温处三府，则实秦闽中郡之北土。”[2]台州北面是“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南面是雁荡山，西边是浙江第二高峰括苍山，向东亦是面临着浩瀚的东海。在秦朝时名为秦土，实际上却疏于秦的统治，中原文化的传播十分有限，瓯越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轻悍好勇的民风就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明《赤城新志》载：“台在唐时，犹为贬谪之所，则风俗之未尽美，略可见矣。”[3]可见，一直到唐朝，在统治者思想中，台州依然是个蛮荒之地，以致于唐代的台州成为了一处皇帝特别宠幸的贬谪之地。然而被贬谪的却大多是耿直忠烈的臣子文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因上书讽谏，得罪武后而被贬为临海县丞，他把壮怀激烈之风从长安带到了台州。因安史之乱而被流谪台州的郑虔，大兴教育，使台州“士重廉耻”。[4]贬谪之官所带来的反骨和儒家思想的忠孝节义使民风强悍、古朴质直的的硬气又具有了另一种境界。
由于以上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后来的台州可谓是硬汉辈出。元朝临海人陈孚为民请命，冒死列举浙东元帅脱欢察儿十九条罪状，以当时最低等南人的下级官员状告最高等的蒙古人的上级官员，最后赢得了官司，自己却因心力交瘁死于任上。明时方孝孺拒为明成祖朱棣拟诏而被夷十族。清朝天台齐周华以一个寒士的身份，在“文字狱”重压下，两次上疏替吕留良叫屈，以致在七十高龄时被乾隆凌迟处死，其子孙四人处斩，其余或贬为奴或流放。如此，台州式的硬气和迂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加深。
（二）硬气和迂在陆蠡散文中的体现
一脉相承，到了陆蠡及其作品中，这硬气和迂没有丝毫的改变。
《竹刀》里的青年看到了“城里的商人的险恶和狠心”，知道了“警吏官厅都和他们（商人）连在一起”。于是，“这位年青的人一声不响地在一只角落里用竹片削成一把尺来长的小刀，揣在怀里，跑上岸去，揪住一位大肚皮的木行老板，毫不费力的用竹刀刺进他的肚皮里，听说像刺豆腐一样的爽利，刺进去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血溅出来，抽回来的时候，满手都是粘腻的了。他跑出城来，在溪边洗手的时候被警吏捉去。”当官厅在检验凶器怀疑竹刀能否杀得了人时，青年拿起了竹刀，用力向自己臂上刺去，差一点不曾透过背面，然后“复抽出这竹刀，掷在地上，鄙夷地望着臂上涔涔的血，说：便是这样。”青年因流血过多死了。木板行老板们也怵于竹刀的威力，自动派人与山民商定条件，见了他们也不如先前骄傲了。“厚钝的竹刀割断了这难解的结。‘便是这样’的斩钉截铁的四个字胜于一切的控诉。”
《秋稼》写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是陆蠡仅有的两篇小说之一。主人公阿富是个勤劳的农民，“他是一个种田人，不论阴晴雨雪，总有事情做着，忙着的”。他很善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曾对他说过，动物都有生命，应当爱惜。”所以他用纸条把误入家中的蜜蜂从没有糊纸的格孔中放出去，“他是愿意一切都乐生的”，“但是父亲没告诉他人的生命应该怎样爱惜”。
面对便衣队金钱的诱惑，“阿富没说话。他知道当前是个大难关。他没读过书，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亲祖宗以及妻儿后代也还是中国人，现在坐在他前面的是东洋人，是中国人的敌人，帮敌人的叫作里通外国，这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代的。一个人能对不起祖宗后代么？并且东洋人应许的钱也不见得靠得住。又听得中国人时常打胜仗，这样，做里通外国还活得成么。他还记得六年前的老三，就是为了做里通外国，在一座纪念塔前面枪毙了，个个人都说应该。”
面对敌人死的威胁，“他已经失去判断的能力。穿便衣的连连在他的耳边问了几声，他

[1] 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版影印，第1429页。

[3]
谢铎：《赤城新志》，转引自刘长春：《天台山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4]
喻长霖等修：《台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影印，第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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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

好像没写完么

天台子

好像不曾听进去。他想起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但是只如轻烟似的一瞥即逝了。他回过头去看癞子，他脸色发青，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穿便衣的大概也拿同样的话在问他，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阿富想说话，喉头好像哽住了，头颈也好像僵直了似的。”
阿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害怕死，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中国人”，他必须勇敢的面对死。“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复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阿富以一个朴实的身份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身躯，这也是因为台州式的硬气。
陈青生在《抗日时期的上海文学》评价说“阿富是抗战初期中国作家笔下为数不多的，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文学艺术典型形象之一。”[1]
（三）陆蠡之死与台州式的硬气和迂。
反观陆蠡之死，和阿富是何曾的相似。黄源说《秋稼》“简直是他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2]
先来简述一下陆蠡就义的大致经过。1935年，吴朗西与巴金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陆蠡加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做编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吴朗西避出上海，去了重庆。1940年，巴金避离上海，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化生活出版社全部事物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租界，上海沦陷。危难中陆蠡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人镇定应付，仍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此间，吴朗西曾几次写信给陆蠡说：“你还是到内地来吧，就是把书店丢了，也无所谓，因为人很重要的，要有人才有事业。”[3]但陆蠡却选择继续留守孤岛。1942年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化生活出版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抓走两名出版社员工。当天陆蠡正好有事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及家人劝他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据陆蠡的姐姐陆冬梅回忆：陆蠡“跑到上海的妹妹陆冬芽家里，冬芽要他赶快回天台避一避，他说啥也不肯，说：‘我不能逃避，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要道日本人那里讲清楚。’冬芽见劝他不动，只能说：‘你一定要进去的话，可要随和一些。’……他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投降了要害四亲九眷讲不响。’”[4]于是他去租界巡捕房投案，随即被移解到日本宪兵队，此后便不知下落。后来据他同牢的难友说，他受审的时候，敌宪兵问他：“你爱国不爱国？”他回答：“我爱国的。” 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按：指汪精卫伪政府）？” 他回答：“不赞成。”最后，敌宪兵问：“你看日本能不能征服中国?”他断然回答：“不可能！”[5]他面对凶残的敌人，态度从容而镇定。
文人陆蠡与种田人阿富以相同的方式结束了年青的生命。他们不是笨，他们都知道敌人的凶恶。陆蠡在《秋稼》中就已说过“据阿富的经验，和他们绝对拗不得。”柯灵也说：“如果在清明的世界，无间敌我，爱国决不该是遭忌的理由；可是‘爱国有罪’，在我们本国政府的统治下尚且如此，何况敌人？圣泉不见得连这点乖巧都没有，可是他的正直毕竟使他在苟活与成仁中选取了后一条艰难的路。”[6]陆蠡的死是迂、是傻，傻得让人肃然起敬。
陆蠡继承的台州先贤的硬气和迂，也继承了相同的命运。

二、台州山水及其孕育出的灵气

（一）陆蠡笔下的台州山水
方孝孺说：“逾浙江之东，多大山，东南极海上，尤秀绝。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荡、

[1] 转引自贾晓荣：《陆蠡散文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

[2] 黄源：《一个崇高的心灵》，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3] 吴朗西：《圣泉，我永远纪念着你！》，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4] 曹志天：《陆蠡姐弟忆陆蠡》，天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台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8、69页。

[5] 鲍霁：《陆蠡散文选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6] 柯灵：《永恒的微——纪念陆蠡》，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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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子

天姥，皆穹隆崎峻，为天下奇观。”[1]东晋山水文学大家孙绰在《游天台山赋并序》中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2]据李叔还《道教大辞典》所引明人郎瑛《云笈七签》载，全国的“十大洞天”，台州占了三个：黄岩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为第二大洞天，天台上清玉平洞天（即今赤城山玉京洞）为第六洞天，仙居括苍山成德隐玄洞天为第十大洞天。又“三十六小洞天”台州有两个，“七十二福地”台州有五个。台州风光之美由此可见一斑。
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山神水秀的天台山自古就吸引着大批的仙释文人，葛洪、葛玄、智者大师、李白、寒山、孟浩然、元稹、韩愈、刘禹锡、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文天祥、马致远、刘基、唐寅、王夫之、黄宗羲、袁枚、魏源、康有为等等，他们或求道访仙，或览胜赋诗，或流连忘返结庐隐居。李白“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3]苏轼“我梦游天台，横空石桥小。”[4]寒山子则干脆“家住天台寺，云岩万丈潭。”[5]
同样，作为土生土长的天台人，陆蠡当然也深深地眷恋着故乡的山水，对故乡的怀念也就成了散文创作的主题。陆蠡一生共创作散文四十三篇，其中《春野》、《溪》、《竹刀》、《昆虫鸟兽》、《故乡杂记》四篇等十四篇作品均取材于故乡台州。或写景，或状物，人事风情尽收笔下。台州给了陆蠡无尽的创作灵感与精神慰籍。
陆蠡十三岁便离开故乡外出求学、工作，然而“自从泛迹彭蠡，五湖于我毫无介恋，故乡的山水乃如蛇啮于心萦回于我的记忆中了”。（《溪》）
少小离家，旅居异地，陆蠡“看惯了平畴万顷的田野，无穷尽地延伸着棋格子般的纵横阡陌，四周的地平线形成一个整齐的圆圈，只有疏疏的竹树在这圆周上划上一些缺刻。这地平的背后没有淡淡的远山，没有点点的帆影，这幅极单调极平凡的画面乃似出诸毫无构思的拙劣的画家的手笔，令远瞩者的眼光得不到休止，而感到微微的疲倦。”平原中所谓的的“湖山第一峰”他看了只能呵呵大笑道：“这也算是‘山’么？这，我们只叫作‘鸡头山’，因为只有鸡头大小，或者这因为山上长着很多野生的俗名叫作‘鸡头’的草实。说得体面点，便叫作‘馒头山’，‘纱帽山’，‘马鞍山’，这也算得‘山’么？”（《竹刀》）
故乡的山则是另一种情形：“摩天的高岭终年住宿着白云，深谷中连飞鸟都会惊坠！那是因为在清潭里照见了它自己的影。嶙峋的怪石像巨灵起卧。野桃自生。不然则出山来的涧水何来这落英的一片？倘使溯流穷源而上，说不定有石扉砉然为你开启呢。”“那是榛榛莽莽的山，林叶的荫翳，掩蔽了阳光，倘使在山径的转弯处不用斧头削去一片木皮作个记认，便会迷路。羊齿类高过你一身。绿藤缠绕在幼木上，如同蛇缠了幼儿。藤有右缠的左缠的，若是右缠的，则是百事无忧的征号，很容易找到路，碰到熟人，得好好儿受款待。迷路人倘若遇见左缠的藤，那是碰到鬼了，将寻不到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把它砍下，拿回家来，便会得了一根极神秘的驱邪的杖。”（《竹刀》）
山已不再是纯粹的山了，记忆中的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被镀上了一层魅人的色彩，对故乡的怀念已经致使他对异乡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了厌恶。对他乡的山的嘲笑与对故乡的山的神奇的向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在别处所看到的大都是莽莽的平原，难得有一块出奇的山。湖沼是有的，那是如妇人在晓妆时被懒欠呵昙了的镜，或如净下一脸脂粉的盆中的水，暗蒙而厚腻的；河流也见得很多，每每是黄，或者发黑，边上浮着朱门里倾倒出来的鱼片肉片，菜片，如同酒徒呕出来的唾沫。”而故乡则是“雨丝帘幕似的挂在我的窗前有半个多月了，‘这是夏眠呢，’我想。

[1]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五·巾山草堂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初版，第462页。

[2] 《昭明文选·卷十一·游览》，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3]
周荣初编：《天台山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4]
周荣初编：《天台山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5] 周荣初编：《天台山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天台子

一天早晨靠东的窗格里透进旭红的阳光，霍地跳起身来，跑到隔溪的石滩上。松林的梢际笼着未散尽的烟霭，树脂的气息混和着百草的清香，尖短的柳叶上擎着夜来的雨珠，冰凉的石子摸得出有几分潮湿。一片声音引住了我，我仰头观看，啊！沿溪的一带岩岗，拍岸的‘黄梅水’涨平了。延伸到水里的石级，上上下下都是捣衣的妇女。阳光底下白的衣被和白的水融成一片。韵律的砧声在近山回响着。‘咚！’一只不可见的手拨动了我的一根心弦，于是我爱上这汤汤的小溪，‘洋洋乎志在流水’了。我摹绘着假如这是在月光里，水色衣色和月色织成一片，不见捣衣的动作而只有万山齐应的砧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便未免有玉关哀怨之情，弥漫着离愁之境了。我宁愿看到晨曦里的浣妇，她们的身旁还玩着梳着总角髻的孩子，拿一根柴枝，在一片树叶上或一团乱草上使劲地捶，学着姊姊和妈妈们的动作。”“溪流曲折，在转角的岩壁之下汇成深潭。潭中有很大的鱼，一种有着粗的鳞，红的鳍，绿的眼，金黄的腹和青黑的背，是极活泼的鱼，我们叫做‘将军’，在水中是无敌的，一出水立刻便死了，这颇合于英雄的本色。这潭里的鱼虽肥且多，可是不准捞捕，岩上不是镌着“放生”的大字么？垂钓是可以的。你有‘猫儿耐心乌龟性’么？当然可以披上蓑衣，戴上箬笠，斜风细雨中，把两根钓竿同时放在水里。我也钓过的。那是阴雨迷蒙的天，打在身上的雨好像雾一样，整半天也不会潮湿。这样的雾雨落水便无声了，只把水面罩上一层轻烟，而水中的人影便隐约得好像在锈上了铜绿的被时代遗弃了的古铜镜里照见的面颜。说鱼儿是因为看不清钓者的脸，才大胆地浮上水面来游戏呢。”（《溪》）
作者笔下的故乡景物是如此的充满着诗情画意，如此的使人动情。而工作后长期的寓居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与故乡的纯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陆蠡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磨折：异族的侵陵，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他“天天受着无情的鞭挞”，“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检”。（《池影》）于是他找到一个还算美丽的池塘，以期偷一刻的安闲，借这一泓清水来回忆母亲的瞳孔，回味儿时的美梦，回想故乡的山水。故乡的山水慰籍着他那颗倍受折磨的心，同时也给他那忧郁的散文注入清新、俊朗的气息。
“我如怀恋母亲似的惦记起故乡的山水了。”（《溪》）
（二）灵气对陆蠡散文风格的影响
《黄帝内经·山记》载：“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山有八重。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有“上即神圣，下必灵秀”之美誉。又喻长霖《台州府志》云：“台郡地僻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多能立光明俊伟事业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能先。”[1]
幽秀神奇的天台山孕育出富于灵气的天台人。南朝宋、齐间的顾欢，七岁做《黄雀赋》，誉为“江东神童”，是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诗僧寒山隐居于天台寒石山，开中国唐代白话诗之先河；清朝齐周华，江南齐士，“少誉神童”，与黄宗羲、吕留良、杭世骏并称“清季四杰”。
陆蠡八岁时亦已“神童”之称闻名乡里。一日，天台县罗知事到陆蠡所读的文溪义学视察。当翻阅陆蠡的作文时不相信为八岁儿童所作，故当即叫来面试。时值元宵，知事随口指定以“元宵佳节”为题。陆蠡毫无难色，立时成文，结尾落句为：“时乎!时乎！时不再来，安有明年洪宪之佳宵？”而当时正值袁世凯窃国称帝。县太爷看了脱口连称“神童”，还奖给二十四枚。但陆蠡却将这笔钱捐给学堂做了一支书橱。遂“神童”之称闻名乡里。[2]
灵性作用于陆蠡的散文就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陆蠡的散文大多是一种倾诉式的叙说方式，聊天似的信笔写来。它不是现实生活的纯客观描述，也力求避免一般抒情文对内心世界的直接告白，它借助于有形有声的具体物象，像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读来让人倍感亲切。《灯》借助于一盏青油灯来展示山乡的生活，
[1] 均转引自叶哲明：《天台山文化和学派特色之研究（上）》，《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1期。

[2]
据陆莲英：《我的父亲——陆蠡》，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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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的习俗与山乡的落后，通篇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故事中又套着另一个故事。《水碓》、《溪》、《竹刀》、《囚绿记》等亦都是如此。
陆蠡的散文有一种寓浓于淡的素朴境界。文字平淡，如江南山间清潭般的澄切与宁静，但透过表面的宁静能强烈的感觉到他内心感情的巨澜。正如《独居者》一文中所说：“他好象是一池的潭水，表面平静光滑，反射着美丽的阳光，底里却翻涌这涡卷的伏流。”
陆蠡散文的结构也是非常独特的。正如《竹刀》里形容山民说故事：“山民的取喻每嫌不恰巧，故事中拉出枝枝节节来，有如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以《竹刀》本身为例，他先是写“看惯了平畴万倾的田野”，再写平野中“一座遮断视线的孤山”，由孤山又引出“绵亘数百里的大山”、“山腰间的羊肠路”、“簪花的少女”、山民的劳作。正当读者沉醉于沈从文般的湘西风情时作者却“峰回路转”，说出了一个血腥的故事，在动人的故事末尾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如此的风格独特，无怪乎余光中盛赞“其实，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写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数名气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却更早的一位作家——陆蠡。”[1]

三、儒释道三教的影响

台州自古以山水风光、佛道文化隐传于世。“天台以山水擅名域内，隋梁间多栖仙释，故有洞天福地之说。及晋、唐来，俗尚诗书，人敦孝弟，而人文渐蒸起矣。”[2]《赤城新志》里的这几句话对古代天台乃至整个台州的文化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台州不像中国其它的一些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佛道文化的发展很早，势力也很强，而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儒家文化却扎根较晚，也比较薄弱。畸形而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在陆蠡的散文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佛道思想的存在，儒家文化的薄弱也使他过多的躲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少了些与时代的共鸣，然这又恰好形成了他散文的又一优势。
（一）道教对陆蠡散文的影响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叶。差不多同时，天台山便有了道家的行迹。从东汉时葛玄、左慈进入天台山，始把道学传入，到两晋南朝时许迈、徐则、陶弘景等在天台创立佛道双休理论，到唐朝司马承祯提出“神仙即人”的理论，再到北宋张伯端创立中国道教南宗，道教在台州这块土地上扎根壮大。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3]天台一直高道云集，道教思想深入民间角落，影响的人们的生活和一切。
柯灵在《永恒的微笑——纪念陆蠡》一文中说：“在文人传统当中有宁静澹远的一路，圣泉正是这一类。”[4]这“宁静澹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且看散文《桥》：

月下，这白玉般的石桥。
描画在空中的，直的线，匀净的弧，平行的瓦棱，对称的庑廊走柱，这古典的和谐。
清池里，鱼儿跳了起来，它也热得出汗么？
远处，管弦的声音。但当随着夜晚的凉飔飘落到这广大的庭院中来时，已是落地无声了。
是谁。托着颐在想呢。

全文短而精，宁静而澹远。鱼儿的跳动，管弦之音的落地无声有着“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粗看此文并无多大意义，细读则回味无穷。
返璞归真是道家讲求的，也是陆蠡所追求的。刘西渭说：“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
[1] 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载《羊城晚报》1994.7.24。

[2] 《赤城新志》，载见于清雍正朝《浙江通志·卷九十九·风俗志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03页。

[3] 鲁迅：《致许寿裳》（1918.8.20），《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4]
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天台子

的成就得力于他璞石一般的心灵。”[1]他问胡子长到地，面颜也皱了的榕树伯伯：“什么地方有美丽的花园？在什么地方，狮子和驯鹿是在一起游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们可以随处找野生的蜂蜜，人们彼此都说着共通的语言？”（《榕树》）他渴望着找到一个世外桃源。他“梦见天上的星星跌在饭碗里”；（《黑夜》）他看见“小蟹从石缝中出来，见人复迅速逃避。畦间的菜花正开。”（《春野》）他时常想“假如房子起火延烧起来”，他就不用踌躇的便捧着藏着他最爱的红玉般的石子和自己手制的磁假山的匣子跑，“但是房子终没有失慎”，“没有机会表示我对于那几样物件的心爱”。（《失物》）结婚时，南方的朋友给他寄来一颗红豆，只因新娘的一句“这吃得么？”他便“亲自到厨房里用喜筵留下来的最名贵的作料，将这颗红豆制成一小碟羹汤，亲自拿到新房中来。”然而味却是辛而涩的，于是只好“呵呵大笑地倒在床上”。（《红豆》）在陆蠡的散文中，到处散落着他纯真的童心。
（二）佛教对陆蠡散文的影响
佛教在两晋南北朝时传入台州。南陈太建七年（575年）智者大师进入天台山，开创佛教天台宗（法华宗），自此，天台佛教兴盛不衰。诚如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所云：“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道宇者四百在奇。”[2]佛教中的万物平等、不杀生、因果报应等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至今，天台尚有国清寺内的放生池，县内放生螺蛳的螺溪，乡村宴席上亦有用木鱼替鱼的习俗。
生长于台州这块文化土壤之上，陆蠡深受父母的影响，对众生充满着人文关怀。佛教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散文中也多有体现。
“母亲曾告诉我：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看见一只蚂蚁落在水里，他抛下一茎稻草救了它。后来这位读书人因诬下狱，这被救的蚂蚁率领了它的同类，在一夜工夫把狱墙搬了一个大洞，把他救了出来。父亲又说：以前有一个隋侯，看见一只鹞子追逐着黄雀。黄雀无路可奔，飞来躲在他的脚下。他等鹞子去了，才把它放走。以后黄雀衔来一颗无价的明珠，报答他救命的恩德。”所以，陆蠡“从来不曾用线系住蝉的细成一条缝似的头颈，让它鼓着薄翅团团转转的飞。我从来不曾用头发套住蟋蟀的下颚，临空吊起来飕飕地转，把它弄得昏过去，便在它激怒和昏迷中引就它们的同类，促使它们作死命的啮斗。我从来不曾用蛛网络缠在竹箍上，来捉夏日停在墙壁上的双双叠在一起的牛虻。也从来不曾撕断蚱蜢的大腿，去喂给母鸡。”（《蟋蟀》）
山民的生活“靠狩猎是不行的，鸟兽乐生，不可尽杀”。（《竹刀》）对于“用生丝结成半寸见方的网，专门拦取溪里的小鱼”的老人，亦是告诉他：“你老年了，少杀生吧。”（《网》）连种田人阿富都会把误入家中的蜜蜂“从没有糊纸的格孔中放出去”。（《秋稼》）还有诸如《谶》等篇都无不浸透着佛教的思想。
然而受着佛教影响的陆蠡毕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当流落于破庙的堂姐“慑于人之不可靠而仅能乞灵于神”，说“靠来靠去还是靠菩萨”时，陆蠡却想到“‘则菩萨也不欢喜穷人们么？’托一神之庇护且不可得，我感到睡在道旁殿角的人们有祸了。”（《庙宿》）
（三）儒学对陆蠡散文的影响
儒学在台州不如佛道发达。由于地僻东南沿海一隅，天高皇帝远，所以封建的皇权政治对这一地区的政治行政的控制比较松弛，儒家理学的思想统治薄弱，特别是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文人学士的约束犹为无力，而佛道文化、山水文化、山乡民俗文化却相当发达，儒家清高超逸的民俗色彩相当浓烈。尤其是天台，崇山峻岭，鸟道难行，少有缙绅大户，山民大多过着安居乐业的平淡生活。相对于平原地区，封建礼教等对人的残害自是少了许多。
加上陆蠡的父亲是受过维新洗礼的，陆蠡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家庭中长大。“陆蠡没有那
[1]
刘西渭：《陆蠡的散文》，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2] 转引自叶哲明：《天台山文化和学派特色之研究（上）》，《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1期。

天台子

么重的恨，他的世界不象鲁迅的世界那样大”[1]因此，他没能“和三十年代的人事潮汐打成一片吼声”。[2]如林非所说：“《池影》在感到异族的侵凌时，却还沉湎和躲藏在儿时的回忆中。《寂寞》和《门与叩者》，甚至还吟咏着寂寞和虚无的主题，与那个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显得是多么的不合拍。作者思想的天地显得过于侷促了，这使他的作品不能获得更大的成就。”[3]
但是这与其说是陆蠡的缺点，倒不如看作是他的特点。“当他以一个渺小的心灵去爱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时候，他的敦厚本身摄来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4]他的散文是“怀着无限的希望从心灵一点的光辉中开始进取”的。（《夜》）由其源于心灵，故能打动读者的心；由其不合潮流，故现在读来亦是觉得很近很切，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觉得有所隔阂。
儒学的相对不发达并不意味着人们免受了封建礼教的残害，只是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较少罢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正统的儒家仁义观使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陆蠡无可避免的用“仁者”的视角去观照这个世界，使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处于非常弱势地位的妇女给与特别的关注。
《水碓》中冬夜独自守碓的童养媳，承受了凡是童养媳应受的所有虐待和苛遇，做了凡是十五岁少女不应做的所有事，终于在一个将近除夕的冬夜里，被石杵卷进臼里糕饼粉捣成了肉酱。陆蠡为之愤怒了。它期望着有一天能有一场大火焚毁这杀人的臼杵，有一场山洪把水碓连泥带土的冲流漂没。
《庙宿》里的堂姊受丈夫的摈弃，受她自己同胞兄弟的摈弃，失去了她的爱儿，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居住于山间庙旁的偏屋，过着祥林嫂般的生活。
《嫁衣》中农家少女在婚后不久丈夫便一去不返，在外娶了漂亮的太太。她为他等了一年，两年，十年，终究没有等到他回来。然而为了做贤惠的媳妇，她十载操劳，倍受凌辱。终于在一个夜晚，因为寂寞去检点尘封的嫁妆时不慎点着了自己，被家人拿冷水泼在身上便不救了。她的嫁妆里“有一套白麻纱的孝服，原是预备替长辈们戴孝的，现在戴的为了自己”了。
儒家的“仁”使陆蠡开阔了他相对狭小的散文世界，而“义”使他的人格得到了升华，使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佩他的为人。
陆蠡身上所具有的义气毋庸置疑来自于台州这块土地。在古代台州，虽然儒家思想势力薄弱，但带有儒家民俗色彩的文庙，关帝庙，将军庙等却异常的多，忠孝节义的观念深入民心，关公所代表的“义”在民间取得了无可取代的地位。又因台州穷山恶水，多盗匪，历代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故浙东各地流传的民谚说：绍兴师爷，宁波客商，台州落壳。“落壳”与 “绿林豪杰”、“梁山好汉”、“草莽英雄”等词义相近，义气与侠气在这些特殊群体中尤为突出，也渐渐的深入到了民间。于长霖《台州府志》说天台士风：“刚毅近蛮，朴茂近古，志士尚义，有百折不回的豪气英风。”[5]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有分别代表义气、侠气、正气的关公、济公和包公三公。在天台，济公和关公信仰为甚。许多村庙、山庙都会在主神的旁边再立尊济公像，只要还有济公容身之所就一定把他搬过来。对济公的崇拜与济公是天台人不无关系，但也说明济公扶危济困的侠气对天台人的影响。关公则更影响更深，无论城乡、山区都有关公庙、三义庙。宗族强固的山城天台是扎根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宗法体式当中的。天台自古宗族械斗不止，这在许杰的小说《惨雾》中已深有体现。本族要与他族抗衡，就必须借助关公的“义”来团结族人及其它有共同利益的族群。

[1]
刘西渭：《陆蠡的散文》，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2] 刘西渭：《陆蠡的散文》，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3] 林非：《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187页。

[4]
刘西渭：《陆蠡的散文》，熊融编：《陆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5]
转引自叶哲明：《天台山文化和学派特色之研究（下）》，《台州学院学报》2003年4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