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劲骨，鞠躬尽瘁——张文郁侍郎公的为官

度予亭

      按：本人为《张文郁侍郎公集》（该书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写了一篇题为《张文郁侍郎公的为官、为民和为人》作为代序，因篇幅较长，现分三个部分陆续发表，请各位教正。

     

        忠心劲骨，鞠躬尽瘁——张文郁侍郎公的为官

        张文郁1578年（万历戊寅）出生于以耕读传世的天台茅园，少年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六岁延师潘七泉先生开蒙读书，二十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以后二十多年，虽然经常在府试中得第一，但在乡试中却屡屡失败，直到四十一岁（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才中举人，四十二岁就任南直凤阳府太和（今安徽省太和县）教谕。四十五岁（1622年，天启二年）赴京会试，举进士，登二甲第。可是恰恰在这时父母先后离世，只好在家守孝三年，直到四十八岁才赴京就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后升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五十一岁（1628年，崇祯元年）辞官回乡，先后任官六年时间。可以说大器晚成，官龄短暂。但是，就是那么短暂的六年时间，却是浓墨重彩一幕，他的为官可圈可点，可敬可佩。（为对先人尊敬起见，按常人对他的尊称以下都称他为“侍郎公”。）

      侍郎公中举后，任南直凤阳府太和教谕，教谕是明清时县学设置的掌文庙祭祀和教育所属生员的学官，有点类似现在的教育局长。刚到任时，县太爷对他并不友好，他“处之泰然，惟整学规，谈经课义，奖德崇贤，一无所私。捐俸及贽仪百余金，修两庑，构仪门，葺启圣、乡贤、名宦诸处。一日府索县劝农十四款，侍郎公为条对甚悉，府饬五州十三县悉遵太和”，于是县公厚币礼侍郎公曰：“公经济大才也，几当面蹉过。”遂欢好倍殷。第二年四月府行题课士，取太和张元枋第一。各庠风闻推崇侍郎公，县公因愈加礼。侍郎公为地方人才培养作出贡献，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本县长官的信任与赞赏。

      赴京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后，进司二十日，轮侍郎公巡风。申刻众役请侍郎公点对，侍郎公曰：“未也。”众役曰：“旧例三日，爷只一到，尽标封皮，各处自行启闭，至第三日爷惟堂上一回封而已。”侍郎公曰：“库藏火房，万一有失，将谁咎乎？”众人无话可讲。于是逐一巡视，敝者议补，朽者议新。秽者议扫除。见库糊封不实，即责糊者。入火房呵守者整理不勤，一门坏即锯园中树一枝固之。三日朝夕必亲，被呵者遂谤侍郎公侵权，所幸上司因是反而器重侍郎公。一日冬至习仪朝天宫，上司至，只有侍郎公在。侍郎公又以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并赢得上司的好评。

      明万历二十五年紫禁城大火焚毁前三殿、后三宫。当时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三殿，前面几任官员，都因领导不力或者贪赃枉法而被革职问罪，工程进展缓慢，耗资甚多，“土木冗剧，综理难其人”。于是皇帝命令吏部和工部，公选廉能者。工部尚书黄克缵奉旨议差再三，认为侍郎公“勤慎小心，尽堪任用”，推荐他督理修葺三殿。熹宗皇帝于天启五年十一月下第一封圣旨，圣旨是考虑到“三殿并营，事体重大，工务浩繁，·····非特敕能臣专为督理，无以胜兹巨任”，因而“今据本部公荐，而才堪任职，智足鸠工，爰命尔躬亲提督，给之印敕，以重事权” 。这里说明侍郎公是因“才堪任职，智足鸠工”，由皇上钦点，委以重任，负责故宫三殿修缮事宜的。

      十一月十七日入工办事，夫匠三万余人，可见工程之浩繁。侍郎公工作并不顺利，“臣一到工，逢事掣肘，即思引退。及堂官（指黄克缵）忤珰欲去，臣亦苦恳辞差，堂官固执不准，曰：‘尔系小臣，只宜尽心襄事，何必引嫌。’臣以是从王事起见，极力料理，隐忍就功”。侍郎公忍辱负重，对工程尽心尽责，出色完成。他起早摸黑，不辞辛劳，“出入常见戴星”，“朝先夫匠而入，卯三刻上工，入必点其数；暮后夫匠而出，酉三刻下工，出必稽其迟”，“每日必四鼓进朝，掌记各省直钱粮，催收十一差物料，奔走无停晷”，“终日干肠拮据，不自知其苦” 。他亲临现场，身先士卒，“事必任以小心”，“不惟是木坠瓦飘，徒行鞅掌，有时铁铨中臣背，有时木架压臣身，有时断绳横毁臣冠，有时碎瓦击落臣带，几与残灰断砾同泯灭矣”。他抓紧工程施工，严格管理，“弊莫逃其精核”，“数万余人，无一不经臣催督，则风雨寒暑之不敢言倦勤也”。“ 呼铺呼商如追逋负，凑夫凑匠若集援兵”，“委官则革，跟办则革，长班则革，小马则革，私收则革，书办冗杂则革，则被革者百计污蔑而不顾，虑其以预支贻后患也。力请部堂缮郎、巡视内监，严行停止，不少假借。既不敢以侵渔欺己，亦不敢以苛刻绳人。一切忙错公误，悉为救解，工中赖以保全者颇众”。他做到账目清楚，一尘不染，“度支皎如悬月”。“物料，如木石、砖瓦之类，随时运到，随时核收，则竹头木屑无不耳目也”，“簿书抄记，不遗锱铢，数目清查，必穷昼夜。常规公费悉除，一文不染，虑其以群败也。收放钱粮，归诸科道，领状只字未标，虑其以役累也”。终于做到功绩底成，费用节省。不惟三殿，除新造三殿两阁五门及修理各处外，所建殿宇有七千余间，如隆德殿、养心殿、昭和殿将五百间，紫光阁、宝月亭将二千间，东西两品官房将二千间，御马监、尚宝司、六科廊将五百间，及内武场等处修补，皆色色重新，以至午楼及承天门外一直地砖，无不缉其敝而平之。而且“只费六百八十八万五千，其节省已将千百万”。三殿工程浩大，费用却大大节省，侍郎公公劳瘁甚，功绩卓著。

      在修三殿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二月皇极门御座下大石动摇，旨下归咎监督，敕余查复具奏。余查当时监督五人，完工冬底，因严冬灌浆，不能深入，逢春解冻，势必动摇，是监督料理所不能到者。遂得旨宽监督姑罪石工，不敢忍心昧理以欺吾君，故从实回话如此。使比时有刻核者，未必不议吾过也，吾亦幸矣。”本来皇帝是要惩罚石匠和监管人员，也要追究侍郎公的责任的，经过侍郎公的深入调查，查明不是石匠和监管人员的过错，使当事人免受惩罚，朝中有刻核侍郎公者也不好借其过而弹劾他了。

      次年孟冬，皇极殿告成。工部公疏叙功云：“出入常见戴星，度支皎如悬月，弊莫逃其精核，事必任以小心。所当照例应升外加二级改京堂管事。”但由于魏忠贤阻拦，只加一级。工部复疏云：“首差更劳，不分别无以激劝劳臣。”始得旨照门工例加太仆寺少卿。

      天启七年九月，这时思宗（信王朱由检）崇祯已即位，三殿工竣，廷臣又向皇上疏公绩云：“公生于廉，详合于慎，心清似水，劳积如山，所当照例应加升三级。” 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因京官无从二品衔，这才升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部疏叙功有“照例”二字，是缘于永乐、洪熙年间，督修三殿者吴中，开始是太学生一寺副，皇极成加太仆少卿；三殿成加右都，旋改尚书；提督陵工进少师，封茌平伯，谥恭襄。嘉靖三十五年督理三殿者甘为霖，开始是缮司一郎中，皇极成加侍郎，三殿成加尚书，进宫保。且嘉靖年间，费钱粮一千六百万，至天启时只费六百八十八万五千，其节省已将千万。而所建殿宇间数又过之，有七千余间。所以说侍郎公是因其业绩“照例”晋升的，光明磊落，谈不上“冒破”，谈不上“谄附而骤躐”。

      思宗皇帝即位后的十月十五日又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他督造德、庆二陵。圣旨云：“兹者营建三殿，并营山陵，朕念事体重大，工务浩繁，非敕重臣为之督催销算，则破冒难稽，违慢莫问，工何繇集，朕实廑焉。今特命尔躬亲督催，给之印敕，以重事权。尔受事之日，须念陵寝重务，经始正殷，提催更为吃紧。凡本工一切木石物料运解到工，专管验收等项，钱粮收放销算，日月考成，悉听尔磨勘综核，必期一一躬亲，毋假耳目于左右，毋委纤琐于卑秩。其管工各官，有违玩不法致误工程者，径行题参处分。务在费省事集，刻期报完，以慰朕孝友至意。完日，备将做过工程，用过物件，并剩余各数目，详悉造册奏缴。尔其钦承之，毋忽。故谕。” 德、庆二陵是明十三陵中的两陵，在北京郊区，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往西山起攒，严冬匹马跋涉，风霜朝夕，山蹊往来如织，有不觉寒尽春来矣”。“蒙犯风霜，崎岖林麓，竭思尽瘁，迄用告成，懋斯绩也”。侍郎公又以他辛勤的操劳，杰出的管理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侍郎公为官一直以“功名为轻，廉节为重”，“夫任事，臣未尝敢便偷一安；加衔，臣未尝敢钻求一级。居身颇知自爱，关爵禄者小，关名节者大”。《樵史》评价张文郁“平时清修自好”，怎么个清修自好？侍郎公回乡后第二年孟冬，自长安来天台的客人，从反面这样评价侍郎公：“老先生当时在工，有三不该：一不该钱粮忒清。掌记五百万银子，兑出秤头，还了朝廷，尽革常例，一文未曾到手。造册日截月截季截岁截，一滴不漏，从来管差有如是否耶？二不该朝夕催督忒勤。一年起三百六十个四鼓，一日忙了十个时辰，从来文武百官有如是否耶？三不该差使用度忒苦。不拜客，不受馈，不饮酒，不听人情，不留长班私役，不舆不马，寒暑不张盖，盘诘不椅坐，往来不仪从，踽踽凉凉，冠履污泥，踉跄奔走，从来内外做官有如是否耶？”从正面来讲，这样的“三不该”官员不就是百姓眼中的清官、好官吗！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明朝当时那么复杂的党派斗争中，像侍郎公这样的“另类”不仅两边不讨好，而且遭受攻击与伤害，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明代之党争，由来已久。至万历、天启年间，诸朋党以东林势力最盛，有相忤者，即目为邪党，废斥殆尽。天启初，忠贤势成，诸党争附忠贤以谋报复，必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官场今天我得势整你，明天你得势整我，整来整去，矛盾重重，派系林立。侍郎公又处在修建三殿，掌控三万工匠，经手数百万两银两，既有权、又管钱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风口浪尖上，这就难免遭受各方面的非难。当时魏、崔交煽之时，“魏忠贤张甚，凡度支出入悉降内封，有不可其意者，辄中以大辟，诸司差咸拱手唯唯莫敢诘。公独爬梳剔扶，无所避忌，由是为珰所不悦，然知公精敏能任事，欲藉公以底于成，故不即斥公。而出入则委内监监收，公特司簿书记数目而已。”会皇极殿成，工部尚书以公劳瘁甚，请不次优秩以旌公庸。珰素憾公，竟不报。工部尚书复固请，曰：“不奖首差，无以劝能吏。”珰不得已，才按例加公太仆寺少卿衔，仍领前工如故。公知为珰所挤，乃力辞职又不许。委官张凌云者，珰之瓜牙也，怙势骄横，公常抑之，珰滋不悦。已而三殿工竣，廷臣复疏公绩上熹庙，特晋公三秩，得迁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侍郎公以晋秩并非珰意，虑祸不能免，提出辞职又不被批准。珰亦迫于佥议，阳迁公而阴忌之，伺得间有以中公也。

      激烈的党争也使侍郎公处于两难之中。尽管他鞠躬尽瘁，报效朝廷，作出杰出成绩，但是仍有人上疏弹劾他，一会儿说他“克帑媚珰”，一会儿又说他“冒破”连升三级，侍郎公为官时间不长，不谙官场的险恶，他远不是“政客”，只有埋头工作的本事，不善于左右逢源，随机应变，这样的人是很难在官场待下去的。加上几年来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身体也不是很好，“病遂不可支矣”，虽然远不到退休年龄，他却多次辞官，“然而臣已曾于天启六年五月，以郁病辞差。又于十月，叙功受抑，虑祸辞差。又于七年六月，以暑病辞差”，但由于工程未完，上司不予批准，直至三殿两陵全部完工才得以辞官回故里，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官场生涯。

      可是，就在侍郎公回乡一年后，崇祯颁布“钦定逆案”合共三百五十六人，侍郎公被列入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等”中的“虽未祠颂阴行赞导削籍者”，得了个“冠带闲住”的处分，具体罪名是 “谄附。主事骤躐侍郎，督工夤缘媚逆”。这时侍郎公已经辞官回家，虽然这只是给于名义上的惩处，但对于以名节为重的侍郎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难怪他忍不住大声疾呼：“谓余骤升从‘媚逆’中来，他无证据，亦当事不察之甚也。”崇祯“钦定逆案”有明显的扩大化、随意性倾向，有浓烈的党争报复的色彩。“除了受崔、魏迫害和斥逐的东林党人以外，前朝各衙门的大臣和各地的督抚几乎都在其中”，可见扩大化之甚。给侍郎公定案的“媚逆”，丝毫举不出“媚逆”的例子，历史上也无记载。所谓“骤躐”连升三级，是由于他修三殿有功，按明朝“国家大工旧例”而升的，并不是因“媚逆”而升的，罪名更难以成立。侍郎公是因打击面过宽而蒙受不白之冤的。

      李自成起义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侍郎公“时公已家居，恸哭者累日”。随之清兵入关，南明鲁王在绍兴监国，侍郎公“伤明社之倾圮，思只柱以承天。制梃募兵，量沙当粟，鲁阳挥日，板屋兴师，欲收已去之人心，窃愿中兴其王室”。鲁王对侍郎公称许有加，“志切同仇，心怀复土。于毡裘耳目之地，为汉官熊虎之旗”，“图君干蛊，素怀赤诚”。在监国元年（1645）十月，给张文郁的敕谕（圣旨）中，“特晋先生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实际上已为侍郎公彻底平反，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因此，在以后历次出版的《台州府志》和《天台县志》都只有侍郎公功绩的记载，从不提及“附逆”一事。

      明亡后，许多明朝朝廷大臣投靠清朝，跑到清朝去做官了，当道几次向侍郎公劝驾，请他出任清朝官，但是都被看重名节的侍郎公峻词以拒。自此隐居林下，高卧不出，曰“愿为明代逸民足矣”。他的儿子张元声（九夏公）、孙子张亨梧（菊人公）也不事新朝或终生不考功名，祖孙三代忠于前明，不事新朝，不惜陷于家境日益贫穷，甚至衣食无着的窘境，不要说在天台，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侍郎公的忠心天地可鉴，堪与日月同辉！如果崇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有如此效忠的臣子而感到欣慰，也应该为自己的失察给人造成的伤害而感到愧疚。

      侍郎公不仅留下督修三殿两陵的历史功绩，他的为官鞠躬尽瘁、清正廉明，洁身自好，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清兵入关后，他积极支持鲁王监国，力图恢复明朝统治。南明失败后，高风亮节，不事新朝，侍郎公是天台乃至全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论的忠臣和功臣。

一诺千金

小山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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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旧例，该在天台文庙里开辟专室祭祀本地历代先贤，以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