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雅集

胡明刚

山中雅集

——关于笔会的回忆

    我总觉得，在天台山生活是幸福透顶的。比如双休日或空闲时间，总可以很便当地去山上，看山，看水，看林，看云，看霞，看奇岩，看怪石，看佛寺，看村庄，听水，听风，听鸟鸣，听蝉唱，听虫唧，听仙歌，听梵呗，听民谣，将它们拍下来画下来记下来写出来，都是绝妙的作品。天台文人有福了。我总渴望参加天台山上的文人雅集，感到每看一段风景，每走一段路，每说一句话，都是充满艺术至味的，有超然的精神境界。每个天台的文人都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家，我们完全可以自豪，生活在天台山，只要往文学艺术这一块努力下去，抓住各自的个性特点，都可以独树一家，自成一体啊。

    我离开天台将近二十年了。我是97年离开天台的，在此之前，我参加的文人雅集，都是文联组织的。文联底下有文学协会、诗词学会、书画美术音乐协会，经常都组织一些活动，大多是读书会、笔会、采风会，那时候的文友都很纯，很用心，在一起讨论赏景读书交流作品与心得，对我的写作大有帮助，直到现在，记忆如新，感到亲切。每每忆念雅集文事，宛在眼前。

   2011前，我受约为北京某杂志做了一个专题：《一个县城诗社的前世今生》，说的是一个社团《杜鹃花》的事。在文化馆楼上，所见还是老景物，但参加当年文联活动的那些人，都已经满脸沧桑了。倏忽之间，文联成立了三十年，时光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借用朋友写的歌词：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对你的情感依然如故，屋里分不出你和我，美丽的往事也模糊。但真挚的情怀还依旧。我采访了当时的诗友，他们对《杜鹃花》诗社，对《野草》社，对此后文联组织的各项文学活动依然忆念真切。
   今年7月份，我重回到天台，与当年《野草》文学社的朋友聚在一起，如王天鹤、杨晓军、许志刚、曾标营，王健等人，他们回忆说，《野草》社和《杜鹃花》诗社是 1980年代天台最早的两个文学社团，都是在文联和文化馆的组织下成立起来的，曾得到了林斤澜等先生的题字，出了油印的刊物。开创了当时80年代天台文学的鼎盛风气。那时《天台山》创刊不久，吸引了社会各界的许多作者，他们踊跃积极投稿，经常参加文联组织的笔会和其他的活动。而今他们有一个愿望，希望能重新将《野草》社办回来，现在政治开明，文化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相信在文联的组织下，《野草》社的重生，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吧。
     1985年之前，我住在山村里，还没有到县城，《野草》社的活动参加不多，但是还是参加了《杜鹃花》诗社的活动。那是我参加文联和文化馆组织的第一个社团活动，此前我在文联《天台山》刊上发表了一首很稚嫩的诗《山村夜晚》，居然放在封面要目，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当时参加杜鹃花诗社的有32个人，来自全县城乡，我与曾标营、许志刚、杨晓军他们比，我是最稚嫩的山村农民作者。那时候在文化馆的楼上选举社长和主编成员，我唱票，全身颤栗，声音发抖，引起哄堂大笑。会上选举杨晓军当社长，王天鹤当主编。我与一些乡下诗友住在旅社的大通铺里，我与庞亨福抵足而眠，无话不谈，几十年之后依然是知己朋友。编辑《杜鹃花》时，我的一组诗歌被放在头条，很醒目。
     我觉得，那个时候，尽管生活和清苦，但文学作者们依然天真、纯情、虔诚，全力以赴搞创作，脚踏实地，没有浮躁之心；文联和文化馆的老师，如曹志天、陈瑜、陈翊等许多前辈，竭力提携后辈，能把老中青作者组织在一起，开展各种活动，我们还是感激不已，《杜鹃花》诗会不久，我参加文联与文化馆在街头镇举行民间文学采风活动，结识了郑根志、汪林、陈兵香、陈熙、蔡达文、陈克行等先生，与他们一起穿行于老街村庄，拿着录音机一路采录。听赵子升老师傅讲《一囡五郎》《十兄弟》等“奓话”，后来我和汪林、郑根志三人一起，在文联楼上编辑民间文学集成天台县卷。郑根志先生把记录的故事投寄到吉林《民间故事》杂志，发表率甚高，都是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学作品。我采录的一些民歌和故事发表在省卷和地区卷上。今年郑根志先生把他的搜集整理的《关心故事集》寄给我，在序言里，他回忆我们一起采编民间文学的旧事，备感温馨。
    我是86年到城里谋生的，编辑完民间文学集成后，又到地名志去搞水系名考，项目完成了，就换工作，去卖汽车配件，打字，在天台中学和圣达公司工作后，日子稍许安定。好就好在漂泊不定之中依然写作不辍，确实艰难挺过来了，把文学当成最后的安慰，每次文联都组织的笔会雅集，对于我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因为能消除我的困顿。我得到了师友尤其是陈瑜、陈翊和袁孙翔等诸多文联老师的鼓励。当时尽管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总感到一种压抑和感伤。文联举行的笔会和读书会采风会，我很喜欢，因为所见的都是老师朋友，真诚，一路看风景，有说有笑，边走边唱，能放纵自己的情感，放松自己的思绪。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参加文联笔会活动催生出来的。我参加的，不但有年轻的文学青年聚会，还有老年人为主的诗词学会的活动。每次活动，我都参加的。
    文联组织的笔会，都放在山水风景绝佳的地方举行，如华顶、石梁、国清，赤城山济公院，九遮山，龙山，高明寺等等。我记得，在街头九遮山，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从稻蓬岩一路走过去，两旁的风景宛如画廊一般，一步一转，水石森丽。山中正巧下雨，雨声淅沥，感觉非同一般，点点滴滴都有诗意。我们住在亚父庙里，雨声伴随天明。次日有些城里的小姑娘看到悬崖绝壁细雨迷蒙。就止步不前了，而我和陈瑜、郑根志、骆土泉老师一起，在明堂村村长何元清先生的陪同下，登上了七仙女峰三峭峰蛤蟆田，俯瞰整个山谷。云雾缭绕，非常壮观，真是天下第一美景。于是我写了一篇《走读九遮》的散文，由一个“读”字，又生发出另一篇散文《读山品水》，获得地区文联的一个奖。那次笔会后，我与何元清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后来他单独陪我走访整个九遮山，去了山中最偏僻的雪上村，它向我讲述了山里强盗陆才高的故事。后来我离开天台后，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经常在高明寺举行笔会，高明寺幽静，当时没有做通隧道，我们不坐车，就沿着金地岭上去，沿路看树林山色，走累了，坐在路廊石头上歇息，喝路廊老太烧的山泉茶，再从山岗上翻过去。高明寺的方丈觉慧法师，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好诗，相貌清秀和善，笑容可掬。他把寺院的方丈楼边上的一个独立小院给我们住，唱歌跳舞什么的都可以。小院后面是竹林，前面可以看见对山的松林，每当雨来，一篇迷蒙犹如梦境。小楼边上就是钟楼。我们有兴致的时候，就听暮鼓晨钟，参加寺里的早晚课。当然主要的是阅读和写作交流，我记得我的《走读九遮》散文和郑根志先生的《九遮山游记》、何灵鸿《花草爱心》与张艾飞的《绿岸》用电脑打字油印出来，发给大家点评，不管写得好的还是坏的，都得到大家的中肯坦诚的批评，一些作品在《天台山》上发表出来。在高明寺开笔会最愉快的，几个作者接二连三向觉慧法师要书法，把他累得直喘粗气；许军、曾标营还拿着铁錾铁锤，要在溪边的石头上刻诗句，因为花岗岩太硬，一个字也刻不出来；陈瑜老师带我去竹林里听蝉，他写了竹院听蝉的文章发表在台州日报，我写《鸟鸣蝉噪皆人语》发表在《台州文学》；然后大家一起去幽溪亭乘凉，凝望对山的佛崖，或者品读松风伏虎大佛字的石刻，吟诵“历尽虫沙千万劫，可怜无限夕阳红”的诗句，然后去圆通洞看云台，看雨中峡谷云卷云舒，前山村庄如同天上，不觉得蚊子把脸叮红了一大块，但我觉得，这才叫高明，大境界，大文章！
     文联也组织在华顶寺开笔会，部队里几个朋友喜欢写作，比如黄坤春和翁文良，都是写散文的，是通过投稿熟悉的，有时食宿营房里，有时就住在华顶寺。华顶的看云与高明不一样，站在山顶上，我总是对大家说，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山头，大家觉得这个穷山村怎么也没意思，当然我承认自己穷。但从文学上面来说，我不穷啊，你也写，我也可以写。大家一起写，看谁写得好，写出好文章才是最好的。在月夜里，大家躺在华顶寺的木楼上，一句一句地嘣诗。彭兴荣是温岭人，他把电线比喻成大山的鼻孔；丁小江依然写森林诗，我则写寺庙的晚钟。相比起来我与宗教再接近，但在当时我的东西是最难发的。月夜里，我们坐在树林下路上凉快，有人提议唱歌，于是我就唱《回娘家》，刚唱一句，风吹这杨柳沙啦啦啦啦——，女孩们笑得前仰后合，彭兴荣却感到很辛酸，说明刚是用真心唱歌的，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把他当傻子笑他呢，反正我在村里别人叫我大痴明刚，在这个世界上，搞文学的需要这个痴劲的。待人真诚没错。彭兴荣他说，他是不是唱歌的胡明刚！我说是，后来他写了一篇散文《老友胡明刚的歌》，发表了后，我看到了，黯然落泪。记得当时大家要彭兴荣表演一下，他表演举重，呲牙咧嘴，无声痛苦的挣扎，与我成为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成一个反衬。那时我们曾经在佛教圣地兼革命旧址的药师庵摇晃空空作响的楼板上行走，担心自己掉下去。而今药师庵已经倒塌了，只留下一个断墙了。
      在参加笔会的文友当中，曾标营是好厨师，他会做一手好菜，在城里平时我们一批朋友也在他家做菜喝酒的，有一次到万年寺笔会，大家都在四处走动游玩，他却在洗菜。三十人的饭菜他一人搞定。洗、切、烹，烧好一大锅青菜炒年糕，王天鹤说，早在《野草》文学社时他也扮演着干活的角色，负责剁饺子馅，他埋头干着活，正使劲地剁，鼻子悬挂一串将滴下的鼻涕，王建的眼睛“上笃落”，看见了，大叫了起来，曾标营的眼睛下翻上，当时文联老师半开玩笑半还为他打抱不平：怎么说你眼睛倒翻呢？我看你眼睛不是翻上呀，大概是看女孩仔细些。我与他一前一后走，大家说我是济公，因为我不修边幅，曾标营是“浪耥”，因为他行动慢吞吞的，但曾标营的诗歌写得特别，大家还是很公认的，他是天台县最早在《萌芽》发表组诗的人。每次开笔会，大家总拿曾标营的诗歌说事，看看他写得简单，没几行，但外地的编辑拿去，总发他的作品，奇怪。曾标营写《竹笋》：紧紧咬住大山的神经，别人写竹笋，朝上，它却头朝下，倒着写。另外还有：年轻的时候我走出门，小巷弯曲得像根拐杖，而今我回到小巷，我竟成了一个拐杖啊。他写《谣言》，一场风吹歪了伞，也吹斜了雨。还有写《蝉》，即使我被烧成黑炭，我也要拼死歌唱夏天，诸如此类，确实自己刻骨铭心的感觉，我觉得，他是用心在写的。曾标营喜欢钓鱼，他写：轻轻一拉，鱼竿弯成了彩虹。平时总是在始丰溪垂钓，他不在于吃，在于钓，一钓来就邀请我们去尝鲜。记得在潘岙杨笔会，曾标营就在溪边拿根竹梢，一根细线拴个小鱼钩，鱼钩上挂上小麦粉捏的饵。一拉一条一拉一条，当时也是细雨蒙蒙，我竟然得到了灵感，写出一篇关于《潘岙溪钓话》的散文来。
    我也经常与一些老人参加诗词学会的活动，一些朋友如许昌渠、许光来、王慧欢等，既写散文，也写古体诗词，我也凑热闹，加入其中，也认识了林美文、陈石平、王士文、许世琪等诸多老前辈。古诗词很难弄，四七二十八个字，仄仄平平仄仄平，够磨上一天，后来写烦了，也不平仄了，乱写一通，竟然也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月夜，我们坐在赤城山的悟月楼，一边赏月，一边作诗。月影朦胧，树影憧憧，一阵风来，如同天上，情绪飞扬起来，我就信口胡诌：癫摇笑傲入霞林，梵响灵谷神即清。我为众生我是佛，参禅何用法华经。破衣褴衲自潇洒，醉月依松不染尘。伫立遥观云天外，一声钟鼓一声磬。老人们也没有说我离经叛道，觉得我有灵气，他们写了这么多年纪，没有写出“我为众生我是佛”的句子。其实我是站在济公的角度来写的，别人都是仰视，而我则是俯视，以我心观济公心。许昌渠是农民诗人，曾经打石头，开拖拉机。那天晚上笔会结束，他就开着拖拉机突突突突地把我们送回来。在床上躺下，我内心还平静不下来，我终于明白什么才是最潇洒的。
    我是穷山沟的出来的人，家里的经济很薄弱，没有好房子，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整个人是飘着的，看不到前途和将来。到了而立之年，一点也没立起来，许多人都以为我完了，没咒念了。我也似乎我也死翘翘了，但参加笔会后，我还找到自信，大家对我的文字还是看得起的，于是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文联的笔会给了我一个好姻缘。我的爱人阿慧，就是通过笔会认识的。她是前山人，第一次见面在文联，交流了许多写作上的问题。然后一起参加高明寺的笔会，我们谈得最合拍，她不嫌我烂絮穷酸，不嫌我搞怪傻笨，还真拿文章来虚心请教我，我当了一回老师，脸上有光，两人走得越来越近，开始恋爱，最后组织家庭，两个人以写作谋生，走向北京，我想，这得感谢文联组织的雅集。
    文联举办笔会，有些是公费的，但大部分是自费的，实行AA制，大多由陈瑜老师组织，先发书面通知，每个人交食宿费交通费多少，这些账目都是陈瑜老师做的，公开，多还少补。当时我的经济不甚好，陈瑜老师贴了很大的一部分，有时候，陈瑜老师没算准，就自己陪钱了。他也不说，大家也不知道。那些年天台的交通阻塞，包一辆车也不方便，陈老师先在书面通知上约定人数，几点几点在什么时间集合，时间一到大家老远地就赶来了，很自觉，很守信。大家觉得，开笔会是最好的事，机会难得，可以与大家交往交流，甚至情感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请教，得到解决。说实在的，那时候参加笔会的人都很真诚。
       不久许多天台老友都加我微信，他们经常在上面晒文章晒图，说是文联经常组织文人雅集，到山里去，到村庄去，写诗作画，拍照片，兴致盎然，这样的雅集，古人也多有佳话名作，王羲之孙绰他们在绍兴兰亭曲水流觞，于是有了《兰亭集序》，李白与司马承祯一起雅集，是为“仙宗十友”，有了后人称绝的游仙诗。苏东坡与友人泛舟赤壁，才有了《赤壁赋》。欧阳修携友山中饮酒，有了《醉翁亭记》，元代时，县令郑至道与友会于桃源，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涧而上，观草波之涟漪，听寒音之潺湲。一一命名山中风景。令天台桃源胜景扬名于世；民国时，天台平桥也有张高嵚等文人雅集，著《文溪唱和集》，而今天台道路宽敞交通方便，天台山水形胜之地更吸引各地文人雅士，兴会无前，力作纷呈，文联功莫大焉，举行采风笔会，激励佳作，多多益善。我也感到高兴！（胡明刚）

许军

高明寺笔会，多亏了陈瑜老师的邀请，我才从无锡部队专程赶回天台参加。一晃，竟过去了快要20年了。
明刚兄记忆力果然了得，连我与标营溪石刻字都还记得如此分明，不简单。觉慧法师的书法我至今仍然保存着。
彭兴荣在天台那几年，我回家探亲时与他有过接触，记得有一次，就站在他开在劳动路边上的货亭旁闲谈一番。

一诺千金

雅集好，以后多雅雅

农夫

一诺千金 发表于 2014-10-5 20:45
雅集好，以后多雅雅

领导，您老人家应该配图一个挥手动作

农夫

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得出结论：做事干，中意第一。中意做，百样不苦

abracadabra

胡老师风雅

胡明刚

军兄也写一个吧。给文联许振宇

木头良兄

仍旧是我

都说政治家的聚会是乌烟障气的，那么文人的聚会那可真是一个雅字了，

胡明刚

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