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云门寺：“小众”与“大众”的疏离

沉钟

　　　　　　寻觅云门寺：“小众”与“大众”的疏离　(连载）

　　绍兴城南十五公里，秦望山南麓，有一个环境清幽的小山村，果蔬满园，松竹掩映，鸡犬无猜，梵呗清吟。——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圣地“云门寺”就座落在这里。
　　史载：云门寺始建于晋义熙三年（407），其前身正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的旧居。某夜，其屋顶忽然呈现五彩祥云，王将此事表奏皇上，晋帝遂下诏改宅为寺，号“云门寺”。
　　作为书法圣地，云门寺堪与兰亭媲美，中国书法史上的许多名人逸事都与其相关。云门寺的前身既为王献之的旧宅，传王献之曾在此隐居练字。他老爸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也曾长期保存在这里。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及其侄子惠欣曾在这里出家为僧，叔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智永有两个徒弟，一名智果、一名辨才，都是他的书法传人。智果青胜于蓝，隋炀帝曾对智永说：“和尚（——指智永）得右军（羲之）肉，智果得右军骨。”时人求书者众，户限为之穿。智永身后，王氏传家之宝《兰亭集序》真迹由辨才收藏，结果就在这云门寺中被唐太宗派来的御史萧翼设计赚去。
　　这是一段颇为有趣的传奇：
　　辩才一直十分珍爱祖师爷留下的墨宝，神不知，鬼不觉，在自己就寝的方丈室梁上凿了一个暗槽，藏宝于其中。到了唐贞观年间，辩才已是八旬老人。唐太宗听说《兰亭序》在辩才手里，特地请他进宫，敬礼有加，旁敲侧击打听墨宝下落。辩才却一口咬定：“墨宝已失，不可复得。”太宗无奈，只好将他放归越中。此后，由房玄龄出谋，派了监察御史萧翼前去微服私访。萧翼扮成一落魄书生，来到云门寺，几次交往后，成了辩才的知己，两人一起弈棋操琴，品茗谈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话不涉。一日，萧翼说：“弟子先祖传有二王的楷书真迹，这次随身带了几本帖子，还请师傅指教。”辩才看后，笑笑说：“确是二王真迹，但算不得上乘。贫僧倒有一副真迹，颇有些来历。”萧翼不动声色，问：“是何帖子？”辩才答：“《兰亭集序》”。萧翼故作不信：“此帖弟子早有耳闻，但据说真迹巳经散失，莫非是摹本罢。”辩才和盘托出：“此帖乃先师智永生前珍藏的传家之宝，临终之际亲手托付于我，哪会有假？你不信，明日让你开开眼界。”次日，萧翼依约而来，辩才已从梁上取出宝帖。萧翼看完后，故意挑剔：“肯定是膺品，写得如此参差不齐。”辩才反驳：“此正是上乘功夫也。”俩人还为帖子的真伪争论了一场。
　　辩才自从将宝帖示于萧翼后，便没再藏回梁上，而是与萧翼的几本帖子一起置于书案，每日抽空在窗下临摹数遍。自然，对萧翼也不再有丝毫防范。那天，辩才外出给一户人家做佛事，萧翼来到辩才房前，对其弟子说：“我在禅师房里遗落一方帕子。”弟子为他开了房门，萧翼独自进屋，拿了《兰亭集序》，连同自己带来的几本二王书帖，便急急离去。
　　大功告成，萧翼来到绍兴官府，召来辩才，说：“晚生实乃奉旨前来取《兰亭序》的，现在《兰亭序》已在我手，实情相告，就此诀别，万请师傅鉴谅。”辩才脸色大变，顿时昏厥，醒来，口吐鲜血，仰天长叹：“愧对先师哪！”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喜不自禁，当下重赏了萧翼。
　　美其名曰“赚”，这不是明偷暗抢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君如唐太宗，取天下私人财物如囊中之物，骨子里渗透的仍然是强盗逻辑。小民对此还不能有半点怨艾，有宝物供皇上享用是你的福分，是皇上对你的龙恩！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萧翼赚宝”竟成了代代相传的佳话，亦足见文人的奴性之不可救药！
　　也许内心还有一丝良知未泯吧，唐太宗随即下旨优待云门寺。辩才圆祭后，太宗还特意诏建“辩才塔”。千四百年后，有当地媒体记者在大殿后院发现一块残碑，名为本法永差碑，为唐代之物，上面刻有“寺产免税赋”字样。可见云门寺在唐代的地位之显赫。
　　（待续）

绍兴秦望山下的云门寺






据传是王献之的洗砚池


老寺基上的菜地


　　“十峰游罢古招提，路入云门峻似梯。秀气渐分秦望岭，寒声犹入若耶溪”。历史上的云门寺规模曾经非常宏大。陆游在《云门寿圣院记》中写道：“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覆，依岩跨壑，金碧飞蛹，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也。”亦可见当年之盛况，在宋时已大不如前。
　　云门寺在明末以后一蹶不振，寺中现存一块《募修云门寺疏》碑，乃明末王思任撰文、董其昌书写，记述了当时民间募资修云门寺的经过。不过，据方志记载，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该寺尚有僧人200余。1943年，部分寺舍为日军所焚。1949年，僧人只剩22名。1951年，寺舍废，改民居。
　　趁端午节出游，一路打听过来，终于找到了这个叫“寺里头”的村子。
　　果然是一片好风水！村子座北朝南，背倚青山数簇，面向平畴千顷，地势自北而南缓缓递降，视野非常开阔。而村后山坡丘陵中间有一翠峰昂然向天耸立，那就是有名的秦望山了——山不甚高，亦不甚奇，却是当年秦始皇南巡亲临登高望远勒石纪功的所在。秦相李斯在秦望山巅留下了289字的小篆《秦会稽山刻石铭》，俗称《李斯碑》，那可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开山之作啊！由此亦可窥知当初王献之等人何以选中此地建寺的初衷。
　　现存云门寺就矗立在村口，门匾上题有“云门古刹”四字。想象中，好歹总有些断墙残壁、风钟露柱之类的遗迹，或能给人传递一种残缺美和沧桑感；令人失望的是，什么都没有，就两进小院，屈身蹑足于四周民居之间，除了黄色墙面标识，很难想象出这是一所寺庙。“四大天王”挤在一间小屋里，胳膊腿几乎挨到了一起，有如当今城里的大学生合住着“群租房”；后院的“大雄宝殿”，也就是三开间平房，据说倒是清代遗存，东西两侧加盖了两间附属房，不成方圆，更无体统，着实委屈煞释迦牟尼老佛祖了！
　　好在还有“佛事”可做。七八位青壮和尚引吭高歌，字正腔圆，不时拖着长调，抑扬顿挫。在这个除了鸟噪别无杂音的山村，和尚的佛唱独具一格，如空谷足音，如高山流水，隐隐传递出方外世界另一番谜一样的旨趣。
　　这个“寺里头”村，村虽小，却藏着僧俗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循着各自的轨迹生活，并行不悖，互相包容，这种情形在平常村庄里倒是看不见的。
　　两位老太太见我们夫妇是生客，主动相邀：“村后还有‘广福院’，某师太住在里面，可去看看。”我们便随她们走出后院。穿过一间厢房，墙角有玻璃橱，罩着一块石碑，就是明末王思任等人撰刻的《募修云门寺疏》，很有份量的文物，放在这角落里竟毫不起眼。门外有一矩形水池，一位老太太说是“墨池”，另一位老太太纠正说“是洗砚池”，当初王献之、智永等人用过的，但池子旁架着一根很粗的塑料水管，一侧铺着水泥板过道，让人怎么也联想不上与书法圣迹的关系。池水浑浊呈灰褐色，但显然不可能是古人的砚墨染成。
　　途经一片菜园，四周有整齐的墙基残留，或是寺院的遗址。还有猪圈鸡畤的矮墙，中间夹杂着许多老砖和础石，亦或是古寺散落的肢体。一路上，与农舍相间，类似的菜园还有不少，疏疏落落，方方整整，兴许都是当年寺庙的范围。但何处是献之山亭、笔仓，何处是智永铁门槛、退笔冢，何处是辨才塔及陆游读书过的草堂，则已音讯全无，不留一鳞半爪，无从考证了。
　　初夏时节，菜园里的时鲜蔬菜很茂盛，南瓜、葫芦、茄子、番茄、青毛豆、剪豆、羹豆，品种丰富。还有水果，梨子半大，桃子犹生，枇杷熟过，杨梅待采。从菜园的浓密疏淡，亦可见出各家农户的勤勉状态。
　　“广福院”是所尼庵，规模与村前的云门寺差不多，因傍着山边，环境尤为清静。门口两只小狗躺着打盹，似已入定，也没见什么虫子来打扰它们。我们朝院子里瞟了一眼，没跟两位老太太进去，便转身离开了。颇有点不恭敬，内心里却是怕进去了就得捐善款。
　　来到村西另一角，也是一座小庙，大门紧锁，妻问井边洗菜农妇，得知：里面住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师傅，闭门打坐整三年了，平时不出门，吃的用的都由徒弟送进去。
　　徒弟都是小和尚么？
　　不是，是女的。
　　女的？
　　哦，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香客。
　　我们不由失笑。
　　阿弥陀佛！
　　看见秦望山就在眼前，决计去爬山。沿着一段水泥板铺成的小道走去，距村里许，路就断了。左侧又有一座庙，离群索居，杳无香火。遇到一位年轻和尚，正经是炙了头的，正在寺外一块地上松土种菜。攀谈起来，说是广西梧州人，来这里才三个月，此前庙里住着他师兄，师兄云游去了，把这庙交给他管，现在就他一个人。房子倒是新的，一排廊房，中间供一尊佛，四周青山绿树围合。寺前的围墙齐腰高，不碍视线，可以看到村子及村外的公路。和尚把房间、道地整理得干干净净，想必还是夏天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交谈中，觉得这和尚挺老实的，有点木讷，口齿不是很清晰。一个人耐得住如此清静寂寞颇不容易，临别时，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妻回头说，她也想到了，觉得这和尚还是有点诚心的，不像那些香火旺盛的寺院，都是富和尚，给了也没意思。
　　不过，几所寺庙看下来，似乎闻不到一丝墨香了。别说智永、辨才那样的人物不可复生，就是当今恒河沙数的大小书家们，也鲜有光顾此地的逸兴，自然不会把书法的时尚或余响带回这块祖师故地。（待续）

寺里头村


村后的广福院


小狗入定又出定


残肢


自由的鸡们




　　回头查阅了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方知当今俨然显学的中国书法艺术，其实也如同这古庙早已衰落，气脉都断了，再难以接续。
　　据学者顾则徐介绍，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在东汉。汉朝真书，一个“真”字，这是多么好的名词啊。楷书，“楷”字，也就是创造力和审美死亡的意思了。在东汉整个的书法艺术巅峰之后，随即在魏晋南北朝，书法形成了另一个巅峰，这是一个下降过程中的巅峰。王羲之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人物，或者说，王羲之是中国文人书法的一个开山者和集大成者。王羲之还是巅峰，与东汉之间的时间距离很短，一百年左右，但已略有下降。王羲之以下，中国书法越来越阴柔、拘谨，总之就是小气。今人意义的楷书，是在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之后。颜、柳、欧，加上元朝的赵孟頫，可以说就是后代所有学写字的人的楷书书法模板，死了。
　　青年历史学者张宏杰也如此认为：宋朝以前的人是活人，宋朝之后人实际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元明清三朝中国就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诗人，也没有出过真正的书法家，这三个朝代的诗人是以模仿前代为荣，包括书法家。
　　我本书法门外汉，却有一点猜测：早期书法艺术与日用浑然一体，有着深厚的生活土壤，留下来的艺术精品往往就是一段寻常书信文字（所谓尺牍），那是一种“化境”，自然天成；晚近小众书法艺术日趋精致化、程式化、八股化，文人圈中自我欣赏，互相标榜，与大众生活文化已经毫不相干，其衰落则是一种必然。莫看当今书法界一派锦绣繁华，名家大师满街都是，却跟鲜活的艺术愈行愈远，与艺术的纯真隔膜愈深。时下倒是有一种书法回归世俗的趋向，但多局限于老人生活圈，学书、练字纯是为了养身、修性，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健身运动。某日，在运河边遇一摩写“地书”老人，功夫实在了得，依我看远比一些名家的纸上气象厉害，但他只是称之为“炼炼手腕、养养精神”，并不以奇妙自矜。
　　至于当代及将来的时尚潮流，年轻人写信都不再用纸、用笔了，动辄手机短信、微信，估计毛笔、砚墨都将成为古董，现实中不知是否还有真正的书法艺术立足之地！
　　不过，话说回来，在从前“士、农、工、商”并立的社会，大众虽然对小众艺术未必看得上眼，骨子里对那些舞文弄墨的士子还是充满了敬畏和敬仰。特别是对老祖宗留下的墨宝，那可是神圣之物，必须顶礼膜拜，而绝不可轻易加以亵渎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老人们尽管自己不识字，却经常拿“敬惜字纸，可得慧报”的古训来教导后辈——当然，那时，识字、写字的人少，字纸也少，不像现在电脑刷出的满世界纷纷扬扬。
　　有当地记者著文，讲到广福院的小尼姑对于云门寺书法圣地的历史充满了景仰和向往；但从我的接触中，村民们对那段故事几乎置若罔闻，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游客，无非就是来烧烧香、拜拜佛的，对为何不去大庙而来此小庙还颇为不解。这让我对云门寺经历的兴废，无意中增添了一种理解——尽管只是些似是而非的猜度。
　　听几位老人说：村里的寺庙早年就破败了，临解放时，最大的广忠孝寺还剩一座大殿，后来也塌了。于是，老百姓就在原来的庙基上造起了房子。现在几座小庙香火也不旺，只有佛祖生日时香客才多些。村小、人少，庙多，供不起。
　　猜想之中，千百年来，云门寺的兴废基本上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僧与俗的领地、寺舍与民宅，其间发生的交替互换，完全听凭于自然的命数，顺势而行，默默无声。或有交集，偶生冲突，但多半情况下有一种内在的共生机制，促使双方互为依存，相安无事。
　　最初的云门寺，之所以成为书法圣地，实在离不开晋代衣冠即士族的背景；之后的兴盛，亦无不得力于历代朝廷的支持；明末以后走向衰败，有佛教自身消长的因素，亦与当时经济文化整体的萧条有关。最不可测的当然还是政治力的负面介入，远有“三武灭佛”，近有土改和文革——据说土改时好多寺舍、寺基分给了农民；文革期间，云门寺再遭破坏，一些古建筑被拆除，碑记等古物被农民拿去做了宅基……
　　但负面的政治力之所以大逞其道，与其背后的大众偏好何尝不是息息相关？
　　历史演变中“小众”与“大众”两股作用力的形势扞格，或被历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小众的东西如书法艺术，终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兴趣所在，游离于物质社会之外，缺少日常生活土壤的滋养，所以，随着背后依托的财富权力的消亡，便迅速为尘世的烟霾所遮蔽。
　　大众的物质需求永远是天经地义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七情六欲，这个世界，生存法则至上，唯有大众的生活与世长存、与时长新。每一代人都想过好自己这一代的生活，这样一种大众生活信念总是在活人的头脑中占据着优势。人们至多会想到下一代、两代，不愿想得更远，因为事实上也看不到更远。所以，大众总是喜新厌旧，总是趋时务实，总是野心勃勃、欲壑难填。唯其如此，所以也总是充满生机和活力。小众艺术面对大众的物质诉求，无可奈何地会被边缘化。再精致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方式，一旦被置于大众生活氛围，便如烈日下的娇花一般迅即枯萎成尘。
　　那么，何不让“小众”融于“大众”之中？是的，政治家们一直在这样鼓吹着。然而，事实上“小众”一旦投入“大众”怀抱，便成了蛛网上的蛾子，被俘获，被裹挟，被胁从，顷刻间变得面目俱非，不复再有自己。不难设想，一件本来供作观赏的精雕细琢的瓷器，用作民间日常粗砺的食具，磕碰、破碎、弃掷的机率该有多高！
　　书法圣地云门寺的消亡，根本上正是书法艺术与大众生活难以兼容之故。书法艺术果真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此书法与彼书法则早已不再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无解的谜局……（待续）

断墙上的年轮


无区隔的佛界与凡尘

小山村人

木木飞

abracadabra

在“乡居的禅意”里看过前辈这篇大作了，写得真好哇

沉钟

寻觅云门寺：“小众”与“大众”的疏离　(续）

　　秦望山无路可度，继续在村子里转悠。看到的依然是一幅大众生活的灿烂画面。
　　村中心有三五个老头老太在拌水泥、扛石条，道是造公共厕所，系政府拨款，顺带将村中主道铺上水泥，以后“走路鞋底干净些”。
　　妻说，老头老太修路，年轻人开车回家，车轮都不用沾土。他们笑了，说，年轻人爱往城里跑，老了，还是住自己村里好，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
　　“寺里头”村几乎都是新房，唯一的一幢保存完好的老宅座落在村西路边，倒是颇有几分特色：规模不大，仅两层老楼，三间正屋，两边厢房；里外两道门，外面是木门，顶部原有装饰，已经朽烂，里面一道是砖砌的拱门，在农舍中显得尤为别致；进入的路面和内院的天井都是卵石铺成的，缀有图案。路边遇两老妇，问起老宅来历，道是她们的太爷爷造的，有百余年了，太爷爷早先是做官的。这房子现已不再住人。
　　说话间，得知她们俩是一对妯娌（当地话叫“叔伯姆”），两人谈论一些家务事，挺亲热的样子。妻于是想到一个话题：从前下乡插队时，发现妯娌关系通常都不好，为了家长里短一点小事不时引发争端，撕破脸皮，吵得不可开交；现在看到这对和美融洽的妯娌就有一种好奇。我亦勾起一些相关人事记忆，悟出一点：早年公社生产队体制，把农民强拧一起，所谓“同一片天易，共一口锅难”，几乎每天劳作下来，就要为工分之类的琐事吵上一场，不是你跟我，就是我和他，闹得人人见了面如乌眼鸡似的。现如今农田到户，各干各的，相互间没了那许多瓜葛，见了面反而客气了，有事相互帮忙，有来有去，合作更胜于斗气。所以，现时农村的邻里关系、亲戚关系总体上比从前友好。
　　这种情形与重新兴起的宗教信仰风气是否有关？不知道。云门寺的变迁，证实艺术女神早已香消玉殒，所谓“佛祖心中留”，传递的也不外乎追求现世幸福乃至感官刺激的一种托词。
　　真正影响于世道人心的或还是一些最基本的“形而下”的因素。除了产权制度变更对人心的过滤（如西谚云“好邻居需要好篱笆”），太平年月安宁的生活较之战乱、暴力、斗争，更有助于人心趋向平和，善良，这应该也是人之天性吧……
　　哦，差点忘了带一笔若耶溪——你知道若耶溪是怎样一条溪么？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溪”，历代文人雅士流连忘返，李白诗曰“若耶溪畔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若耶溪还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欧冶子铸剑之地！
　　若耶溪离云门寺不到5华里，而环绕云门寺的那条小山沟其实就是若耶溪的支流。我们来到公路边的若耶溪桥头，看到了一片平脚背深的涓涓细流，桥下一块沼泽里，一群鸭子在觅食、戏水。
　　还有什么？没有了。
　　莫说大众啊，就是当今满腹锦绣的文豪，徜徉于这条古老的诗溪之畔，是否还能勾起古人那种风流潇洒的情怀？
　　岁月无情，鲛人有泪，夫复何言！

　　补遗：以上述及若耶溪，乃溪之上游，据说上游筑了水库，溪水没了；下游流经禹陵、流入绍兴城里，仍可航船。

寺后村民宅掩映的小庙


寺后村唯一完整的老宅



这可是著名诗溪“若耶溪”啊

沉钟

　　　　　　　传统乡村社会的“明公”文化

　　老家村里建“文化礼堂”，嘱我帮助查找有关村庄的历史资料。首先需要解答的就是村名“明公”二字的来历。
　　有出门经商的村民早就说起：外地老板听到“明公”这词就来了兴趣，道是“明公”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叫的，《三国演义》中只有曹操才配称“明公”！你们村出过什么大人物？
　　我查了县城“妙山陈”宗谱关于明公村陈姓分支的记载，有两种说法：
　　其一，古时有何姓（又说姜姓）显宦隐居于此，因德高望重，周边百姓称之为“明公”，遂以为村名。
　　其二，“明公”，实为对历史上那些公正、贤明的乡村主事者的美称。
　　第二种说法，没有更详细的文字记录，但据父老相传的“口述史”仍有迹可寻。自元末明初始，干、陈两姓共居此地，大家长们带领族人治理环境、整饬家园、偃武修文、保境安民，其功厥伟，泽被后世。话说当初择地而居，首先遇到的就是水事困扰。本村位置座落山岙盆地，溪流在村后，田地在村前，汲水甚为不便。某朝某族大家长倡议聚众集资开渠，在上游建“大沸头”，分流二支，一支穿村，一支过田，村人始获灌溉、洗涤之利。继而订立村规民约，保护水源，公平配水，大家长处事严明，秉公执法，有至亲私自引水灌禾，大家长予以重处并自罚。于是众人拥戴，呼之曰“明公”，日久传为村名。
　　历史上，明公村的干、陈两大姓和睦相处，为邻为姻，如鱼谐水。即使在文革动乱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以族姓划界的宗派之争。村中尚有若干小姓，向来亦无以大欺小之事端发生。由于上下辑睦，内外亲和，村庄长期养成良好秩序和朴实民风。适逢当今改革开放世运，村人互为提携，共谋发展，无论居家守业或四海营商，穷富一体，志同道合，遂由物质到精神，赋予了村庄以全新的面貌。虽然世事变迁，人物更替，今天的成功，与祖先传下和宗辑族、开拓创新的良好传统，仍有着不可剥离的因果关系。
　　本村历史上的“明公”究竟是哪一位大家长难以确指，也可能是数代村族主事者的一种“集成形象”。据干氏宗谱：元末，四世祖庭芳公为避方国珍乱，由郡城杨柳巷迁居明公村，为明公干氏一世祖。干氏当时系举族而迁，其大家长的号召力与组织能力当不同于一般。谱载这位庭芳公当过长垣县尉，即负责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有“像赞”称其“选举食天禄，朱紫佐朝廷。长垣民感德，合邑颂谢恩。”在他组织下，干姓宗族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徏，从此明公村的干姓成了浙东干姓的大本营。
　　而陈氏宗谱记载有“陈松峰”人物故事：“……避居邑东明公庄所，欲以治家饬行、训幼睦族、课田省植度终身。明公村人资质平实，凡有疑难，都来求教，君每每为之释疑去惑、排难解纷。周围百姓皆闻风而来，络绎不绝。及寿终正寝，远近哭吊者数百人。”
　　以上二人似均有“明公”气度。
　　其余虽未见记录，但可以想见，凡能辑同两姓族人，胼手砥足，披荆斩棘，打造出如此一方山青水秀、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瓜瓞绵延之风水宝地者，必定是有德之长者，有力之才俊，各领风骚，众望所归，为乡村社会之灵魂、之脊梁、之楷模、之中流砥柱。此所谓“明公”式人物，乡村共同体赖以成立、恒久且发达。
　　参阅本县其它一些乡土资料，此类人物其实相当普遍。新出版的水南村志就载有类似故事，讲到某位老太公在村庄遭受洪灾后，组织族人砌石筑坝，沿溪植树，兴利除弊。为了落实护林保坝村规，这位老太公故意让家人到坝上牧羊，然后对自己处以重罚，以儆效尤。自此树木成林，利源以辟，流泽至今。宗谱中记叙此类事迹堪称车载斗量，同出于《妙山陈》谱牒，有“辅后公传”：称其“世居后陈，转迁北山慈圣庄，是处田皆沙土，其水立涸，遇亢旱，苗即干。叔祖倡议捐资集工开水畯，自大沸头至下园，约五六里许，泉流活活灌溉田禾。卑地高原咸获有秋者，皆叔祖之力也。”
　　放大来看，历史上存在于各地的这些“明公”式人物，正是“王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纾缓了政治暴力的冲击，使得底层的黎民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农民的代言者和监护人的角色。通常，他们是有一定身家、地位的乡绅，是族中精英，识文断字，有眼界，有担当，有济人利物之心。他们的身份或是地主，或是生员，或是富商，或是致仕官员，但绝对不是土豪，不是劣绅，更不是恶霸。
　　儒家所谓“士君子居乡，于物必有所济”，指的应该就是这部分人。可以说，“明公”文化本质上就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士君子”文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始则政治革命风暴扫荡，继而商业资本大潮裹挟，传统意义上的“明公”文化乃至儒家文化整体上已经失去了物质的归附和依托。今日缘于新时期村民自治弥补乡村文化的需求，才得以重拾这一话头。毕竟，一个存续了2000年的社会中间体，其影响深入民族骨髓，其魂魄是不会随着物质躯干的泯灭而就此随风消散的。当今乡村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
　　由此，我进而体认到“明公文化礼堂”的意义，既有一村之特色，也有普适文化生发之空间。
　　著名书画家张浩先生闻说，欣然命笔，为之题名。“文化礼堂”者，前身为集体化时代的“大会堂”，再前身为宗族“祠堂”。明公村原有干、陈两祠堂，均建于清乾隆年间，现在都已湮没。由祠堂到大会堂到文化礼堂，这一过程似乎也是一个历史的隐喻。

胡明刚

新发现的。往往是被人遗忘的。挖出来都是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