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记忆

美丽的神话

记忆中的上海人——能干的房东

　　初到上海，同学君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宿舍是一幢独门独户的民居，三间两层楼，有一个小院，整体呈“L”型。其中一间和天井并列，我和君就住在这间房子的一楼，房间大约有三四十平方，浅绿色的墙壁，防盗窗纱窗一应俱全，我们铺两张床一张写字台还是很宽敞。宿舍有两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附近所有的出租房没有这样的配备。那时的上海农村还流行“倒马桶”，一大早，家家户户把马桶放在大门口，有专门的人拉着手拉车收马桶，倒马桶，送回马桶，每个月收费10元。这样的上海民居和我在8分邮票看到的有很大的区别。后来，我去了上海市区，见到了真正的石库门民居，那种狭窄和逼仄的空间让人倍感上海的寸土寸金，我很庆幸住在郊区。

　　我们所在的地方叫陆家堰，房东都姓陆，男主人儒雅温和，女主人时尚直率，他们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大家都叫他们陆师傅。我觉得很纳闷，怎么男女都叫师傅呢？还是叫叔叔阿姨比较合适吧，我就喊“叔叔”“阿姨”了，陆叔叔听了乐呵呵的挺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上海人相互之间的称呼是“师傅”，好比我爸爸那一代，相互之间称呼“同志”。既然，我已经叔叔阿姨的叫开了，同学君也跟着叫叔叔阿姨了，很多同事也都跟着改口。

　　陆叔叔一家原先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后来，经营厂长每个月要来上海交易所做期货生意，需要一个相对舒适又实惠的房间。陆叔叔就把他的房间也让出，全家搬到附近的丈母娘家，不过，他们每天要回来吃饭，于是，在天井又造了一个小厨房。

　　陆叔叔搭建厨房的时候，我留心观察。我发现身为电工的他不但会开车，还会泥工和木工，拌沙子水泥，砌砖头，锯木头，无所不能的！看他那一整套的泥工木工工具，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有这些工具呢？他乐呵呵地告诉我，他家的三间房子是他自己设计并建造的，还包括房间的油漆，当然，小工是不能少的。交谈中，我惊讶地得知，他还懂会计呢。怪不得，每次他每次来收房租水电费的收据都是开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厘不差的，还一手的好字。

　　陆叔叔多才多艺，可是，天井上他亲手种的两颗桔树，枝叶茂盛，多年来，只开花不结果。有次，厂长的父母来上海玩，厂长的爸爸我们叫大老板。那天，大老板兴致极好，在厨房拿了把剪刀，“咔嚓咔嚓”把桔树修剪一番，房东叔叔看着光秃秃的桔树，满地的枝叶，心疼不已。大老板摆摆手说：“不搭界的，不搭界的，今年绝对有桔子吃，我们临海是蜜桔之乡。”果然，当年的桔子挂满了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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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忆（那些曾经真诚帮助过我的人）

　　由于初来乍到，我暂时不熟悉几百种产品的型号价格，同学君说仓库帐先由她来做，开发票和开支票的出纳活分给了我。几个月后，君把仓库帐转给了我，不过，开发票和开支票的活仍旧归我。君的工作相对清闲，她只收现金和支票进账，以及登记流水账，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俩工资相同，我从来不和她计较工作量的大小。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她，我就没机会来上海。

　　但是，我在临海的时候，连一张支票也没有看到过，现在每天填开十几张，简直有点诚惶诚恐。而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我越是小心翼翼，越是容易出错，还出了个大错。

　　有一天，那个曾说我们“做财务忙成这样不如挑大粪”的客户又来了，他给了我一张限额十万的支票，我心里默念着“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玖分”，结果，少写了一个“拾”，我当时就傻眼了。客户很大度，他说：“小姑娘，不要紧的，待会你跟我的车去浦东换一张支票，数字开正确就是了。”可是，我那时还不会乘公交车，跟车去了肯定回不来。同事小周自告奋勇帮我去拿支票。当小周拿回支票交给我，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喜欢你，我高兴帮你跑腿。”我楞了一下，没好气地一口回绝：“我有男朋友的！”现在想来，人家只是开开玩笑，而我当真了。

　　
   开发票和开支票实际只占工作的极小部分，只要专心致志就行。最难的还是那年刚刚实施的增值税，这价税分离和书本学的价内税完全两码事。虽然，我在校的学习成绩也不差，也经过几次税务的培训，去上海前特地带了本《商品流通企业会计》，难度较大的成本核算可以向总部的老会计请教。但是，增值税的刚刚实施，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参考，仅仅“抵扣”和“留抵”就让人摸不到头脑，所有的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从领用增值税发票到上交纸质报表，真刀真枪的核算，还是必须走出门和税务所打交道。

　　还好，有热情的秦阿姨。我们公司的店铺仓库办公室租的房子都是大豪公司的，大豪公司是闵行区某局下属三产公司。秦阿姨是大豪公司的会计，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楼上，一来一往，我们就很熟悉了。她曾经细心地教会我书本式的凭证包角，还教我总账模板的科目汇总表。总账模板后来被电算化取代，而凭证包角，我一直用到今天，每一个见过我包角的凭证，无不称赞这手工活做得好。秦阿姨说她的女儿在秋天出生的，名字叫“秋菊”，也在税务所的工作。不过，秋菊姐姐不是我们公司所属的那个税务所，要是我第一次去税务所办事，秦阿姨愿意带我熟悉路线和专管员的。

　　于是，我到上海的第二个月的月初，秦阿姨带我上了91路公交车，经过上海动物园到达北新泾，然后，又转车去华漕镇。在税务所，秦阿姨带我认识了专管员许师傅。许师傅三十多岁，他的年龄，可以叫他“叔叔”，我却一直叫他“师傅”，我觉得他是一个能让我学到税务知识的师傅。因为秦阿姨的引见，许师傅对我很客气。此后，我有不懂的税收问题都是电话或者当面向他咨询，他也从不厌烦。第二年的年底，税务所来我们单位查账到时候，他还当着我的面跟厂长说：“这个小姑娘很聪明，谦虚好学。”厂长点点头，没说什么。1998年秋，我辞职前往四川支教，这本是个人行为，临亚集团厂部得知后，决定发放我在四川期间的工资，并保留工作岗位。这样的殊荣，在私营企业应该不多的。

　　还记得2008年，朋友托我办理天台钢网厂在上海的两个公司的涉税事项，其中颛桥的要办注销，松江的要申报。由于多年不在上海，我已经不熟悉上海的税务流程，申报比较好处理，税务的注销又相对复杂，也不认识颛桥税务所的专管员。于是，我从114查到华漕税务所的电话，试着找找许师傅。幸好，他还在那个税务所，让我高兴的是，我在电话里一说“临亚”的会计，他就记起我的名字。见面时，许师傅连说：“时间真快啊，你当年那么大的小姑娘，如今都做妈妈了。对了，我的女儿也大学毕业当会计了，在某某事务所上班。”他除了指导我准备哪些材料，又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我要找的专管员的名字，还写了许某某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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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忆（须眉知己）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陆家嘴和同学陈的一家小聚，陈在浦东开公司，购买了别墅和套房。他和以前一样，不修边幅，话语不多，待人极为真诚，他和我那活泼好动的儿子很说得来。初次见面的嫂子很热情，还提前给我们准备了东方明珠的门票。

　　我说起多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在中山北路和海滨一起做麦饼，陈的技术还不错呢。可惜，海滨一家现在广州。记得海滨说起他第一次用啤酒瓶擀面做麦饼，邻居好奇，连说“这不是雄鸡也会生蛋吗?”大家听了哈哈笑。

　　我在上海工作近半年，除了熟悉去税务所的公交路线，极少一个人出去逛街。国庆节期间，好几个同学在海滨那边，叫我也去聚聚。中山北路位于上海的北面，距离西郊的沪青平公路有些远。我由于不熟悉公交路线，又不能失约，下班后，看了下地图，一个人骑自行车，找了很长时间才到那里。

　　那个阶段，我和委的感情正经历着异地恋的重重误会，从一见钟情跌落到谷底。尤其是我，苦恼至极，茫然不知所措，心情很不舒畅。我是不善于掩藏心事的人，海滨和省都认识委，他们知道了我的烦心事，热心地支招。省的一句玩笑话就逗乐了我，“你呀，思想党员一样，相貌演员一样，说话播音员一样，身体运动员一样，总之，你不要理他就对了，女人，总要摆摆架子的。”海滨比较耐心，他说了一些他和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建议“写信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写下来，也就是放下架子，这对于我们男人来说，会很感动的。不过，感情的事情是说不明白的，也不要太投入”等等。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首小诗，恰好代表自己的心境，“在孤独中等待，却无所等待，在迷乱中忧郁，却无所忧郁，我始终不敢，不敢去打开那扇门，只是一扇玻璃门，脆弱无比却坚不可摧的门。”我打电话给海滨，能否寄给委，他说：“很好啊，大胆去做吧，到时有事我来担当。”我听了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虽然，我寄出信后并没有收到期望的结果，分手也成定局。不过，海滨那句“有事我来担当”成就了他在我心中最深刻的高大形象。所以，1999年秋，我应海滨的邀请，欣然辞去临亚集团安逸的工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广州协助他创办公司。几个月前，我和他在网上聊起此事，他说“你在上海骑两小时自行车来中山北路，我判定你是言而有信的人。”

　　记得张小娴也曾写过一篇《须眉知己》，“作为女性，如果你的朋友大部分是男人，你也许应该觉得高兴。一个男人，会成为一个女人的须眉知己，必然对她存有一点幻想，一份怜惜，甚至爱情。而女人，最好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哈，这个，我是不知道的，也绝对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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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忆（我的财务搭档们）

   在上海，想起很多同学，也会想起很多同事，特别是我的财务搭档们。

   九十年代上海的大搞建设，带动了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原先，沪清平公路临近机场一带只有我们一家销售铝型材，后来，各种品牌的铝型材公司相继开出，逐渐形成了铝型材市场。总厂也相继在青浦县城和浦东开了新公司。青浦公司一开始只有的出纳，前几个月，我两个地方来回跑，兼职做会计，忙得不可开交。经营厂长突然想起，君也是读会计的，就把她调到青浦了。虽然，君一直当出纳，但是，她是相当聪明的人，马上就能胜任会计工作了。浦东的公司原先在浦东塘桥，后来又迁到了川沙，以分公司的性质设立，我每个月需要合并财务报表进行报送，我搭好财务框架后，就交给了新来的同事卿和敏，她们一个当会计，一个当出纳。

   君调走后，我的新搭档叫娟，移交的时候，她说“头都听大了。”她高中毕业，喜欢数学，平时看我很忙，主动帮忙整理发票。我也逐渐教她一些凭证的处理，让她记下仓库帐，做下统计报表，还鼓励她考证。一年后，娟考出了会计证，能够熟练地做收付凭证了，转账凭证还是有难度的。经理开玩笑：“小心你的饭碗被抢了。”我笑笑，如果她比我有实力，抢就抢了呗。可惜，我和娟只同事了两年，娟回临海参加成人高考，考取了台州电大数学系，毕业后当老师去了。

   
   接替娟的出纳叫陈炜，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他在我的鼓动下，也学着做凭证，还一鼓作气地参加会计大专自学考试，每次都是三门三门的过，让人佩服不已。我后来去四川支教，陈炜对我表示支持，一下子结对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

   厂部的总会计师王会计每月都要到各个分公司检查工作，他说“我们厂有那么多分公司，上海的公司最有学习风气的。”王会计总是夸我算盘打得好，其实，我的算盘只有普通三级，刚好可以毕业，而君的算盘等级是能手四级，比我好很多倍呢。1998年5月，我和王会计，还有卿同时参加职称考试，王会计考会计师，我考助理会计师，卿考会计员，结果，三个人都没过。我非常沮丧，五门通过了四门，而王会计却说“一个职高生自学几个月，能把四门大学本科的试卷每门都考到70分，我是很佩服你的，明年继续考吧。”不过，由于财政改革，第二年只需要考三门就可以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学习风气，还传染给外高桥的珍，珍是做建材生意的，她也饶有兴趣地捧起了会计书，还把我认为最难考的《国民经济统计学》考到了九十多分。

天台流浪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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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珍聊天，我说“小时候只喜欢看短小精悍的笑话，为什么现在把文章越写越长了？”“啰嗦！你老了！”知我者珍也！
她惊讶“我还不知回忆为何物，你居然在写回忆录了，只有老的人才会这样!”汗！虽然知道是玩笑话，我还是吓了一跳，难道我提前进入老年期了？这太太太恐怖了！
想起麦家在《暗算》后记写的几句话，莞尔，释然。“他们像你年少时代的一场单相思的恋爱，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思念，冥顽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
文字，只是我繁忙生活的一个出口，毕竟，我的主业和文字无关~~

胡明刚

写得越来越实在，自然了，读起来，还是引人入胜的。平和恬淡，自然流畅，一气呵成，但饶有趣味，尤其是枯燥乏味的财会生活和工作，也充满温馨感。
在漂泊的途中，有情感的支撑，都是幸福的。
文章的故事和情感更加饱满了，继续写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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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刚 发表于 2013-8-8 13:45
写得越来越实在，自然了，读起来，还是引人入胜的。平和恬淡，自然流畅，一气呵成，但饶有趣味，尤其是枯燥 ...

谢谢胡老师鼓励！
改变了一下思路就好写了，我想，我写的不是上海游记，主线是对以往的回忆。不过，以现在时和过去时相穿插的形式，让人读起来轻松并有层次感，难度太大！唉，不知能不能继续写下去……

胡明刚

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自由写作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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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忆


身未动  心先行

     “又是整整一天的雨，整个杭州像是被罩在一块巨大的毛玻璃里，每一个屋顶上仿佛都覆盖着灰云，呼吸沉重。”这是《都市快报》上的一句话，我喜欢顾怡的文章，她总能把一周的天气预报写出诗意一般。
      在这个强降雨的梅雨季，总是能想起许多往事，美好的回忆，是最难消受的。恰好，孩子放假了，在忙碌中，我又期待着一次快乐的旅行。
　　在出梅的前一天，我给定居上海的两同学亮和卫打电话，十多年没见面了，他们居然能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这让我很惊讶。
　　临睡前，我发出一条微信：“嗨，还记得青春岁月，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齐聚上海。人民广场，黄浦江畔，西郊公园，欢歌笑语。南京路北京路，路路繁华。虹桥塘桥外高桥，无桥自通。常见面，勤通信，珍心灵手巧，卫貌如曼玉，一碗五彩汤最暖人心。中山北路，男同学啤酒瓶擀面，做麦饼，女同学煤油炉上抢尝火锅，味极鲜。十多年，天南地北，难聚首。偶记起，甚思念，一个电话，拉近距离，同学最亲，同学最好。”
     遂约定，明天见。

距离

     因为动车和高铁，杭州和上海感觉更近了。
     这次出行，我选择的是小镇上的长途汽车，早上七点多出发。本想熟悉下行车路线，以便下次自驾出游，结果，靠在座椅上就迷迷糊糊打瞌睡了。孩子如同飞出牢笼的小鸟，一会兴奋地张望着窗外的风景，一会和“小米菲”玩，还时不时地推推瞌睡不醒的妈妈，叽叽喳喳地聊个没完。
　  汽车在沪杭高速匀速前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10多年前。如果那年我不去上海，我的人生轨迹将会怎样？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让人很是郁闷。那是临海一家新办的花岗石厂，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海洲。我每天上着无所事事的班，编制着没有营业额的报表，微薄薪水总是拖上几个月……厂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讨债的人，厂长和他们“躲猫猫”。无奈之下，我写了很多求职信，其中，有一封是寄给天台的圣达公司。还给远在上海的同学君打电话，大吐苦水：“我不能继续在小厂里混日子，连生活费都解决不了。刚刚实施的增值税，虽然我参加了几次培训，事实上，我连一张增值税发票都没见着，咋办？”君所在的单位是建设部定点企业，生产铝型材。她被外派到上海的销售处当出纳，销售处会计本来是农村会计，实在做不来商业帐，不辞而别回老家了。我开玩笑说：“不如，让我来吧。”后来，经过厂长和财务科长的面试，我被顺利地录取，外派到上海的销售处任会计。圣达公司的面试回信，在一个月后姗姗来迟。我的老家天台，看来是回不去了。从没想过流浪，结果，越漂越远。
我工作的单位在沪青平公路的虹光村，虹桥机场和西郊公园近在咫尺。单位有着门面十间，仓库十间，每天都是卡车排长队装货卸货，“临亚”铝型材在上海名声大振。办公室有两间，还堆满了各种配件，员工连同装卸工才七八个人，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有个浦东的客户，每次都拿限额十万的支票来进货，他感慨：“你们两个小姑娘做财务这么忙，还不如挑大粪的轻松！”怎么有这么怪异的比较？我和君对视一下，心有不满，也只能哈哈大笑。
     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工作的繁忙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年轻的经理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这么小的一个小姑娘会做帐的？”怎样让大家接受我，成了当务之急，我不想失去工作，当时四五百块工资不算低，还略高于工龄几十年的老爸呢。我想，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得继续读书。在工作之余，大家都是看看电视打打牌，或者逛街，只有我一个人在看书做题，给朋友写信也是工作和学习，完全一副工作狂的状态。房东叔叔还几次问我是否在考大学，我笑笑。那年，我高分考出了会计员职称，据说还是台州地区前三十名呢。

能干的房东

　　初到上海，同学君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宿舍是一幢独门独户的民居，三间两层楼，有一个小院，整体呈“L”型。其中一间和天井并列，我和君就住在这间房子的一楼，房间大约有三四十平方，浅绿色的墙壁，防盗窗纱窗一应俱全，我们铺两张床一张写字台还是很宽敞。宿舍有两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附近所有的出租房没有这样的配备。那时的上海农村还流行“倒马桶”，一大早，家家户户把马桶放在大门口，有专门的人拉着手拉车收马桶，倒马桶，送回马桶，每个月收费10元。这样的上海民居和我在8分邮票看到的有很大的区别。后来，我去了上海市区，见到了真正的石库门民居，那种狭窄和逼仄的空间让人倍感上海的寸土寸金，我很庆幸住在郊区。
　　我们所在的地方叫虹光村陆家堰，房东都姓陆，男主人儒雅温和，女主人时尚直率，他们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叫“小敏“，大家称呼房东夫妻俩为陆师傅。我觉得很纳闷，怎么男女都叫师傅呢？还是叫叔叔阿姨比较合适吧，我就喊“叔叔”“阿姨”了，陆叔叔听了乐呵呵的挺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上海人相互之间的称呼是“师傅”，好比我爸爸那一代，相互之间称呼“同志”。既然，我已经叔叔阿姨的叫开了，君也跟着叫叔叔阿姨了，很多同事也都跟着改口。
　　陆叔叔一家原先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后来，经营厂长每个月要来上海交易所做期货生意，需要一个相对舒适又实惠的房间。陆叔叔就把他们的房间也让出，全家搬到附近的丈母娘家，不过，他们每天要回来吃饭，于是，在天井又造了一个小厨房。
　　陆叔叔搭建厨房的时候，我留心观察。我发现身为电工的他不但会开车，还会泥工和木工，拌沙子水泥，砌砖头，锯木头，无所不能的！看他那一整套的泥工木工工具，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有这些工具呢？他乐呵呵地告诉我，他家的三间房子是他自己设计并建造的，还包括房间的油漆，当然，小工是不能少的。交谈中，我惊讶地得知，他还懂会计呢。怪不得，每次他每次来收房租水电费的收据都是开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厘不差的，还一手的好字。
陆叔叔多才多艺，可是，天井上他亲手种的两颗桔树，枝叶茂盛，多年来，只开花不结果。有次，厂长的父母来上海玩，厂长的爸爸我们叫大老板。那天，大老板兴致极好，在厨房拿了把剪刀，“咔嚓咔嚓”把桔树修剪一番，房东叔叔看着光秃秃的桔树，满地的枝叶，心疼不已。大老板摆摆手说：“不搭界的，不搭界的，今年绝对有桔子吃，我们临海是蜜桔之乡。”果然，当年的桔子挂满了枝头。

那些真诚帮我的人

　　由于初来乍到，我暂时不熟悉几百种产品的型号价格，君说仓库帐先由她来做，开发票和开支票的出纳活分给了我。几个月后，君把仓库帐转给了我，不过，开发票和开支票的活仍旧归我。君的工作相对清闲，她只收现金和支票进账，以及登记流水账，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俩工资相同，我从来不和她计较工作量的大小。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她，我就没机会来上海。
但是，我在临海的时候，连一张支票也没有看到过，现在每天填开十几张，简直有点诚惶诚恐。而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我越是小心翼翼，越是容易出错，还出了个大错。
　　有一天，那个曾说我们“做财务忙成这样不如挑大粪”的客户又来了，他给了我一张限额十万的支票，我心里默念着“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玖分”，结果，少写了一个“拾”，我当时就傻眼了。客户很大度，说：“小姑娘，不要紧的，待会你跟我的车去浦东换一张支票，数字开正确就是了。”可是，我那时还不会乘公交车，跟车去了肯定回不来。同事小周自告奋勇帮我去拿支票。当小周拿回支票交给我，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喜欢你，我高兴帮你跑腿。”我愣了一下，没好气地一口回绝：“我有男朋友的！”
　秦阿姨是大豪公司的会计，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楼上，一来二往，我们就很熟悉了。她曾经细心地教会我书本式的凭证包角，还教我总账模板的科目汇总表。总账模板后来被电算化取代，而凭证包角，我一直用到今天，每一个见过我包角的凭证，无不称赞这手工活做得好。秦阿姨说她的女儿在秋天出生的，名字叫“秋菊”，也在税务所的工作。不过，秋菊姐姐不是我们公司所属的那个税务所，要是我第一次去税务所办事，秦阿姨愿意带我熟悉路线和专管员的。
　　我到上海的第二个月，秦阿姨带我认识了税务专管员许师傅。许师傅三十多岁，按他的年龄，可以叫他“叔叔”，我却一直叫他“师傅”，我觉得他是一个能让我学到税务知识的师傅。因为秦阿姨的引见，许师傅对我很客气。此后，我有不懂的税收问题都是电话或者当面向他咨询，他从不厌烦。有次查账，许师傅还在厂长面前表扬我“谦虚好学“。1998年秋，我辞职前往四川支教，这本是个人行为，临亚集团厂部得知后，决定发放我在四川期间的工资，并保留工作岗位。这样的殊荣，在私营企业应该不多的。
　　还记得2008年，朋友托我办理天台钢网厂在上海的两家公司的涉税事项，其中颛桥的要办注销，松江的要申报。我通过114查到华漕税务所的电话，试着找找许师傅。幸好，他还在那个税务所，让我高兴的是，我在电话里一说“临亚”的会计，他就记起我的名字。他除了指导我准备哪些材料，又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我要找的专管员的名字，还写了许某某托。

闹市区里的弄堂

   十点半，汽车准时到达上海南站。中山公园地铁口，我带着儿子见到了同学卫。“你咋这么胖了？” 我们的第一句话几乎不约而同。哈哈，人到中年，心若宽，体自胖。
　　久别重逢的感觉真好，我们等待出租车的时候还聊个没完。卫说先带我们去她家，她用地道的上海话跟司机聊天。我完全能听懂，当我跟他们聊天时，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多年前，凡在上海说普通话者，都被称为“乡下人”，那时，我这个真正的乡下人也不自觉地学会了地道的上海话。
　　在康定路，我们穿过了摆放着几个装满垃圾的大垃圾桶和痰盂罐的弄堂口，经过“万国旗”漫天飘扬的弄堂时，儿子不解地问：“妈妈，你带我去哪里啊？我要去上海。”我连忙凑到他耳朵，小声地提示：“这里就是上海，我们先到阿姨家放下行李，你别乱说话。”弄堂里，碰到好几个闲着无事的大爷大妈，他们友善打招呼，卫和他们搭话，大致是浙江的同学来上海“白相”，云云。
　　拐了几个小弯，就到了她家。和模糊记忆中的差不多，狭小的天井，拥挤的房间，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床上方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儿子直接爬到了他们的床上，我连忙把他拉下来。
一个大男孩正在起劲地玩电脑游戏，头也不回地叫我一声“阿姨”。卫说儿子喜欢玩电脑，有时还在房间里打篮球呢。啊，我开玩笑说：“在房间里打篮球，那技术含量很强的啦。”
　　外出吃饭的路上，我忍不住问：“这16年，你就一直住在这里？你们应该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吧？”卫笑笑：“没办法啊，住在这里，孩子上学方便，我们上班也方便，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经济适用房可以申请，但是，太远了，还要拿出几十万，我们一直等着这里的老房子拆迁，到时可以争取到近一点的房源。”
　　是啊，一家人的平安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人的幸福与否，与心态有关，房子大点小点都没有关系，我们睡的还不只是一张床而已。

失而复得的身份证

　　我和儿子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了上海动物园。
上海动物园地处西郊虹桥北路，原名为西郊公园。面积超大，占地74公顷，集丰富生态展区和优美的园林景观为一体。园内绿草如茵，古树参天，浓荫重翠；垂柳依依，鹈鹕翱翔，大雁盘旋；大草坪的面积达十万余平方米，视野开阔辽远。还有成群的鸽子，羊羔，可以让游客喂食。
　　小儿一进园，就迫不及待地跑向两栖爬行馆，在展柜前流连忘返，欢呼雀跃。我和卫跟着孩子欢快的脚步，去了金鱼廊，鸣禽区，天鹅湖，猩猩馆，熊猫馆。狮虎山的东北虎，可能因为天气热，懒洋洋的无精打采，我们也累得走不动为止。动物园，我曾经来过数次，每次都没走遍，这次也不例外。正好，亮的电话也来了，他约我们晚上去浦东吃饭。
   在站台候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小事。那是1996年的夏天，爸爸和姑妈要去南京，经过上海的时候，我打算先带他们去市区逛逛。那天在上海动物园转车，站台上挤满了人，我们上的是前往人民广场的公交车。我和姑妈先上，爸爸在后面。突然，爸爸在叫“有小偷”，吓我一跳。回头一看，爸爸还站在公交车门边上，刚刚是他一把捏住正从他裤子后袋偷东西的小偷的手，正好司机关车门，门夹了一下，小偷的手却没抓住。爸爸口袋的五十元纸币还在，可是，身份证却没了，车上一片哗然。警惕性极高的爸爸有些懊恼，没有了身份证，去南京办事就很麻烦的。我说：“既然，你是最后一个上来，那小偷肯定还在车下。”我们决定先下车，我问爸爸：“后面想上车的人你有没印象？”他摇摇头。
　　一辆从虹桥机场开往火车站的中巴车缓缓靠站，两个戴着墨镜的年轻的小伙子，刚刚还站着不动，一下子就钻上了车。我判断就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子冲到马路中间。汽车还没启动，他们就坐在驾驶室后面，我手指着他们：“你们给我下来，把身份证还给我！”一个不理我，一个也用手指着我：“如果我没偷呢？”我大声地说：“偷？就是你偷的！给我下来！”他们真的下来了，冲到我的面前，我狠狠地瞪着他们，准备随时应战，边上很多人在喊，“身份证在地上。”我捡起了身份证，递给爸爸，不知道是我当时表现得太凛然正气，还是他们做贼心虚，大家居然没有吵架，平安无事地各走各路了。
　　虽然，身份证失而复得，我那时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最爱的爸爸老了。

须眉知己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陆家嘴和同学亮的一家小聚，亮在浦东开公司，已经购买了别墅和套房。他和以前差不多，不修边幅，话语不多，待人极为真诚，他和我那活泼好动的儿子很说得来。初次见面的嫂子很热情，还提前给我们准备了东方明珠的门票。
　　说起多年前，我们几个同学在中山北路和海滨一起做麦饼，亮的技术还不错呢。可惜，海滨一家现在广州。记得海滨说起他第一次用啤酒瓶擀面做麦饼，邻居好奇，连说“这不是雄鸡也会生蛋吗?”大家听了哈哈笑。
　　我在上海工作近半年，除了熟悉去税务所的公交路线，极少一个人出去逛街。国庆节期间，好几个同学在海滨那边，叫我也去聚聚。中山北路位于上海的北面，距离西郊的沪青平公路有些远。我由于不熟悉公交路线，又不能失约，下班后，看了下地图，一个人骑自行车，找了很长时间才到那里。
　　那时，我和委的感情正经历着异地恋的重重误会，尤其是我，苦恼至极，茫然不知所措，心情很不舒畅。我是不善于掩藏心事的人，海滨和省都认识委，他们知道了我的烦心事，热心地支招。不过，省的一句玩笑话就逗乐了我，“你呀，思想党员一样，相貌演员一样，说话播音员一样，身体运动员一样，总之，你不要理他就对了，女人，总要摆摆架子的。”海滨比较耐心，他说了一些他和女朋友之间的事情，还建议“写信把真实的感觉写下来，也就是放下架子，这对于我们男人来说，会很感动的。不过，感情的事情是说不明白的，你也不要太投入”等等。
　　后来，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首小诗，恰好代表自己的心境，“在孤独中等待，却无所等待，在迷乱中忧郁，却无所忧郁，我始终不敢，不敢去打开那扇门，只是一扇玻璃门，脆弱无比却坚不可摧的门。”我打电话给海滨，能否寄给委，他说：“很好啊，大胆去做吧，到时有事我来担当。”我听了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虽然，我寄出信后并没有收到期望的结果，分手已成定局。不过，海滨那句“有事我来担当”成就了他在我心中最深刻的高大形象。所以，1999年秋，应海滨的邀请，我欣然辞去临亚集团安逸的工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广州协助他创办公司。几个月前，我和他在网上聊起此事，他说“你在上海骑两小时自行车来中山北路，我判定你是言而有信的人。”
      记得张小娴也曾写过一篇《须眉知己》，“作为女性，如果你的朋友大部分是男人，你也许应该觉得高兴。一个男人，会成为一个女人的须眉知己，必然对她存有一点幻想，一份怜惜，甚至爱情。而女人，最好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哈，这个，我是不知道的，也绝对不存在的。

一碗美味可口的汤

　　在上海浦东，很自然地想起好友珍，珍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能干让我仰慕不已。虽然，我比她高半个头呢。
　　那时，她在上海浦东的外高桥，我在西郊的虹桥，连上海市区的地图都找不到我们的所在地。那时，我们两个除了电话，还经常通信，现在想想真是太难得了。
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了，有个恶作剧的男同事在我的椅子上插了几根大头针。虽然没戳到我，但是我还是气愤极了。一下班，我就气冲冲地一个人从浦西乘公交车去浦东，找好朋友珍。珍的所在地很遥远，她只带我去过一次，又是晚上。我凭着记忆，先从单位乘车去西郊公园，然后，转车——摆渡——再转车，去外高桥。
　　公交大概行驶到一半在路程，我听广播叫什么“桥”，问了一下边上一位站着的乘客：“是不是外高桥到了？”她说：“是的。”我一站起，她马上坐到座位上了。我赶紧下车，走了一段路，发现不对，再问路人，才知道是金桥，离外高桥还有远着呢。我心里很害怕，赶紧折回找公共电话。可是，那时大家都没手机，珍的住处也没有固定电话，我只好给珍的传呼机留言：“我等会去你那里。”幸好，我又赶上了公交车。
　　阿弥陀佛，公交终于到了外高桥。我很无奈地下了车，有些恍惚。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呼唤。啊，小巧的珍笑盈盈的跑到我面前，我喜出望外地想笑又想哭。还没等我开口说什么，她就叽叽喳喳地说开了，她从五点半到现在，接到好多电话和传呼，我公司的谁谁谁，又通过谁得知她的传呼号码打了好多传呼过来，又哪个朋友打电话到她店里，又某某某打电话过来，连我公司的厂长也知道了，已经通知经理开除那个男同事……反正，就差报案了！我有点听呆了，之前对同事的怒气早被转公交车时候慌张吓跑了，现在得知那么多人担心我，真是惭愧不已。珍知道我脸皮薄，她帮我打了很多电话和传呼报平安。
　　珍带我到她的家，给我烧了一碗蔬菜汤，五颜六色，我像猪八戒一样，稀里哗啦喝下去后，才发现我看都没看是什么食材做的，反正，那是我喝过最美味可口的汤，一辈子都难忘。
　　后来，珍还热心给我介绍了两家兼职单位，两家单位都在外高桥。于是，从西郊到外高桥的路，我越走越顺，简直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路了。

我的财务搭档们

     在上海，想起很了多同学，也会想起很多同事，特别是我的财务搭档们。
     九十年代上海的大搞建设，带动了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原先，沪清平公路临近机场一带只有我们一家销售铝型材，后来，各种品牌的铝型材公司相继开出，逐渐形成了铝型材市场。总厂也相继在青浦县城和浦东开了新公司。青浦公司一开始只有的出纳，前几个月，我两个地方来回跑，兼职做会计，忙得不可开交。经营厂长突然想起，君也是读会计的，就把她调到青浦了。虽然，君一直当出纳，也不考职称不考文凭，但是，她是相当聪明的人，马上就能胜任会计工作了。浦东的公司原先在浦东塘桥，后来又迁到了川沙，以分公司的性质设立，我每个月需要合并财务报表进行报送，我搭好财务框架后，就交给了新来的同事卿和敏，她们一个当会计，一个当出纳。
     君调走后，我的新搭档叫娟，移交的时候，她连说“这么复杂，头都听大了！”她普通高中毕业，喜欢数学，平时看我很忙，主动帮忙整理发票。我也逐渐教她一些凭证的处理，让她记下仓库帐，做下统计报表，还鼓励她考证。一年后，娟考出了会计证，能够熟练地做收付凭证了，转账凭证还是有难度的。经理开玩笑：“小心你的饭碗被抢了。”我笑笑，如果她比我有实力，抢就抢了呗。可惜，我和娟只同事了两年，娟回临海参加成人高考，考取了台州电大数学系，毕业后当老师去了。
     接替娟的出纳叫陈炜，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他在我的鼓动下，也学着做凭证，还一鼓作气地参加会计大专自学考试，每次都是三门三门的过，让人佩服不已。我后来去四川支教，陈炜对我表示支持，一下子结对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
     厂部的总会计师王会计每月都要到各个分公司检查工作，他说“我们厂有那么多分公司，上海的公司最有学习风气的。”王会计总是夸我算盘打得好，其实，我的算盘只有普通三级，刚好可以毕业，而君的算盘等级是能手四级，比我好很多倍呢。1998年5月，我和王会计，还有卿同时参加职称考试，王会计考会计师，我考助理会计师，卿考会计员，结果，三个人都没过。我非常沮丧，五门通过了四门，而王会计却说“一个职高生自学几个月，能把四门大学本科的试卷每门都考到70分，我是很佩服你的，明年继续考吧。”不过，由于财政改革，第二年只需要考三门就可以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学习风气，还传染给外高桥的珍，珍是做建材生意的，她也饶有兴趣地捧起了会计书，还把我认为最难考的《国民经济统计学》考到了九十多分。

一幅“五子送福”十字绣

     第二天下午，我们从上海回杭州，在中山公园上的3号线，本来可以直达上海南站。一不留神坐过了头，居然，到了南浦大桥。我赶紧询问边上的女孩子，是否到对面乘回头车。女孩子说不上来，对面的大伯热情指点，他说：“下车改乘9号线到上海体育馆，再转1号线到上海南站。”在屏蔽门快要关上的时候，还在教我怎么转车。我连声道谢，儿子说：“妈妈，老爷爷真好啊！你也很有礼貌的！”我告诉他：“出门在外，路在嘴上，记住哦！”
     地铁1号线经过辛庄时，一下子记起了KEC十字绣。2008年，我受朋友之托，月初都会从杭州赶到上海报税。那天，我急匆匆地走在莘庄的街上，烈日当空，低头一看，斜背包把T恤门襟上的线拉开了一点，真是糟糕！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精品服装店，心想，还是买件新的T恤吧。可是，没有洗过怎么穿呢？
　　正好，看到一家叫KEC的十字绣商店，那一定是有针线的地方！我快步走进，装模作样地东看看西摸摸。老板娘放下针线活，热情的招呼，问我喜欢哪种十字绣。我一下子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地问有没有针线卖的。她有些奇怪了：“就买针线啊？”我很窘的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说：“不好意思，我还要赶往松江，一下子找不到买针线的地方。”她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说：“我帮你找针线，不用钱的，我帮你找和衣服相配的线。”我连声说：“谢谢，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其实，T恤只需缝上三五针，立马解除了我的尴尬。
　　归还了针线，我感觉浑身轻松自在，一下子也不那么着急地赶路了。我好奇地环顾店铺，真是一个神奇的十字绣世界啊！店里有很多裱好的成品，巨幅的黄山迎客松，神秘的滴水玫瑰，争奇斗艳的牡丹，优雅的淑女，更有可爱的五子送福。看看标价真贵，有的几百元，有的要几千元。材料包的价格便宜多了，分好几个档次，做挂件的才几元钱，其他的都只有几十元、几百元的，没有看到上千元。
　　我拿起一个“五子送福”材料包，可爱的小男孩活龙活现，有些爱不释手。询问老板娘价格多少，她客气的说：“你不要认为借针线难为情才要买哦！”我说：“我是真喜欢呢！听你的说话也是浙江人吧。”她说她是宁波人，热情的宁波人，真好。
　  因为平常极少做针线活，我买了其中的一幅“风筝图”。老板娘动作利索地在画布上画好格子，又教我怎么绣，30元的价格只收了我25元。
那个夏天，一幅小小的十字绣，我绣了整整一个月。以至于后来，当我拿起针线装订凭证的时候，都会想起了莘庄，KEC十字绣，五子送福，还有热情的老板娘……

我的百事可乐中奖梦

      今年这个夏天很热情，气温轻轻松松地爬上了40度，还连续好几天不肯下来。我写上海记忆的热情也如同这天气，居高不下。但是，心有忐忑，我的年龄不到不惑，写回忆录是否会让人笑话呢。从书柜翻开麦家的《暗算》，看到后记写的几句话，不禁莞尔，释然。“他们像你年少时代的一场单相思的恋爱，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思念，冥顽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
      当我从冰箱取出一罐百事可乐，“啪”的一声，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有段日子，我还为它疯狂过。因为到了夏季，饮料厂家就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
　　十多年前在上海，百事可乐推出的是拉环、瓶盖幸运数字相加。一等奖的幸运数字是18，二等奖是10和8，三等奖是除10和8之外的数字相加等于18。
　　我比较喜欢数字，不为中大奖，随意地收集起了幸运数字。18这个数字我不奢望，10我有好几个，最多的是 1、2、6、11、9、13。一个月下来，我竟然有60多个拉环。　在无聊的时候，我摆弄一大堆的拉环、瓶盖，寻找他们的规律，推算中奖的比率。同事们也经常取笑我，在做发财梦呢。
　　一天，同学佩佩找我玩。当她转身洗脸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桌子上多了两个瓶盖，心里正想着：“这两个瓶盖怎么长在一起?”手也不自觉地伸过去了。“别动！我的眼镜！”佩佩大叫，吓我一跳！原来那是她的隐形眼镜盒子，我们哈哈大笑。她笑着，“你要是不能中奖，一定会走火入魔了。”
　　小周又在喝“三得利”啤酒了，不知道是他运气好，还是厂家促销力度大，这家伙三天两头中奖。那天中午，他帮女朋友拉开了百事可乐，鬼头鬼脑地朝我笑，口中念着“12，扔了。”我的脑子迅速闪过一大堆幸运数字的“6”，“别扔——”我很不好意思地喊了出来。
　　终于，我兑到了奖——一个全手动照相机。它的外形是罐装的百事可乐，内部设计按照伽利略原理，不用电池。它的价值若是按100来个拉环来计算，不如买一个普通的照相机。但是，当我把这个“可乐罐”打开了好几个“窗口”的时候，不管是谁看了，都是一脸惊奇和羡慕。
　　今天，当我从书柜顶格取下蒙尘已久的可乐相机，“啪啪”打开窗口，仿佛打开了往日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