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社会的“明公”文化

沉钟

　　　　　　　传统乡村社会的“明公”文化

　　老家村里建“文化礼堂”，嘱我帮助查找有关村庄的历史资料。首先需要解答的就是村名“明公”二字的来历。
　　有出门经商的村民早就说起：外地老板听到“明公”这词就来了兴趣，道是“明公”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叫的，《三国演义》中只有曹操才配称“明公”！你们村出过什么大人物？
　　我查了县城“妙山陈”宗谱关于明公村陈姓分支的记载，有两种说法：
　　其一，古时有何姓（又说姜姓）显宦隐居于此，因德高望重，周边百姓称之为“明公”，遂以为村名。
　　其二，“明公”，实为对历史上那些公正、贤明的乡村主事者的美称。
　　第二种说法，没有更详细的文字记录，但据父老相传的“口述史”仍有迹可寻。自元末明初始，干、陈两姓共居此地，大家长们带领族人治理环境、整饬家园、偃武修文、保境安民，其功厥伟，泽被后世。话说当初择地而居，首先遇到的就是水事困扰。本村位置座落山岙盆地，溪流在村后，田地在村前，汲水甚为不便。某朝某族大家长倡议聚众集资开渠，在上游建“大沸头”，分流二支，一支穿村，一支过田，村人始获灌溉、洗涤之利。继而订立村规民约，保护水源，公平配水，大家长处事严明，秉公执法，有至亲私自引水灌禾，大家长予以重处并自罚。于是众人拥戴，呼之曰“明公”，日久传为村名。
　　历史上，明公村的干、陈两大姓和睦相处，为邻为姻，如鱼谐水。即使在文革动乱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以族姓划界的宗派之争。村中尚有若干小姓，向来亦无以大欺小之事端发生。由于上下辑睦，内外亲和，村庄长期养成良好秩序和朴实民风。适逢当今改革开放世运，村人互为提携，共谋发展，无论居家守业或四海营商，穷富一体，志同道合，遂由物质到精神，赋予了村庄以全新的面貌。虽然世事变迁，人物更替，今天的成功，与祖先传下和宗辑族、开拓创新的良好传统，仍有着不可剥离的因果关系。
　　本村历史上的“明公”究竟是哪一位大家长难以确指，也可能是数代村族主事者的一种“集成形象”。据干氏宗谱：元末，四世祖庭芳公为避方国珍乱，由郡城杨柳巷迁居明公村，为明公干氏一世祖。干氏当时系举族而迁，其大家长的号召力与组织能力当不同于一般。谱载这位庭芳公当过长垣县尉，即负责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有“像赞”称其“选举食天禄，朱紫佐朝廷。长垣民感德，合邑颂谢恩。”在他组织下，干姓宗族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徏，从此明公村的干姓成了浙东干姓的大本营。
　　而陈氏宗谱记载有“陈松峰”人物故事：“……避居邑东明公庄所，欲以治家饬行、训幼睦族、课田省植度终身。明公村人资质平实，凡有疑难，都来求教，君每每为之释疑去惑、排难解纷。周围百姓皆闻风而来，络绎不绝。及寿终正寝，远近哭吊者数百人。”
　　以上二人似均有“明公”气度。
　　其余虽未见记录，但可以想见，凡能辑同两姓族人，胼手砥足，披荆斩棘，打造出如此一方山青水秀、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瓜瓞绵延之风水宝地者，必定是有德之长者，有力之才俊，各领风骚，众望所归，为乡村社会之灵魂、之脊梁、之楷模、之中流砥柱。此所谓“明公”式人物，乡村共同体赖以成立、恒久且发达。
　　参阅本县其它一些乡土资料，此类人物其实相当普遍。新出版的水南村志就载有类似故事，讲到某位老太公在村庄遭受洪灾后，组织族人砌石筑坝，沿溪植树，兴利除弊。为了落实护林保坝村规，这位老太公故意让家人到坝上牧羊，然后对自己处以重罚，以儆效尤。自此树木成林，利源以辟，流泽至今。宗谱中记叙此类事迹堪称车载斗量，同出于《妙山陈》谱牒，有“辅后公传”：称其“世居后陈，转迁北山慈圣庄，是处田皆沙土，其水立涸，遇亢旱，苗即干。叔祖倡议捐资集工开水畯，自大沸头至下园，约五六里许，泉流活活灌溉田禾。卑地高原咸获有秋者，皆叔祖之力也。”
　　放大来看，历史上存在于各地的这些“明公”式人物，正是“王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纾缓了政治暴力的冲击，使得底层的黎民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农民的代言者和监护人的角色。通常，他们是有一定身家、地位的乡绅，是族中精英，识文断字，有眼界，有担当，有济人利物之心。他们的身份或是地主，或是生员，或是富商，或是致仕官员，但绝对不是土豪，不是劣绅，更不是恶霸。
　　儒家所谓“士君子居乡，于物必有所济”，指的应该就是这部分人。可以说，“明公”文化本质上就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士君子”文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始则政治革命风暴扫荡，继而商业资本大潮裹挟，传统意义上的“明公”文化乃至儒家文化整体上已经失去了物质的归附和依托。今日缘于新时期村民自治弥补乡村文化的需求，才得以重拾这一话头。毕竟，一个存续了2000年的社会中间体，其影响深入民族骨髓，其魂魄是不会随着物质躯干的泯灭而就此随风消散的。当今乡村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
　　由此，我进而体认到“明公文化礼堂”的意义，既有一村之特色，也有普适文化生发之空间。
　　著名书画家张浩先生闻说，欣然命笔，为之题名。“文化礼堂”者，前身为集体化时代的“大会堂”，再前身为宗族“祠堂”。明公村原有干、陈两祠堂，均建于清乾隆年间，现在都已湮没。由祠堂到大会堂到文化礼堂，这一过程似乎也是一个历史的隐喻。

沉钟

如今的明公村人希望翻过这令人蒙羞的一页。重拾“明公”文化的本意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