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的奸臣、佞臣与贰臣们，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翻案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2 20:07:00

中国的奸臣、佞臣与贰臣们 ——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翻案陈抗行       中国的传统史学家们往往会陷入一个语无伦次、逻辑缺乏的境地：如何评价一名手握重权的大臣，用什么观点去评价一名重臣，往往会显得过于简单，圣人门徒感觉自我良好的道德倾向往往会战胜一切。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历史，是否为一名在历史上有了定论的人物进行翻案也变得毫无价值——然而，历史的意义在于经验的不断反复，如果不能彻底洞察过去一位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如今、将来我们还将遇到类似的人物，还将同样地变得手足无措，云里雾里。       关于中国的奸臣、佞臣与贰臣们，本身这种描述就缺乏对比。上星期，我和我的一名同事在上海辛巴克咖啡馆闲聊的时候无意说起，忠臣太累：忠臣的对立面既是奸臣，也有可能是佞臣，更有可能是贰臣。如此来判断，划分，显得毫无意义。       依照当代产权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被明清权力阶层以及史学家刻上烙印的历代风云人物，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有关话语表述的结论：奸臣主要是指觊觎皇权的那些大臣，佞臣是依附于皇权然后像抽水机（《潜规则》作者吴思总结的观点）一样从民间榨取财富，而贰臣则是在改朝换代或阵营对峙壁垒分明的时刻选择了不同的效忠对象（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跳槽”）。因此，这三类人物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然而历代史学家很轻率很随意地将之归为一类。       其实上述话语体系是官方的记忆，民间的记忆应有所不同。奸臣可能是一个伟大人物，被奸臣伤害的仅仅是皇权而已；贰臣也可能是一名个人道德高尚、能力非凡的人物。当然，历史人物是很复杂的，多数时候，人拥有各种性格角色，奸臣同时也是佞臣，会伤害民间，“国贼”可能同时是“民贼”。民间的惨痛记忆往往会与佞臣、酷吏有关——遗憾的是，佞臣可能是皇帝的忠臣，酷吏更不用说了，从“产权—代理”的层面看，他们行使的是皇帝的授权和意志，你很难将所有责任、终极责任仅仅推到他们身上：说这话，并不是为他们翻案。有时候想想，秦桧的后人这些年的折腾真TMD无聊，秦桧固然不必为岳飞之死承担终极责任，他作为皇帝高宗的代理，必须遵循“职业经理人服从董事长”的原则，而且如果他不干自有别人去干，但其道德、人格显然是存在极大问题的。       皇帝们是这个国家的所有者，先不讨论他们的产权得来是否具有合法性，在既定情况下，大臣们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是作为产权的代理人而存在。因此，明清以降，当皇帝们的产权权威性空前强大以后，当社会的其他发展途径被一一扼杀以后，皇帝们的产权就变成了垄断产权，真正意义上的“奸臣”应当不复存在：曹操、王莽们也就在汉朝露几次脸，南北朝、五代十国类似的产权更替行为过于频繁，让整个帝国所有阶层的人对此厌烦，也为jemmy_z的祖上赵匡胤老爷子“杯酒释兵权”的制度变革打下了基础——赵老爷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奸臣”：他本来是后周柴家的经理，却觊觎了皇权并成功取而代之，在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人物了。而令人玩味的是，这种形势的改变，源于他某次酒宴后，对手下武将们似醉非醉的沟通。        至于后来的张居正、曾国藩，本来是有可能是成为“奸臣”的：张某人以“摄政”自居，曾国藩的崛起是以满清军事力量的崩溃为前提的，一辈子以深谙“帝王学”自居的湘潭才子王恺运曾游说曾国藩取满清自立，吓得曾国藩一声不吭，以指蘸水在桌上连写六个“妄”字——曾老的志向仅在于做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而已，从没想过要自己做老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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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 发表于 2006-7-2 21:09:00

文章似乎与翻案无关吧!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2 21:10:00

还没写完呢

jimmy_z · 发表于 2006-7-2 22:32:00

左右：...赵老爷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臣”：.....头一回听说赵老爷子是奸臣,按现在的理论应该是"军事政变者",与奸不奸无关吧?这是你《资治通鉴》里的一篇文章？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2 22:48:00

传统中国的产权体系    2500年前出品的《诗经》里有一句小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足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句关于王权（在传统中国通常被称为君权）的经济学描述：天下的所有土地，都是皇帝的私产；天下的百姓们，都是这个私产体系中的价值创造者；而大臣们，则是被雇佣、选拔出来管理这个私产体系的职业经理人。     皇帝、百姓与大臣，他们之间的关系乃至博弈，构建了传统中国的三角产权体系。     现代著名产权经济学家科斯把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者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他说，“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对它们的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因而，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描述传统中国三角产权体系，就是“皇帝的权利与责任”：土地是皇帝及其家族的私产，而劳力是农民——传统中国农民是百姓的主体——的私产，产权交易则通过庞大的官僚集团来维系。②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个三角产权体系的博弈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时光流逝过程中，传统中国头脑清醒的皇帝政治家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其实就只有两个——     其一，耕种收益与赋税间的比例是否在农民承受底线之内？换句话说，土地与劳力之间的产权交易是否充分接近公平？如果农民的利益过度受到损害，帕累托效应很糟糕，而农民也无法选择其他更好的就业途径，那么，暴力摧毁现有的产权体系就将变得在所难免。     其二，产权交易过程该如何控制？皇帝不可能满地里跑去征收赋税，他得依靠一个的官僚集团，这就面临了一个委托与代理的难题。多大规模的官僚集团才算效率高而成本适宜？官僚集团的运营费用该如何控制？怎样监督这些代理人？谁掌握基层现实的信息渠道？贪污与忠诚、能力与道德自律，孰轻孰重？     清朝的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宰杀年羹尧，就是一个对上述两大问题完满考虑的经典案例。         产权是一种制度。“制度”，《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历代中国的皇帝，就没有遵守这个准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财产包括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他一个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所有人的意识里，都认为他们的生命都是皇帝的，何况财产。这说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产权没有合法的地位。私有制就是财产个人私有，而且有法律的保卫，任何人不能侵犯，包括皇帝。如果皇帝可以随意侵犯，随意取予，那就不能叫做私有制。这只是表面上的个人私有，骨子里仍然是皇帝所有。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做代理而已。     德国有一个故事：威廉一世皇帝要建造一座行宫。他看见行宫前有一座磨坊挡住了他的视线，就要求磨坊的主人卖给他。主人说这是我祖上的产业，不能在自己的手中失去，不愿意。皇帝就派去一队士兵强行拆除。主人只得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皇帝败诉，要按原来的样子造好还给主人。后来威廉一世和磨坊主人相继去世。主人的儿子负债6千马克，写了一封信给威廉二世，说自己必须还债，愿意将磨坊出卖。岂知二世送给他6000马克并写了一封信说，希望他永远保留这座磨坊以证明德国法律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私有制。    ① 无独有偶，在17世纪的法国，也有着一句类似的话：“朕即国家！”说这句话的是1643年即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5岁即位，执政72年，1661年亲政以后，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宣称自己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     波旁王朝包括路易十四在内的君主们致力于强化王权，从1614年起，175年间从未召集过三级会议。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即1789年，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国王路易十六才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僧侣、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1302年腓力四世召开第1次三级会议。后来三级会议成了常设性的执行机关，无论御前会议、军队和国家机构，都要受三级会议的监督。     ②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评出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成吉思汗、忽必烈赫然入榜，这两位的财富以征服的土地来计算——当时，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黄金家族”）的引领下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若以当今中国普通中小城市每亩5万元以上的工业用地价格来折算比较，“黄金家族”的资产至少超过195亿元人民币；如果考虑到目前沿海地区黄金地段工业用地动仄超过20万元一亩的因素，那“黄金家族”的资产亦将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仅仅是50年使用权的拍卖！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2 22:57:00

<div class="quote">   赵匡胤是后周的大臣，按照产权理论来解释，他的身份应是后周柴家的职业经理人，但他通过“黄袍加身”的办法获得了后周的皇位——通常我们把这行为说成是军事政变，但同样也看成是国家产权的更替。经济学上，所有权通常指的是对某一稀缺物品的占有权和随意支配、使用权，而产权则有更深一层含义，即因对这权利的支配使用和别人发生的关联。我试图用这理论去解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基本也可说通。     此外，关于产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有争论。顾准在其《希腊城邦制度》中提出一个疑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类似古希腊城邦制民主？这在西方，后来发展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显然中国的国家产权发展，是与西方截然相反的。在根子上，合法性建立在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胜利上。</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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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2 23:53:00

贾似道是谁？    关于贾似道身份的争论，我想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他的一生行迹。     “奸臣”一说，并不能反映实际。从头至尾，他没有觊觎过赵宋王朝的皇位，凭着姐姐是理宗的贵妃，从此，他走上一条荣华富贵的道路。     后宫势力，在中国早期的权力场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尤其在汉朝，自吕后开始，女人一直与政治充满缘分。至于这种势力诞生的原因，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一、对职业官僚势力的掣肘；二、源于皇帝小家庭圈子的共同利益。     对此的解释，从今天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权力架构似也可看出其苗头：董事长太太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应当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第一代董事长去世之后。从心理学上讲，血缘、长期共同生活的彼此信任和感激、产权共有的法律依据，这一切使得在多数情况下，会促成“董事长——董事长太太——未成年子女——职业经理人”的产权控制的影响力排名次序。     但自赵宋开始，由于中国人向来有着经验主义的传统，后宫势力逐渐没落，对实际政治事务的控制力逐渐下降。整个宋朝300年，利用后宫势力出头的仅有韩侂胄、贾似道二人。韩的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同时也是宋宁宗皇后的曾叔祖，贾则是宋理宗贵妃的弟弟。两人都是利用皇权获得（或者说是求取）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身份。     讨论是否是奸臣，对身份目的的论证很重要：韩侂胄主要事业是北伐，贾似道主要事业是维系小朝廷金字塔权力体系顶端小圈子的安逸富贵。两人其实都不存在更替皇位的野心，因此也不能将之简单称为奸臣。     但贾似道的主要问题是出现在“扣留元使”、“慌报军情”已经“买田案”上面。前两个问题，用产权理论来看，是一个“产权-代理”信息博弈问题：为什么要对老板撒谎？动机，代理集团的利益盘算，是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     说一个鸦片战争期间大臣向皇帝撒谎的故事。     1841年的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     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而2003年的SARS事件也证明了一点，“产权-代理”信息博弈问题，不但没有因为封建王朝的覆没而随之消失，至今依旧顽固地存在着。与其将之归咎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还不如看成是制度灾难。     其实，类似贾似道这样的官僚，在明清皇权空前强大的时代，大量存在着：皇帝听不到真话，但即使听到真话又将如何？皇帝关注的重心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皇位是否稳固。     所以，你可以说贾似道是庸臣，是误国之臣，但说是奸臣，有点勉强。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帝国已经没有奸臣了，有的只是一坨一坨的庸庸碌碌、“说话不如不说话、说真话不如撒谎、做事不如不做事”的太平官僚了。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3 01:12:00

善意讥笑一下孙明辉先生的宗族情结 陈抗行    孙明辉先生“在回来的田间小道上”，闻着“夹掺着稻禾清香的微风”，忽然发出了一个“王里溪村的贾姓族人所期盼已久的愿望”：能不能像郭沫若给曹操、二月河给雍正翻案那样，也让贾似道一反“奸臣”形象。     对此，我忍不住想善意地讥笑一下，无意做任何的人身攻击：民间的宗族情结固然值得尊重和同情，但也无须为此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和包袱，去强调一段遥远的家族历史。     我不惜以最恶意的用心去揣测郭沫若、二月河翻案的动机，恐怕还是为了某个特定时代或特定领袖的政治需要吧？曹操、雍正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符号象征是“改变与强权”：对曹操的翻案可以理解，正是国家产权的更替年代，以曹魏上升的合法性取代刘汉没落的合法性，正隐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政治需求。     而对雍正翻案的真实动机要隐晦得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恐怕在于当前地方政府出现的诸多“产权-代理”信息博弈难题，问题都是出现在地方政府身上的，老百姓最有怨言的都是与离他们最近的基层身上。这符合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思维，民意需要一个强权而又正直的皇帝。不过在今年三月国家发改委开的一次会议上，也有专家和高层官员表示，不能完全妖魔化地方政府。     依照上述的逻辑，给贾似道老爷子翻案的时代需求要少得多，充其量也就是王里溪村贾姓后人那区区数百人而已。套一句经济学的老话：“有需求，才有供给。”孙明辉先生（或者是贾姓后人）的提议，并不足以在市场上形成大的需求动力，对央视这样高门槛的垄断机构，无法产生强大的供给动力。而当前更多的民意需求，恐怕还将停留在对类似贾似道这样的人物的愤怒控诉上，不管贾似道老爷子是否真得霸占了多少个民女、强抢了多少亩良田。这个提议，不提也罢。     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情感错误，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反之亦然，巴不得希望老爸是英雄豪杰、爷爷是绝世人物、祖上十八代个个出类拔萃。其实众生皆在滚滚红尘，谁曾想到他在某时某刻是多么的狼狈多么的无奈。     为什么要美化祖上？2000年，我和一位去德国马堡攻读神学博士的朋友聊天，他说，这源于我们缺乏心理慰籍，尤其是一个传承千年的家族，在皇权的高压下颠簸流离，在代理集团派系的权争中无所适从，我们需要一种荣耀来自我安慰、自我激励，而某个不值得尊敬、不值得美化的祖上，则让家族负重千年。秦桧的后人想来就是如此，但秦桧在当年，自我感觉大概不会不好的。     我的这位神学家朋友得出的结论是：一、人或一个家族是需要终极关怀的，得皈依主，得到主的荣耀；二、中国人是缺乏终极信仰的，很多时候，某个不负责任、不信因果报应（或不信末日审判）的家伙做的事情，会让子孙后代长时间得留在阴影底下。     但我常常自诩是经济历史学家，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对个人奋斗其实是压制的。首先表现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路径限制上，再用科举制将99%以上的社会人口堵死在荣耀门口。社会人口需要合理分流，分流后的结果应大抵公平，否则，极少的“获取荣耀”路径、极高的竞争，将带来严重后果。     可以理解贾似道留给后人的是怎样一个负面感觉了，即贾似道的品牌价值为负，这在皇权社会，人们多以祖上正面的品牌价值为自己获得更多空间的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灾难。至于贾似道究竟干过什么事，已无足轻重，只需知道，在传统史学家的笔下，权利场评判标准中，贾老爷子的品牌价值为负——这多少令人遗憾。     至于真实情况，依据我的研究，贾似道至少不是奸臣，不曾觊觎过皇位，更谈不上是枭雄。但他肯定是缺乏能力和责任感，也缺乏对局面的控制能力，老是试图用谎言来弥补危机，新的危机在新的谎言中不断产生和累计，直至崩盘。     研究贾似道的意义不在于接受一个传统的结果就够了。历史的意义，在于无数的细节不断在发生，又不断在重复，从中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似乎更益于今天。至少今天天台的企业家们研究贾似道就有意义，在任用小舅子做高管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比如说，多想想，小舅子的能力是否和他在公司里的地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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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 发表于 2006-7-3 07:37:00

左右兄高！实在是高！现在明白为什么俺老说王莽是实践改革的先驱之一了吧！因为俺不必翻案，这是事实。。。

向左，向右 · 发表于 2006-7-3 07:51: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老虎在2006-7-2 23:37:00的发言： 左右兄高！实在是高！现在明白为什么俺老说王莽是实践改革的先驱之一了吧！因为俺不必翻案，这是事实。。。</div>说王莽是实践改革的先驱，当然可以——但这还只停留在道德评判意义上。王莽是改革家，但更是乌托邦主义者，更是可怜的书生。今天去看他当年的运做，毫无成功的希望。只一个字：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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