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部份《济公传说》图文共赏

北伟27

木鱼山和利济桥
      在天台山国清寺前面的赭溪边，有一座扁扁圆圆酷似木鱼的山，人们都叫它“木鱼山”。
      在天台县城小西门外有一座横跨东西，高高弯弯的石拱桥，人们叫它“利济桥”。提起木鱼山和利济桥，有它的一段来历呢。
      相传南宋某年，天台有个姓杜的知县，上任不久就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搜括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身为父母官，却只知道四个字——吃喝玩乐，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那时，始丰、赭溪两条溪流绕城流过，城乡交通十分不便，百姓们纷纷上书，请求修桥筑路。可是，杜知县置若罔闻，顾自吃喝玩乐。
      当时，要数西门外的乡村最多，人口最密。乡民进城，来来往往，只得涉水过河，到了寒冬腊月，更是忍受不了。看到知县不理，只得又上书府台，请府台督促杜知县造桥铺路。谁知，那知府原是和杜知县一鼻孔出气的，也置之不理。百姓们气极了，议论纷纷。
      事情传到在国清寺当和尚的济公耳里。他早就恨透了杜知县这狗官，一听这件事，更是恨上添恨，下了决心，要为万民百姓伸冤解恨。
     这年夏末的一天，杜知县带着家眷侍从从天台山避暑回城，路过国清寺。杜知县进了国清寺，寺院就遭殃，他不但白吃白喝，还要主持长老把佛宝金木鱼献出来。济公得知此事，冒火啦！心想，今日非收拾这个畜牲不可。他穿着一套破衣破裤，脚着一双破蒲鞋，手捏一把破芭蕉扇，一阵风跑到寺外。

      一会儿，杜知县来了。一对对“肃静”、“迴避”的旗、锣、伞、扇在前，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济公看到了，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为民除奸，乃是我的天职！阿弥陀佛！”说罢，就去察勘地形。平日里，国清寺前面那条溪水乱闯乱撞，每年总要吞噬大片良田。济公曾经想过要在这儿移山筑坝治恶水。今日值此良机，岂不妙哉！他想着良计，站在构想筑坝堵水那地方的路上，等着杜知县。
      “镗、镗、镗……”几声官锣，把济公从思索中惊醒，大班人马已在眼前。济公一步跨到路中央，挡住鸣锣开道的。衙役一看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和尚挡住去路，大为恼火，呵斥道：“秃驴如此大胆，瞎了眼，杜老爷驾临，快快让路！”济公道：“杜老爷难得来此，小僧有话跟他讲，请禀告。”衙役一听这小和尚出语不凡，只得上去禀告。
      杜知县一看，是一个十五、六岁，穿一身破衣裳，着一双破蒲鞋，手捏破芭蕉扇的小和尚，十分恼火，心想：我堂堂七品官，一县之主，岂能和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僧搭讪。一怒之下，喝令左右衙役拷打济公。衙役们一齐扑上，挥起水火棍蒙头盖脑打了下来。济公一连避过几棒，见衙役们还不肯歇，不禁怒从心起，我忍到现在，不能再忍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忍是心头一把刀，我若不忍必先绞。管他的。”说完，就用那把芭蕉扇扇了几下。顿时，烈日当头的天空，随即彤云密布，迅雷霹地，倾盆大雨直泻下来，顷刻之间，洪水猛涨，怒吼奔腾。杜知县和太太、小姐、衙役们措手不及，被狂风暴雨吹打得七零八落，纷纷掉到溪里。
      那只金木鱼济公早就拿回来啦。
      济公又用扇轻轻一掸，把杜知县这班王八收拾到一起，然后，朝金木鱼轻轻一扇，那木鱼渐渐变大，越来越大，济公把这些王八塞到木鱼里头，塞上土，推到他要筑坝截水的地方。这金木鱼，随着济公呼唤的风和雨继续升高变大，成了一座小山，挡住了恶水，杜知县也已命归西天了。
      却说那一杆木鱼柄，一直随水流到城外行人众多的小西门。这时，济公停了扇，风静雨止啦！木鱼柄也不再流啦。济公朝木鱼柄轻轻吹了一口气，那柄立即变成了一座弯弯的石拱桥。
      后来，人们为纪念济公为民除害造福，就将金木鱼变的山起名为“木鱼山”。那座石拱桥呢，因为济公本姓李，百姓们就叫他“李济桥”。后来，因年代久远，人们叫着叫着，叫谐了音，就叫成了现在的“利济桥”。


                                                                                                                                              （赵达枢）



         附记：“木鱼山”今尚在。但“利济桥”古桥因桥高，拱陡，坡度大，桥西厂矿单位汽车难进，于公元一九七八年拆去，在原桥址重建平拱桥，桥栏镌刻“小西门桥  一九七九年元旦建造”。但人们还称其为“利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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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常爱赤城晖

                                                                                    初晓“济公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还是稚童，就开始涂鸦“上大人，孔夫子”的描红。描久了，认识了斗大的字一箩筐。一日，无意间翻到先父遗留的古书，名曰《清夜钟声》的拓本，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翻个不够。开头是这么写的：“天台高山不产米，二月米贵贵于珠”，后面叙述的是济公的故事。我不懂，但喜欢刨根挖竹，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刚巧，二叔婆在家，老人家知天文地理，晓人间世事，而且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济公是什么东西？”我问。老人慈祥的脸变严肃起来：“不能这么叫呀，罪过的啊，应该叫‘济公佛’懂吗？以后要叫‘济公佛’！”老人慢条斯理，一板一眼的纠正。“那济公佛是什么地方人？”“济公佛是我们天台人，城里小北门石墙头人！”得到老人家确切肯定的回答，小小的心灵中深深地烙下了天台出了个“大佛”的印记。一种无以名状的光荣与自豪感在心田冉冉升起。
       稍一懂事，上了学，开始接受正统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导。“四公”（包公、施公、济公、胡公）是封建社会残留的遗物，是腐朽的剥削阶级统治工具，是与时代提倡的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背道而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之类的书籍统统被打入冷宫，那本《清夜钟声》同样难逃厄运，被“革命洪流”荡涤得无影无踪了。自此，“济公佛”远离我们而去。
                                                                           
                                                                                   绮丽的“永宁村”

       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天台山金地岭直泻而来，山城人们昵称“后塘溪”，也有叫“小溪”的，但她的大名叫“赭溪”。
      赭溪，用它甘甜的泉水，哺育了它一代又一代的子民。小桥，流水，人家。虽说永宁村在山城，却是典型的水乡风貌。几人合抱参天的松树、溪萝树、裟朴树、阿娜多姿的杨柳树，深绿似海密密匝匝排列在赭溪两岸，它是小溪水忠实的伴侣和朋友。这里绿树成荫，彩蝶纷飞，水碓声声，渔歌悠扬，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溪水从石墙头拐了几个弯直奔利济桥，左岸是条石垒成的高大伟岸的古城墙。一条从国清寺开始，绵延三公里的黛色鹅卵石路，沿溪而来，穿过“跃龙门”，直至县衙。老人们称此路为“青龙”，据说“跃龙门”就是因此路而得名。
      “永宁村”几经易名，解放初期叫“第九居民”；高级社时称“友谊社”；公社化时改名“友谊大队”；文革时改为“卫东反修大队”；改革开放后又更名为“北门村”。尽管几经更改易名，但永宁村的地方一直未变。
        永宁村内有一座弯弯高高的石拱桥，状如十五的皓月，横亘在赭溪上。桥上古树老藤缠绵，桥下一汪碧波荡漾，鱼儿成群，野鸭游弋，鸳鸯戏水，悠悠自在。
       每当汛期，又是一番景象：站在桥上，但见洪峰浩浩荡荡，发出震耳欲聋轰鸣巨响，奔腾而去，蔚为壮观。此桥名为“利济桥”，传说是济公修造。
       村内楼宇鳞次栉比，后司街、文明巷、当店巷，商铺林立，商贸繁荣。慕义巷、桐园巷、金井巷……街巷井然，民风淳朴。村内客栈药店、茶楼酒肆、钱庄当铺、高宅府第、书院义塾、祠堂古庙、街楼牌坊遍布，错落有致。济公，就出生在优美如画的永宁村北端。然而，这些美仑美奂的千年古桥和古民居，几经历史变迁，已成过眼云烟，尤其是近年的旧城改造，将老祖宗积淀下来的文明改变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几处破旧的粉墙黛瓦在见证着尘封往事。
    我有幸与济公同村居住一十七年，耳闻上世纪老人们讲述的济公往事。这些，都是古书中从未记载的，是无字的书。多彩绮丽的永宁村，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毕生最大的收获和快乐。

                                                                                    再识“李修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同窗笃友李维昌先生偕杨细花女士夫妇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德高望重的许杰老教授与他同住一幢楼。我每去上海，必去同窗处寒喧。乡音声声，惊动先生夫人，下楼来探个究竟。过往多了，先生夫人叫我“桥上弟”，彼此也无里外。若我长时间没去上海，先生夫人常带口信问候，心里感到先生夫人平易近人。一次老友告诉我，先生夫人回乡省亲，我遂去拜望。
      步入许老府中，就听见许老宏钟般的声音：“……做人要有骨气、硬气，这是我们天台人的特征。我的资质只有中等，所幸能写出几篇文章，一是靠硬气和骨气，二是靠勤奋。我老了，天台的文学事业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坐在许老对面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们正在谈论文学和人生。又听到他们在谈论济公什么的。经先生夫人介绍，彼此认识了，他是县文化馆的创作干部曹志天先生。
      我久闻他的大名，多次见到他在报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原以为他是文化界人士，我是地道的“农人”，他会瞧不起我，但他并没有瞧不起我，倒有股老兄弟般的情谊，彼此毫无禁忌。
      一次在偶然的闲谈中，曹志天先生提起济公的事情来，问我有无兴趣搜集济公在天台的故事。这事在当今一点不稀奇，在那时却需要很大的胆魄与勇气，并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和今朝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两个凡字”当头，“红色风暴”尚刮，象曹志天先生吃“公家米饭”的，弄不好丢饭碗，“群众专政”就够你呛。我就用不着担此心了，已是锄头杆帮子最底层的下里巴人，况且又不是舞文弄墨，吃“公家米饭”的。
       志天先生十分信仰济公，对我细细谈起济公，然后说：“你不是和济公同住一村吗？知道济公故事的老人一定还有，这些东西今天不能用，明天可以用。这些东西很有价值，但是老的人走完了，带到棺材里去就没有了，人在则有，人去则无，这些东西现在知之的人已经很少，如果我们去发掘记录整理，留到以后一定是很珍贵的。”当时，我惊异志天先生对济公为什么如此痴迷。其实，他早在暗地里干“这件事”，他多次走访桥上村济公传人李先才等老人，暗地做了许多记录。他鼓励我，要我也像他一样干起来。
       当时，我客居岳母家，知道岳母有很多“济公佛”的故事，因为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北门村人。北门村的老人们对“济公佛”的事耳熟能详，就象潺潺的赭溪水流淌不息。搜集这些东西，有何用场，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再认识“李修缘”也无碍大事，也就和志天先生一道做起来。

                                                                                    春 风 化 雨

       一九七八年，中华大地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发展是硬道理”。“弘扬优秀的文化刻不容缓，振兴文化艺术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曹志天先生接连在全国各报刊杂志发表了散发出浓郁香味的小说、散文和天台山传说。嗣后 ，又与曹肖冰合著《小济公》， 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首印四万册，在全国发行，一出即告罄。这是最早的“济公热”。我也试探将几篇不成器的“济公传说”投寄上海《故事大王》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结果，悉数刊出。当时每篇的稿酬不菲，是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二倍。有的还再版，出版社还照寄稿酬，我非常不安，“济公”这么报答我，我只能踏踏实实将济公的传说继续搜集整理好。
       一九七九年，济公族人李先才老先生为修复赤城山济公院多方集资，多次呼吁。他找到曹志天先生，曹志天先生帮助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联系、要求，但终因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未获成功。后来，李先才老人也饮恨而逝。直到 1 9 8 6年，曹志天先生将此事告知时任县旅游局局长的陈镛先生，一拍即合。在陈镛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一道奔走，得到县老协会长潘季川老先生的帮助。最终，陈镛先生请中科院齐康院士设计，在赤城山原济公读书处建设济公院。历经几届天台县老协的不懈努力，发展到目前的规模，确实难能可贵。
       同年春夏之交，去杭州出差，为志天先生携带《回忆周总理一九三九年绍兴之行》稿件交曹天风先生后，我再去为自己所谋职的镇办小厂去省计委争取产品立项。办完差事出来，在省府门口，和我的大哥赵达煊先生不期而遇。一位和我大哥同行身体魁梧的先生快人快语：“老赵，这莫非是你的弟弟，这么像！”长者一眼认出。大哥向我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就是大名鼎鼎，自嘲“不是相国居相府，不是牛郎入牛棚”的陈玮君先生。50年代在《东 海》杂志社当编辑，住在葛岭宋朝奸相贾似道官邸遗址。没想到，若干年后不是“牛郎”的他却进了“牛棚”。文革后，他精神焕发，重握笔杆，佳作迭出，出任了中国故事家协会主席。在这种轻松和无拘束的气氛中，我握住了这位德高望重、德艺双罄的民间文学泰斗的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受。
       陈玮君先生没有来过天台，却对天台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岩一石、一鸟一兽、一人一物了如指掌。先生突然问我：“曹志天你认识不认识？” “认识！” “哈哈，天台多才子，曹鸣云的书法娟秀苍劲，曹志天的文章优美流畅，《天台遇仙记》有特色，天台山水养育一方人，天台文化积淀深厚，你们要好好保护挖掘啊”。然后又问我：“贾似道是天台人，你知道吗？”“南宋奸相，天台人都晓得！”“李修缘，济公你知道吗？也是天台人！”“我和济公同住一村，那有不知道的！”问者有心，答者无意。我在这位纯朴、豁达的陈玮君先生前不经意的回答。“真的？”“当真！”“你告诉曹志天，他是省民研会会员，要扎根下去，尤其是济公的传说，不能在你们这一代消失，要抢救性的挖掘，这是民族瑰宝。”我将此口信捎给曹志天先生。于是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搜集整理济公传说的方案，曹肖冰、曹宇英等年轻人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我们的行列，增强了我们的力量与信心，责无旁贷之心油然而生。
       志天先生一再给我鼓气，又得与济公同村的地利，我们卯足力气，在永宁村及周边寻访上年纪的老人，寻找济公当年的蛛丝马迹，虽说是传说，曹志天先生却很认真，一丝不苟将它当作历史纪实的记录来对待，详细访谈、记录、整理。
       孩提时，我的二叔婆洪小妹（1891-1966年）老人对我讲过济公“赖婚”的故事，印象很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问一些老人，他们却不知道济公“赖婚”这件事。既然二叔婆讲得有板有眼，一定是有出处的，要想详细了解，必须找到和二叔婆年纪相仿的老人。
      于是，我想起了桥上村最年长的王柏仁（名王敬煊）老人。这年，他已97岁了，恰恰又是我同窗徐爱美（又名王赪）的外公，这给采访带来了方便。徐爱美少时学习优异，能歌善舞，也会讲很多故事。后来去上海读书，失去了联系。王老出身书香门第，我一说和他的外孙女是要好同学，老人说什么也不休息了。一提济公，老人如数家珍，我们终于找到了“富矿”。我问王老，济公为什么要“赖婚”？王老立即纠正：“不是赖婚，是逃婚！老一辈的老人都知道！”接着详详细细给我讲了济公出走的经过，和我儿时听过的故事基本一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回来后，我整理了《修缘出家》的故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人家还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牛生麒麟》、《心远香》等其他的济公故事，使我们采集到一些弥足珍贵，鲜为人知的传说。

                                                                                    迟 结 的 果

       陈玮君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我们搜集济公传说的工作，得知我们四五年来，已记录搜集整理了30余万字，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出书，并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在百忙之中为我们作序，亲自推荐至《花山出版社》。我清楚地知道，这位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能为我们作序和推荐，不是我们的书好，而是济公传说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书未出版，但名声却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一九八七年春节，一位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法国留学生戴文琛来到天台。他研究的课题是“济公”，这位法国巴黎某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儿子是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在中国文联介绍下，特地从天津赶到天台寻找曹志天先生了解济公传说的。此时，曹志天先生已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又兼任政协、文联和多个文化社团职务，工作比较繁忙。但他忙里偷闲，仍然笔耕不辍。曹志天先生热情接待戴文琛，并组织我们一批济公传说爱好者，召开座谈会，详细介绍济公和济公传说。戴文琛十分满意，表示一定要把济公和济公传说带到法国，在大洋彼岸生根、开花、结果，他还希望我们能将济公传说早日付梓成书。
      一九八六年，由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天台县民间文学三集成工作展开，我们搜集的部分济公传说收集在其中。
      二OO五年，天台县委、县政府开展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太龙和现体育局副局长张兴斌二位先生与我们联系，将我们搜集的济公传说申报上去，并给我们拍了摄像资料。时隔不久，济公传说即被批准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济公传说”终于付梓。如果不是当年许杰先生、陈玮君先生高屋建瓴的嘱托，如果不是曹志天先生的信念和执着，这些“济公传说”恐怕早已被老人们带进黄泉。
       如果不是曹天风、洪小妹、王柏仁、徐小妹等百岁以上已故老人，和九十多岁的济公传人李先才，以及陈爱金、曹雪樵、赵陈理等已故老人，和尚健在九十高龄的曹熙、姜其妹等老人的讲述，不管你有多大的飞天本领，也难有今天的济公传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多年后，尘埃落定，我们谨借此一角，向这些已故和尚健在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永远的济公

      “人生苦短，百年一瞬”，时过境迁，岁月蹉跎。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我们都已花甲。回想当初我问时年97岁的王柏仁老人，济公为什么人见人爱，老人呵呵的笑着，不假思索地回答：
                                  济公用机灵的头脑扬善除恶；
                                  用同情的耳朵倾听民间疾苦；
                                  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明察秋毫；
                                  用柔中带刚的嘴巴舌战群魔；
                                  用刚直不阿的正气严笞贪官污吏；
                                  用灵敏的鼻子分辨世间香臭；
                                  用火热的心灵为黎民谋善事；
                                  用勤快的双脚奔走四方解百姓忧愁；
                                  用铮铮有力的铁掌劫富济贫；
                                  用滚烫热烙的心肠造福一方。
      把济公刻画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这不正是我们家乡天台人民对济公恰如其分的评价么——
       济公精神代代相传。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济公，你的歌在人民中传唱，飘向世界，你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赵达枢
                                                                                                                       2006年6月18日

    附记：1、此文题《令人常爱赤城晖》系济公题《登赤城山》七律诗，全诗是：
                                    远山迭迭有高低，画到无声识者稀；
                                    万里江山看不厌，令人常爱赤城晖。
         取其意而用之。
               
               2、此文写在《济公传说》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3、2006年8月30日《天天天台》节选此文部分内容，以《济公传说在民间》刊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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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济公传说》，1985年就列入《花山出版社》出版计划，中间整整搁了21个年头，今天终于付梓，多年的心事，总算了却。
      说起搜集整理《济公传说》，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只觉得这些传说是那么纯朴、美丽、动人，失传了实在太可惜。那时的政治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因此，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听，悄悄地记录在自己用光连纸订制的小本子“土壤”（记事薄的名称）上。
      1980年，我有幸参加浙江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绍兴的代表阮庆祥同志发言说，绍兴是文物之邦，解放后出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是到头来只有《徐文长传说》尚有价值，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这段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我暗喜自己做得对，同时进一步认识到民间文学的不朽价值。是呀，民间文学来自民间，源于民间，活在民间，它是永恒的，不朽的。绍兴有徐文长，天台不是有比徐文长更有名的济公吗？
       回来以后，我觉得应该放开手来干，还应当邀集一些有志于这一工作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干。于是，我与赵达枢先生一起商量，制订了一个初步计划。这时，曹肖冰和曹宇英十分年轻，但他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参与了这项工作。历经五年时间，我们终于搜集到100多则济公传说，共计30余万字。
      我们将一部分济公传说寄至浙江省民研会，得到民间文学专家陈玮君先生的充分肯定。他要我们在此基础上结集出书。不但为我们推荐出版社，还亲笔为我们写了序言。
      在搜集整理济公传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台的济公传说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不同于《济公全传》，不同于后来的电视连续剧《济公》，也不同于原来在杭州一带流传的济公传说。它是地地道道“天台籍”的。天台济公传说，时限十分清楚，发生在济公出生到出家的18年时间中；地域也很明确，都在天台县境内，如国清寺、无石岙、东门庵、枫树头山、廊汤头、施安桥、泳溪……一个个地名至今犹存，天台人读了分外亲切。从内容来讲，这些传说大多讲述济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后来被人们神化了的“活佛”。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济公确有其人，确是一个天台人，是一个聪慧、正义、机智、勇敢、英俊的儿童和少年。
       唯一遗憾的是，当年曾对此书给予关切和指导的许多前辈，如著名作家许杰、陈玮君和电影家赵达煊等先生都已仙去。同时，当年许多为我们娓娓讲述济公传说的老人，如曹天风、洪小妹、曹雅川、陈爱金、李仙才、王柏仁、徐小妹、赵陈理……等也已驾鹤西去。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他们已经看不到当年自己讲述的济公传说终于成为文字出版，终于能够流传下去了。但是我又想，如果老人们在天有灵，知道自己讲述的故事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会为此含笑九泉的，我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感谢。
      所幸，当年为我们讲述济公传说的还有两位老人健在，他们是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九旬老教师曹熙和姜其妹夫妇俩。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深深的感恩。
      赵达枢先生的家属郑文懿和我的家属孙美妹两位女士，自始至终大力支持，并参加整理和校对工作。
      在成书过程中，原县人大副主任余云安，济公故居裴斐、卢蒙豹和陈祥等先生曾多次给予鼓励。香港景观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赵涤烽、付明明、詹敏、徐扬、陈林琳、朱伟等同志在百忙中为我们设计封面和插图。天台琼台广告公司金雷和陈邦设等先生为本书出了大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与济公有缘的人们。

                                                                                                                                                                    曹志天
                                                                                                                                                       二OO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