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溪宰相家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12 09:06:00

为先祖讳是人之常情所在，作为乡党也更是非常理解。不过要去翻历史定案，王里溪的贾氏族人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毕竟历史不是靠红口白牙辩护出来的，没有贾似道，南宋还真能多撑上起码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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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13 08:47: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niko在2006-6-12 16:52:00的发言： 历史是从来没有真相的。所谓定案也只是暂定而已。。</div>如果说从来没有真相，即可言从来没有假相；所谓定案只是暂定案，那么亦可谓暂定案即定案……这可是个公孙龙一派再简单不过的逻辑。这句话的可以基本分析如下：不可知论＋犬儒式怀疑论＋实证论＝虚无论。保守的说法应该是：历史是从来很难还原或接近真实发生的真相的。所谓定案，即未被推翻前普遍承认的定案。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4 10:57: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niko在2006-6-23 14:28:00的发言： 既然如此，为何不去翻定案？？偶赞同去翻，只要你有信心、有能力和证据，你就可劲的翻，死命的翻，翻出个大天，那才是牛B！！哪来的这么多“不要”和“不能”！？</div>哈哈，可惜啊，许多有志于翻“定案”的仁人志士，确确实实就是为了能牛B一把，也顾不上什么能力和证据，义无反顾地“可劲的翻，死命的翻”，可就是“翻不出个大天”来。对于这些人，还是多想想“不要”和“不能”的好，省得白费力气，本来是想做秀，最后变成出丑。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5 05:37: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niko在2006-6-24 3:34: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abracadabra在2006-6-24 2:57: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div>哈哈，可惜啊，许多有志于翻“定案”的仁人志士，确确实实就是为了能牛B一把，也顾不上什么能力和证据，义无反顾地“可劲的翻，死命的翻”，可就是“翻不出个大天”来。对于这些人，还是多想想“不要”和“不能”的好，省得白费力气，本来是想做秀，最后变成出丑。</div>说这话的，有点看破世事、世外高人的味道，不知是真是假？“可就是‘翻不出个大天’来”的结论更有点上帝的腔调——判定他人的是非与结果！令人陡生肃然起敬。。。敬意过后，一转念间：不对呀！假如翻“定案”就是做秀，那这世人有几个不在做秀？写文的、做事的不都是做秀？更何况出不出丑又岂是他人可以定论的？即便是个真权威说的，也得拿眼挑挑“权威”——真的假的？您说不行就不行！？人生在世，要是没点“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未免太过无味！更别说以人代天。。。只要经过自己的认真考虑，觉得值得做，那怕别人都说错，也做了再说。做人如此，认知和判断更得如此！错，也要错的明明白白、认认真真！那些轻描淡写、无凭无椐、似是而非的“忠告”，不听也罢。</div>Niko 不要着急嘛。首先，偶说的“就是翻不出个大天来”是对于迄今为止、有目共睹的“翻案”结果的客观描述，的的确确还没有发现什么“翻出了大天”的翻案事实来，这个凡夫俗子都是看得到的，无须借助上帝他老人家的诸般神力。假如已经有了这样“翻出了大天”的翻案个案，那就是确属偶孤陋寡闻，不妨请提示一二。所以你也不必急着表示不那么真诚的“敬意”。 其次，关于“假如翻‘定案’就是做秀”，偶想你在这里可能是无心地曲解或者偷换了偶的发言主题。偶所指的“做秀”，是指那些“顾不上能力和证据”，为翻案而翻案的“翻案”举动，这可是个严格限定，怎么可能推导出你这个“翻‘定案’就是做秀”的宽泛结论来？在这个曲解的结论后，你紧接着的下一句推论“那这世人有几个不在做秀？写文的、做事的不都是做秀？”更不知从何而来，或许你比较愤世嫉俗，或许你认为“写文、做事的”除了“翻案”没有其他事可干了，又或许你有狂热的做秀生活观，但这两者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          第三，对于权威与传统，偶向来抱有尊重与怀疑并行的态度。对权威与传统的挑战或怀疑，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怀疑态度亦是个人思维的动力，这一点上偶想偶和你的认识没有任何差异。只不过，从怀疑到考证，都需要先占有确实而充分的与既有“定案”相悖的事实证据，再运用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来推翻所谓“定案”。以贾似道此案来说，在未掌握宋元以来正史野史中可以推翻贾氏误国“定案”的充分证据之前，仅凭一本自编的家族宗谱就嚷嚷着要推翻“定案”，恐怕是要出丑的。     第三，对于权威与传统，偶向来抱有尊重与怀疑并行的态度。对权威与传统的挑战或怀疑，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怀疑态度亦是个人思维的动力，这一点上偶想偶和你的认识没有任何差异。只不过，从怀疑到考证，都需要先占有确实而充分的与既有“定案”相悖的事实证据，再运用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来推翻所谓“定案”。以贾似道此案来说，在未掌握宋元以来正史野史中可以推翻贾氏误国“定案”的充分证据之前，仅凭一本自编的家族宗谱就嚷嚷着要推翻“定案”，恐怕是要出丑的。 如果没有确凿可靠的证据，没有令人信服的考证，只是“经过自己的认真考虑，觉得值得做，那怕别人都说错，也做了再说”，偶以为，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天台方言中有专门词汇形容这种心态——“候自讲”。做人若如此，是为偏执，认知与判断如此，是为非理性。至于“我命由我不由天”和“以人代天”这种自负，是不是令人想起电影《太极张三丰》里边被李连杰扮演的张君宝击毙的秦天宝？实在太武侠风格了吧。。       偶的上述一家之言，只供愿意听的朋友参考。至于那些“候自讲”，偶并不指望他们会耷拉下那对倔强而僵硬的长耳朵。 最后，再特别声明一下，这几句还是偶本人的声音，不是在模仿上帝他老人家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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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5 10:03: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niko在2006-6-25 0:49:00的发言： 呵呵,偶不急,偶不姓假也不姓真,没必要急.首先，请楼上的认真看看我说的内容，偶说的是一种态度问题,赞同的是“翻定案”的态度，不赞同的是拿书当律，以书为最终结果而对人横加指责，让人“死了这条心”的态度！更对动不动说他人“做秀”和“出丑”的提法比较感冒！！而说到贾似道一案，偶还真没什么了解，说不上话。至于“敬意”，偶要对楼上的坦白——偶还真没有！偶前面这么说，是有点睁眼说瞎话的味道。对于这个，要向楼上道歉滴。其次，文字游戏偶就不玩了。是不是偷换概念看上面的文字即可，无须多辩（请勿编辑哦）。偶赞同翻案的前提是有能力、有信心、有证据，这个应该不用再解释字面意思了吧？对于“或许你比较愤世嫉俗，或许你认为‘写文、做事的’除了‘翻案’没有其他事可干了，又或许你有狂热的做秀生活观，但这两者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这句，偶有些迷糊，这不是从楼上的“做秀”一词而出的吗？怎么就成了偶认为“‘写文、做事的’除了‘翻案’没有其他事可干了”呢？呵呵，确实有点想不明白。第三，偶认为楼上说的“对于权威与传统，偶向来抱有尊重与怀疑并行的态度。对权威与传统的挑战或怀疑，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怀疑态度亦是个人思维的动力，这一点上偶想偶和你的认识没有任何差异。只不过，从怀疑到考证，都需要先占有确实而充分的与既有“定案”相悖的事实证据，再运用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来推翻所谓“定案”。以贾似道此案来说，在未掌握宋元以来正史野史中可以推翻贾氏误国“定案”的充分证据之前，仅凭一本自编的家族宗谱就嚷嚷着要推翻“定案”，恐怕是要出丑的。”这一点，偶完全没意见，也是偶想说的。（这一点，楼上的得跟偶学的：认真看别人的内容再做判断是完全必要的）四、“侯自讲”的说法，有些欠妥，尤其在一个问题出现争论的时候，在和楼上的看法有分歧时而被扣这一帽子，呵呵，有人身攻击之嫌哦！“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想法偶是有的，“以人代天”偶是万万不敢的！（明明是偶说别人，怎么又成帽子扣偶头上了捏？天台人说戴一顶以上的帽子要出双牙的，所以，这些帽子偶坚决是敬谢不敏的。）楼上的还说偶的话太武侠风格了？这可让偶有些喜出望外，飘飘然起来。楼上的，是在夸我吧？五、楼上的形容词用的８错，“．．．耷拉下那对倔强而僵硬的长耳朵”尤其出彩！但“倔强”是褒义，“僵硬”是贬义，楼上说这句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呀？偶有点搞不懂了。。。“耷拉”和“长耳朵”好象一般是说狗狗的吧？偶虽然是动物，但和楼上的一样也是高级动物呀？这蛮让人闷的，但无所谓啦，什么样的眼睛看出什么样的世界嘛！言论自由，眼界自由！！最后，偶也特别申明一下，对于楼上这么清醒的说是自己的声音，对自己有这么认真的认知和自省，偶惟有敬意！（这次可是真的，一点也不假）</div>    耶，太好了，先要谢谢楼上这次“一点也不假”的“敬意”。当然，不知道楼上下次什么时候又会来假的：）其实，说到睁眼说瞎话，这的确不是个很好的习惯，用汉语中的一个贬义词来说，就是“虚伪”。我们都是后司街的乡党，楼上的就不要这么俗气地客套了。     关于是否在曲解或偷换概念，的确，只要参看偶在
I2006-6-24 2:57:00的发言和楼上的在 2006-6-24 3:34:00的发言文字，这点偶在2006-6-24 21:37:00发表、
2006-6-24 21:46:57编辑的回复中已经说明。“不顾能力与证据的翻案为作秀”与楼上的“假如翻案为作秀”之间是否存在曲解与偷换概念的关系，不辨自明了。至于编辑文字与是否文字游戏的关系，看看编辑时间与编辑内容就行。说起来，偶关于“不顾能力与证据的翻案为作秀”与楼上的“有能力、有信心、有证据”去翻案并不相悖，只不过是说了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楼上却针对这个发言急急推出“假如翻定案就是作秀，那么……”的曲解高论来。这正是偶与楼上开始争论的关键起点，可惜啊，楼上从这个开始就错了。“认真看别人的内容再做判断是完全必要的”，楼上的这句话还是要原样奉还，建议自己先好好认真学习再来要求别人。另外，“假如翻定案就是作秀”到“那这世人有几个不在做秀？写文的、做事的不都是做秀？”正是楼上从错误的曲解出发得出的错误推论。退一步，即便“从假如翻定案就是作秀”这个假命题出发，也完全推导不出“这世人有几个不在做秀？……”的结论。偶上个贴子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楼上到现在尚不自识，弄不明白，只好麻烦楼上检讨一下自己的看贴认真度与逻辑推理能力了。至于是否扣帽子，请再仔细参看对“候自讲”的定义，楼上的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对号入座。早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帽子也要遵循市场原则，哪有硬扣的，都是自已掏腰包买的吧。不过偶相信，现在开始楼上肯定不属于这类人。关于耳朵问题，其实偶和楼上的在这里是有分歧的，坦白地说，偶当时想到的不是可爱的狗狗，而是驴，犟驴，这种高级动物其实也蛮可爱的，就是犟一点，偶用这个相对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候自讲”的脾气，尤其指那些准备“以人代天”的别人的自负姿态，倒没有想到把人和高级动物相提并论。虽然从生物学上来说，人属于高级动物，但一般概念下，人和动物所指还是不同的。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6 07:49: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niko在2006-6-25 18:33:00的发言： 呵呵，还真急了？！最后一块布也不要了，直接就动物了，哈但千万别上火哦，弄出点毛病了，偶可担待不起的。楼上的回帖有些语无伦次嘛，（不好意思，这话可能重了些）对于偶对楼上虚假的敬意，楼上斥之为“虚伪”——偶承认这事虚伪，所以在这之前就已经道歉了嘛。看在楼上不依不饶，求真务实的态度上，偶就明说了吧：对于楼上的在涉及争论方面的看法和评判，偶是鄙夷的！不过，争到现在，偶看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第一、纵观楼上新的回帖的内容，已经开始在炒以前的冷饭了，亦无新的概念和逻辑出现，也就是平常意义上的词穷了。那也就没啥好多说的了，再说下去不就成了长舌妇般的喋喋不休、胡搅蛮缠啦。再说了，老拿对方的话说是要送还对方，更有点天台式小孩斗嘴的骂街风范。再下去，楼上的还不得要找偶直接PK啦？！谁让偶身子骨弱，且胆小呢。第二、楼上的也已经说“偶关于‘不顾能力与证据的翻案为作秀’与楼上的‘有能力、有信心、有证据’去翻案并不相悖，只不过是说了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这话了，偶觉得有这话也就差不多了。承认了就行，虽然是绕了一圈又绕回来的，但争论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嘛。虽然这习性挺象楼上所喜欢和所谓的另类高级动物一样。本来嘛，楼上的早说这话，也就省了大家多少力气，也不至于伤和气伤得楼上的出口带动物的地步了。因为偶真不知道楼上在说说话，打打字的时候喜欢带上动物的？！还觉得“这个相对生动”？？真吓死俺嘞！很想说楼上的挺没口德和风度的，但一回想：自己跟你争论了半天，不也是一丘之貉吗？所以，偶绝不说这话！也怪自己，好好的逛园看景不是蛮好，跑动物园来逗什么乐子呀？！第三、偶还“未嫁待阁”，属于还没找到下家的那种，这个形象和颜面，偶觉得偶还是非常需要的，而且是需要精心呵护滴！咱不是没这资本吗！而且，骂街式的继续下去，个人形象事小，树了个坏榜样,教坏后司街的DDMM们事大呀！所以，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偶决定不再和楼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下去。偶赞同的、不赞同的、直至鄙夷的内容和观点也说的差不多了，也没必要和人纠缠不休了，免得落个与动物为伍的下场。（想想都可怕）如果楼上的还是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也千万别憋着，那会伤肝的。哪怕不是高级动物，就算是低级动物，你也想说就说，直接出口就是了，不用讲（JIA）斯文的。没事的，偶保证只看不回了哈。另，祝楼上的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心!!!</div>       呵呵，终于原形毕露了。       理屈辞穷，无言以对之际，阁下也只好高挂免战牌，咶噪数声而逃之夭夭了。只不过仓皇北顾之际，何必还要扯这么一条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来做遮羞布？不过自曝其丑而已。        白纸黑字，贴子发言历历在目，这位仁兄居然还能如此倒打一耙，这脸皮上的厚度可真是了得，甚至连“未嫁待阁”这种理由都摆出来了。与你这样的人居然认真争论了数贴，真是偶的耻辱。       虽然如此，老乡面子总还是要给的，为了你的颜面与婚姻大计考虑，偶就不痛打落水狗了。只不过，借用刘伯承的一句名言，还是要问阁下一声，摸摸你自己的裤裆，还是不是个有卵子的男人？       尝闻古人有尿遁，实未见过如阁下这般的屁遁。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7 02:31:00

嘿嘿，真是一场好戏……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7 11:13: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薰衣草在2006-6-26 23:33:00的发言： 嘻嘻，没看出来啊，盲眼的话真是简短有理哈，偶以前还以为你就画画好呢。上面的那位叫什么“a啊b啊”的同学发表言论的用词简直不敢恭维。。。。。。</div>嘻嘻，这位叫什么“薰啊草啊”的同学发表意见的武断与草率简直令人发指。。。。。。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28 06:23:00

那么就落幕吧，这真是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哗，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abracadabra · 发表于 2006-6-30 01:50: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胡明刚在2006-6-29 13:45:00的发言：</div><div class="quote">黄仁宇在一本书上说，把贾似道当做*臣是很简单的做法。因为他的公田政策得罪了一些掌权的资产阶级爆发户！！！ </div>明刚兄此处似记忆有误，有断章取义之嫌。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专门论述贾似道的公田制，他在文末指出，“将他（贾似道）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这里的意思非常明显，其意是指出南宋的覆亡并非是奸臣误国那么简单，而是有复杂的内在财政经济制度危机的重要原因。关于贾似道本人，黄仁宇在文中认为，贾似道的公田政策是得罪当朝权贵并招致仇恨的肇因，这也是明刚兄所说内容的所在。但关键是，黄仁宇并未在此提出是因为这种利益与制度之争造成的“得罪”或政治仇恨造成了贾的“奸臣”身分，并未否认贾的“奸臣”身份。更何况宋史是元人所修，元人与贾最后失败的公田政策何干？。对贾的评价，黄仁宇在字里行间也说得非常清楚。脸谱论不足取，人性复杂，政治更复杂，“奸臣”的诞生也不是简单的事，只不过，成因的复杂性并不足以推翻身份本身，除非有相反的基本事实。以下是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29章“贾似道买公田”的原文，请明刚兄参看：29.贾似道买公田<div class="MsoNormal" align="center"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LINE-HEIGHT: 15pt; TEXT-ALIGN: center;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hr align="center" width="94%" color="#ee9b73" noshade="true" size="1"/></div>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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