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新诗集＇与中国新诗史＞

面干汤 · 发表于 2006-12-18 02:59:00

在本书一开始，姜涛便对以往的“新诗史写作”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肯定其“取得丰硕成果，获得自足性，”另一方面，也一语指出了其积弊：“‘范式’的稳定，或许同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稳定的“范式”中引入反思的因素，将既定的前提、结论“历史化”。并具体谈到他的研究思路是：1、方法上尝试绕开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既有模式，在新诗的内部研究“范式”中，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的在一般的历史研究、审美研究中加入“经验研究”和文学社会学的因素。……2、尽量回到原初的现场，从共时的角度展开错杂、纷乱的历史表象，从而对一般的有关新诗的线性历史想象，提出自己的质询。该论著就在这个思路下进行新诗史叙述，把围绕“新诗发生”而发生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一一罗列陈述，在试图恢复历史深度的努力下，考察新诗形象和新诗的合法性地位得以确实的过程。这一思路得到温儒敏教授的极大肯定，在《序》中，他褒奖其可能会具有的历史价值“启发我们反思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开启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和新的思路。”而作者似乎对自己的思路持一种更谨慎的态度，对比《导言》与《结语》我发现作者一而再地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阐释，努力地告诉读者他是如何“写作”的。作者的这一态度是可以理解。“新诗史写作”聚讼纷纭，至今仍有不少学人为此言谈滔滔。概况简要地说，文学运动+ 思想潮流+作家作品（“排排坐，吃果果”）此种旧模式下的有关诗史的论著已经“卷帜浩繁”，但与之相关的是，这种模式带来的尴尬（比如，资料的重复，结构的雷同，叙述的程式化，甚至诗史被写成文学史的附庸）也充溢着整个新诗研究界，因而学界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其中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新诗研究方法的封闭性制约了它的发展。于是便有论者为新诗史写作开方子，认为新诗研究应当“回到新诗本体”。“不能将文体仅仅作为寄附自己思考的材料，而必须把这些文体置于一个上下纵横的系统之中，置于具体的文化历史时空的各种关系中去理解，通过寻找它与特定的文化语境的联系来对它的某些特征的生成和发展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回到‘诗歌的本体’。”⑴在翻看姜涛以往的论文时，我注意到他的一篇题为《文学的内外：有别于‘方法’》的文章（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月），在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在一切历史都被当做叙事的时候，从想象、符号的层面切入历史，无疑是文学批评的最可能的方式，然而这样的思考如果不如物质的、制度的、‘生活世界’的历史结合，它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这要求一种整体性眼光，不只将一切处理成想象的问题，而是在文学与其他知识、问题领域不断制造思维的‘短路’。”在对重写文学史（当然也是新诗史）应持有何种方法论这一问题上，这段话的提法正好暗合了上一段引文。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姜涛对如何写“史”有他自己的深刻思索，并且他不能否认，他对那种兼有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研究方法是持赞赏态度的。在本书的《结语》中，他就认为他的将“新诗的发生”当作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来看待的“眼光”与“一般的文学史描述是有所差异的”。正是因为“有所差异”这一点（恕我妄加揣度），使姜涛不避重复地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多次解释。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写作中，对其方法论我们还可以作以下探讨。从上篇看，作者的研究思路是由“外”而“内”，即从文学社会学层面，通过对新诗的发表、出版、读者阅读、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外部环节的讨论，来考察新诗合法性地位是如何得以确立。具体的分析过程是这样的：一、新诗传播空间的形成是新诗成立的基本的社会性基础，而诗歌在从诗人的“抽屉”走进公众的视野时，新诗的社会与美学价值也得到了新的塑造，“创作”观念成为诗歌写作的内在机制，新/旧诗之间开始划开鸿沟。以胡适及《尝试集》为历史个案。二、新诗何以传播？当然得有读者，所以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读者对新诗先锋形象的塑造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读者通过阅读（写作）新诗，他们的社会性身份得以提升，代际经验得到想象性塑造。以《女神》为研究个案。三、进行新诗的出版研究。“新诗集”与“新书局”间的关系，显现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奇妙交织。新诗的发生也是一个社会扩张的过程，所谓的“新诗坛”一方面不断扩张，吸引同道中人，另一方面排斥异已，不断产生区分机制。诗坛“发生空间”的分化无疑与新书局有着微妙关系。在所列的历史个案上，《尝试集》与《女神》又占重要一席，这从作者的编目也可窥见一斑：“《尝试集》序列与亚东图书馆”，“《女神》序列与泰东书局”，两个各单独为一小节。四，新诗的不断展开与“读法”的不断重构有关，新诗从最初的被拒到最终的合法是与新的“阅读程式”的建立过程相关。在这一章中，由《尝试集》《女神》引起的诗坛热闹是不可绕过的历史现象，于是仍以其为个案。综观上编，这个分析过程的有效性似乎可以从作者的努力中得到证实：作了大量的史料分析，力图“恢复历史应有的深度”。从下编看，研究视角改变了，由上编中侧重外部的社会性探讨，转向“新诗集”本身、及其历史评价的研究。在下编的开始之际，作者先就作了导读：“在新诗的发生过程中，除了空间的建构作用，‘新诗’更为重要的功能，还表现在‘新诗’内涵、形象的呈现上。……新诗集的编撰、成集和自我定位过程，也就是一个‘新诗’形象的塑造和追寻过程。”所以在具体的论述上，首先从对新诗集的序言、编次及删选的分析中，考察新诗的历史形象得到了怎样的呈现。作者列举《尝试集》《女神》《草儿》《冬夜》《惠的风》等新诗集为例，说明新诗在自我叙述层面，是处于特殊历史压力之下的，实验/规范、诗/文、文言与白话，这三重冲突交织在新构想中，使其成为一种内部包含辩难的张力结构，在种种冲突中，对本质性的“诗”的诉求也呈高涨之势。另一面，新诗集一出生似乎就得面对众人的争论，从“学衡派”到新一代新诗人，都站在某种“诗”前提上，对早期新诗的非诗因素大加批评。诗的标准在公共化的使用中，成了某种特有的攻击话语，一方面不断的规约着诗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诗坛场域不停地产生分化。最后一章，名为“‘新诗集’与新诗历史起点的驳议”，作者认为在两本诗集的升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种奠基性的话语机制，是对新诗是如何成立这一问题的解答。因为“与不同的起点设定相关的，是对新诗合法性的不同构想”。当然难免还是要以《尝试集》和《女神》作为历史个案。上很显然，这种绕开线性描述和“目的论”叙事的叙述策略，从共时的层面上，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开创时期的复杂表象，展示了更多的“文学丰富性”。这证明了作者学术眼光的创见性和思路的独特处。当然，如果换一个思考角度，依然是从它的结构上看，我却发现其中所试图“恢复的历史现象” （我在上文的结构分析中，特意在每一点后面注出他所重点剖析的历史个案），是集中于少数几个人身上的，譬如胡适、郭沫若、汪静之……，历史的客观性毋庸置疑，但对历史的书写又当别谈，历史的书写总是应某种需要而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写史具有一定的可疑性，所谓公正与客观是否只是一个逻辑神话呢？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我还有一个疑问，上下两编为何不能融合一体？上编的研究是从“外部”入手，下编偏重“内部”，上下编的研究角度显然不同，这也许暗示了，“外部”与“内部”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们的统一在新诗史写作上是存在困难的。作者在导言的最后，也写道：“本书力图将外部的文学社会学讨论，与内部的诗歌形态、观念辨析结合在一起，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即两种方法的差异会带来叙述中的断裂、冲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本书划分为上、下两编……。”这种“断裂”与“冲突”是为何产生？在新诗史叙述中是不可避免的吗？在“重写文学史”这场论争中，有论者提出应建立一种新诗研究深度模式，基于我的这两个疑问，我以为姜涛在“新诗史如何写作”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极有成就的探索，但对整个诗史写作来说，这种探索或许还要继续下去。

一诺千金 · 发表于 2006-12-20 19:32:00

嘿嘿，学习学习！

霜红庵 · 发表于 2006-12-29 11:10:00

有个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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