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钱江晚报 九一八 老兵

相思在风中

八十年了，你还记得吗？
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奉天（现沈阳）北约7.5公里处，柳条湖南满铁路一声爆炸，开始中国人14年的噩梦。14年抗战大幕也由此展开（有学者认为，抗战时间应为14年，因为不能抹杀最初六年东北抵抗组织的努力）。

　那时的中国，离甲午战争惨败不过36年，离辛丑条约签订不过30年，离张学良通电易帜、全国名义上统一不过3年。民贫国弱。
　1938年入伍的老兵、后来的大学者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一书中回忆当年的中国军人：穿的是草鞋，没有袜子，脚常被磨破，有人因此感染；吃的是玉蜀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必须磨成粉，和水吞下；只有一套军服，晴天时全连人拉到溪里，人在水里洗澡，军服在岩石上晾干，还得防备日机偷袭……
　面对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无数中国军人以生命捍卫民族的未来。正如宁波镇海抗日老兵任根德说的:“吃的穿的、体质、训练、武器，都跟鬼子不能比，我们只有靠命去拼。仗还没打完，常常一个营几百人只剩下了十几个伤兵。”
　　80年，硝烟散尽，当时的中国军人在世者已寥寥无几。
　　天台人林华强5年前就开始关注抗战老兵，是省内最活跃的志愿者之一。他说，目前浙江志愿者找到的在世老兵，大部分集中在台州的天台、宁波的奉化、金华的永康、绍兴的诸暨。此外，杭州也还有不少。“其实各地老兵还有，关键是有没有人去发掘。”
　九月，我走访了台州、宁波、杭州的十几位抗战老兵，其中最小的也接近九十岁，他们有人为省下总共7元的公交车费，早上7点出发，步行七八个小时，从山外的小卖部买回盐、米和火柴；有的每天串木珠，一串4分钱，赚点“药片费”；有的不敢去看病，因为“病太多了，没钱检查”……
　但他们无怨无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鄞州姜山敬老院一间逼仄的小屋里，92岁的吴毅一遍遍说起这句话。70年前，传令兵吴毅在第二次宁波保卫战中被流弹击中右脚，没几天整个脚发黑溃烂，当时缺乏青霉素，只有用盐水浸泡，痛得呲牙咧嘴，脚居然保住了。
　老兵何善方总是轻挠着头，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那时候没办法的呀。”血战昆仑关、死守长沙，一枚子弹曾贯穿他的右小腿。何善方如今独自住在1960年造的黄泥房里。每月收入是60元的老人补贴，吃的辣椒、芋艿，吸的烟叶，也是自己种的。
　在四明山三五支队打过游击的庞新茂，说起抗战岁月仍会手舞足蹈。在与日伪军的一次交战中，一枚弹片打进他右眼。没有麻药，支队的医生用一把剪子为他取出弹片。他笑着说，当时痛得“已经没有感觉”。
　……
　他们当年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拼杀；如今安贫乐道，在时间和病痛的折磨中默默生活。
　　他们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
　　老兵不死。　　　　　　　　　　

相思在风中

何善方
当我摸到天台县城西南角的溪地村时，何善方刚从地里除虫回来。他极瘦，黝黑的皮肤清楚地显示出骨骼凹凸起伏的脉络。老人羞涩地笑着迎上来，两手有些不自然地在胸口虚挠着——他只穿了条蓝色的粗布短裤。
　他身后是一幢黄泥与卵石砌成的房子，外墙布满雨水冲刷出的水迹和坑洼。屋里有大块青石砌成的灶台、已发黑裂开的各种木板，和他用了一辈子的烟斗。这是何善方的家，由他自己造于1960年。
　1919年在这个小山村出生，除了外出打鬼子的几年，何善方一生都在这里度过。他说，当兵只是尽一份心，在外面打了一圈还有命回来，是运气。他从来只是个乡下的农民，注定要与这老屋、灶台、烟斗与农地相伴。

没有马骑的骑兵

　我小时候家里是种地的，十几岁父亲没了。兄弟四个。当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1938年正月十八，我和另外两个兄弟（一个是堂兄弟）去当了兵。
　在临海待了几个月，沿新昌、嵊县、金华、衢州一路走到江西，我被分到江西吉安黄家村“军政部第五补训处”第五团第一营第一连训练。营长叫牛口如，连长姓董，是江苏人。
　董连长很勇敢。后来在江西修水打仗，董连长背上被炸得像刺猬一样，差点死掉。他还笑着说：“打仗受点伤，没关系的。”
　　训练6个月，我被发到国民革命军142师。但142师要去浙江，怕浙江人回老家当逃兵，不要。我就被补充到了99军直属骑兵连。99军长官一听是浙江人很高兴，说浙江兵灵活、肯吃苦。
　这个军军长叫傅仲芳，萧山人，人很好。他一周给我们训话一次，经常问：“饭吃没吃饱？香烟有没有？”
　　我们骑兵连每人一支冲锋枪，横挎胸前，子弹带是皮的，其他弟兄都是布的。冲锋时，骑兵连冲在最前面。可真打仗时，只有排长连长才能骑马——马太少了，我们只在训练的时候有马骑。我还记得，把缰绳拉紧，马一抬头就跑起来了，缰绳一松，马就慢下来了。
　　何善方讲话的时候，语气、面容中有种沉静的神采。说到骑马时，他比划着，露出了孩子气的笑容

血战昆仑关：日本兵扔掉武器跑得飞快

　我打的第一场大仗，就是昆仑关战役。
　那是1939年冬天，在广西宾阳。那时候都是在山里转，一个命令来，就夜行军——日本飞机都是白天轰炸——去哪个山头。睡觉就搭个帐篷。
　第一次打，无数炮弹飞过来，好像热水瓶一样掉下。哪里都是枪声炮声，我很紧张，趴在地上。旁边一个老兵大声鼓励我，没关系的，以后就好了。
　几场打下来，我胆子大了。有一次我们冲锋，我冲在最前面，可是日本兵跑得更快，路上只看到他们丢掉的枪炮。长官是有马的，可是骑马也追不上。
　我们在那里从年底打到第二年正月，部队伤亡惨重，后来到湖南衡山县招兵休整。
　1939年底，日军为切断中国海上补给线，发动桂南会战，核心战役就是争夺位置险要的昆仑关。中日都动用机械化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日军第5师团第2l旅团。
　　战斗中，昆仑关三度易手。日军第21旅团受到重创。日军战史称“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619-626页。）
　　但中国军队伤亡更大，公开资料显示，1.3万人的第五军，撤出战斗时只剩700多人。

在修水，腿上中弹还不知道

　1941年，我们被调到江西修水县。打了三个月，都是晚上打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偷袭。摸到日本人据点附近，连长扔了两颗手榴弹过去，我们一起开枪射击，日本人顶不住，放弃据点。我们抓到了几个俘虏，后来发现都是朝鲜人。我是在修水受伤的。一场战斗中，小腿被子弹打穿，右眼角被弹片炸开。开始我还不知道，有战友说：“你的腿流血了”，我才发现。我说不管他。你老去想伤腿，就可能路也不会走了。那场仗打得惨啊，后来打扫时，身后的子弹壳是一筐一筐装的。

回到驻地后，人也瘫了，我住进99军医院，院长叫蔡春，浙江诸暨人。
何善方右眼角的疤，颜色早已褪去，成了无数皱纹中的一块凹陷，离眼球不到一厘米。他摸着疤，又一次孩子气地笑着说自己运气好。





守长沙，多少战友被飞机机枪打死

打得最苦的是守长沙。我们是割稻子时过去的，守在湘江边上。一开始没仗打，早上8点吃完饭，我们到去帮农民割稻，但10点必须归队。 这次日本人用了坦克，我们就用平射炮打它。日本人如果只是陆军，我们是不怕的。他们最厉害的是飞机，一次次扫射，不知道多少弟兄死掉了。
　后来，我们退到益阳，在洞庭湖边上。我们连驻在一个叫“灵芝口”的地方。薛岳下命令，无论如何要守住，死也要死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年。后来薛岳在那里立了个抗战纪念碑以示嘉奖，不知道还在不在。
　战火纷飞的旧事在何善芳讲来，仿佛一次充满生趣的旅行。他最满意的是军队的伙食，“一天两顿，早上8点，下午4点半，吃快点就能吃饱。当时都吃两顿，习惯了就不会肚饥。”

为省7元车费走7个多小时去镇上
长沙会战打完，何善方随部队去桂林驻守。日本投降后，他被调去湖北，为国防部修路。
　“后来听说要跟解放军打，很多人跑了，有些部队一个班、一个排地跑，有的连一觉睡醒就没几个人了，当时很乱，我也跑了出来，”何善方说，有个歌唱“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不伤老百姓”，谁都不想打内战。
　何善方回到了溪地村，与他一起参军的两个兄弟，一个刚上战场就牺牲了。
　隔壁邻居说，1949年后，何善方分到一块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娶妻生子。不幸的是，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独自将三女一子拉扯成人。现在儿子在上海，很少有时间回来；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嫁得较近，有时来看看他。
　因为在湖南待过，他爱吃辣椒，炒一把辣椒，烧点米饭就是一顿。辣椒是他自己种的，他还抽烟斗，烟叶也是自己种的。
　每天上午7点到10点、下午2点到5点，何善方都去田里干活。他的田里还有茄子、丝瓜、土豆、青菜。老人笑着说：“菜是不用买了。”但盐和火柴不能少，叫他心疼的是，溪地村到街头镇上的面包车，“来去车费要7块，太贵了”。
为此，他带上干粮，早上7点多出发，走着去镇上，买了盐和火柴，再走回家里。溪地村离街头镇上有20里路，一个来回要走7个多小时。但何善方觉得，这么走一趟能省下7块钱，很值得。
　除每个月60元的老人补贴，何善方没有别的收入。
　这个勤劳的老人，把灶台抹得干干净净，锅里一颗水滴都没有。邻居说，去年、今年，他各摔倒了一次，血流如注。可伤一好，他又天天下地去，天天把灶台抹得干干净净了。

相思在风中

徐台宽
9月9日，一个阴郁的下午，在天台福溪街道石塘徐村敬老院的小屋里，我见到了徐台宽。当时他正猫着腰，用竹枝般的手指，将一颗小木珠穿到硬铁丝上。
办敬老院的夫妻说，串一串能挣4分钱，快的人一天挣30元，“徐台宽一天挣几元钱”。
挣点药片钱，”徐台宽起身，佝偻着身子，颤巍巍地把我让到木凳子上。我注意到，老人浓眉之下没有残废的右眼里，有着刚毅的神采。
这个生于1919年的老人，打了8年鬼子，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还有被称为抗战中“最惨烈一战”的衡阳保卫战。
1939年冬的通城之战中，徐台宽和一个排长，成为所在连仅有的幸存者。那场战役让他的左眼永远失明。

志愿参军，“杀敌，救国，保家”
徐台宽说，他是找到县里自愿参军的，那是1938年10月19日。“当时县长问我为什么当兵？我回答：杀敌，救国，保家！”徐台宽说，他随后被送到临海，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9军98师293团3营9连。
79军的各级长官，徐台宽依然如数家珍：军长夏楚中，师长王甲本，团长李达，营长李富春……
夏楚中、王甲本都是抗日名将。1944年9月7日，日军突袭79军军部，时任军长的王甲本亲自掩护军部撤退，在与日本兵拼刺刀时遇害。
临海集合后没几天，因战事紧张，还没怎么训练的徐台宽随军到江西德安作战。
“那时连子弹上膛都不会”，徐台宽回忆说，他从据守的山头滚了下来，幸亏滚进了茂密的草丛，没被发现。
那一战，徐台宽的营长李富春战死。

无数弹道从身边划过，弹片深深楔入树干

第一次战斗后，徐台宽随部队撤到南昌附近整训。五个月后，他成为一名轻机枪手。

机枪我最熟了，860式难打，捷克式最好用，精度高，比日本人的‘歪把子’好得多……”说起机枪，徐台宽来了兴致，“现在拿来一台我就能打！”
年轻的机枪手，很快就见了大场面。
1939年9月14日，冈村宁次指挥约10万日军进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打。
当时79军已调往第九战区戍守，在鄂南的麦市、桃树港一带，与日军第33师团交火。
徐台宽回忆，战场上炮声、枪声响成一片。身边无数弹道划过，最后弹片深深地楔入身边的大树上。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扔下的炸弹让磨盘大的石头像一块小石子一样飞过来。生龙活虎的战友，正在射击，忽然倒下，一动不动了……
徐台宽架着轻机枪猛扫，一次次将日军的火力压制下去。将士们抱定必死之心，麦市、桃树港在两军之间几度易手。一直打到十月初，日军终于被逼退。
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没能前进一步。
通城之战，全连只剩下了两个人
徐台宽的左眼是在通城战役中打坏的1939年末至1940年初，中国军队发动冬季攻势。1939年冬，79军主攻湖北通城。12月19日，79军98师正面强攻通城门户大沙坪。徐台宽所在的293团3营，猛攻胡家祠据点，最后冲了进去，却遭相邻据点火力阻击，被迫退回。
20日午夜，3营再攻胡家祠，但日军火力太猛，3营9连几乎全部牺牲。 “只有我和一个排长撤出来了。”徐台宽回忆，当时日军紧追不舍，他和那位排长交替掩护撤退，“我端着捷克式机枪，对着日本兵一轮扫射。”边打边撤，几次交火，才终于撤下来。
但一块弹片伤到了徐台宽的左眼，造成永久失明。因作战英勇，他获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签署的奖状一张。这张奖状现在由当地档案馆保存。
救援衡阳，“救不了第十军就杀头”1944年6月底，日军攻陷长沙，随后进攻衡阳。衡阳保卫战打响当时中国军队大量精锐正在缅北滇西作战。驻守衡阳的只有方先觉的第十军一万八千余人。而日本部队则是横山勇的日本第十一军（相当于中国的集团军）十万余人。
当时79军接到指令，迅速援救第十军。
“不准退，后退者杀；救不了第十军就杀头，”徐台宽说，已是军长的王甲本向全军将士下了死命令。
徐台宽记得，当时日本部队包围着衡阳，而外围的救援部队又包围着日本部队。解围部队遇到了日军顽强阻击。
头塘、二塘、三塘、四塘……79军一个据点一个据点推进，直到8月8日，“炮弹从衡阳城内打来——失守了。那时我们离衡阳城只有几里地了。”徐台宽说，没法子了，最后各路援军只好撤走。
后来的资料显示，第十军苦守衡阳47个昼夜，以伤亡17000余人的代价（一说六千余人），造成日军19380余人伤亡（日本陆军部数字是12186人伤亡）。日军在攻击中使用了芥子毒气等化学武器。
“没钱检查，检查了也没钱治”

“他是个要强的人，不管打仗，还是生活上，”熟悉徐台宽的志愿者林华强说，徐台宽穷了一辈子，也苦了一辈子。

1946年，以一等兵身份退伍后，27岁的徐台宽在家种了一亩多地。在他八平米不到的老屋里，与老伴养育了三子二女：女儿都外嫁了；大儿子成家后经济拮据；二儿子因贫穷至今单身；三儿子在外打工，很少回家。
前年老伴去世，又得了脑梗塞，他一下老了许多，进了养老院。林华强回忆，五年前，徐台宽住在自家八平米的小屋中，种了梨在家门口摆摊卖，还上山砍柴，走路飞快。
现在，徐台宽只有60元每月的老人补贴，去年12月开始，南京一个志愿者联盟每月捐给他500元——正好缴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再无其他收入。
问起身体状况，徐台宽伸出肿的右脚，脚脖子肿得像个馒头。林华强说，老人不光有气管炎、脑梗塞后遗症，还有其他不适，“没钱检查，检查了也没钱治”。前年老人家脑梗塞没钱住院，志愿者和热心网友们凑了13000多元才救了急。
采访结束，徐台宽站在巷口目送我们离开。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慢慢走入小巷的幽暗中……

相思在风中

任根德、吴毅
“那时候，戚家山半山腰上，到处都是尸体，有弟兄们的，也有鬼子的，我们的更多。惨啊。”抗战时194师1125团传令兵吴毅，白胡子飘飘，说话中气十足，“我去传令，日本人的机枪还在扫射。我就等到‘咔哒’一声，就知道是鬼子机枪换弹夹了，赶紧猫腰，从尸体间跳过去。”
“拼刺刀，我们三个都拼不过一个鬼子。这跟训练、体质都有关系，”194师1127团司书（文书）任根德回忆，“我们的将士就靠拼命。伤员源源不断地抬下来，一路上都是伤员的血……”
　戚家山一战，中国军队以阵亡600多人的代价，毙敌400多人。此战之后，日军仓皇逃回海上，第一次宁波保卫战胜利。
轻机枪打下飞机，捷报念了一遍又一遍

　任根德，1921年生，宁波镇海庄市人，农家子弟。1940年，驻扎宁波的国民革命军194师招兵，任根德去参军，分到1127团担任司书。老人面白、身长，业余研究宁波抗战历史，说话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我去参军，是国仇家恨。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杀人放火，我爷爷的房子被烧，他也气死了。后日军打到嘉兴，我外婆、娘舅一家六口从此失踪。
194师师部在现在的东恩中学位置，下属三个团：1127团驻宝幢一带；1125团在江北一带；1126团在报国寺一带。
1940年7月17日凌晨，日军500余人（后又有增兵）涉水从镇海老鼠山（今原油码头内）登陆。宁波防守司令部守备团伤亡过重，镇海县城陷落。
17日，194师1127团急行军向戚家山增援，18日上午已到青峙岭,翻过岭就到戚家山了。多架日机来回疯狂扫射。
当时部队有命令，不许用轻武器打敌机，因轻武器很难打下飞机，反会暴露目标。日本人大概也知道这一点，肆无忌惮，俯冲时我都能看到飞行员了。这时，1127团3连连长张宣忍大叫一声：“老子跟他拼了，要枪毙就枪毙我。”他叫所有的步枪机枪准备射击。一架飞机再次俯冲时，所有枪当头开火。飞机冒起浓烟，在四顾山坠落，飞行员跳伞逃生，被救走。
那时我为伤员们朗读击落飞机的捷报，因捷报只有26字，没两句就读完了，伤员们不停地说：“再读一遍再读一遍！”
牺牲的战士，脚上草鞋磨得已经没底了

戚家山在宁波北仑西北角，地理位置险要。第一次宁波保卫战决定胜负一战就在此展开。

7月18日下午，16师48团从上虞赶来增援戚家山。21日，日军向戚家山发起总攻。30架飞机集体出动，对山上守军进行轰炸。海上舰艇也同时开火。山上烟雾腾腾，到处在爆炸。守军只好先撤下山，只留下几个侦察兵。
日本人在海涂集合800多人，轰炸一停就冲上戚家山。这边我们山上的侦察兵也吹起号角，我军也往山上冲。双方在半山腰碰上。距离很近，拼起了刺刀。
我们的训练不能和日军比。我们天天空枪瞄准，实弹射击两回就上战场；穿的是草鞋，三天过去底就磨穿了。我看到，许多牺牲的战士，脚底还是双破草鞋。我们只能靠命去拼。
四连一位姓殷的班长重伤后，摸出一颗手榴弹，装死趴在山路边。日军上来时，他拉响了手榴弹……这个情节后被编入军中《士兵读物》。
因我是本地人，抬伤员要老百姓帮忙，师长就叫我负责此事。伤员不停抬下来，194师有个卫生连，根本忙不过来，后来纱布、被单也不够用了，只好将伤员直接往后方抬。有十个伤员，抬到后方医疗点时，人已不会动了。一路上，都是他们的鲜血……
有个抬伤兵的女人叫吴友梅，她和一个士兵从山上抬下个伤员。负责包扎的军医一看，伤得太重没治了，吴友梅又累得不行，就说：“抬到旁边阴凉地方放一放吧。”
我亲眼看着伤员的拳头一点点捏紧，最后手垂下来……
任根德几度哽咽，他擦干泪水，顿了顿说：“你们现在不知道，那时候真的是……有一句话叫‘一寸河山一寸血’啊。”
第二次宁波保卫战，两个营几乎全部阵亡

7月21日，从早上杀到下午，戚家山两军来回7次冲杀，仍纠缠在一起。下午4点，中国军人又是一轮冲击，日军终于撤退。公开资料显示，日军战死400多人，伤六七百人；中国军人阵亡600余名，伤580名。任根德说，当时参战双方总兵力为日军3000多人，我军4000多人。日军次日撤退，第一次宁波保卫战胜利。

　第二年4月，日军卷土重来，史称第二次宁波保卫战。
　日军此次出动的是“陆军七大师团”之一的第五师团一部，总共13000多人。
　4月18日，日军在招宝山紫竹林登陆。我们暂编34师1营迎敌，几乎全营牺牲。营长戚威良肚皮被炸开，对卫生员大叫：“快给老子包好！”叫了几声就没声音了。
　3营赶来支援，其9连在招宝山顶用重机枪封锁。打了4个小时，9连全员阵亡。
　当时3营剩下100多人，营长颜怀信接到撤退命令，撤到妙胜寺附近中大河时，看到河上的桥，就动了脑筋。他们搬来桌椅，堵在桥上，整捆手榴弹藏在里面，引信绑好。100多人在桥对岸埋伏起来。
　日军赶来时，去搬桌椅，手榴弹爆炸，炸死四五十人。100多人又在对岸开火，打死三四十人。
　日军调来飞机扫射，营长颜怀信被打中，牺牲。最终3营只有几十人撤回。
　日军这才在宁波站稳了脚跟。
青霉素不够用，伤口就在盐水里泡

在第二次宁波保卫战中，传令兵吴毅被流弹击中右脚踝，差点截肢。下面是他自述：

　我是宁波鄞州姜山镇陆家堰村人，1920年生。14岁学做生意，卖过杨梅。我父母都是私塾先生。
　我是看《说岳全传》长大的，受忠义思想影响很深。日本人入侵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8年吃杨梅季节，我成为194师1125团传令兵。
　我受伤是在第二次宁波保卫战时，传好撤退的命令后，撤到张斌桥一带。我脚上一麻，火辣辣的，流血了。我和两个伤兵相互搀扶，撤到方桥才算安全。随后我们被送到奉化溪口医院，查验伤势后领取一张伤票（当时有人诈伤）。
　我凭伤票来到丽水军政部78兵站医院。那里都是七八十人大病房，都以爱国将领命名，比如宋哲元室、张自忠室，我在岳飞室。
　因耽搁好几天，右脚整个已发黑。医生说要截肢，我不肯。当时药品极端缺乏，医生就将我的脚硬按进盐水里，痛得我背上冷汗直冒。不过几天后，黑色居然褪掉了，脚保住了。
　　当时医院里受什么伤的都有，有的手没了，有的脚没了，但好像没人抱怨的。
爱喝酒，一喝醉必唱《满江红》

1944年，任根德因用《延安颂》的曲子谱写宣传歌曲，被清查。他从军队逃出，在上海亲戚处躲藏，1949年后参与了镇海电厂的建设。

　吴毅后来考入中共宁波干校，以舟山嵊泗粮食局干部身份退休。
　任、吴二老经济状况尚可。姜山敬老院的老人们说，吴毅爱喝酒，前几年经常喝醉，一醉必唱《满江红》。

相思在风中

朱丰元
向导带我们七百多人上了一个小山包，一扭头他就不见了。这时，“哒哒哒哒”，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响起来，前面一片弟兄倒下。
再一看，四周密密麻麻无数的鬼子冒出头来，好像一群山蜂。
我们赶紧找位置还击。这时，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丢下的炸弹，把几个战友炸成散开的血肉。
我估计日本兵有好几千，已把我们团团包围，不敢多想只有死战。从中午12点打到第二天上午5点，山包上只剩下二三十人还能动。这时，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把我炸昏过去。
醒来时，我身上压着两个弟兄。再一看，他俩早已没了呼吸。几十米外，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朝每个弟兄的遗体上刺下去。有一刀刺下去时，躺着的那个弟兄忽然痛苦地扭动起来——没死的也给刺死了。我大气不敢喘，一点点从战友的遗体下爬出来，爬进树丛。
这时才感觉左脚又痛又麻，一看，小腿中弹了。但我不敢停下，就一点点朝那几个日本兵的反方向爬。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那样就死定了。当时那个紧张啊，那么多日本兵，半路碰上一个就完了。
也算我运气，爬出大概一里多地，来救援的33师赶到，找了一块门板把我抬了回去。送到当时叫丰泽卫生院的地方，这才发现，腰被炸伤了，血把衣服都浸透，三天都没止住。
吃了汉奸不少苦头

上面是朱丰元永远的记忆。92岁的他还记得，那是在温州永嘉一个叫“里村”的地方。

1944年，他所在的国民革命军32集团军88军在李默庵的指挥下，刚刚收复丽水。9月，88军攻打温州的日军。
一天，一个男人找到师部，说里村那里有两三百日军在活动。长官就派出700多人想去偷袭。让这个男人带路，结果三转两转被带进了日军的包围圈。
“那时候有人觉得中国要亡国了，做了汉奸，”朱丰元说，部队吃过汉奸不少苦头。就在里村那次战斗前没几天，也有一个人来报信，说苍南海口沙滩附近，看到了一两百日军在杀猪喝酒。不过那位指挥的长官很聪明，把部队分前后两路赶过去，结果一路进了包围圈，另一路还在外面。前面的一看，几千日本兵在那里，赶紧撤，最后没受什么损失。“这样的汉奸，遇到了不少。”
初次打仗，紧张得背部抽筋，扣扳机都不会了

朱丰元，1919年生人，天台县坦头镇欢岙百丘村农家子弟。1939年10月，天台成立志愿兵团，他和同村几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参加。

在黄岩泽国集训三个月后，他被分到国民革命军第313师。长官看他志愿从军，给予优待，让他看了3年军队仓库。后来他又被分进国民革命军32集团军88军军部直属的搜索营——一个任务是搞侦察，也打仗。这样，直到朱丰元23岁时，也就是1942年，才捞着仗打。
“那是在湖南长沙，枪炮声一响，耳膜都快震破了。我紧张得后背抽筋，连扣扳机都不会了。”说到这里，朱丰元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跟日本兵打仗怕不怕？”
朱丰元一挥手：“打过几场就不怕了，日本兵杀人不眨眼，打仗打死总比被杀死好。”
所以，当时部队都要老兵，不要新兵。天台县三合镇下交村老兵周传其说他18岁当兵，一开始是去招宝山炮台报到的，人家一看是新兵，没要他，最后让他去了宁波防守司令部。
一发炮弹打来，身边的机枪手被炸死

朱丰元另一场终生难忘的战斗，是在浙赣会战的时候。

1942年4月18日，美国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后，飞到衢州等机场降落。
为保卫日本本土安全，摧毁我浙江、江西的机场，1942年夏季，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以第13军共58个大队（一个大队约相当于中国一个营兵力）从杭州方面向第三战区东边进攻（6月中旬又增加两个大队），第11军27个大队向第三战区西边攻击。
中国军队除原有的第三战区驻军外，又有第74军、第26军、预备第5师三支精锐部队从第九战区赶来增援。
1942年5月15日晨，日军第22师团（两万人上下），从上虞沿曹娥江南下，经三界、嵊县向东阳方向进攻。当时防守东阳的，正是朱丰元所在的88军。 “我和战友们守着一座山头，日本人的炮火很猛，当时真的是血肉横飞，有的被炮弹炸死了，还有的被炮弹炸起来的石头打中，”朱丰元说，机枪不停地扫射，日本人冲不上来。而战场上机枪手是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兵一般会把炮火都集中向机枪方向打。他正给轻机枪装弹，突然一发炮弹打过来，把身旁的机枪手炸飞了。几乎在同时，一块飞起的岩石击中了朱丰元脑袋，他被冲到远处的沟中，嘴巴里有点不是滋味，一张口，吐出四颗牙来。
浙赣会战日军最终占领浙赣铁路全线，摧毁了浙赣两省的机场。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军队伤亡将近七万，日军伤亡三万六千人（一说两万九千人）。日军第13军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炸死，是日军侵华以来第一个战死的师团长。不久以后，中国军队反攻，夺回原先失地。
右腿的弹片至今没取出

温州里村那次负伤，三个月后才好，不过走路还是跛的。此前朱丰元右腿也中过弹，因为伤员太多，医生太少，药品也不够，伤口才痊愈就被发回军队了，至今弹片还在右腿没有取出。

“那时候我打不动了”，朱丰元说。1944年，满身伤疤的他回到老家。
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让老兵更加热爱生活。种地、养蜂，这个后来欢岙有名的勤快人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孩子挺孝顺，因此老人晚景不错。除了血压有点高、耳朵不大好（不知是否被枪炮震坏的，老兵大都耳背），身板笔挺，说话思路也清楚得很。
不过老人说，右腿的弹片大概压迫到了神经，脚腕经常会痛、麻。但是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动手术了，“不取只是痛痛，取了就不能走路了”。

岛主

我已购买当期钱报,今天上午一直在找电子版.
海锋好样的.

相思在风中

庞新茂
没有麻药
医生从我头上取出弹片

说着话，庞新茂不时拿手在右眼处抹一把——1942年，三五支队和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庞新茂右眼，弹片虽然取出，可至今仍不时有脓水外渗。“当时医生说没麻药，就直接割开皮肉，把子弹取了出来，”1925年生的庞新茂感慨，“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没用麻药，直接从头部取弹片

我是1942年正月受的伤，在四明山大于村。我们和一伙日伪军交火。一颗子弹擦过前面人的额头，打进我的右眼。眼前一下黑了，脸上都是血。新昌的战友董炳方（音）背起我撤退。

三五支队没医院，只有个姓阮的医生。战友背我到医生那里，阮医生检查说弹头已经出来了。我支持不住，昏死过去。
　醒来时是在一个屋子，我蒙着眼睛躺着。渴极了，要水喝，但战友不给，因为有个说法，中弹流血不能马上喝水。
半夜，我渴得难受，爬起来，摸到灶台旁的水缸，连喝了五勺水。（记者注:说到这里，老人很孩子气地大笑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迷糊中，有人喊：“不好，死掉了死掉了！”我急了，挣扎起来，大叫：“我没死我没死！”大家都笑了。
接下来20多天，战友背着我四处转战。我右耳根那里越来越肿，后来半个脸都肿了，很痛。我一摸，耳根那里硬硬的有东西，就跟医生说：“子弹还在，给我取出来吧。”
医生说：“没有麻药啊。”
我递给医生一把剪子，说：“你直接取吧。”
（记者问：手术时有多痛？庞新茂笑着说：“痛到没有感觉了。”）
1943年12月，领导找我谈话，说在部队太危险，还是回家去吧。他给了我一块银元当路费。
去年还骑三轮车送病人

庞新茂说，回到老家时，父母兄弟都死了。他就在家务农。解放后当了几年民兵连长，一直单身。

因老战友大多牺牲（包括背他出来的董炳方），缺乏证明当年经历的材料，老人目前只享受低保。
前几年庞新茂住进了平桥镇养老院，平日和人聊聊天、搓搓小麻将，他觉得日子还不错。他最大的嗜好是喝酒，顿顿得喝，床边围着四个大酒坛。
敬老院其他老人说，庞新茂是个热心肠，去年7月有人生病，庞新茂骑上三轮车把人送进了医院。
采访结束时，庞新茂给记者唱起了在三五支队时学会的歌：“从春天到冬天，我们打了多少大胜仗!新四军抗击日寇就是强!三五支队分了敌人的乌龟坑……”

一诺千金

辛苦了！

相思在风中

吕恺还
宁波东钱湖塘溪镇西岙村一间低矮的小屋里，一个老人腰背笔挺、两腿并拢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他是90岁的远征军老兵吕恺还。
女婿王德懋说，听说我来访，老人早早坐那儿等着我，“他不管是坐还是走，还是当兵时的样子。”
奉化地主家少爷投笔从戎

吕恺还1921年生于宁波奉化楼隘，家有良田400亩。1940年，吕少爷在当时的浙东中学读书时，日本人在宁波开明街投放细菌炸弹，他气愤不已，投笔从戎。

1941年，他考进湖南零陵工兵学校，这所学校当时有黄埔分校性质，因此吕恺还后来被认定为黄埔18期学生。“毕业时可填3个志愿，我都填了远征军。”老人说。
1942年，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美式装备、美国教官训练，在后来救援英国驻缅部队、反攻腾冲等战役中立下赫赫功勋。
吕恺还如愿以偿，被分到了远征军第20集团军54军36师工兵营，担任第二连的排长。
操控火焰喷射器，烧掉好几个碉堡

1944年5月，第20集团军以6个师攻打被占的滇西战略要塞腾冲。

攻腾冲时，远征军使用了美国造的火焰喷射器，吕恺还“尝了鲜”。
　我学了一个礼拜，这东西有四五十磅，两个油桶，中间是氮气桶，氮气把油压出来，前面有点火开关，一开就喷火。
在腾冲打来凤山时，我们营配了两支，威力很大，很快烧了4个碉堡。可惜喷射距离只有50码，还有就是不大稳定。烧一个碉堡时，喷射器没打出火，碉堡里一阵射击，我只好藏到掩体后。这时一个班长说，换他来试试吧，拿过去刚站起来就被一枪打中肚子。他说：“排长，我中弹了。”很快就不行了。他是代我死的。
后来我们换了个油桶，才把碉堡里的鬼子烧死。
公开资料显示，腾冲打了42天，城内3000余日军全部歼灭，日本战史称之为在亚洲的三场“玉碎战”之一。但第20集团军9000多将士阵亡。
立下遗嘱捐遗体

打完腾冲第二年，日本投降。吕恺还的部队驻在广州，后听说要打内战，打个报告说要动痔疮手术，回了老家，娶了个媳妇，生了四子一女。六十年代初，两个儿子没了。

　目前老人在女儿家。女婿王德懋说，因曾是黄埔学员，每月有统战部600多元补贴，没有其他收入。
“我得过声带癌，后来好了，我想把遗体捐出来”，吕恺还说，“这是我最后的贡献。”

周则江

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