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山村的我,到城里打工,但因为喜欢阅读看书,书刊越积越多,因为经常搬家,成了一个累赘。可不,这次要搬家,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清理出来,它们本来都是我的难兄难弟,可惜我没有一个固定的“窠”,总不能背着它们到处晃荡;送给那些收破烂的老太太交给废品站,又太不“书道主义”了,正在犹豫,我读大学度暑假的徐弟弟对我说,干脆卖几个钱来贴补贴补,他也可以借此写一个社会调查。我们把旧书刊装了一个大麻袋,用自行车驮着上街去。 我想,这些本来是我5毛钱一斤在废品站里称来的,看完了,3角钱一本卖出去,够赚的了,我们满怀希望斗志昂扬,在文化馆前面铺开了场子。我的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杂货文具店,不一会买书的人就多起来,一下子就把小店的门给堵了。这一下老朋友的胖妻受不住了,对我说;你这样摆着,我还做不做生意?门口摆书,明摆着就是卖输。假如你不是我老公的朋友,我老早就把你的书摊掀了。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你不要妨碍我,换个地方吧。老朋友说我是大好人,老实人,老交情了,我们帮一下吧。他妻子说,你帮他,我怎么做生意?是啊,商人讲究利益最大化,讲情义就做不来大生意。老朋友窘得脸孔一阵青一阵白。为了不使朋友难堪,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卷了摊子。 我们把书摊移到北门一家大饭店前面,刚摆好,店里走出一个经理摸样的人,手里挥舞着手机:“谁叫你摆在这里的,大饭店前面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准摆书。卖书,卖书,我们就是要卖输!去去!你要是再赖在这里,我就叫保安把你们的书全扔了!”我们像做了贼似的,无地自容。那位经理摸样的人从鼻孔里哼出几句:“臭书!破书!”我对徐兄说:“要不是他是个经理,我真想同他干一仗!” 我们来到县府招待所前面的一个工地的围墙下,刚摆开了书摊,就来了一个大盖帽,说:摊位费3元!我想既然出来了,总不能灰溜溜地回去吧。摆小摊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呢。于是交了三块,在一棵大树下摆好了摊。这大树竟成了我的保护伞,四周炎阳如火,而树下一片阴凉。 挨到中午,渐渐的起了风。我的肚子也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徐弟弟说,再等等还有生意呢。果然来了一个女青年,专拣那些《当代》《十月》《人民文学》《花城》《萌芽》之类的杂志。我说,“你也搞文学写作?”“以前搞过,现在嫁到北山去了,北山没书看,所以也不搞了。看你也是搞文学?你是谁?”我说我是蛤蟆居主。“原来是你呀!大名鼎鼎!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怎么卖起书来了?我说要搬家,搬书太不方便才处理掉。他说这些文学杂志我全要了,我说既然你喜欢文学,我就白送,这些破杂志到你这里也死得其所了。他说,你还是无产阶级,钱是要给的。刚说着话,响了几声雷,豆大的雨滴也噼里啪啦地下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书塞进麻袋。当我们把书拖到招待所的檐下,劳动路大街早成一条大河波浪宽了。我让她挑出十来本稍微干燥的,送给了她。她还是付钱给我。我说,反正没吃饭,就拿这些钱买饺饼筒吃了吧。老乡遇老乡,两眼水汪汪,我请客吧。于是我们拖着淋湿了的书向小吃摊走去。 下了雨,书淋湿了,再也不能卖了,它们最好的归宿还是废品站。 一估算,一个上午卖了50元。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摆摊卖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