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全国抗战史权威方军老师将到天台来采访天台的抗战老兵

林华强

4月17日（星期六），全国抗战史权威方军老师将到天台来采访天台的抗战老兵。方老师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采访完天台目前找到且还健在的抗战老兵，有空的志愿者可随同采访。
以下是方军老师的简介：

1.《中国开发报》记者

　1954年生于北京，1973年参军，在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当日本记者助手，继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 1990年在北京一家报社任记者，随后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 1997年3月回国。12月发表了处女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之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兼任北京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林华强

方军，北京的纯爷们
方军
　　北京人。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日本语专业，1991年-1997年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首钢铁匠，解放军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战士，外交人员服务局干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秘书，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秘书，《中国开发报》记者。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明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日。

　　也就在明天上午，作家方军和摄影家张国通一起，将搀扶29军老兵河南的崔金品(91岁)、赵金典(91岁)、赵新立(88岁)，重庆的张可宗(88岁)，天津的孙敬生(93岁)，南京的李鸿斌(88岁)，北京的吴江平(94岁)、马步先(88岁)、沈甸之(87岁)，完成他们时隔70年之宿愿——重登卢沟桥。他们将在这曾经刀光剑影的卢沟桥上合影留念。方军说，这极有可能是“七七事变”70年来最后一张有9位29军老兵出现的写真。明天，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的合影，将是中国人民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及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最精彩的照片之一。

　　1.他的家就像一个小小的抗战展室

　　从《我认识的鬼子兵》到《最后一批人》，到已经杀青的另两部记述亲历抗日战争老人故事的书稿《战争最后的证言者》和《战祸的记忆》，专事抗日战争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方军有着很深的抗战情结。

　　这缘于方军的父亲、伯父、叔父兄弟三人都参加过那场历时八年的不能忘却的抗日战争。

　　方军家的阳台上有一把日军军刀。这把军刀是侵华日军老兵送他的。方军常常联想到很多中国人很可能就是被日本鬼子用这把军刀杀死的。他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都是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鬼子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鬼子面前威武不屈。鬼子问他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八路军伤员藏在哪里，他不仅不说，反而愤怒地痛斥鬼子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鬼子们对他无可奈何，便用刺刀强撑开他的嘴，把他的舌头割掉了……

　　全国解放后，吕正操将军还让方军的父亲回家乡为他伯父立碑纪念。

　　讲到这里，方军眼眶里噙满泪水，他说，日本军侵略中国15年，杀害我无以数计的无辜百姓，中国人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光政府军就牺牲了380万人。在那场持久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写下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作为后辈，哪能不感动？岂敢忘记！

　　到方军的家，感觉那很不像个家，倒很像一个小小的抗战收藏馆或抗战展览室。走进小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铜制的卢沟桥照片：桥上堆有国民党29军抗击日军的沙袋，日本鬼子兵举着他们的太阳旗趾高气扬地从桥上通过，占领北平，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方军刻意把这张放大的照片放在电视屏幕前面，给人第一视觉像是电视里的一个镜头。他几乎天天看到这个镜头，看到被日本人叫作“支那事变”的“七七事变”的镜头。方军说，“卢沟桥事变”意义有四点：一，是日本国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二，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四，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开端。这张由侵华日军在1937年7月拍摄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该思考什么，该做什么。

　　方军家灰白的墙壁上贴满了他采访抗战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电话号码、采访写作计划和一些单页的书信。地上、桌上和书架上都分门别类地放满了各种抗战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为所采访过的300多人建立的档案(每人一个档案袋)。阳台上有20多件抗战纪念品：如日军军刀、军刺、钢盔、饭盒、炮弹壳、军装、帽徽，日本国当时在中国发行的纸币，日本关东军皮帽等等。我问这些抗战物品都是从哪里收藏的，他说，有的是被采访人送给他的，有的是在老百姓家采访时，看到了就花钱买下的。帽徽是美国飞虎队送的。那张“七七事变”的照片就是侵华日军老兵送的。2002年，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带3把日军军刀来中国谢罪。当时北京机场不放行，方军找到民航总局领导签字、批准，盐谷保芳才出了机场海关。那3把军刀后来被方军分别送给了中国三个博物馆收藏。这些年，经方军之手，把侵华日军老兵为谢罪带到中国来的日军物品，转送给其它博物馆的抗战物品数十件。其中，军事博物馆21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3件，成都建川博物馆27件，台儿庄抗战纪念馆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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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认识的鬼子兵》：贴切反映日本老兵所思所想

　　1979年，方军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毕业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当秘书，1991年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头问他是哪里人，方军回答从北京来的。小林勇说，他l938年在北平五国饭店门口，无缘无故地打了当时的北平市副市长两个大嘴巴。可是，北平副市长还笑着给他鞠躬。小林勇说，当时他们是占领军，占领北平后志得意满，经常坐洋车四处游玩，耀武扬威。直到现在，他还会用中文喊：“洋车！——来！”

　　这是方军遇见的第一个侵华日军“鬼子兵”。后来，小林勇又给方军介绍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的采访，方军先后采访了20多位原侵华日军老兵。这些侵华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忏悔也认罪，有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向方军讲一些他们过去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一般人听了也可能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方军很敏感，那些故事激愤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他决心把那些侵华老鬼子们自述的侵华事实成文公布于众，于是便有了l995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认识的鬼子兵》和当年在日本一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在华作战老兵和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对话》。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出版后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普遍反映：在中国，反映抗日的书籍很多，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们日本老人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

　　有位叫宫永正风的侵华日军老兵来信，说：“1945年，我还是中学生，就被征集入伍。那时的日本如同强弩之末、如日薄西山。《我认识的鬼子兵》把我们写得太善良了。不好。当时，我们在北京门头沟抓住抗日分子，把他们捆在树上，切开他们的肚子，让脏体流出来……我们希望震慑其他的中国人，可是，事与愿违。”那封日本老兵的来信，作为战争博物馆应该有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方军赠给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收藏。

　　有位日本学者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有点不相信老鬼子兵会谢罪，有次方军到日本演讲，他就很怀疑地问方军：“参加过战争的人能和你谈那么多心理上的活动吗？”这时，有位叫伊桥彰一的侵华日军老兵站起来替方军回答说：“我今年81岁了，1938年至1945年参加侵华战争，担当过下级军官。战争中，我们当然杀害过无数中国人，我们日本国应该就战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谢罪。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也使我们日本国民遭受了苦难。战争的发动者是罪恶的根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战争的苦难，正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亲身体验的，不管是加害一方，还是受害一方。日本战败，我被苏联军队俘虏。我1960年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国，才知道我全家在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中，被全部炸死了。”

　　那位日本学者听了侵华日军老兵伊桥彰一的回答，马上坐下了。

　　抗战时期，在关东军医院中有位叫胜间靖子的，她是日军中的实习护士。1945年苏军打到哈尔滨时，满大街都跑着苏军的战车，震耳欲聋。她亲眼看见，老护士接到日军命令，急急忙忙给日本伤兵注射死亡药物，不让伤兵们落到苏军手里。

　　胜间靖子现已80多岁。她回日本后在一所学校教中文。她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后又推荐给她的学生们读。她连续8年带她的学生们到北京卢沟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地参观，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教育她的学生为日中友好做积极、扎实的工作。

　　日本学生们在卢沟桥上问胜间老师和方军：日本是一个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侵略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大的中国呢？

　　方军回答男女学生们说，日本是东方最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而中国长期闭关锁国，造成政府长期衰弱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国家四分五裂。抗战时期，中国腐败集团的利益居然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才有“先安内，再攘外”的国策。那时的中国还出现了4大伪政府，它们是东北的溥仪，内蒙古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还有300多万伪军，充当了侵华日军的帮凶走狗。

林华强

3.让活着的抗战将士看见自己死后的荣誉

　　方军采访过数百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他自己认为是在填补历史的空白。他把自己采访的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

　　方军把这10种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为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

　　像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据方军了解，目前仅存10余人。他们都曾经在“卢沟桥事变”中同侵华日军血战过，是“七七事变”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至关重要。方军认为，采访老兵的意义不仅是留下口述史，为历史留下证言，更在于汲取经验教训。方军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让社会民众认识到，只有善待老兵，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鼓舞军队的士气。

　　与作家方军谈他采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谈不完。

　　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方军认为研究抗日战争历史至关重要。1998年，他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方军经常看到一位精神抖擞、又衣衫褴褛的老人到卢沟桥抗战馆来要饭。相关单位一次次把他送往河南舞阳老家，他又一次次地来到卢沟桥抗战馆。这老人叫杨云峰，是原29军大刀队的。他跟卢沟桥有不解之缘。方军自认识他后，他们一起无数次从卢沟桥上来回走过。杨云峰总是爱讲大刀队抗击鬼子的故事，方军总是听得如醉如痴，感动不已。方军敬佩这位抗日英雄，专程去杨云峰家乡河南舞阳采访，方知杨云峰孤身一人，没有亲人，没有工作。l986年抗战馆成立时，杨云峰把当年自己在卢沟桥砍杀过鬼子的一把大刀捐给了抗战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从那以后他开始以乞讨为生。往往，他乞讨一路就讲一路：“我曾经是29军大刀队的，我1933年在喜峰口、1937年在卢沟桥和日本鬼子拼杀过……”别人不相信他是抗日英雄，他就以手中打狗棍充大刀，当场拉开架势给他们抡一遍29军大刀实战操。别看他年岁已高，大刀操却抡得虎虎生威，大伙看了都连声叫好。

　　2000年，方军在《中国青年报》发表《92岁要饭人》的文章。文章引起北京市领导的关注，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也相继采访过杨云峰。2005年，杨云峰去世了。他生前多次对方军说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1937年在卢沟桥抵抗日寇。他说，希望死后也埋在卢沟桥，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去跟日本鬼子们拼杀，绝不能让日本鬼子们的阴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方军遵从杨老的遗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拿着铁锨和纸钱，抱着装有杨云峰骨灰的黑色陶罐，走进无人的夜色里，悄悄地把这位29军老兵的骨灰埋在了卢沟桥畔……

　　过了多日，方军一想到这位英雄就泪流满面，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在回忆中又写出一篇报告文学《世间已无杨云峰》，算是对这位抗战老英雄的祭奠。

　　方军还和他的朋友们，在卢沟桥为当年守桥的营长金振中建立了纪念碑。

　　2003年6月，方军发表了他去天津采访“卢沟桥事变”的参战者傅锡庆的文章，引发很多人对29军老兵傅锡庆的关注。天津电视台还专为傅锡庆做了一期类似实话实说的节目。这是多年来中国大陆电视台对29军官兵惟一的一次访谈性报道。

　　刚去世不久的仵德厚，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台儿庄战役中，他是敢死队的队长。1997年，在陕西泾阳种田的仵德厚读到了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就给方军写信，邀他到仵家来聊聊抗战的事。方军接受他的邀请，到仵德厚家与他同吃同住两个星期。他跟仵德厚一起下地锄草，一起种菜，一起放羊。仵德厚对方军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作家、记者采访他，方军的采访是对他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国血战的人生经历的肯定。他们边干活儿边谈抗战的事。他们谈那个时期的民族危亡，也谈今天的改革开放，谈当下的农村状况。两周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村生活，让方军与仵老汉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临走时，仵老汉站在村头一直流着泪水，目送他消逝在视野的尽头……

林华强

方军已写成的和还未写出来的故事，都是他细心访问到的真人真事。他现在还与6个日本老兵保持通信联系，十多年收存的日本老兵的来信就有300多封。这些信大多是以谢罪、反思为主的。这些战争亲历者的信件对中日两国青年后代都是警世恒言。

　　我问方军在采访中是否遇到过拒绝采访的，他说也有。有的读者可能看过电影《槐树庄》，那里面的八路军团长崔志国回家的一段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方军早想采访崔志国的电影人物原型，却被他拒绝了3年。就是因为电影《槐树庄》使崔大爷对作家、记者有了较深的戒备心理。因为他在电影《槐树庄》里被定格为反面教材，这后来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崔志国出身地主家庭，他l937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已是团长，这时他才有机会带一个班的战士回家看看。回到家时，见土改工作队正在分他家的田地，双方确实寸步不让，甚至是剑拔弩张，持枪对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在离家返回部队时还是表态：“坚决支持土改。”可那部电影还是把他以反面的艺术形象定格在银幕上。方军认为，崔志国1937年放弃富足生活参加抗日战争，这一条才是人物的主线。

　　还有就是受害者“慰安妇”。方军说，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极大的伤害，碍于中国传统和世人的目光，却往往难以启齿。方军在云南保山采访受害者“慰安妇”李莲春老人时，遭到很多村民的围观，方军对李莲春老人的采访不得不到玉米地去进行……

　　方军每天置身于如小小抗战收藏馆的家里，仿佛跟窗外喧嚣的都市隔着一个世界。在那个被称为是“家”的斗室里，他有一种无限向上的力量和斗志。他说，每天看到屋里的这些东西，我便忘了窗外的世界。这些得来不易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每时每刻都在激励我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方军出版了抗战纪实文学《最后一批人》。此书编后记里说，《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本人，而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方军说，我们铭记抗战史，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建设明天。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强盛起来才不会受到欺侮。这些年，他走遍了全国抗战的所有地区，看到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当年遭受日军侵略过的地方的群众生活也好了起来，他就由衷地高兴。但他始终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人民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我们才刚刚吃饱饭，一定不要骄傲自满，更应励精图治，放眼未来……

林华强

到时想一起采访的志愿者可与我联系，我的电话13506769110  政府网：6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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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上出发太匆忙，将手机忘在家里了，中午即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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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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