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心社】抗日老兵姚仁言97大寿，薛冽真95大寿。20160102

猪头天

      2016年1月1日是抗日老兵姚仁言生日、1月2日是孟加凌生日、1月3日是天台唯一的抗战女兵薛冽真生日、1月4日是夏庆荣生日。由于孟加凌和夏庆荣不在天台，薛冽真家人每年都会热热闹闹的给她办生日；而恰逢2号县网联会要举办活动。所以决定老兵生日和县网联会的活动一起举办，让老英雄过个热闹的生日。

    合影为红心社志愿者和抗日老兵。


今天参与活动的红心社志愿者：

邱勇强

王雅玲

王双飞

许美燕（带二人）

李雪平（带一人）

陈敏红

小草

张芳芳

陈亚君（带一人）

杨萍萍

袁永春

王明生

许锦芬

施苏萍

张道杨

许广志

金美萍

潘青松

许法勇，

金仙阳

齐伟杰

张义彬

洪卫阳带儿子

齐秋

徐晓海

胡蓉

王敏丽

禹文萍

巧儿

洪云带一人

晓敏（带一人）

许颖晓

裘志强二人

杨虹

名单如有遗漏和错误请指正。

猪头天

活动在街头方山顶举办

猪头天

下图依次是：薛冽真、姚仁言、陈炎赞。今天虽然不是陈炎赞老英雄的生日，但活动路过他家，就决定一起接过来。

猪头天

七楼和芳芳最辛苦，他们拉着一车被子给其他地方的老兵送温暖，等赶到方山，菜基本吃完了。
而且到了下午得知他们一共给18位老兵送去了被子，七楼还给每位老兵剪手指甲和脚指甲。
还有徐亦伟和忘忧草也在其他地方送被子，据说连中饭都没吃，辛苦了。


这段文字摘自芳芳微信：
    给施爷爷送被子，结果一肚子火，几个月不给老人擦洗，海哥（七楼）给他脱下袜子，居然倒出一堆皮屑来，这养女女婿良心是被狗吃了。
今天终于还是没忍住发火了。。
    一年送的慰问金不去说，光下半年床上用品就好几套，结果给老人睡又脏又烂的旧床单，床头还沾满了干结的粪便，更可恶的是还骗我们说刚前天给换的，火死！[发怒]！真想把他们按地上揍一顿

猪头天

吃长寿面

猪头天

还有茶艺表演哦

猪头天

吃生日蛋糕喽，祝老英雄们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猪头天

由于薛奶奶身体不适，所以我们决定送薛奶奶回家，后面还有很多表演就不看了。

猪头天

附：薛冽真抗战经历
自述：
我老家在瑞安南门，家里有2个哥哥，他们都在杭州读书，我排第三，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和中学，中学还没毕业，因家里经济紧张，母亲不让我读书了，我便在瑞安一医院里当护士。我有个从小学到中学都一直是同学的好朋友，她跟我商量说想上部队去，她的男朋友可以介绍我们去安徽找新四军。我答应了，那时是16岁还是17岁的上半年记不清了，我们从瑞安出发走到金华，再转往江西，但去不了安徽。没办法我们加入了86军67师的野战医院，当上了护士。二三年后经师首长介绍，我嫁给了野战医院的院长金许珍。直到1949年解放，这10几年里我一直在该野战医院里任职，先是当护士，后来当了军医，军衔最高挂过上校。10几年里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到过无数个地方，只记得到过浙江的金华、衢州、江山、龙游、江西的上饶、鹰潭以及湖南、湖北、河南的许多地方。丈夫有个堂弟叫金家秋，跟我同龄的，也是学医出身。丈夫把他带到部队，安排在野战医院里当军医，现在也还健在。
1943年在浙江金华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但那时经常要战斗，得不停转移阵地，那孩子夭折了。后来我们一直不敢再要孩子，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女儿才出生在湖北应山，丈夫给孩子娶名叫应鄂。
我丈夫以前是地下党员，一直在天台活动，后来组织遭到破坏，丈夫为了躲避抓捕才逃出天台。之后一直当到86军67师野战医院的院长，再后来调到13师野战医院当院长。解放后屡受批斗，家里被无数次抄家，一直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可能是批斗怕了，老人对我们还是存有戒心，问他丈夫有没有挂过少将军衔，也只是点点头。不过老人的几个子女都很孝顺，轮流照顾着老人。

猪头天

姚仁言主要抗战经历
老人自述：
         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我自愿报名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同村的姚方叶在下三府（在临安）部队当班长，回乡探亲时，跟我说起去部队的事，我羡慕的很，就报名参军了。那个时候我刚结婚才十来天（农历12月27日结婚）。由保长带队，送到新协乡乡公所，时乡公所驻地在张思村，乡长陈定庆，保长是大溪何村的何德安。当日由乡丁护送到城关孙氏祠堂，当时同去的有六七个人，其他几个是在赌博场被抓壮丁抓来的，他们被关在漆黑的谷仓里。在城关四五天就出发了。在这四五天里，伙食很差，伙夫是岭根来的，我叫他德根叔，他给我锅巴吃，免得我饿肚子。出发时，有父母的都送了许多东西给别的战友吃，我因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从未到过县城没人送东西给我吃，所以很难过。
           接收我们的是温处师管区。我被安排在第五连第二排，只记得排长姓徐。我们先从孙氏祠堂出发，到后司街时等待别的队伍在街上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人到齐了才出发。出县城经过白鹤、新昌、嵊县，最后走到丽水（处州），第一夜是宿在一个叫班竹的地方，该村在山脚的。在丽水训练时间不长，大约一个月左右。随后部队调到江山训练，那时一天吃两顿，训练几天后，在一个晚上我们行军到城里直接上火车，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宿。连长对我们说，现在离浙江很远了，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下了。结果当晚就有十几人跑路了。于是我们又马上出发，后到萍乡。那时日本人快打到萍乡了，正好99军92师到萍乡接兵，我被分配到驻长沙城里的99军92师276团2营营部，任传令兵。我的任务是送信到团部或者师部、各营营部，部队的任务是守卫长沙城。时间是在1939年7月左右，那时日本人打到捞刀河边。
          刚到部队，马上就开到湖北通城与日本人作战。我们部队派上火线后，把日本人打退到岳阳。1939年9月广西南宁被日本人占领，白崇禧指名要99军到广西去增援。白崇禧向我们保证说夺下南宁，每人每月米金(相当与粮饷吧)加二元钱。那时上等兵每个月才发一元八角钱。我们连夜行军，只记得到桂林过去一点，第二天就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我们打了胜仗。日本人退到南宁，我们乘胜追击到离南宁10里路的一座大山。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就一直守在山上，到第二年农历2月1日左右，敌人兵力补充足了，开始反攻我们。那仗打得惨，连路都看不到，部队守不住，一直撤退到原来进攻的地方。99军3个师的人只有1个师退回长沙，有2个师的人被打死打散。
          在广西，我仍担任营部传令兵，每天送信。没有向导，长官只按地图简单比划一下，或者告知大体方位就叫我去送信。山上到处都是腐烂了的尸体，踩上很臭我都不知道。有一次晚上，在山上的一山厂里，有灯亮着，我去敲门，里面灯马上熄灭了。我解释了好久才开门，推门进去说我太臭，主人带我去洗后才进屋。后来多亏他帮忙把我带到团部。还有一次送完信，返回营部途中，我远远地看见营部门口有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营长的马是灰白色的，我马上知道是日本人占领了。我立即返身躲进山里，不想背后山弯里又有日本人的军车开进来。我又急忙滚进旁边的山沟，向前跑去。没想到日本又向山沟开来，我跑到最里面，没有路了，前面只有一个山厂。我机智的滚到一个山坡的小山洞里，找来一捆荆棘挡在洞口，我躲在山洞里，幸好里面还有红薯。日本人就住在山厂里，三天三夜，我就靠吃红薯度日。那时我带有木壳枪和手榴弹，心想日本人要是打进来，我就拉手榴弹和他们拼了。那几天，只听到猪、鸡的嘶叫声，日本人杀了猪，只拣好东西吃，剩下的都扔掉。三天后日本人退走，我跑出去找了点猪肉什么的烧了吃。那时又碰到一个战友也是传令兵，第二天两人一起结伴走到营部。营部就驻扎在对面山头上，营长还以为我牺牲了，他说看见我往山厂跑，以为我已被日本人杀了。没多久，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调到湖南衡阳补充兵源。我们住在衡山山脚的一个南岳庙里，南岳庙有好几个。第2营营部和机关枪连都住在这个庙里。庙里的和尚叫梁师傅，湖南人，是个共产党员。副营长的勤务兵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说他是新四军，跟营长汇报。营长说明天把他送监狱里去。我马上跑去告诉他，他当晚就跑了，那时我们叫新四军为老四。
           1940年3月，部队返回长沙，在武宁县，太阳山、九宫山都在附近。军部就驻扎在那里。那里有温泉，记得有一个地方叫温塘，军长专门有一个小温泉，自己一个人洗。水很烫，我们也常在别的温泉里洗澡。有一次，遇见军长，军长对我说：“小鬼，对面有日本人，不能过去的。”
我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每次都是在中秋节左右。第二次打到唠叨河，中国人自己烧了长沙城。第二次日本人打进城里，在城里住了三天，我们退上岳麓山，隔河每天用炮打进城，高射炮、平射炮、迫击炮。1941年也是上岳麓山，也守住了。第四次日本人没打长沙，只是包围了长沙。我们部队守洞庭湖，部队失散了。
          在洞庭湖一年左右，因我会讲衡阳话和长沙话，我被调到便衣队，主要调查路线，探听日本人的消息。那时正值老百姓种田时节，我带了木壳手枪。回来的路上，远远见到两个日本人朝我走来，我赶忙走到田里，弯腰种田，把枪顺着裤脚溜到田里。日本人把我叫上岸盘问我，幸亏老百姓说我是本地人，日本人才叫我回去种田。后来把枪找回来洗了好久。又一年左右部队调往衡阳，我是上士班长，营长叫我下连队。我不愿意下连队，营长说你不能一辈子当传令兵。营长便把我保送到四川成都一个军官学校学习。这个学校必须是上士才有资格去学习，回来只能当排长、连长。教官有施德阳上校、唐志石上校，两人都是四川人。每天按步兵操典出操训练以及到讲学堂里学习。一年里没有出过校门，当时同去的还有一个温州平阳的廖有卿，都是没有文化的。我在家里没有念过书，营部文书用砖头砌成一个方框，里面倒满沙子。文书写了字教我们，大家都学习的。一年后毕业回到营部，任少尉服务员。（服务员：在营部叫服务员，下到连队叫排长，连长必须是上尉。老人特别强调的）
          在洞庭湖时，276团整团人被打散，只剩下我们第2营。又一年左右，准备去找团部，经过保庆时，没有军粮了，当地保庆县府的人说我们投靠日本人，不给我们粮饷。我们营长说不给我们粮就打下保庆，他们才给我们粮食。在那里我生病住在41后方医院里。那里有几个天台人，就把我编进该医院担任少尉看护员。在医院管号子，哪间什么号，一个少尉看护员管三个号子，一个号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大概十几个伤兵。床是铺在地上的，中央铺床两边走人。看护兵负责伤兵（二等兵一粒星，一等兵二粒星，上等兵三粒星，当兵的没有杠）。
          后来叫我到贵州天柱县接收伤兵，没多久41后方医院也撤退到天柱，直到1946年回来。1946年6月1日，奉后勤司令部命令，解散后方医院，给我发了复员证，六个月的粮食及到杭州的路费，我一路走，走了57天，回到天台老家，务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