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仁言
生日：农历1920年11月22日
地址：天台县街头镇溪湖村（猫认湖自然村），现住新昌女儿的临时住所
老人自述：
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我自愿报名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同村的姚方叶在下三府（在临安）部队当班长，回乡探亲时，跟我说起去部队的事，我羡慕的很，就报名参军了。那个时候我刚结婚才十来天（农历12月27日结婚）。由保长带队，送到新协乡乡公所，时乡公所驻地在张思村，乡长陈定庆，保长是大溪何村的何德安。当日由乡丁护送到城关孙氏祠堂，当时同去的有六七个人，其他几个是在赌博场被抓壮丁抓来的，他们被关在漆黑的谷仓里。在城关四五天就出发了。在这四五天里，伙食很差，伙夫是岭根来的，我叫他德根叔，他给我锅巴吃，免得我饿肚子。出发时，有父母的都送了许多东西给别的战友吃，我因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从未到过县城没人送东西给我吃，所以很难过。
接收我们的是温处师管区。我被安排在第五连第二排，只记得排长姓徐。我们先从孙氏祠堂出发，到后司街时等待别的队伍在街上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人到齐了才出发。出县城经过白鹤、新昌、嵊县，最后走到丽水（处州），第一夜是宿在一个叫班竹的地方，该村在山脚的。在丽水训练时间不长，大约一个月左右。随后部队调到江山训练，那时一天吃两顿，训练几天后，在一个晚上我们行军到城里直接上火车，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宿。连长对我们说，现在离浙江很远了，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下了。结果当晚就有十几人跑路了。于是我们又马上出发，后到萍乡。那时日本人快打到萍乡了，正好99军92师到萍乡接兵，我被分配到驻长沙城里的99军92师276团2营营部，任传令兵。我的任务是送信到团部或者师部、各营营部，部队的任务是守卫长沙城。时间是在1939年7月左右，那时日本人打到唠叨河边。
刚到部队，马上就开到湖北通城与日本人作战。我们部队派上火线后，把日本人打退到岳阳。1939年9月广西南宁被日本人占领，白崇禧指名要99军到广西去增援。白崇禧向我们保证说夺下南宁，每人每月米镜(相当与粮饷吧)加二元钱。那时上等兵每个月才发一元八角钱。我们连夜行军，只记得到桂林过去一点，第二天就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我们打了胜仗。日本人退到南宁，我们乘胜追击到离南宁10里路的一座大山。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就一直守在山上，到第二年农历2月1日左右，敌人兵力补充足了，开始反攻我们。那仗打得惨，连路都看不到，部队守不住，一直撤退到原来进攻的地方。99军3个师的人只有1个师退回长沙，有2个师的人被打死打散。
在广西，我仍担任营部传令兵，每天送信。没有向导，长官只按地图简单比划一下，或者告知大体方位就叫我去送信。山上到处都是腐烂了的尸体，踩上很臭我都不知道。有一次晚上，在山上的一山厂里，有灯亮着，我去敲门，里面灯马上熄灭了。我解释了好久才开门，推门进去说我太臭，主人带我去洗后才进屋。后来多亏他帮忙把我带到团部。还有一次送完信，返回营部途中，我远远地看见营部门口有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营长的马是灰白色的，我马上知道是日本人占领了。我立即返身躲进山里，不想背后山弯里又有日本人的军车开进来。我又急忙滚进旁边的山沟，向前跑去。没想到日本又向山沟开来，我跑到最里面，没有路了，前面只有一个山厂。我机智的滚到一个山坡的小山洞里，找来一捆荆棘挡在洞口，我躲在山洞里，幸好里面还有红薯。日本人就住在山厂里，三天三夜，我就靠吃红薯度日。那时我带有木壳枪和手榴弹，心想日本人要是打进来，我就拉手榴弹和他们拼了。那几天，只听到猪、鸡的嘶叫声，日本人杀了猪，只拣好东西吃，剩下的都扔掉。三天后日本人退走，我跑出去找了点猪肉什么的烧了吃。那时又碰到一个战友也是传令兵，第二天两人一起结伴走到营部。营部就驻扎在对面山头上，营长还以为我牺牲了，他说看见我往山厂跑，以为我已被日本人杀了。没多久，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调到湖南衡阳补充兵源。我们住在衡山山脚的一个南岳庙里，南岳庙有好几个。第2营营部和机关枪连都住在这个庙里。庙里的和尚叫梁师傅，湖南人，是个共产党员。副营长的勤务兵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说他是新四军，跟营长汇报。营长说明天把他送监狱里去。我马上跑去告诉他，他当晚就跑了，那时我们叫新四军为老四。
1940年3月，部队返回长沙，在武宁县，太阳山、九宫山都在附近。军部就驻扎在那里。那里有温泉，记得有一个地方叫温塘，军长专门有一个小温泉，自己一个人洗。水很烫，我们也常在别的温泉里洗澡。有一次，遇见军长，军长对我说：“小鬼，对面有日本人，不能过去的。”
我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每次都是在中秋节左右。第二次打到唠叨河，中国人自己烧了长沙城。第二次日本人打进城里，在城里住了三天，我们退上岳麓山，隔河每天用炮打进城，高射炮、平射炮、迫击炮。1941年也是上岳麓山，也守住了。第四次日本人没打长沙，只是包围了长沙。我们部队守洞庭湖，部队失散了。
在洞庭湖一年左右，因我会讲衡阳话和长沙话，我被调到便衣队，主要调查路线，探听日本人的消息。那时正值老百姓种田时节，我带了木壳手枪。回来的路上，远远见到两个日本人朝我走来，我赶忙走到田里，弯腰种田，把枪顺着裤脚溜到田里。日本人把我叫上岸盘问我，幸亏老百姓说我是本地人，日本人才叫我回去种田。后来把枪找回来洗了好久。又一年左右部队调往衡阳，我是上士班长，营长叫我下连队。我不愿意下连队，营长说你不能一辈子当传令兵。营长便把我保送到四川成都一个军官学校学习。这个学校必须是上士才有资格去学习，回来只能当排长、连长。教官有施德阳上校、唐志石上校，两人都是四川人。每天按步兵操典出操训练以及到讲学堂里学习。一年里没有出过校门，当时同去的还有一个温州平阳的廖有卿，都是没有文化的。我在家里没有念过书，营部文书用砖头砌成一个方框，里面倒满沙子。文书写了字教我们，大家都学习的。一年后毕业回到营部，任少尉服务员。（服务员：在营部叫服务员，下到连队叫排长，连长必须是上尉。老人特别强调的）
在洞庭湖时，276团整团人被打散，只剩下我们第2营。又一年左右，准备去找团部，经过保庆时，没有军粮了，当地保庆县府的人说我们投靠日本人，不给我们粮饷。我们营长说不给我们粮就打下保庆，他们才给我们粮食。在那里我生病住在41后方医院里。那里有几个天台人，就把我编进该医院担任少尉看护员。在医院管号子，哪间什么号，一个少尉看护员管三个号子，一个号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大概十几个伤兵。床是铺在地上的，中央铺床两边走人。看护兵负责伤兵（二等兵一粒星，一等兵二粒星，上等兵三粒星，当兵的没有杠）。
后来叫我到贵州天柱县接收伤兵，没多久41后方医院也撤退到天柱，直到1946年回来。1946年6月1日，奉后勤司令部命令，解散后方医院，给我发了复员证，六个月的粮食及到杭州的路费，我一路走，走了57天，回到天台老家，务农至今。
家庭状况：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和二女儿在新昌打工，做小手艺。去年9月初五，二儿子电瓶车开摔倒，肋骨骨折不能干重活。小女儿是残疾人，精神分裂，眼睛看不见，是全村最贫困的。老人没有任何补助。因家里没人烧饭，现在老人住在新昌开早点店的女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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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2-31 13:35:03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