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非回忆录之一：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褚留香

我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陈克非

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我是浙江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在蒋介石最基本的嫡系部队第九师，从少尉排长逐级上升到师长；而后随着部队的扩编，又逐升到第二十兵团中将兵团司令官。
第九师不同于其他部队，是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1925年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扩编为两个师，后又收许崇智部改编为一个师，合并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九师就是第一军的第一师，于1928年到达济南后经调整部队建制改称的，师长为蒋鼎文（1928—1931年）。此后相继任师长的是：李延年（1931—1938年），郑作民（1938—1941年），张琼（1941年2月—同年8月），张金廷（1941—1944年），陈克非（1944—1948年），尹作干（1948年3月—同年8月），蒋治英（1948—1949年12月）。
1930年蒋介石又以第九师为基础建立第二军，辖三个师，即：蒋鼎文部的第九师，陈诚部的第十一师，夏斗寅部的第十三师。军长为蒋鼎文，副军长为陈诚。尔后第十一师扩编为第十八军，夏斗寅师也调编出去了。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李延年接任军长，其后王凌云部的第七十六师和杨宝毂部的新三十三师也先后编入第二军建制1942年王凌云接任军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军改为师，原第二军改称整编第九师，原第九师改为整编第九旅。1948年又恢复建制为军，由陈克非接任军长。到1949年以第二军为基础又扩编为第二十兵团，终于在四川郫县起义。这支蒋介石最亲信的近卫军基本部队，最后也还是向人民投降了。

二、我在鄂西与白崇禧、宋希濂各怀鬼胎

约在1948年11月下旬，第二军从南阳返驻老河口后，蒋介石电调我的部队拱卫首都，特派空军参谋长（姓名忘了）到老河口侦察机场，并同我计划部队空运南京。结果因机场一次降落容量少，如果陆续空运（骡马除外）需时将近一月，缓不济急，就改变空运为徒步，到达沙市再船运南京。在徒步行进途中，接到蒋介石给我的亲译无线电报说：“该军向南京行进途中，如无我手谕或另有电令，不接受任何人指挥，亦不变更计划，并应排除任何困难，直来南京。”我当时认为总统对我和部队有这样的亲切重视，觉得很光荣，是从心里往外发出高兴，因而将电报大意告团长以上人员。
我的先头部队到达沙市后，因转运船只缺乏，我先到汉口向华中“剿总”交涉。抵达汉口时，白崇禧已派员在码头等候，说南京来电话找我，白要我马上去总部接电话。
我便随着来员乘车到总部（在励志社），当即见到白崇禧。他说：“近天以来，情况很紧张，三两天内恐怕黄百韬、杜聿明、邱清泉等兵团都要被共军所突破、隔断、包围和歼灭。加以天气不好，空运补给不易，重装部队转移困难，你部可不必去，去也无济于事。”又说；“顾总长有电话来找你，你去接了他的电话后，就可知道大概的情况和你部任务的变更的。”
当时我听到白崇禧的这番话，就想起在行进途中蒋介石给我亲译电报的意旨，虽在口头上回答了几个是，内心却很惊奇，认为：共产党军队是人，国民党的几个兵团也是人，而且又是机械化和重装的部队。不要说打，就是将这些武器丢在战场上，要共军来清点，在两三天内怕也搞不清。说什么几个兵团在两三天内就要被歼灭，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大鬼话。我对白崇禧是抱一百个不相信，并自暗想：无怪过去中央曾讨伐桂系，从今天的事实证明，原来桂系是别怀鬼胎的。今天国共两党军队作战则国民党的政权存亡所系，不应还幸灾乐祸，黄鹤楼上看翻船。我正想着这些，南京顾祝同来了电话要我去接。顾祝同说：“淮海方面的战事已到了严重阶段。黄百韬已牺牲了。现在共军集中兵力到杜聿明兵团这方面来。据空军侦察情况报告，杜兵团的范围已缩小了。共军动员了老百姓到处挖沟，障碍杜兵团的突围。目前，空军投送粮弹颇感困难。白总司令想留你们第二军在华中，但南京方面现无作战的有力部队，经总统考虑决定，你们第二军可留一个师在华中，主力由你自己率领来南京……”我接了电话后，回到白崇禧的面前，把顾谈的情况大意，重述了一番。白崇禧摇了摇头，左手拍拍自己的脑壳，鼻子不断地发出哼哼之声，装作很镇静似地、轻描淡写地说：“真高明，真高明，也真奇怪！”停了一下，他问我：“你是哪县的？”我回答：“是浙江天台”。白崇禧或许是看错了我的面貌，以为我是广东人吧。
我从白崇禧总部出来后，就到德明饭店住下。第二天早晨，白崇禧来电说：“顾总长要我告诉你，杜、邱等兵团已无法挽救了，你们第二军全部不去南京，留在华中，归我（白自称）指挥。尔后你军的一切军需亦由华中总部接济。现在你军就在沙市集中休整，归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指挥。宋本人现在汉口……”由于情况突变，就由白总部派一小型兵舰送我回到沙市（已近1948年年底）。
到1949年4月间，人民解放军已大举渡过长江。在淮海会战时，是蒋介石亲自登台主演，白崇禧自居为台下观众，评头品足，摇头叹气地说得蒋介石毫无是处。现在是华中大会战，登台主角轮到白崇禧自己来扮演了。我的部队被白派在华中，宋希濂却要我去鄂西，弄得后台老板（蒋介石、顾祝同）左右为难，只好让我自己来应付对方。我认为如果要我去华中，那就只有丢掉鄂西、川东这一方。而宋的这一聪明之作，以为既拖住了我的后腿，又是慷他人之慨。我当时想：你宋希濂有这样的聪明，不顾我的部队有无困难，我也只好将布在鸦雀岭阵地的七十六师一道带走，去华中接受白崇禧的新任务，因为我不能分散我的实力削弱自己。
由于我将七十六师带走，确把宋希濂弄慌了，他就乘坐兵舰赶到湖南澧县津市来同我商量。这次谈话，记得是在津市商会主席孟体仁处，双方都表现出一付很不自然的神色，却装着平淡的姿态。
我先开口说：“这次离开你，转去华中，从内心说老实话，确不是我之所愿。由于我对桂系从没有打过交道，彼此性格不了解，对于分配任务和遂行任务，是有困难，希望在不久的时期仍能回到你这里来。”
宋希濂说：“你去华中既非你之所愿，也非我之所愿。对桂系打交道是要加倍留心，你所顾虑的很对。你所希望的，也是我所希望。在你走后，我曾同顾总长通过电话。你们这次去华中，是国防部在为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适应白崇禧的要求。如情况有所转移，我们仍能在一起的。”
我说：“我很高兴听到主任（指宋）同顾总长通电话的情况，更使我兴奋的是现在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现实。但我对主任还有一个要求，请保持电台通信联络，并请不断地多多指示。”
宋说：“我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黄帝的子孙，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总统可靠的将领。现在国家存亡，百姓祸福，我们都有责任。处在现在这样一种局势，是一非常时期的局势。在这种时期，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处常，一是应变。”他说到这里，就向我提出侦察性的问话：“钟灵兄（指我），你的打算究竟是处常还是应变呢？”
我说：“怎么叫处常，怎么算是应变，我还不大明白。”
宋说：“如果是应变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是处常的话，那就只好是惟命是从，照令行事了。”
我问：“主任对现在这种局势，是采取哪一种态度呢？”
宋答：“今天在这里连同涤青兄（指刘平，当时也在坐）共三人，我们关起门来说老实话，如果是处常（指对白崇禧），那只有毫无代价地枉做牺牲品；若是我们理解‘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患无柴烧’的道理，那我们对现在的局势，唯有采取应变了！”
我说：“我现在懂得了处常、应变这两个问题了，但我对现在局势是两种态度兼而有之。对主任（指宋）和对总统是处常；对其他则决取应变，是在主任的应变情况下行之，还要请主任对上负责，不然我的应变就会变不成，甚而会使自己的脑袋搬家。我的部队今天就停下来，不向长沙出发，作为随主任应变的兑现，但要求补给不出发的命令。我相信自己能对主任负责，同时也请主任要为我负责。”
话谈到这里，三人（连刘平在内）都感到非常满意。宋还对我面允，他回到枝江后，就告诉宜昌司令部补发命令。于是宋回宜昌，刘平回枝江，我回澧县。
当天傍晚，宋希濂从枝江第十五军司令部来长途电话说：“我同宜昌通电话时，才知我去津市同你会面时，国防部曾几次来电话，催你的部队向长沙出发，因为白总司令向国防部要你们第二军很急，国防部亦很为难，我也不好再强求了。这样只好辛苦你一点，不然就很难顾全大局。国防部也应允了我，如情况有变化时，同样还可调你们回宜昌。”我回答：“主任不是说要应变吗？”宋说：“暂不提了吧。”
向长沙出发的先头部队到达宁乡，主力进至常德时，大雨倾盆，在行进途上有若干地区为山洪所阻，部队就原地停止。白总部电催迅开长沙。我派军参谋长徐建德去总部会报部队行进情况，并向白提出几个要求：（一）我部抵长沙近郊时，先在岳麓山地带集中，稍作整顿，以利遂行作战任务；（二）在作战中，对我部使用时，请勿分割建制；（三）请即向益阳追送军粮。
徐建德到达白总部后，来电话告知情况约略如下：（一）我们所提要求，据总部参谋长面谈，完全可行；（二）部队达岳麓山后，暂归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指挥；（三）据消息透露，军长（指我）到长沙后，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接长第一兵团。
我当即作了这样的判断：（一）认为白是拿升官来引诱我为他所用；（二）我还未作战，就先升官，其中会有计谋（恐是调虎离山）。
我在常德停了几天，情况变化了。国防部据空军侦察报告：“襄樊附近发现有共军，大部集结在襄河作渡江演习，判知似有南下掠取宜、沙，渡过长江之积极企图。”因此，就决定第二军快回头。仍归宋希濂指挥，我随即返抵枝江，以电话向宋的司令部报到，并请示驻地。这时宜昌宋部的人员对我如何呢？是拿老爷坐在堂上对罪犯的态度了。（由于我原去华中时，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在鸦雀岭阵地的一个师撤下带走。）他们饬我军司令部由古老背渡江驻鸦雀岭，并派部队向当阳、荆门、远安方面搜索“匪情”，军粮就地征购，兵站不另配给。（就是这样地运用军棍责打了我的屁股，痛得不敢声张，只好自认罪有应得。）
我在暗被惩罚、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部队吃的这一个重大问题，军指挥所进至当阳，派有力之部（第九师）向远安、庙前、观音寺、荆门方向搜索情况和征购粮食。在观音寺以南地区与解放军发生战斗，经可靠证明，当前的情况是：从襄樊方面来的，由林彪所统率，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基于这一情况，我即决心不作胶着的战斗。这时宋希濂的副参谋长罗开甲却想在黄鹤楼上看翻船，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宋先生去湖南未回，情况又如此紧张，我们司令部研究结果，认为贵军部队应在土门垭以东、鸦雀岭地带南北之线展开战斗。即受‘共匪’大部队压迫时，亦须逐步转移，节节抵抗，不宜一触即转至宜昌核心阵地。如军长自认非撤至宜昌不能抵抗时，司令部的幕僚人员亦不能阻止贵军部队之进入。”我当时只顾实际情况之紧迫，就脱离战斗，迅速向宜昌既设阵地转移。打了三天，宋希濂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由湖南回到宜昌。经会报情况和交换意见后，自知实力有限，补给困难（同四川孙震有矛盾，弹粮的来源有被截留的顾虑），即弃守宜昌转到巴东、建始间地区凭险抗拒。
在宋希濂离开宜昌后，国防部还来电话，说要固守宜昌，不能轻易放弃。我问是什么部队来应援，粮弹是否在今天或明天能送到？电话回答：“国防部当再考虑。”我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无神通本领。现在固守宜昌，只有白送死。国防部为什么不固守南京而要守宜昌，难道宜昌在战略上比南京还更有重大的意义？”我说完了就放下话筒不理了。
部队转移到巴东、建始间山地后，军司令部驻在龙潭坪。这里雨水既多，气候又坏，人烟稀少，物资缺乏，情况加紧，任务加重，交通不便，补给不够，官长挨饿，士兵挨饿。在这种情况下熬了几个月，就接近秋末冬初的时候，不但兵员和装备天天消耗而无补充（宋希濂只顾自己要扩充部队），就是应该换季的棉衣，经一再申请，才应允发五成。弄得我东叫西喊，总不能解决问题，头顶都要冒出火来了。我心想无怪共产党要革命，会打胜仗，问题还是在于国民党只顾自己，不看别人；亦无怪傅作义和陈明仁的部队都相继向共产党起义，问题还是在于国民党领导者的本身。同时引起我回想到在山东应援友军时，曾看到人民解放军的标语：“实行孙中山先生所创的——耕者有其田”，“实行三大民主”等等情况，在我思想上就挤过来又拥过去，对国民党的领导的办事作风，就心怀不满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后，所向披靡。蒋家王朝，岌岌不可终日。凡国民党嫡系部队和黄埔学生，都有树倒猢狲散之叹（包括我自己在内）。宋希濂还异想天开，升我为二十兵团司令，以为如此就能消除内部多方面的矛盾。他在恩施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最后决策，高唱三大民主，欺骗官兵，妄想避免失败。可是这个会还未开完，川湘公路的人民解放军已到达沅陵以西，而当面的野三关、鹤峯、龙山等地情况又日趋紧张，我为要解决冬季棉服问题，就乘飞机去重庆。

黄金甲

叛变和起义有啥区别？

一诺千金

楼主写的啊
辛苦

褚留香

陈克非回忆录怎么会是我写的，肯定是他自己了，笨的

破马甲

1948年11月初，陈克非部第20兵团主力第2军的第9师（原黄浦教导团）在黄草坝阻击解放军第11军的进攻，击溃了第11军的先遣团，取得了大陆上国民党军的最后一场胜利。

1949年11月中旬，第二军由彭水西渡乌江撤退，撤退中不慎烧毁彭水县城，第二军第九师在逃至彭水县马头山、马草坝地区时设伏，击溃追击而来的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0八团，致使该团损失八百余人，随团前进的解放军师参谋长安仲琨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