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和微笑，或被废弃的出版物

归去来

今天周六，睡到中午才起来，穿过住宅区的小公园去便利店买牛奶，小公园的石栏上像往常一样堆着旧报纸旧书刊，二十多米远处，在那个比地面高出一两米的亭台上，依然有一些中老年男子在打牌，另一些中老年男子在围观。

每次经过这些废旧的出版物，总会不自觉地瞥上一眼，或许存着发现什么旧书的念头，更多的或许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出版物被时光流放到了废纸堆里，经过几道廉价的转卖，很快会被送进捣纸浆的车间，物质之外，成为纯粹的虚无。

大约两周前，有个北京来的旧书商找到我们做发行的同事，想买下以前一些书的库存，他给的价格是0.6%定价，也就是说，四本25元的书，只有6角钱。我估算这个价格跟卖废纸差不多：四本书有一斤吧，或者还不止，一斤废纸大概也有5角吧。

那些不在流通中的文字和不再能流通的文字，其实是一回事，它们都失去了传播的价值，都是一堆纯粹的物质：废纸。

我站在这几堆废纸前，弯腰翻了一下，这时我看到了它：一本深蓝色封面的《疯狂英语》，头条标题是“再见，英格兰玫瑰”，封面右下角有朵白色的玫瑰花。我又看了一眼，看到期号是：Dec. 1997。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这本如今已然破旧的小刊物，当年是从我的手上发行出去的。

我不禁把它拿了起来，随手翻开，看到《音乐天堂》的广告，“一种可以听的音乐杂志”，还看到广告的介绍文字里有我编辑的法文歌曲特刊《浪漫法兰西》。

中间的铜版纸图片页，有两幅照片：一幅是整版黑白照，当年车祸去世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微笑着；一幅是整版彩色照，当年飞机失事去世的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微笑着。

1996年底，兼职编辑完法文歌曲特刊后，我开始在广州这家名为“认真”的公司做这两本杂志的发行，直到1998年5月离开广州——而今这两本杂志都不存在了吧——这样算来，现在手上这期《疯狂英语》正是在我做发行的时候，从广州的某个印刷厂出来，通过货物托运，到了上海。客户应该是上海外文书店吧，然后到了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一位读者手上，也许她或他搬过几次家但一直带着它，而到今天，她或他不再需要它了，便以废纸的形式将它处理掉，更加可能的是，她或他多年前就不需要它了，只是一直放在哪个角落里没有想起来去处理。

十一年多过去了，这本内页已经有些许泛黄的小刊物，比起我当年拿到的最新样刊，只在扉页的“征文启事”旁多了点圆珠笔写的痕迹：“3339402 2827001 澳元—人民币 4.97”。我想前面两个数字应该是随手记下的电话号码（那时上海是7位号码吗？），后面是当时的汇率吧？

我朝二十来米远的亭台上挥了挥手上这本小杂志，我说多少钱，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说一块钱，我说五毛吧，他说好。我带着它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牛奶，然后回家，一路上我在想，我并不需要买它，我应该让它去应该去的地方，成为彻底的虚无，然而我还是买了它，以比废纸高几十倍的价格，那么，我是不是无形中提升了它的价值，只是因为它对我个人而言隐含着一段时光、一点记忆，或者，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来为我保留、唤起那么一点记忆，还是仅仅因为在一个平常的周末午后邂逅了它，而不忍任它沦落至乌何有之乡？

我又翻看中间页整版插图，我看到戴安娜微笑着，我看到约翰·丹佛微笑着，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喜欢看到死者生前的微笑，为什么编辑没有选用别的照片，尽管他们两个都是死于非命，而我们却喜欢看到他们的迷人微笑，这是为什么呢？

戴安娜，我只在电视和报刊上看到过她的音容笑貌，而约翰·丹佛，我却看过他的演唱会，看到过他在台上走动，听到过他对着观众之一的我说话——那是1992年9月刚到广外读书的时候，学校用校车送我们到广州体育馆，五年之后，他在美国西海岸坠机身亡。我记得会唱的第一首英文歌，就是他的Country Road，初中英文老师教的，那应该是1986年吧——翻到杂志的第39页，“留声机”栏目刊登的正是这首歌。

我把这本废弃的小杂志插进书架上一排旧书里，我想我再也不会去打开它了。

abracadabra

那晚我是骑车去的，半路还被钉子扎破了轮胎……还好没迟到，看到他唱第一首歌。

杀猪老师

这两个人都是1997年死掉的，都过去这么久了

杀猪老师

《音乐天堂》我也看过，很好的一本小册子，可惜后来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