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和制行，忠孝训后——张文郁侍郎公的为人

度予亭

                 谦和制行，忠孝训后——张文郁侍郎公的为人
      张文郁侍郎公从小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曾祖父张晓、祖父张厚和父亲张助都是天台乡贤，康熙版《天台县志》对他们三人都有记述：“张晓，字东白，性冲粹，年十八，以祖军重役，诣奏免其一。输粮不索照，有倍取者即与之。尝被盗，家人觉之，盗逾墙逸，虑其倾跌，戒勿迫。盗感其德，掷物而去。有窘者竭资周之。” “张厚，字元德。亲殁尽哀，善抚诸弟。岁荒出谷赈饥，全活甚多。寿八十卒。” “张助，字省溪。善体亲心，夫人陆，佐以克恭。父病咽三年，焚香吁代。母寻病疯，侍奉扶抱，无间朝夕。嗣相继逝，丧葬悉身肩之，不以烦诸兄。邑大荒，罄所储以给饥。佃疾病，躬为恤视，死者以资殡之。孝友乐施，天性然也。”他父亲还积祀银，贮军需，置公山样木，荫护风水，整肃内外，宗族懔然。严禁子侄不许酗酒骂人打人，不许侵人一草一木。早完钱粮，急趋力役，不许贻累里图。辄捐己资，周济邻里，解纷排难，恤苦救灾，修路造桥，礼贤好士，不让燕山窦禹钧。侍郎公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父辈的言传身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侍郎公六岁时，祖父教以字义，辄盘诘不忘。语及云霞草木，颇知解悟，于是送侍郎公进学馆学习。侍郎公与其他儿童不同，平常好静坐，不言不笑，不闲走，惟踞书案观书。读书只看不开口，先生促公朗诵，他唯点头。叫他背诵，却背诵如流，先生感到非常奇怪，拜见公的祖父说：“你的孙子不平凡，这是上天回报你家祖德呀！”
      有一日清晨，群童约公赴学馆，可公却尚未醒。公祖父将公叫起，愤怒地说道：“你不孝，你父母宝爱你，望你替吾家争气。今天看起来你分明是一个困虫，一付懒骨，他日能做得什么事？你不知累你父母多少艰苦，得有今日。”因历数公兆状、病状、惊状、死状，数完后，又命诸学童告诉学馆先生苛责公。公于是开始猛然醒悟，自此再不敢蚕眠晏起了。还有一次，侍郎公与义兄下棋，被他父亲看见，不仅大骂一顿，还把棋枰丢入火中烧毁。
      祖父病逝前，嘱咐公曰：“你有佳兆，历推你命必大贵。贵必忠君爱民，尤宜培植桑梓，不要因富贵了就在乡里骄横自大，这样才成你的孝道。”又叮咛公父，以此教子。公十三岁那年冬天放学回家，公父拿公书叫公背诵，如蛙野行，一跳一歇；如鸡报晓，一哑一鸣。父掷书于地，怒曰：“读书如农田，耕耘锄荫，人力一分到，地土一分生，一些欺假不得。卤莽灭裂，那望收成。”待严寒到后，安排公偕童仆去锄麦，让他风刀刮面，脚木手疼，腹枵口渴，力倦形青。回想暖衣饱食，犹然懒读寒灯，真蠢子也。经尝真苦，透出灵惺。十四岁改于西城林家读书。公父再三恳请先生严加督促。先生盘公，背诵默写，一字模糊即扑责，讲解亦然。公憬然颖悟，数月知作文。由于先生整肃之功，岁末，比公先来习文数年的学生都落在公的后面了。侍郎公就是在这样严格的家庭和严师的教育下，从小养成刻苦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学业上也大有长进了。
      后来侍郎公又师从汪邦达春寰公，授以经史，过目不忘，为文握管立就。先生咤之曰：“子何颖捷乃尔！”当时汪公算是富家，而侍郎公家却较贫寒，但汪公料定他有远大前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侍郎公考上秀才后，多次乡试不举。二十七岁时，在城诸亲友的逼迫下，公在家之前厅辉玉堂设馆教授学生。来读书的生员很多，公认真教书，一切俗套予以革除。禁止生徒供饭请酒，禁止私下饮酒，会课时也不设酒，只有肉腐菜饭。学生座位分开如考场一样，不能交头接耳，保持良好课堂纪律，按学生表现进行赏罚。这样，富贵子弟免去骄奢淫逸之累，贫者子弟省去饮食供馈之需，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限于课堂只有十五个座位，且公自感精力有限，所以不能一概接收学生。没有录取上学的，有的甚至怨恨公，喋喋不休。
      侍郎公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懔守父训，不敢以尊贵骄人，指心自铭有两言曰：“心上过不去的事决不行，身上行不去的事决不言。”无论其它，即待自己族人，敬伯叔如己父，友兄弟如同胞，爱惜侄辈如己子，孙辈如己孙，怜族人之财如己财，见族人之事如己事，从无私意于其间。耆宾徐敬宣、许仪廷在侍郎公七十寿辰时赞公曰：“公重义轻财，更肯周人之急，成人之美，有求即与，屈指不止万金。公施而不责偿，即偿亦十不得一。凡置产业，实以怜人艰难，止有价重物轻，从无虚填实契。甚有影骗，亦付之忘机。舍棺埋人遗骸，煮粥赈人荒月。早完一切粮饷，固辞应免差徭。严遵淡泊宁静法言，从无一字县府道司嘱托。谨守勤俭，耕农作息，不纵仆从。衙门亡肆经营，闻有屈情，暗行放便，幸遂解救，不形语言。逢人劝善谆谆，触事讲书切切。此等功德深入于人所相忘，有难以言语形容者。”
      侍郎公为官期间，同榜祝徽在江南做官，孤性耿介，不善事上，遭到权贵弹劾囚禁，“亲知畏避，莫敢出一言”。唯侍郎公替他在朝廷上谏诤，拯救于水火之中，冤案得到昭雪。崇祯七年祝徽游览台山诸胜，至石梁，与侍郎公相见，握手倾倒，叙平生欢，留宿于家。园中有亭新落成，侍郎公请其题额。他因忆往事，不觉忻感交并，如没有当年侍郎公谏诤，哪有今日之聚首？这都是太兄苇筏之所普度的结果，遂将所建之亭取名“度予亭”，并作《度予亭记》，意为茫茫巨浪，一苇普渡。同榜状元文震孟题匾。
      侍郎公对族人谆谆相劝，对后代重视教育并寄以厚望。他说：“纵族中年少，渐习刁顽，肆行贪昧，违礼背义，鲜廉寡耻，岂果子孙之率不谨，而实父兄之教未诚！诚于教训者，如蜂负青虫于树孔，频呼七日而形成；水浸白石于渊渟，日久苔生而色换。彼物尚可以声色化，岂人难以教训？移顾在教训如何耳。”他每当岁时叙会，不啻切切谆谆相劝为善，而杜渐防微，教训不可不严，且不可不早。
       他在《劝族长教训子孙》和《六谕直解》中，提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在《女戒》中用了七十二个莫说、莫做事项来告诫女性，其中大多数在今天来看仍然有教育意义。在《理家法言》中，“有家成败系非轻，理家要识定盘星。何等家从何等算，错算星儿家便倾”，侍郎公要求家人精打细算，量入而出，节约开支，勤俭持家。告诫“寡交节用除闲气，乡积余粮家养牲。良田千百非为富，勤俭无欺足守成”。“病在出时不量入，出多入少致家崩。休因计拙嗟天命，切莫囊空便恶横。”在《箴言二则》中告诫“吾看吾台城与乡，都从心上决兴亡。存心积德多悠久，培以诗书礼义长。更见机谋用不得，几遭横祸惨非常。儿孙牢把吾言记，休犯天条学稚狂。”“黄昏谈到三更，天亮睡在眠床。坐久消磨灯火，起迟蹉过时光。如此懒散过日，便是家门不祥。休道家殷命好，只恐福折祸生。读书决不进益，治家决不久长。享福定要折福，思量思量思量。”
       为了教育后人，侍郎公还刊印了《文昌化书》，并作《文昌化书序》。序中说“《救劫宝章》曰：‘周人之急，济人之乏，容人之过，恤人之孤，一心如此。’文昌在天为白日秋霜，在人为忠肝义胆，宇宙胥赖之。自忠于事君，信于交友，仁于万物，故能救人以救世，救人以仁爱天心。若应救不救，惟恐救人累着自己；或者才堪救人，心多傲僻，不惟不救且将陷之甚；或者救人媚人保全自己者，纵暂骗眼前，安享富贵，到底上天不肯姑容，并自己亦救不得。即救过自己，必不能救得子孙。曾不思不救人即是不救己。予刻文昌化书，盖为天下读书家通此救人云尔。”
      侍郎公辞官回乡后，其居乡被服俭约如寒素，与宗人敦崇古道，服习礼教，置祀产，兴义学，谨衡量。时或角巾野服，披云树，亲鱼鸟，清溪白石间，卒然遇之，竟不知为名公巨卿也。故樵夫野老，皆得与公较晴雨、论桑麻，而达官贵人却很难得见他一面。
      侍郎公虽遭受“附逆”之不白之冤，虽然心中非常气愤不平，但他忍辱负重，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百姓疾苦，为民除弊兴利。尤其是甲申巨变后，他已不是明朝高官，但是仍为朝廷的失败和崇祯皇帝的惨死，“恸哭者累日”。甚而积极协助南明鲁王监国，尽自己的所能倾全力予以支持，但他并不贪图官爵禄位，谢绝了鲁王先后赐予的工部尚书和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等官职，充分体现了侍郎公的高风亮节。
      在清朝当权后，许多前明朝的官员都投降清廷以谋取一官半职，清朝官员贝勒也派人带来貂皮人参来聘请他出山，当地官员几次劝他出任，都遭到他“峻词以拒”。从此大袖儒巾，倘佯于山水间，以明朝逸民自称。就连他的儿子张元声九夏公、孙子张亨梧菊人公都屏迹杜门，绝意进取，祖孙三人不在清朝为官，“一逸于已仕，一逸于将仕，一逸于未仕”，人称“天台张氏三逸”。

圣富爱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