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事略（1） 郑鸣谦 撰

郑鸣谦

第一节  郑荣：“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北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任杭州通判，途经濠州定远写了一首《虞姬墓》：“帐下佳人拭泗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诗中的郑君，据族谱记载，他是远祖郑荣公之号。郑君是项籍（字羽，西楚霸王）的属将，项籍兵败而死，郑君不久也“归附”了汉朝。
    古人极重“名讳”，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如遇应讳的字，就要读白或写白，如林黛玉母名“敏”，黛玉每逢此字，即读如密或米；汉武帝因名彻，遂改官爵彻侯为通侯；孔丘的“丘”字，在古文献中总是写作缺笔的“ ”；又如原说“邦家”之类的词，因避刘邦讳，就用“国”来代替，以至于汉代石碑所刻《论语》中“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变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等等。
    这一习俗大抵起源于春秋时代。在《公羊传·闵西元年》有曰：“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提出了封建宗法社会中避讳的原则，逐渐形成了一种避讳制度和体系，凡事违反这一制度的是要受到惩罚的。在《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犯讳者为“大不敬”，即是“十恶不赦”之罪，在宋代科举考试中，考生如有失讳就会被申斥黜落，断送前程；清代时更为广泛，常以犯忌为由，大兴“文字狱”，因此“避讳”之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刘邦得了天下，便下令项籍的旧臣一律改名“籍”，大概想以此来测试这些降臣们对旧主还有没有依恋之情。在多少降将中，只有郑荣“不识时务”，于是改名者尽拜为大夫，“而逐郑君”。[1]
    从梧桐巷到乌江亭，项籍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人生之路，而在这条人生路上，真正对他忠贞不二的，只有爱妻虞姬、爱将郑荣与那一匹伴其征战沙场的乌骓马。在茫茫人世之中，贪生求利已经为人所不齿，人不如马，更是西楚霸王项籍悲剧之外的悲哀。

[1]《史记》卷120《郑当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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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鸣谦

第二节  班固曰：“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郑荣因注重气节与信义，不肯降志易主，从而失去了被拜为“大夫”的机会，并遭到驱逐。这对郑氏家族的政治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致西汉建立后半个世纪郑氏家族仍默默无闻。

但郑君重视气节与信义的精神对其子郑当时乃至后代子孙都有深远的影响，直到北魏时期，其后裔子孙还以郑君父子的高风亮节为荣，郑道昭为其父所撰的《郑羲下碑》云:“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  郑君死于汉文帝时期。

汉景帝时期，其子郑当时，字庄，以太子舍人起家，起家原因大约有三：首先，他以侠风闻名于时。本传说他“以任侠自喜”，他因解救了梁孝王的部将张羽而“声闻梁、楚间”，这种声名对其步入仕途当十分有利。其次，他拥有良家子孙的身份。《后汉书》卷117《百官志四》注引《汉官》曰：太子舍人“十三人，选良家子孙”。汉代禁止贱民入仕，所以这种良家子孙的身份也是其入仕的必要条件。再次，得益于他对黄老之学的信奉。西汉初年吸取秦亡的教训而实行“无为而治”，黄老之学一度盛行，特别是汉景帝时期，黄老政治几乎达到顶峰，大批信奉黄老之学的“无为”之才得以选拔与任用，史称郑当时“好黄、老之言”，他于此时入仕应该与其对黄老之学的信奉不无关系。

汉武帝即位后，郑当时逐渐步入仕宦顶峰，他先后任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右内史等职，仕途顺畅。后因其在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的争斗事件中触怒了汉武帝，由右内史贬为詹事。不久他又升迁为主管屯田、仓储、漕运、水利及国家财政费用的大农令，郑当时任此职达12年之久，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大农令任上因用人不当而受到连累，贬为庶人。很快，他东山再起，就任丞相长史、汝南太守等职，数岁后卒于官。

郑当时任职期间可考的事迹主要集中在其任詹事特别是大农令时期。作为经济方面的朝廷要员，其事迹主要集中在治理黄河、奏开漕渠、荐贤理财三个方面。

治理黄河。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前602) 于宿胥口改道后，400年间一直比较稳定，但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黄河于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 决口后，便不断泛滥成灾，对黄河的治理成为西汉前期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元光三年(前132) 五月，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 再次决口泛滥，洪水向东南冲入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北) ，泛入泗水、淮水等地，淹没了16郡(相当于今豫东、鲁西南、苏北等地) ，灾情震动全国。汉武帝派遣主爵都尉汲黯和时任詹事的郑当时率兵卒10万人前去堵塞。可是这次堵口很不彻底，刚竣工“辄复坏”。关于这次治黄不力的原因，史家历来认为主要是由于丞相田蚡出于私利从中阻挠，说河决是“天意”，不能靠人力强塞，再加上“望气用数者”的附和，汉武帝听信了他们的荒诞、迷信之辞，从而影响了瓠子堵口工作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认为，政府财力不足，对黄河决口不够重视，也对治黄造成不利影响。“时方北击匈奴，司农经用告竭。又穿渠引渭通漕；引河溉汾阴、蒲坂，穿洛溉重泉；引洛水至商颜通褒斜道，越底柱引山东漕；入沔下渭，转汉中之谷，致褒斜材木竹箭之饶。功利中于人心，而不知黄水之为患。遂久不事复塞，泛滥二十四年”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郑当时参与领导的瓠子堵口收效不大，这是无法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奏开漕渠。汉代，京师长安所需要的粮食等物资主要依靠关东漕运进京，自黄河西至长安要经过渭水，渭水不仅多沙、河道弯曲浅狭，而且航道长达九百余里。随着漕运量的逐年增加，这条漕运航道运期长、运程远、费用高的弊端日益明显，于是郑当时在元光六年(前120) 春上奏汉武帝云: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
接着，他向武帝提出了开凿漕渠的设想:
“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迳，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按照郑当时的设想，这条漕渠开通后，漕运路程将由九百余里缩减为三百余里，运期则由六个月缩短为三个月，而且还可以灌溉渠下农田，最终将达到“损漕、省卒、肥地、得谷”的效果。武帝认为可行，于是“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  。漕渠修成后，漕运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 ，“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不仅满足了京师的粮食供应，也有力地支援了对匈奴的战争。据今人考证，这条漕渠的渠线是“从今西安西北郊的鱼王村附近引用渭水，流经汉长安城北，再从袁雒村横绝灞桥，经过今临潼、渭南县北，沿二华夹漕向东，从华阴县北折向东北，在今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这条漕渠到底维持了多长时间，史书无载，“大约在宣帝以后，漕粮又由渭河西运。如果这个判断不错，这次开凿的漕渠大约使用了七八十年。这是工程量最大、工期最长、维持通航时间也最长的一次”。之后，隋开皇四年(584) 、唐天宝三年(744) 、唐文宗太和初年又先后三次对漕渠进行了重开或疏浚，渠道和水源略有变迁，但渠线基本未变。漕渠前后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不仅有航运之利，而且还用于灌溉，也是最早把运输和灌溉结合起来的著名水利工程之一。关中漕渠又支撑了我国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又是汉唐长安城的生命线” 。可见，郑当时议开的漕渠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被后世。

荐贤理财。郑当时向以推士、荐贤著名，他对武帝时期人材繁盛局面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其举荐的众多贤士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孔仅和东郭咸阳。武帝时期巨大的军政开支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史称“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加强集权统治，汉武帝推行了诸如改革币制、颁布算缗、告缗令、卖官鬻爵、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敛财政策。元狩三年(前120) ，郑当时向汉武帝推荐了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选用这两个人负责经营盐铁，可谓人尽其材，郑当时的识人水平由此可见一斑。汉武帝即刻任命二人为大农丞，二人也不负众望，随即制定出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条例，交由郑当时上呈武帝。武帝采纳了他们提出的盐铁官营方案。虽然郑当时不久即“陷罪，赎为庶人”，但在这项重要的财政政策中，其荐贤之功不可没。

郑当时为官恪尽职守，在漕运及国家财政恢复方面的贡献永载史册，堪称“循吏”；他居官清正廉洁，虽任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农令十多年，死时竟“家无余财”，又堪称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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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鸣谦

心理学家认为，性格是一个人表现在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性格往往体现在他的处事原则、处事态度、行为方
式等方面。综观郑当时的一生，其性格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趋和承意”的政治性格   无论在《史记》还是《汉书》中，郑当时皆与“社稷臣”汲黯同卷，二人关系密切，在尊黄老、任侠和居官清廉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郑当时温和谦恭、竭诚进贤的特点突出一些，但他缺乏汲黯敢于犯颜直谏的刚直之气。在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的争斗事件中，郑当时表现得胆小怯懦，不敢坚持己见，遭到武帝的斥责:“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  并因此遭到贬官。武帝雄才大略、勇于开拓进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 ，耗费极其巨大，以至于“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对于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许多骨鲠之臣犯颜直谏，表现出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这期间郑当时任大农令多年，却未见他有任何关于时政的甚至其职掌范围内的批评，更不用说“犯颜直谏”了。对于他这种“常趋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的性格 ，时人及史家颇有微词。宋人晁补之这样评论道:“西汉名臣惟汲黯、郑当时，汲黯好直谏，多大体，而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士亦以此不附。而郑当时性长者，常引丞史，以为贤于己，与官属言，惟恐伤之，山东翕然称郑庄。黯以倨得不附，而庄见誉长者，似庄胜也。然至于淮南有邪谋数，汉庭臣惟惮黯而庄乃获讥；趋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庄于此不反，愧黯哉！虽然汲黯为直不为忮，郑当时为和不为谀，故良史同称推贤则汲黯、郑当时，此其大体皆有所长而亦皆有所短” 。瑕不掩瑜，郑当时的这种性格弱点反而使其西汉名臣的形象更为真实、可信。一个人的性格总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郑当时这种趋从迎合的性格除其自身原因外，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为了加强君主专制集权，汉武帝利用近侍文武组成“中朝”，通过中朝支配政事、左右政局。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日益变成执行政令的机构，权力大为削弱。另外，武帝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不少武帝期间的大臣或因罪自杀，或下狱而死，多难得善终。在这种环境下权力弱小、动辄陷罪的“微臣”有多少不趋和承意呢? 为了洁身远祸乃至保全子孙家族计，郑当时的这种政治性格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 爱贤、荐贤的侠义性格   郑当时的侠义性格主要表现在痴心交友、重义轻财、无私荐贤方面。入仕前，他就以“脱张羽于厄”的侠风闻名。任太子舍人后，他“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常恐不遍……其慕长者，如恐不称。自见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对于结交天下宾客、长者、名士，他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任大农令后，虽然职位提高了，但他敬贤爱客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他告诫门下，无论宾客贵贱，都要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他本性廉洁又不治理产业，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他仍把自己微薄的俸禄与所得赏赐分赠给宾客，“仰奉赐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具器食”。每逢上朝，遇到有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他必然称道天下德高望重的人，倾心举荐，“其推毂士及官署丞吏，诚有味其言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唯恐后” 。郑当时这种无私推士、荐贤的性格历来受到赞扬，如晁补之即称:“班固语孝武时人材之盛曰:‘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信哉是言! 非仁心、爱士、慕义无穷则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谓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汉诏亦曰:‘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一时名臣，好善者不可胜数，而韩、郑独称推贤，岂但人事应受上赏，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  
晁氏认为郑当时的推贤是其“仁心、爱士、慕义无穷”的结果，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荥阳郑氏是汉唐之间绵延千载的山东郡姓之一。《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郑氏条”记载了这个家族的得姓及发展简况：
“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是为桓公，其地华州郑县是也。生武公，与晋文侯夹辅平王，东迁于洛，徙溱、洧之间，谓之新郑，其地河南新郑是也。十三世孙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氏。幽公生公子鲁，鲁六世孙荣，号郑君。生当时，汉大司农，居荥阳开封。”
由这段史料可知，郑氏本源出于姬姓。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 ，郑桓公姬友受封于郑县，建立郑国。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 ，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国王室后裔迁播于陈、宋之间(今开封县朱仙镇古城村) ，以国名命氏。
郑氏从诞生到汉初的近二百年时间缺乏明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其入汉的第一人是郑当时之父郑君，郑当时则是家族第一位有专传的显赫人物，家族从此崛起。通过以上对郑当时仕宦、政绩、性格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他对家族的影响：
首先，他在仕途上的显达为族人大批入仕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昆弟以当时故，至两千石六七人焉” 。其次，他“趋和承意”的政治性格使其家族得以远离政治灾难，从而获得和平发展。第三，他的侠风及荐贤美名为其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郑庄行，千里不赍粮”成为郑氏家族的一块金字招牌 。
由此可知，郑当时堪称荥阳郑氏家族的兴盛始祖。
在唐代郑氏家族人物的墓志中，仍奉郑当时为始祖。《大唐王屋县丞白知新妻荥阳郑氏(叔) 墓志铭并序》云:
“(武) 公之裔孙，汉大司农曰当时，遥源峻基，弈世丕显，为四海著族。”
《唐故潭州衡山县令郑府君(戎) 墓志铭并序》云:
“昔我先君桓公友，赐爵于郑。及庄为大司农，韬为太丘长，家传余庆，代不绝贤，从此为士林之秀，而四海式瞻”  。
郑当时不仅议开了一条延续了千年的漕渠，他还开启了一条从汉至唐流淌了千年的家族发展长河，长河中闪耀着郑兴、郑众、郑玄、郑浑、郑袤、郑羲、郑鲜之、郑译、郑善果、郑余庆、郑瑜、郑覃、郑絪、郑畋等众多郑氏家族的杰出人物，他们把这条河装点得耀眼夺目、享誉亘古。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8-24 17: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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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比较牛比。
你们老郑家，还是贡献了不少人才的。
不像偶们姜家，风光的都在春秋时期，忽忽，到后面就只剩两个人了。

ascom

还有那个姜大牙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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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此人纯属虚构，不算不算

老虎

小心被某校长说成是他的研究成果。

郑鸣谦

郑众是郑玄（后郑）七世叔祖。

我是郑兴、郑众（史称先郑）之后，

郑玄《周礼·序》云：“二郑者（指郑兴郑众父子），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今而辨之，庶成此家所训也。”

郑鸣谦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世称“后郑”，以别于郑兴、郑众父子。少入太学，学习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刘备曾求师门下。后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儒家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郑学”。他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于古代历史文献整理颇有贡献，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世系》，其先世世系记载：
      郑氏“先世家于荥阳”(今河南郑县) ，“至战国徙居山左”(《山左郑氏族谱·序》)。远祖名叫郑国（原讳邦），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贤之十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云：“《家语》：‘薛邦，字徒。’《史记》作‘国’，而《家语》称‘邦’者，盖避汉祖讳而改。‘郑’与‘薛’，字误也。”据此，郑国原名郑邦，汉代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为国。所以又称“薛邦”，盖因曾“食邑于薛”。郑国能治水，战国时仕韩为水工，曾奉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按，通“傍”)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史记·河渠书》。)。秦修渠之中觉察到是韩国的阴谋，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而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渠修成后，秦国大受其益，为兼并诸侯奠定了基础，于是命名“郑国渠”。郑国有功，食邑于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后从薛迁至渠邱(今山东省安丘市东)，置家于“潍水之东，砺阜之阳，曰梓桐村”(《山左郑氏族谱》)(今山东省高密市双羊镇后店村)。后裔在此长期繁衍。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荥阳伯，从祀朝廷。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朐山侯，绍兴年间（1131－1162）有御制赞文，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郑子，清朝因之。
     国之子名恕(王利器《郑康成年谱·世系》“恕”作“如”)，务农，隐居不仕。恕有二子，长子名昌，次子名弘。昌初为吴县令，楚汉战争时，项羽封其为韩王。汉二年，降汉。昌有三子，长子名吉，曾宦游会稽，故《汉书》称“会稽人”。“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汉书·郑吉传》)。后又使日逐王归降，威震西域，任西域都护，因功被封为安远侯。死后，谥缪侯。其子光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嗣侯，永光三年(前41年)薨，无后，国除。元始年间，封吉曾孙永为安远侯。昌之次子、三子，史佚其名，一为兖州刺史，一举孝廉。
     光无子，过嗣子名宾。宾明法令，曾为御史。汉元帝时，与御史大夫贡禹共事，有公直的名声。宾有二子，长子名崇，次子名立。崇字子游，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汉哀帝时，经高武侯傅喜推荐，任尚书仆射。多次谏争，帝初纳用，后因谏封傅太后从弟商，帝不悦，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而得罪皇上。“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其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汉书·郑崇传》)。汉哀帝发怒，把郑崇关入狱中治罪，死于狱中。
      崇为郑玄八世祖，“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汉书·郑崇传》)。崇死后，家境败落。崇子名好古，字敏斋，儒士。好古子名荩臣，字念祖，举孝廉。荩臣子名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连征不到”(《后汉书·郅恽传》)。“新迁都尉逼为功曹。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清木汁耳。’辞病去，隐处精学蛾陂中。阴就、虞延并辟，不行。”(《后汉书·郅恽传》李贤注引《谢沈书》)敬有一子，名缵成，为郑玄高祖。瓒成有三子：长名音，为郑玄曾祖；次名端，后徙寿光；三名意，后徙诸城。音有一子，名明，为郑玄祖父。明有一子，名谨，为郑玄父亲，家境贫困，以致不能供玄完成学业。玄有兄弟，史佚其名。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小同有二子，长子名慎修，次子名自修。慎修痛父以谏遭害，遗命后人终不仕晋。
    这里记载从郑崇以上极为混乱：
    1、把孔门郑邦和治水郑国视为一人，是否可能？我们知道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前479年，那么作为他的学生最迟应该出生于公元前479年前，何况郑邦还是排名七十二贤的第十九，时间更应往前推。而治水郑国在秦建渠十年，是在公元前246年（韩桓惠王二十七年，秦王政元年）到公元前236年之间。假设治水郑国40岁到秦国，两郑国年龄上相差至少180岁。
    2、郑昌亦非楚汉战争时项羽封的韩王昌，而是郑弘兄昌。《汉书·卷六十六郑弘传》记载：“郑弘字稚卿，泰山刚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学，皆明经，通法律政事。......（郑弘）六岁，坐与京房论议免，语在《房传》。”郑弘、郑昌生活于汉宣帝（公元前91-前49年），与西域都护郑吉（？～前49年）同时代。
   3、郑吉（？～前49年）宣帝时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是郑桓公24世孙、汉大司农郑当时孙，因汉武帝令"强宗大族，不得聚居"，与侄郑远从荥阳郡南迁至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汉书》记载其子郑光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嗣侯，永光三年(前41年)薨，无后，国除。元始年间，封吉曾孙永为安远侯。《后汉书卷三十三》记载：“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将历史上两个郑弘混淆起来。
   《汉书》记载郑玄的八世祖叫郑崇，字子游，为高密大族，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7-前1年)时官至尚书仆射，为人刚直不阿，常与宦官、幸臣董贤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郑玄《周礼·序》云：“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今而辨之，庶成此家所训也。”郑玄称与郑众同宗，同宗者，同始祖也。《汉书》卷七十七《郑崇传》云:“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 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弟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 学,相友善。”可得世系如下:◎—宾—崇、立。《新唐书》卷七十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将郑兴先祖世系简记为:“……季生议郎奇,奇生穉……穉生御史中丞宾,宾生兴,字赣,莲勺令。” 可得世系如下:奇—穉—宾—兴。综合以上记载,我们大体可以理清“先郑”家族的世系脉络:郑奇—郑穉—郑宾——郑崇、郑立、郑兴—郑众—安世。郑宾是郑桓公29世孙，从河南开封迁居山东高密，郑崇、郑立、郑兴皆为其子。郑立为郑崇之弟，但郑兴与郑崇、郑立二人的排行不详。按照字的意义，应是郑崇为长，郑立次之，郑兴字少赣居末。郑兴，东汉经学家。河南开封人。任太中大夫。初治《公羊传》；曾师事刘歆，兼治《左传》及《周礼》。长于历数。子郑众，传其《左传》之学。著作已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礼郑大夫（兴）解诂》一卷。 郑众（？-83），东汉经学家。字仲师。河南开封人。曾任大司农，旧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传其父郑兴《左传》之学，兼通《易》、《诗》，明三统历。
      由此可见，郑众是郑玄七世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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