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震
1920年9月
浙江仙居城内东门街43号
老人自述:
18岁上半年大概在四、五月份左右,在金华考取黄埔军校,先是分到位于江西瑞金的三分校入伍生团学习,记得当时的入伍生团长姓王,学习6个月后,转到贵州独山,编入四分校第17期23总队步科第1中队。在独山造营房,造了6个月,实际只读了两年半。毕业时学校发路费到衡阳,我们一起的有二三百个同学,说是三战区会有人来接收我们。结果等了好长时间,我们的钱都用完了,没地方去,也走不了,幸亏衡阳市长把我们这几百人安排在旅馆内。直到半年以后,三战区才送钱过来,我们才得到分配。
我先是分到浙江松阳的88军79师谍报队(79师师长段霖茂),任少尉教官,三个月后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爆破队学习爆破。课程由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英国教官执教,教导如何爆破铁路铁桥及埋设地雷等。一个月结束,我调西南干训班学生队任上尉区队长,担任军事教官,地点在丽水的碧湖。 西南干训班主任是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教育长赵明,他俩是黄埔一期毕业学生。32集团军由88军及三个突击队组成。第一个突击队曾在仙居驻扎过,毕业学生分配到突击队任少尉排长,也是一个教育机关。 抗战胜利后西南干训班结束,编为日本俘虏管理处,在杭州下洋士街,我担任该管理处的教导员。主要接收杭州一带日军投降武器、炸药及马匹等,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最早进入杭州的军人。我们到杭州一切警戒仍由日军维持,各地岗哨也是日军负责。但当我们军官经日本岗哨时,日军哨兵必须向我们行礼,因为我们是抗战胜利者。 我们命令日军造好清册、擦净枪支、排好队伍等待验收,接收完毕后,将日军集中到嘉兴,成立一个日军俘虏受理处,其生活由日军自己管理,但不能自由进出,其实他们也不敢自由行走,凡日军外出单独行走的,我们群众都要将他痛打一顿。 我负责管理日军野战军“一三九”医院。我曾带日军翻译到日军一三九医院,将全部医生、护士六七十人集中起来讲话,斥责他们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是世界上最没个性的可耻行为,应该受到全人类谴责和自己良心责备。他们只有低着头俯首贴身倾听训斥,真大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到年底奉命将日军遣送回日本,在上船时我们都要先检查是否有禁品带走。 后来调到浙东师管区(在宁波)当科员,杭州快解放时回家,被套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饱受折磨。文革后摘帽子,当时还有通知书送达。 老人目前就黄埔同学会每月525元的补助,身体不怎么好,行走不大方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另外两个儿子家境一般,没什么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