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北漂者的心声
胡明刚 史壹可
“文化北漂”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京城独特的人文景观之一。这些文化北漂人士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活态势各异,但他们都在努力拼搏着,带着失败的创痛和悲伤,带着成功的喜悦和欢愉。
本文中的逄飞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北大硕士毕业后不久创办了一个民间公益性文化组织“一耽学堂”,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逄飞和他的同伴们过着清苦的生活,这在当前社会不可谓不难得。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心志的激励。
逄飞,沈阳人,36岁,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为民间公益文化机构——“一耽学堂”总干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我是沈阳人,住在铁西区。你问我在北京漂的经历,其实很简单。1996年我毕业于吉林大学本科,我没有找工作,父母为我找了一份,我不满意,我不喜欢在任何单位工作,磨耗一生的光阴。因此,我要考研,当时我也实在拗不过父母,就到了北京,经人介绍,我为《北京青年报》写稿,刚开始觉得工资不错的,800块钱一个月,但是,在朝阳区住,可吃不消。那里的房租贵得要死,每月600块钱一间,我承受不起。我去找一个同学,我跟着他到北大走了一遭,知道只要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不但可以免费住,而且学校还每月给280块钱,国家的钱,可以解决所有的吃饭穿衣问题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在北大的校园里面漫步,可以看到很浓密的树林,可以看见树上跳跃的松鼠,可以看到啄木乌笃笃地敲树干,当然还有那些沉思着的猫头鹰,真的有着哲学的玄奥呢。我们来的时候秋高气爽,树叶一片金黄,朋友带我遛了好大的一个弯儿,感觉特好,于是我就决定考北大的研究生。
北大的风景,在我的眼里亮堂了起来,我立即风风火火地回沈阳,说来也凑巧,碰上考研报名的最后一天,报了名赶了考,第二年我就到了北大。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去了一家民办的大学做老师。当时,我认为这个大学是很合适的,满腔热情,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和许多同事发现,学校并不是真心实意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更多的是商业炒作,我觉得好像挨了很大的“涮”。于是,我就离开了,前后工作不到两个月。
在此以后,我再也没找什么工作了,但不得不为生计着想。我替人做家教,我曾经教一个小学生读《孟子》,双方都有很浓的兴趣,尽管他的父母开价很低,但我很满足,很充实,很高兴。我对他们说,孩子有兴趣,我白干也可以,后来在他家里又继续教了一个月。然后,我到了北京的现代教育报,也没干多长的时间。那时规定每星期一千字左右的稿子,干了一个月,只发过一篇稿子,没有挣到工资。采访机坏了,还是自己动手修的。我总觉得这是机构体制问题,还有,办事理念落后,总不适合我们这些新青年,我们的功力无法发挥。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创办“一耽学堂”,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文化教育非营利民间机构,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工作。我对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也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的简历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创办这“一耽学堂”,是我经过一阵思考选择摸索出来的。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什么叫做“一耽”?“一耽”就是“耽搁一下”的意思。只要周围每个有心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年轻人,只要耽搁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在富有活力的中小学校园和社会各界撒下充满生命力的精神文化的种子。我觉得,我们的哲学、文化和教育,其实是一个传习的过程。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一种话语方式的传习,参与了各种方式的建构和传承。想的,听的,看的,都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在上个世纪,我就把不是我做的那个工作扔了。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1200块钱,靠这点钱,我就开始搞“一耽学堂”的前期工作。当时,我在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中央民族大学和社科院贴了许多“招贤榜”,我一个人早上6点钟就起床,没有午休的时间和地方,没有手机和固定电话,就是一个传呼机,骑一辆自行车,为成立这个学堂,四处奔忙着。“面向文史哲等专业学养醇厚、术业专攻的博士、硕士专聘教席”,所有的广告印刷费用都是我用这1200块钱开支的。在2001年,也就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天,1月1日开会,北大放假,我租了三院107室,租金还是欠着的,所有的一次性茶杯、茶叶、糖果和水,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当时来了三十多位博士和硕士,终于把这个学堂撑起来了。当时,我就想,靠这1200块钱,先支撑到春节,就是一个胜利。当时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还没有后顾之忧,下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交了。
旗帜打起来了,但是,我肩膀上很沉重。我一个光杆司令,一个人打文件,跑四五个地方。我们在2001年2月开始招聘义工。我向义工们宣读了毛主席1935年写的《行军告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当时,我们一批人开始联系社区和学校,向市民和师生们宣传我们的理念,有些人还以为我们是做推销的,连门也不让进,但是也有一些学校的领导觉得,在校园里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好事,让学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大学》、《论语》、《中庸》,唐诗、宋词等文化经典,有益无害,可以同意让我们讲课,先做试验,效果理想的话,也就以点带面,扩大开展。现在我们做大了,就不会有负担,没有沉重感。但我们也犯错,这一方面台湾人做得很好,我将心比心地套用别人,高估人,与现实脱节了。我是理想主义者,对人的毅力、能力高估,对自己的能力也高估,特别是对社会上的人高估,是失误的。
做这项工作,也算不上高兴,也没有什么不高兴。但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平台。我们能做好一两件事的话,将来就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我们做了两档节目,三十多分钟,《午间半小时》,后来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也做了节目,播出中,播出后,许多人都来安慰我,特别是来自最底层的人给我安慰,有些寄来茶叶,我感到满足。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在喊,但没做。论者多,行者少。我做了一次行者,走了八天,从北京走到河北赵州柏林禅寺,才觉得,我们需要道,需要走出来。要做的,是行走天地的方式,是爱众生的生命。在做事中修行,在做事中思考。想得太多了,却不知道做了。说到现有的教育,应不应该批评?体制内的教育,按年龄、阶层、职业、教育背景来划分,而体制外的人接受的是人生社会的教育。这无法与体制内相比,我们现在起的就是“味精”的作用。现行的体制内教育是有形的,就像一锅汤,什么都有,土豆、萝卜、青菜,但是放上这么一点点,味道更浓了、更鲜美了。“味精”,或许是虚的,无形的,但是有味的,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个族群的生活形态。我们必须扩展新的教育思路和教育空间,而不是在原有的体制内解决现有的教育和文化上的问题。问题是庙堂盖得很少,它们是用政治打基础的,用文化覆盖在上面。传统文化中还有传统文化,是个模糊的观念,是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由活着的人所做的延伸和敞开的方式。我看见许多教授的论文,他们的文化解释都是虚拟的,文化人其实是文化事业中的最大障碍。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中国文化的困难,归结起来,就是人心的困难,因为我是从关注整个中华文化的境况来创办学堂的。但如果13亿人都意识到这个文化复兴的必要,明白文化生命的重要,那就会成为一种很自觉的行动。文化的复兴变得很容易,我们也没必要做这件事了。但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人心,随着学堂的各项活动的开展,我们也吸引团结了很多人,从青年开始逐渐扩大群众范围,推广普及传统文化,让文化的根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我总这样说一切的一切,风格成就事业,“一耽学堂”开办到现在,多少也有影响了,也有一些企业乐意捐款,但我会拒绝他们。我希望有更多的钱,交更多的朋友,我感到荣幸。但是有些时候他们太过分,找我的人很多,但他们要提条件,做他们的广告,要商业化,要炒作,要市场化,我不认同。连这样的做法也难,那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难,我又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呢?13亿人都意识到,这是生命本能的力量,有些人走了半步,又退回了。这就是人心啊。从青年影响许多人,用这种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授和普及,全国只有我们一家,最省事也是最困难的是人心的调动!
我们“一耽学堂”最需要的,是政府的认可,在法律上给予定位,给予支持,给予注册。刚成立这个学堂的时候,我只喜欢做事,我连什么叫公司都说不清,到后来才知道,公司是工商所管的,公益组织是民政局的,听朋友的提议,我到工商部门注册,他们说我们是公益机构,不是公司,不属他们管,是民间机构,让我找民政部门去;找民政部门,他们又说要先找个挂靠单位。挂靠单位要交管理的费用。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娘家,一直漂着。还没有着落,最近找了一家挂靠单位,大致谈好了。“一耽学堂”要发展,要把公益做大啊。
学堂怎么扩大,怎样形成目标呢?挣钱不容易,花钱也不容易。要花钱,“众生”也很累,满足温饱,其他的都用到公益上。我们是花钱机构,要发动大家参与,我要鼓动大家来。用很多的人力资源来做很多的事情。需要大家各方面的支持。我有实力全部包了,也不好,大家都做了好事,功德也给大家了。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要有最大容量空间的公益文化平台;二,有统一风格的连锁机构;三,要建立文化传播中心;四,要成立海外文化传播中心。我们不是要引起某个机构重视,而是要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走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困难也是中国文化的困难。
有一次我们在金融街吃饭,告诉朋友说,每个人出1元钱,全国有13亿人口,就有13亿的资金。主要的是,有钱的不愿意花钱。民众也不愿意花钱。其实,民间做事情,效果也不见得差,固定的项目可以由民间来做,比如迎奥运,与其花几个亿修复死建筑,不如花几万块钱给民间组织,扩大事业,捐助资财,自力更生。现在我们的副产品很多,做了很多的文化讲座光盘,我们也编写自己的教材。现在的方式主要是在社区、家属区组织读书小组。比3年前更有规模了。最担心的没有,每个月存有几千元钱就行。每个义工捐助几百,房屋租金就解决了。今年的义工很多,文化素养、知识能力很好,工作了,努力了,但没有钱留下来。做义工,什么都要懂,教育,文化,管理。五人搞专职,要优秀的才行,要覆盖半个中国,这太大了,不是我一个人的,不是一个集体的,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只有一批人,才能凑成一个文化形象,脱离以前的依附人格,既可以高立山巅,又可以探究深海。我可以做一个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平民,以前一个人可以代表一种文化现象,现在不行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社区就是最小的文化单位。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文化,是人。
你做文化北漂访谈录,叫我谈一谈“漂”的感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一个专题,《漂的感觉怎么样?》嘉宾主持白岩松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在我选择“漂”的过程中,钱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吗?我说,钱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我在“漂”,如果说,非得用“漂”这个字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出于我自己内心的这种要求,要求保持思想权利的这种充分自由,和我思想风格的连贯一致。白岩松问我,逄飞,因为你从大学校园出来很短暂的时间上了研究生,从研究生毕业又刚进入了“漂”这个状态,其实也不是时间太长,你对前面的那种可能走的道路,跟一般人不是特别一样,有没有什么样的预期,或者说是担心?我说,我可能是在江湖的时间还是短,或者说我的那种不安全感,或者说不稳定的感觉,使我基本上没有意识到担心。在“漂”的过程中,我内心的信念是我自己生活的主导,当我投入到一个能够关系到很多人,尤其能够关系到我们现时代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事业当中时,我个人的这种归属感,我的安全感都不成为什么问题了。当时,我还在恋爱中,白岩松也与你一样问我结婚恋爱的问题,问我要不要孩子,我说我将来是肯定要孩子的,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我觉得结婚和要孩子,与我们现在做的“一耽学堂”这个公益事业关系不大。我认为只有生活有了保障,才能考虑这个问题。我也要对这个家庭负有充分的责任,首先要能解决维持家庭的生存条件。“稳定”才是大道理,生活的基本条件保障了,才能提结婚生子的事。
说到家庭这个层面上,我总想起父母,沈阳的老家也很少去了,但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他们,我在北京的生活在我父母看来是不“稳定”的。学堂毕业了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他们很难理解。我即使在电话里安慰他们,他们总是不能放心,他们总是更多地想念我,我也内疚。但是,我还是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说我生活得很不错,也许能缓解父母的焦虑。我的漂是很自觉的。我只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我曾经对白岩松说,我做的是一种没有前景的、漂泊的文化事业,它本身就是一种漂泊的事业。漂泊的人过着漂泊的生活,从事的也是漂泊的事业。当然,我们漂泊的时候,需要一些拐杖,需要更多的拐杖,相信你也给了我一根这样的拐杖。
[ 本帖最后由 abracadabra 于 2007-12-3 15:01 编辑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2-2 20:08:20
收藏
转播
淘帖
支持
反对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7-12-2 20:35:47
楼主
发表于 2007-12-3 15: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