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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strong>刘长乐</strong></p><p align="center"><strong>2006年7月18日 吉隆坡</strong></p><p>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具时代意义的话题，我想从以下五个方面与大家共同分享和探讨。</p><p><strong>一） 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一命题产生的理论根据和历史背景</strong></p><p>和平发展这一名词是最近这两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叫和平崛起。那时候，相应的英文是peaceful rise, 这一理论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不仅在国外，就是在中国内部，也有先当程度的争议。争议和争议的内容都是善意的，争议的目标就是不要给外界造成一个中国的崛起是突兀的、具挑战性的印象，所以改成了peaceful development，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理论在内容上实际是一致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渊源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一个大题目。如果说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成型的话，这个理论的孕育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产生的根源相当程度上依托于当时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出现的中国威胁论。</p><p>九十年代初，日本人在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潜在的中国威胁》，1993年，亨廷顿又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跟着，德国的杂志、美国的杂志报刊相继推出了一大批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也越来越猖獗，一段时间内，如果我们在网上点击“中国威胁”或“中国的威胁”字眼的话，有关条目铺天盖地，相当丰富。</p><p><span id="fhad_display1"></span></p><p>实际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思考的源泉、这一理论的诠释人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坛主”郑必坚先生，他也是前任的中国中央高级党校的常务副校长。他不认为自己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邓小平先生、江泽民先生才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郑必坚先生表示，他的理论的基本来源是邓小平先生的“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论，在这之前，他曾经引用过邓小平的一句话，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赋予这个复兴新的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要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p><p>再往前追溯，应该追溯到毛泽东先生。郑必坚先生说，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两个出处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和平崛起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说文明的复兴的理论，一脉相承。</p><p>在中国威胁论猖獗的时候，一个清晰地向世界，无论是经济界、政治界还是媒体展露中国的这样一种坦诚的和平崛起的愿望、和平发展的初衷的需求就产生了。</p><p>九十年代初，当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地球村发出了一种非常强劲的呼喊，狼来了。很多人把中国看成是闯进地球村的一匹狼。它要分享、抢掠地球村的食物，甚至，地球村的人的生命也将有危险。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羊的观点，在很多时候，它变成了西方面临的问题的替罪羊，失业、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人们在购买力方向遇到的困境，都被嫁祸到中国身上，中国成了替罪羊。最近北京网上流行一首歌，歌名是《狼爱上羊》，最近，这首歌在网上和手机彩信的点机率超过了《两只蝴蝶》和《披着羊皮的狼》。《狼爱上羊》这首歌很有意思，它好像是毛泽东批判的阶级调和论。实际上，不管是把中国说成是狼还是羊，它的基本的思路都是指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威胁。以我来看，中国羊的成份大一些，而且是个替罪羊。</p><p>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出，它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一种被动挨打的地步进行的一次反击，是和西方的传统的包括现代的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的一场笔墨官司。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也非常有趣。今年四月份胡锦涛书记访美期间，凤凰卫视也曾在美国华盛顿和布鲁金斯研究中心、在西雅图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以及美国的学者分别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如何看待中国、如何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p><p>另外一个对中国不利的讨论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2000年，美国匹斯堡的教授托马斯. 罗斯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中国的GDP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当时在凤凰卫视的〈财经点对点〉栏目中，主持人曾子墨小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追踪。这篇文章的要害是讲中国崩溃论，这和后来美国报刊上发表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同类文章遥相呼应，这些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讲中国的威胁所形成的另外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发展了，但也造成了很多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和影响是短暂的、是虚假的、是一瞬即逝的，很快就会土崩瓦解。这种理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如果不这样不那样的话，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灭顶之灾，等等。</p><p>在所有的这些对中国的喧嚣之中，我们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最深刻的，它的影响最深远。美国的《外交季刊》是季刊，一季一期，1993年发表亨廷顿文章的这一期的封面特别意味深长，它是由三张照片组成的，旁边的两张一张是基督教的教堂，一张是穆斯林庙的立柱，中间夹的是什么呢？中国的万里长城。寓意十分明显。亨廷顿大家都十分熟悉了，他认为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发生，而在这个文明之间的冲突里，中国的文明所带来的影响力或者说杀伤力可能会超过穆斯林。时至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个冲突时，我们仍然会有倒吸一口凉气的感觉。但是，很多非常理智的西方学者都已经发现，1993年的冲突到现在，应该有一个结论了。自1993年《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后的这13年里，中国没有发生任何在伦理上、实力上包括在政治上对外的扩张。过去13年中，中国依然秉承着和为贵的逻辑和理念，默默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当然，中国改革的步伐越来越迅猛、稳健了。</p><p>以上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当然，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理论并不是没有对立面，在中国内地学术界和高层的管理人员中，有着反对的声音，不过，这种反对的声音没有站在主流的位置上。</p><p>我们最近听到一种理论甚至开始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邓小平，指向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当然也指向了白猫黑猫论。可喜的是，中国现代的领导人的头脑非常清醒，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我们非常惊奇地发现，在温家宝总理的报告中，有措辞非常强硬的一段话，就是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走回头路，在对待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没有商榷的余地，言之凿凿。紧接着，胡锦涛先生参加“两会”上海小组的讨论时，又再一次强调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容怀疑的，不容动摇的。很多两会代表都感到好奇，包括海外的媒体，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两位领导人，要专门就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话题进行这样高调的回应。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理论界的高层中，这种理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要引起人们的警觉。胡锦涛先生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江泽民先生、邓小平先生也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他把毛、邓、江这一线变成是一脉相承的，邓虽然对毛的理论做了一部分的批判，比如文化大革命，但对毛这个人，他没有否定；同样，江对邓，没有任何的否定，那么，胡也是这样，对邓、江，他也是采取了完全肯定的办法，他认为，现在胡的理论，完全是从江、邓的理论延伸过来的，可以说是逻辑的一种惯性，理论的一种惯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点我后边还会讲到。</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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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7-28 2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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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9: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