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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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如前文所述，对进学校深恶痛绝。小学时为父母所逼总算能读到六年级毕业，一考进初中，读了一个星期又逃了回来。那时做父母的心态倒很平静，他们做梦都没想过自己的孩子能靠读书出山，只不过孩子太小，干不了什么农活，在学校关他几年，能识得自己名字、分得出钞票大小、能懂得加减乘除，并能懂得工分没有给你记错，那就谢天谢地了。


    至于孩子将来的前途，从来就没人考虑过。上下三村也没听说有人靠读书而出人头地的。子承父业，天经地义。所以家长对子女在学校的情况从不过问。农忙到了，说一声：“今天不要去学堂了，放牛去。”于是就去放牛，“猪没草吃了，去拔点草来。”于是就去拔草。随意得很，将来能成什么料，就是什么料，从不刻意追求，顺其自然。


    在我们的童年，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与现在的孩子不能比。就是家庭条件不错的人家，也经常有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来。穿到后来补丁叠补丁，看不出本来面目。吃饭更是应由父兄先吃饱，因为重体力劳动靠他们。生病了，头痛脑热什么的，父母可照顾你在床上躺一天，重病那就只好听天由命，熬得过去算命大，熬不过去那只好去阎王爷那里重新投胎。父母当成是短命鬼、讨债鬼来要账。但剩下来的都是些生命力特别旺盛者，物择天竞，适者生存。冻不死，饿不煞，身体特别好。


    物质的贫乏，却有精神自由来弥补，老天爷的按排基本无错。虽然在那缺衣少食的日子里，但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上树掏鸟蛋、毁鹊窝，到溪沟捉鱼摸蟹、上山看牛放羊，兴趣来了引颈高歌。在那连狗看见都摇头的年龄段里，我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我在小学二年级开始才识得几个字，语文课里《乌鸦喝水》、《狼和狐狸》等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渐渐地对语文感兴趣了。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看连环画《三国演义》、《西游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处找书看，老师上课时也在课桌下放一本书偷偷地看。因此语文程度直线上升，算术却一塌糊涂，能考及格已算不错。


    初小毕业升高小，高小在离家三里外的亭头村读，中饭回家吃，一天来回走四次。高小里增加了珠算、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因为语文程度扎实，对历史、地理、自然等课游刃有余。尤喜历史。珠算却如一头雾水，云里雾里，浑浑淘淘，不知所以然，每次考试不超过三分。在小学阶段，看完《西游记》、《水滸传》、《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书。

       1958年小学毕业升初中，尤如现在的高考，淘汰率很高。录取在三比一到四比一之间。我考上了初中，初中部设在蒼山区所在地的坦头镇，叫蒼山中学。离家七里地左右，要过二条溪，一座山。初中必须住校。因为第一次离家，加上吃不饱饭，一个星期后，连忙逃回家。这次却是打死我也不愿读书了。父母看我朽木不可雕，也不多劝，交给我一头黄牛。从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与放牛的小伙伴为伍。要么赶牛上山，要么放牛在溪滩，让牛自己找食吃。自己与放牛同伴们上天落地无所不做。捉鱼、摸蟹、抓蛐蛐，蚕豆熟时烧蚕豆、蕃薯有时煨蕃薯，偷西瓜、摘杨梅，有什么吃什么。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一晃就到冬季，农忙过去，我又成了多余的人。此时，离家才二里地的朗树村办起了公社农业中学。一日三餐可回家来吃（食堂化了）。父母、哥哥看我年纪太小，在家农活也做不象样，说：“再去关年把吧。”于是我又去关进学校。农中半日制，半日干农活，半日上学，这样又读了一个多学期。

        59年5、6月份，天台县委考虑到农村大队会计紧缺，因此委托宁波农业专科学校特地为天台县开办三个班的会计班，学制一年。我大队叫我去赴考。理由很怪，说我家条件尚可，衣服也有整件的穿。别人虽然想去，但没有衣服而大队不让他去。因此，我带着好奇心去赴考。考试是摆摆样子，除个别成绩实在太差没考上外，其它统统录取。因而在59年9月初，带着行李铺盖，去蒋委员长老家奉化溪口就读。其间也想逃回家不读，无奈溪口离天台200余里，车票要二元多，想逃也无钱，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这学校在武岭山下，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遗址。条件不错，图书馆藏书也多，因此，会计专业到成了业余，听进去的不多。却一头扎进图书馆，没日没夜地阅读。有几次忘了时间，耽误了吃饭，只好饿着。这一年中，凡图书馆中我看得懂的书，都粗粗地翻阅过。

       60年夏季，会计班结业。我回到天台老家，协助原大队会计工作，是年虚龄16岁。


     此时对书的欲望可用如饥似渴、如颠如狂来形容。乡村藏书人家不多，看到人家家里有本书，三番几次去求借，有时不惜到山上砍一担柴来与人换书看。记得《林海雪源》刚出版时，有人透露公社书记鲍先梅有一本在看，那时公社驻点在亭头村，夏天，顶着39度烈日，硬着头皮去见公社书记，向他借书，他说：“等我看完再借给你。”见他允诺，我一跳三丈，兴高采烈回家。可他看书奇慢，一天看不了几页，我只好每天中午去他那里候着。这样来回有十几天，公社书记也烦起来：“没见过借书象你这样的，好啦，你先拿去看吧，不过只借你两天，到时候必须马上归还，我也是向别人借的。”我滿口答应：“一定，一定！”拿着好不容易借来的书，连蹦带跳赶回家，下午生产队生活也不去做了，在家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再看，一直看到早晨5点，夏天天亮得早，看完书，赶忙走三里路把书还给书记。鲍先梅大吃一惊：“什么，来还书，你看完了，咋天晚上没睡？”书记叹息一声：“真是个书痴，我叫你两天看完，是想难难你，让你知难而退，那里想到你不睡觉，一天就把他看完。”从此，他只要有书，下乡时总要带一、二本给我。邻近村子里借完了书，我就翻山越岭去区所在地坦头镇去租。租书以24小时一本为计费标准。中午休息时去租来，不管厚薄一定要在一个晚上看完，第二天中午再去还。看书常常是通霄达旦。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并不觉得累。有几天没书看时，只要碰到有字的东西，都捡起来看一遍。


    我一生在16岁至20岁这四年里，所能接触到的书种类不多，但却把能借到的书都看了，是看书精力最旺盛之期，没有什么喜好，只要书上有字就行，对书本有如饥似渴之感。


    最没书看是65年至70年在部队当兵之时。那时唯一能算作书的东西是毛的四卷著作，其它的文艺作品都被说成是毒草，他的书却是圣经，每天必须要读。早请示、晚汇报，除了大小便之前不念外，其它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读几句他的语录。诸君如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个中滋味不说自知。

        70年进厂至78年这一阶段，书虽不多，但却能在私下里借到，都是所谓的禁书――文革以前的出版物，晚上躲在宿舍里偷偷看，但明的也有几本书可看，一是鲁迅的书，毛把他当作钟馗。还有红楼梦，号召各中、高级干部起码要看三遍，此书重新印刷时，流传到下层。我就在那时看的红楼梦。75年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而批宋江，因此《水浒》120回本开禁，以前都是70回本。这期间批判什么就印什么书，因此我们因祸得福，连以前没机会看到的《三字经》、《千字文》、《孝女经》，也在此期间得见天日。

        78年以后，书渐渐多起来了。78年至89年各古藉出版社大量出版各类名著。在此期间，我一拿到工资就去书店买书，不问价格，看到就买。但看书的劲头渐渐衰退。以前一本书拿到手就迫不及待，边走边看，不看完不歇手。此时书是自己的了，却不慌不忙起来。象蔡东潘写的二十四史演义，我基本买齐，原想等退休后慢慢地看，但现在退休了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至今都没翻开过。


    从82年开始，各种报刋、杂志铺天盖地的出来。此时却又喜欢上各种杂志上的《报告文学》、《读者》，报纸上的《杂文报》、《读者文摘》，杂志、报纸也有零买的，也有全年订的。最多一年，我一共订了17份报纸。当然，原先的报纸一期没有几个版面，不象现在，一份报纸有60多版。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量的书和报纸都是此时所读，除了自己买的、订的，图书馆里也是常客。

       2000年后，渐渐地对大部头书藉，特别是小说失去了兴趣。因工作关系，上班时间既不看书也不看报了，倒也不是因为劳动纪律所不许，而是性格莫名其妙地变了。以前只要钻进书中，天塌下来都不受影响。现在看东西注意力衰退，别人在旁边一讲话就看不进去。办公室又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根本无法看。现在倒是退休了，有的是时间，但除了每天必看的二份报纸，其它的书看不进去了。当然，现在信息量太大，要看什么，上网一找都有。


    纵观一生；上学不多，读书不少。要问有什么好处？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人生烦恼读书始。”看了这么多的书，书中既无黄金屋，书中更没颜如玉。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自己钻进故纸堆里一生，既不明世事，又不谙人情。直把自己看得傻乎乎，痴呆呆为止。

[ 本帖最后由 xyq12345 于 2008-12-10 19:42 编辑 ]

褚留香

老一辈的读书经，珍惜读书好机会吧

芦苇笛

书籍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abracadabra

陆游也说过：“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媒体和网络其实都是传统阅读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