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天空

陈邦杰

　　　　　蓝色的天空　　　　　　　　　　　　　

　　　　　　　　　　　　　　——谨献给普天下所有的父亲和儿女们

　　　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了原来是似是非是的道理：父亲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根，我们的旗帜和我们的文化的东西，尽管父亲有时也不好，有这样那样的残缺的东西，但一旦真正离去，你就会明白父亲存在的重要。父亲是天空，沉淀下来就是美丽的蔚蓝，如果生我养我的母亲是肥沃的土地，是温暖 的太阳，那么土地、太阳是因为有蓝色的天空而显示她的光亮。
　　父亲谢世至今已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多次曾想写一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总是怕涉及自己太多的隐私，只好作罢。而父亲又总会经常地走进我的梦里，让我醒来感到惊奇，父亲难道分明还活着，存在于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偶然地又会闯进我的生活。我的睡眠是很少有梦的，母亲1983年病故，我很少梦见她，而父亲的离去，我已多次梦见。面对无处不在的父亲的天空，面对头顶上父亲的神明，我还是强迫自己坐到案头前，一件一件去剥光自己的衣服吧。
　　父亲生于1930年的农历7月，是属马的，出生地是浙江省平桥镇张思村，父亲出生的时候，家境是不错的，有田有地，有一幢房子，爷爷在村子里也算得上一个能人，以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村干部之类的角色，上下三村有什么纠纷的事情，都会找爷爷去“讲事”。爷爷虽然没有兄弟，但在村子里朋友多，上至保长（现在称村长，当时的保长比现在的村长大一些，比乡长小一些）下至普通的佃农，所以爷爷在时，村子里是没有人会欺侮父亲的。
　　到了父亲8岁那年，记得是麦收季节，农村里到夏收夏种季节，割麦子、种田是很忙的，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农民们为了抢时间，会没日没夜地干活。那时的田地都是私人所有的，有的人家里田地多，就会忙不过来，村子里一些相好的朋友就会去帮忙，解放后，把田地多要请人帮忙的人家就定为地主，把重情重义去帮朋友干农活就定为贫农、雇农、长工。历史的真面目，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肯定是不知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总是越来越感悟到，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时书上写的是一回事，而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在那个麦收季节，我爷爷大概是去一个朋友家帮忙干活。爷爷长得人高马大，本身力又好，又讲义气，每到农忙季节，他是最忙的，不但要忙自己家，有时为了情义，又要忙别人家，奶奶说那天早晨3点钟，爷爷就出去替朋友家干活，一直到下半夜2点多，整整二十四个小时，爷爷都在干活。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对奶奶说头不舒服，奶奶以为早起风寒加劳累的缘故，就去烧了碗姜汤给爷爷，等烧好姜汤，感觉爷爷就不行了，她立即去叫爷爷的朋友，等亲朋好友来到，不一会儿爷爷就咽气了。后来听爷爷的朋友讲爷爷太重情义了，那天本来收割麦子的活就重，爷爷干的是把一担一担刚收割的麦秆子挑回家的活，每担青麦秆子起码要有三、四百斤重，从早上一直挑到晚上才挑完，劳累了一天，朋友叫爷爷去歇歇，爷爷看堆了一大院的麦秆子，说：“我走了，那你们怎么办？”吃了晚饭后又留下了，帮他们打麦子，一直打到下半夜凌晨，才把麦打完才回家。
　　爷爷大概是得了用今天医学说是脑梗塞、脑溢血的病而死亡的，大能量的体力消耗造成体力透支，诱发脑梗塞或脑溢血而离开人世。那年爷爷还不到40岁，父亲还只有8岁，父亲的弟弟还在摇篮里。
　　爷爷去世后，父亲家里就开始有的今不如昔了。在农村世态总是炎凉的，爷爷在时，村子里是没有人会欺侮父亲的，爷爷没了，家里就剩下父亲、叔叔和奶奶孤儿寡妇的，我奶奶的娘家又在平桥镇上曹村，离张思村比较远，又是个兄弟鲜少势力弱的家庭，仅一个堂兄弟，帮不上忙，于是村子里就有人开始打起我父亲家财产的主意了。在我小时候，奶奶经常会讲，奶奶在爷爷过世后，她几乎成了告状“精”，三天两头到保里、乡里、县里告状，告别人抢夺她的财产，官司打得最大的是和堂奶奶家打，大概是为了争夺祖上留下来的田产、房产之类。爷爷的父亲也是单传的，我们张思陈姓的辈份是洪、良、贤、方、正、海，我是正字辈，父亲是方，爷爷是贤，爷爷的父亲是良，再往上是洪，我家洪字代是有兄弟的，一脉相传下来，我有个堂奶奶，堂奶奶家为大，我家为小，我们的房屋是两隔壁的两幢小四合院，堂奶奶在东，我家在西，不知什么原因，在解放前奶奶和堂奶奶官司打得很大，为了这个官司，奶奶几乎很长时间都在城里告状，年少的父亲则寄养在上庞奶奶的姐姐家，奶奶一人背着还不到1周岁的叔叔，起早摸黑来回于县城和乡村间，那时交通不发达，也没有车，都是走路的，叔叔年少受了惊吓，早夭了。奶奶的官司是赢了，然而打官司化费了很多钱，家里就开始败落下来了。屋漏偏遭连夜雨，原来青砖白瓦在村子里也算很好的一幢小四合院的房子，不知什么原因让大火给烧了，不知何故，奶奶一直到死都说房子肯定是堂奶奶官司输了有意给烧的。我奶奶家和堂奶奶家是贴隔壁，据说堂奶奶的神龛就放在紧靠我奶奶家的墙壁上，房子着火时，奶奶和父亲都不在家，起火原因不明，奶奶有气就怪堂奶奶，说肯定是她烧香拜佛点蜡烛把我家给烧了。即使这样，我想堂奶奶也不会是有意的，水火无情，尽管两家有气，也不至于要把自己家的房屋给烧了的地步。
　　房子没了，为了度日，渐渐地田地也卖完了。这时，我父亲真正是成了“孤”儿了。奶奶怕没父亲的孩子在村子里受到欺侮，就把父亲送到上庞他姨父家，替她姨父家放牛。所以我父亲少年时期事实是在上庞村度过的。当时，父亲的姨父在上庞村是很有地位的，好像是像现在的村长之类的角色，姨父待父亲是好的，让父亲一边放牛一边读书，父亲这辈子认得字就是在姨父家上了几年的私塾学校。
　　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全国解放，父亲从上庞村回到了张思村，当时父亲有20岁了，由于家里穷得叮当响，没田地，没房子，又有苦难深仇，在土改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重点培养的对象。父亲不但谋得了雇农成份的好出身，也分到了田地房子。并且由于父亲认得字，比那些穷人翻身做主人的原来从没有读过书的“大老粗”们要略通一些笔墨。而解放初期，共和国可以依赖的人中通笔墨是很少的，而每个朝代治理社会，文化还是要的。所以，自然而然地父亲就被委以重任，成了政府的税征员。税征员就是替政府收税的人，一般一个村子一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人，而我父亲据说不但自己村子他管，张思村附近的小村，整个新协片都是他管的。税征员如果到现在就是国家财税干部，而父亲一直到死都是农民身份的，父亲也从没有讲过其中的缘故。我也是零零碎碎地听来的，当时的农民税征，包括小商小贩，农村是杀猪、开小店的都是实物征收，税政员挨家挨户去收粮食，杀猪的则收猪肉，而后上交上去，工作量大，并且农村在当时总会有些人很快地交了，有些人要三翻五次地催讨。而且哪些人交了，哪些人没交，总是一笔糊涂帐，全凭税征员的责任心和廉洁程度。当时政治高压，要在被征的粮食、猪肉中贪一点的税政员是没有的，但是有一年结算下来，父亲征收的实物与帐面少了几斤猪肉，这可是大事情，父亲又讲不清楚是当时没收来，还是征来后已交给上面帐没做入。因此，上面的领导认为父亲家里穷，肯定是自己给贪污吃了，并为此曾批评过父亲。后来体制也不停地转换，父亲也就没到乡里去上班，依然留在村里管一些村里的事务。用父亲的话讲，当时做税征员不但工作又苦又累，稍有闪失，要掉脑袋的。当时他想想很怕，决定还是留在村里当农民好，才知以后当国家干部和农民有那么大区别，这在当时想都想不到的。
　　我不知道父亲何时和我母亲认识，也不知道何时娶进我母亲的，以我大姐生于1954年计算，父亲应该是1953年结婚的。父亲和母亲是同一个村子里,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父亲少年时代在上庞姨父家生活，而上庞姨父有三个儿子，即父亲有三个姨表兄弟，父亲和表兄弟们从小在一起玩耍的，父亲的大表兄就娶母亲的大姐，即我的大姨妈。父亲叫外婆一直叫干妈的，也不知是从小叫的，还是后来叫的，所以父亲和母亲应该说从小就应该见过面的。不过，父亲和母亲究竟是自找对象，还是媒人做媒牵线搭桥，我不知道；不过到我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父亲经常要打母亲，大姨妈有时对母亲说：“一开始我就劝你不要嫁给他，你不听。”母亲她说自己瞎了眼，也并责怪外婆。从这些陆陆续续听来的话中看，应该讲父母自己找对象的可能性大，在找的过程中，作为沟通亲戚关系的大姨妈是反对的，不知是他从小看着父亲长大并了解父亲性格的缘故，还是怕两表兄娶两姐妹让人笑话的原因。外婆却是同意的。
　　外婆家在村子里原是个大户人家，外公是做药材生意的，解放前买药材是走南闯北用肩挑扁担扛的，很辛苦的，外公用他过人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个很大的家业。外公大概是在母亲10多岁时离开人世的，大概是1946年左右，那时，母亲家在村子上算是屈指可数的富户，良田上百亩之多，屋有一整幢，还有很多细软的东西以及牛羊成群。母亲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外公去世时，母亲的弟弟还很小，当时正是国共两党交恶内战时期，国统区都动员村民当兵，有的人不想去当，就来个硬性规定，家里有两个男丁以上，适龄的必须去当兵，后来冠以这种做法就叫“抽壮丁”。外婆为避免大儿子被抽去当壮丁，就在小儿子生下后，放到别人家寄养，这就造成了后来我的小娘舅对外婆一直不和，这是后话。
　　母亲嫁给父亲时，外婆家已败落得不成样子了，母亲尽管出身在大户人家，但因外公早夭，她在娘家的日子也是受尽了苦难的，很小年纪就去牵羊放牛。母亲上过学，也是边读书边放牛的。后来家庭变故，书也没得读了。母亲家在外公去世后的第二年，遭遇了一场大火，火灾烧毁了母亲家的房子，外婆是个小脚女人，也不知道外面社会形势的变化，房子没了后，不懂得卖田造房子，到土改，因为家有很多田地，不但全部充了公，还拣了个富农的成份。母亲很是聪慧的，人也长得好看，而我父亲年轻时从长相角度看也是一表人才，孔武有力的，所以从相貌角度看我的父母其实是相般配的。
　　父亲娶母亲时，父亲正好是村子上的大红人，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水缸屋灶连眠床，但在解放初，穷人翻身得解放，穷人比富人有地位，在唯身份论的当时，母亲家成份不好，父亲家则根正苗红，父亲娶母亲还是有压力的，至少是没有同地主富农划清界线，这也多少影响了父亲的世界观和父亲以后的发展。而外婆呢，外公过世了，大女儿、二女儿出嫁了，大儿子脑袋有些不灵活，小儿子因从小寄养在外，同自己感情疏远，孤儿寡母，急于在村子里找个依靠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而然支持母亲嫁给父亲。
　　父亲娶母亲是没花钱的，那时父亲家也没有钱。父母结婚时听说像样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外婆也没给母亲办过嫁妆，外婆也无能为力。家庭的命运总是多变的，外婆嫁大女儿据说是全村排场最大的，光嫁妆就有好几十担，而嫁小女儿却是出个人到夫家，这就是命运。外婆、奶奶从我有印象开始，她们就是信佛的，她们的信佛是否同她们人生经历的大喜大悲有关，我不知道。
　　父亲娶进母亲的第二年，1954年我大姐出生了，接着第三年1955年我大哥出生了，第五年1958年二哥出生了，第八年1961年三哥出生了，第11年1964年我出生了……接下来第15年1968年我弟弟出生了，听说弟弟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没让他们活下来。由于家族是三代单传，父亲在结婚后，他和奶奶有多子多福的思想，加上那个时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上面的口号是“人定胜天、光荣妈妈”，政府还倡导多生多育。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共和国结束了战乱，迎来了休养生息时期，人民也一样，各方面稳定下来，就是生儿育女。所以共和国迎来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我家也一样，从父亲和奶奶两人到娶进母亲后一下子增至8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对我母亲是不好的，事实上父母的好与不好，作为子女看到的是表象的东西。农村夫妻在那个时代看上去好的是不多的，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群都在贫困线上挣扎，俗话说“温饱思淫欲”，没有温饱，生命没有保障，什么也无从谈起。经常为了柴米油盐的问题而争吵，就冲淡了感情的东西。我的父母是从小相识而后又自找对象，应该说原来肯定是有感情基础的，或许以前父亲对母亲是好的，只是到了我出生后，儿女多了，日子难过了，感情就淡了，就象“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道理一样。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共和国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铺天盖地的运动，人祸天灾不断，人民疲于奔命，今天是朋友是夫妻，明天就是陌路人是敌人的现象也经常发生。我的家庭也难免其难，随着社会的动荡变化，随着家里的孩子多起来，家里的日子也更难过起来，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我母亲生我大姐由于是头胎，大概是胎位不正，还是什么原因，生产时大出血，那时农村还没有到医院生小孩的习惯，生孩子都是生在自己家里的，由一个上了年龄的接生婆接生，有时亲人没在身边，来不及叫接生婆，做母亲的就自己接生。所以，在当时女人生产是道鬼门关，是一脚棺材里一脚棺材外的。母亲生大姐几乎死去，产后人很虚脱。大概是由于家境不好产前产后营养没有跟上。母亲生大姐后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神智一直不清，满月后母亲的病一直不见好。父亲背着母亲四处去看病，也曾到过县里医院看，都没有看好。那一年里，母亲因病变得疯疯颠颠起来，甚至不知穿衣服，不知吃饭。走娘家，走到门前的始丰溪里去，母亲差点被无情的溪水卷走，幸亏一个堂娘舅水性好，把已被溪水卷得很远的母亲给救了回来。那时母亲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最后放在水牛背上才给救了回来。母亲的病，最后是在街头百依山下的一个老中医给看好的，而我奶奶却总是一直说是街头百依殿的老佛灵，是老佛给母亲的病给治好的。原来，街头镇的百依山上有一个古老的庙，庙里塑着几尊泥塑的佛像，周边的百姓经常到庙里朝拜，据说是有求必应，很是灵验。奶奶信佛，所以这么说。不过父亲以后也曾多次在我面前提到那年里为母亲看病的事，讲他如何对待母亲好，在医院看不好，医生说无法救治，如何执着地相信母亲病一定会好起来，以及看病的一些细节，年久了，我也只模糊的记个大概，不过我母亲一直到死对我们都说父亲对她是好的，尤其她有病的时候。父亲讲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其实是想冲淡我们认为父亲对母亲不好的记忆。
　　治好了母亲的病后，转眼间就有了大哥、二哥，那时正是共和国进入大跃进时期，由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开始大办食堂，全村人都把自家烧饭的灶给毁掉，全部到农村集体办起的食堂里统一用餐，村子里也全部开始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化，全部建立起大队、小队，按照理想共产主义模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破私立公，过共产主义生活。村子里的所有财产充公归集体所有，村民也全部是公社社员，统一作息。早上由生产队长吹叫子统一到田野上干活，到傍晚统一收工回家。由于当时的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按需分配的粮食是远远不足的，而管理人员的思想觉悟也远远达不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要求，成百上千的村民统一到食堂里就餐吃大锅饭，就有早到、力气大的能吃得饱一些，迟到或家里劳动力少的就可能吃不到。在那时的有一年，父亲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村干部也被罢免了，还被送到县里的“学习班”洗脑子。家里就剩奶奶、母亲、姐、大哥、二哥，母亲要下地干活，奶奶带三个孩子照应不过来，二哥就在那一年里给饿死了。父亲回来后，二哥已成了泥土。当时食堂化饿死人，不只是我家里有，村子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饿死的，特别是老的、小的，拿不到食堂里的饭菜，或者即使拿到也被别人抢去吃了。二哥的死，母亲、大哥、大姐在后来一直都很内疚的，母亲说是她不好，没有保护好二哥。大哥、大姐说是他们不好，在食堂分给的饭菜里，他们力气大把二哥的口粮都抢去吃了，二哥拿不到饭吃，最后的死是吃了猪吃的糠食结粪而死的。小时候，常听母亲夸二哥，说二哥是孩子中最最聪慧的，五岁就能帮助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不过母亲一提到二哥，她总会泪流满面的。
　　到我小的时候，应该说到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和母亲则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至于为什么争吵，我的记忆也不是很深了，反正都是些家庭琐事，不是大事。父亲是35岁生我的，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值壮年，我的记忆里父亲是暴力的代名词，对一个贫穷的家庭他采取的是一种暴力治家的方式，发现到后来，我甚至怀疑，一个人要树立权威是否必须要用暴力的方式。父亲不但打母亲，而且打孩子，甚至有时对年迈的奶奶，他也曾动过手打过。我从小就不喜欢父亲，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对父亲一开始就只有怕没有爱，发展到后来，几乎对父亲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的情绪，不想到他身边。我的几个兄弟都有这种情感，从而也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孤独和不幸。
　　很多年后，特别是母亲在1983年早夭后，父亲在1985年又找了个后母，对后母却是很好。我一直曾想寻找父亲当时为什么要打母亲的理由，却总只是一些似是非是的答案。在农村，不但有贫富的差距，也有势力政治的差距，父亲是三代单传下来，曾有个叔叔又没有了，从家族的势力在村子里是很弱的。而且，父亲又是从解放初期一直在场面上混的，当干部时，也可能违心地得罪过人，干部不当后，有人就会报复打击父亲，到我小时候，父亲在村子里是经常受人欺侮的，无处出气，回家后老婆孩子成了他的出气筒。或者家庭贫困，整天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而母亲在丈夫、婆婆、孩子肯定也会有偏心的，家里剩一口饭，而母亲作为女人的她要给的肯定是先给孩子，那么作为丈夫就有所失落，因此就迁怒于母亲。还有婆媳之间是一对天生的敌人，奶奶从小溺爱父亲，视母亲是夺走她所爱的敌人，母亲和奶奶经常发生矛盾，而父亲对奶奶多年累积的感情是深的，所以有时婆媳争吵，父亲不管对错，就帮奶奶动手打母亲。或者我母亲到生下我后，家庭的贫困，生育的劳累使她再也不想生育，在那时又不像现在能够用药物和器械的方式避孕，作为女人的母亲，从厌倦生育到厌恶性行为，而父亲身体又一直很好，身强力壮，性欲旺盛，母亲的不支持，不协调，造成父亲开始用暴力的方式让母亲屈服。男人和女人在性欲望方面是不一样的，男人是因性而爱，女人则是因爱而性。
　　父亲打母亲在村子里打出了名气，打得母亲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打得作为孩子的我们也抬不起头。父亲打母亲往往是往死里打，他打母亲的手段恶劣甚至是用尽了各种“下三烂”的方法。原来他打母亲惊动邻居，邻居也会跑来劝的，而谁要劝，父亲就会迁怒于谁，有时连劝的也挨打，并在言行中告诉劝的人，我打老婆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是我的权利，旁人不能多管闲事，久而久之，邻居也很少来劝了。在我记忆中，母亲的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有时还有烟头、火钳烫的，这些都是父亲的杰作。
　　我一直不明白，父亲这样打母亲，母亲在平时待父亲却还很好。家里烧米饭，母亲总是用饭箩先把一碗饭先盛起，其余的煮粥，我们吃粥，父亲吃饭，而父亲却总是象一个被从小惯坏的孩子，并不领母亲的情，好象这也是他作为家长必须享受的权利。母亲有时被父亲打得实在熬不住，会跑到外婆家躲一躲，向亲人们诉诉苦，有时父亲还会追到外婆家打母亲，母亲娘家也没有人能象我父亲那样的力气，母亲还是在外婆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老辈们的理念的劝导下，回到家里忍气吞声。记得母亲也曾有一次大的出走，那时我还很小的时候，弟弟还没有生下来，母亲负气连夜出走。夏天出去，到秋天也没有回来，父亲则经常到外婆、到大姨家去闹事，要她们交出母亲。事实上那是大姨和外婆商量，看母亲太不幸了，私下里把母亲介绍到宁海去打工，在一个农场里捡棉花，最后，她们也经受不住父亲的轮翻地或劝说或闹，告诉了母亲的去向。在年底母亲也就回来了。母亲以后经常对我们说，她和外婆、大姨们是实在舍不得我们，不想我们没有妈，按父亲的品行，她真的打算留在宁海不回来了。所以对母亲，我们作孩子的一直是内疚的，母亲是为了我们才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
　　母亲的不幸，使我们从小就种下了恨父亲的种子，兄弟们都既恨又怕，年纪小也没办法，只能眼看着母亲受苦。在父母的打斗中，兄弟们也一天天长大起来，待大哥出落成后生仔，父亲打母亲，儿女们就开始帮母亲，即使不动手打父亲，也会在旁边夺掉父亲用来打母亲的工具，父亲打母亲变成了父亲要同母亲和一帮子女打斗，自然父亲也赢不了多少。有时，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在旁会恨恨地说，等我们长大了，会给母亲报仇的，父亲在这时总会呆呆地有时也会开始自讨没趣地走到一边去，熄灭了战火。发展到后来父母的战火也逐渐少了。母亲怕我们记恨父亲，在平时她总会劝我们，别记恨你爹，即使我不在了，你们也要对他好，毕竟他是你们的爹，守着这个家也不容易。
　　我14岁离开张思村去金华上中专，那时的中专就是国家干部，中专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是铁饭碗。而且读书同现在到部队一样，有助学金拿。家里条件差的，助学金多一些，基本上能够解决吃饭问题。我的读书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兄弟们读书都好。父亲对子女们的读书一直是不管不理的态度，甚至是反对读书。很小的时候，父亲曾有让我辍学的打算。我在小学到初中一直在村子里的学校读，我们村子里比较大，有单独的学校，称张思学校，有小学和初中，七十年代中期还办过“五•七”高中。我读小学初中到家里讨要书学费是一道“坎”，向父亲讨要稍有不慎，就会招之父亲的打骂，这时，他总是会说读书有什么用，去当小学徒算了，小学徒管吃管住，还能学来一门手艺，到时能够养活自己，他这样说也曾这样打算，事实上我们兄弟姐妹6人，除二哥早夭了，剩下5人读书都是很好的，大哥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全街头区考得第一名，父亲硬是没让他读初中，把他送去学木匠，从而铸就了大哥一生的悲剧。大姐读书也不错，仅读到三年级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帮助家务。父亲不让孩子们读书，有家庭困难的原因，也有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父亲是读过一点书的，他因此也了解社会的风向，他一直认为读书读到认得几个字就行了，读多了是没有用的，知识分子就会变成“臭老九”。所以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曾想把我送去学篾匠，已替我找过老司头。他说四个儿子，每人有样手艺，将来造房子，不用请别人了。当时不知是由于我个头小，老司头没有看上，还是什么原因，最终还是让我上了初中。
　　我初中毕业那年正是1978年，高考是1977年底恢复的，1978年正是夏季高考的第一年，那年高考由于刚恢复考试也有些特殊，所有历届生包括66、67、68年毕业的“老三届”，尽管已有10多年的跨度也都一起参加高考，10多年的累积下来的学生特别多，高考录取率就很低了，大概是上百个取一个。高考分为两档，一档是大学，一档是中专，中专是初高中混考的，也就是你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都可以参加中专考试，也不管应届历届。考试的题目，也不是很难，但由于当时学生们都在“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指导下，都没有很好读书，所以考得好的就少了。我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在那年的高考尽管是同高中毕业生一起考，记得我二哥（二哥死后，三哥就是二哥）已高中毕业一年多也同我一起参加中专考试，我还是有优势的，我考了276分，其中数学的成绩接近满分，录取分数线是251分。
　　我被浙江金华粮食学校录取，父亲和家里的人甭提有多高兴，当时的粮食部门是全劳保单位，它是一个好单位，能录取到粮校读书，意味着将来能进粮食部门，就能吃得饱了，所以尽管当时我已在平桥中学读高中，平桥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三翻五次劝我父亲，让我留下来读高中，而后考大学，父亲还是决意要送我上中专。这也铸就了我一生的痛，也是我以后恨父亲的又一个理由。
　　我离家去金华上学是那年的10月，我是第一次出门，父亲是送我去的。当时天台到金华的直达车没有，要坐到嵊县再转到义乌再到金华，总共的车费大概要10元钱，而如果从村子里走路到东阳尖山现在盘安县的尖山，再坐车到东阳，由东阳坐车到金华，加起来不上5元钱，父亲为了省钱，就带我一起走路。学校是10月16日报到，我们10月12日就出发了，那天我们带了干粮肩挑着学校要求自带被褥、箱子、衣服等学生用品，从半夜凌晨就动身，当时从天台西坑走到尖山一路都是山路，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有50多里远，到尖山时间还早，大概是下午二、三点钟，已没有到东阳的班车了，我们又从尖山再走20多里的路到岭口，寄宿在岭口，第二天乘车到东阳，而后到金华古方镇我的学校。16号报到，我13号就到学校了，我是第一个报到的，我们学校是新办的学校，我是首届学生，学校在13号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就绪。我和父亲又只好回到金华城，找到母亲的一个表兄家，即外婆姐姐的儿子，在他家住了下来，母亲的这个表兄是公职人员，是革命老干部，在单位里当领导，妻子在一个小学里当校长，我称他为“表奓爸”，当时我没有见到“表奓爸”，好像是出差去了，“表奓姆”即“表奓爸”的妻子接待我们，那种不冷不热的接待，以及她们对卫生的苛求，总是让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的滋味。
　　也不知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接到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就开始把我当成了一种道具，总是带着我到一些原来我不是很熟悉的家里去，一些父亲的原来的一些朋友，一些亲戚家里，这让我很尴尬，父亲很高兴地介绍我考上中专，而后又低下头，好像是在向这些朋友、亲戚企求什么，这时有的会有一元、二元的钱交到我的手上，是他们作为对我跳出农门的贺礼，有的则是没有的。事实上，那时在我内心是很蔑视父亲的，觉得他穷的没有志气。记得为了这事我甚至同父亲怄气过，当时村子里的同一小队的一个单身汉，有50多岁了，他是我的宗亲，我叫他某某公，他在我动身去金华的头一天找到我，交给我一元钱，我不要，父亲却一定要我接，我就不接，父亲就动手打我，没法我只好接下来，事后父亲还说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你今后有出息记着他就行了。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里一直是好吃懒做的，忙里忙外都是母亲，父亲到家就摆出大男人的习气，有时候我们为母亲鸣不平，母亲则说父亲在外辛苦。事实上父亲的头脑是好的，在村子里“农把手”的活也是有名气的。他插的秧要比别人快比别人直，他把犁的田要比别人犁得好，而且他通笔墨，生产队分东西算帐也算得准和快。但是为什么，在那时，他在生产队里威望是不高的，有的社员甚至在背后叫他“鬼灯笼”，说他是“人精”。这在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想想主要原因，一来由于父亲在村子里宗亲势力弱。二来家里穷，为人也刻薄。后来想想，关键的关键，父亲的品行也不是很好，孩子上学就上学，父亲则要四处去乞讨，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抬不起头。父亲当时还在大队里打了一张报告，叫我一定要交给学校，我一直没有上交，内容大致是家里因遭受两次火灾，上有老人，下有小孩，家里十分困难，无钱供给我上学，恳求学校给予帮助关照之类。事实上，少年正是爱面子的年龄，何况到1978年我家里已开始逐步好转，大姐已有24岁，已出嫁，大哥已23岁，也已找了媳妇自立门户，二哥已18岁，在村子里学校当代课教师，已有些收入。父亲这样做，他不知道，尽管是可以让国家帮助他养孩子，但也是彻底伤害了我的心。记得年少气盛的我参加工作后，碰到一些琐事，同父亲斗嘴，我就会拿“我14岁后你就从没管过我，现在倒来管我”的话来伤父亲。
    后来，我才一点点领悟，父亲是八岁就没有爹，原有个弟又早夭，奶奶视父亲为命根子，单身母亲带养的孩子，父亲本身就有先天的不足，从小没父亲，骨子里不知道父亲的责任，而且性格也被奶奶惯坏了，到了解放初期，他风华少年时，又风云际会，好风借力，少年得志，所以就注定了他性格的悲剧；性格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他人生的悲剧。
　　父亲的治家，一直用棍棒治家，而等到儿女一点点地长大起来，他自己也一点点老去，再也无法用棍棒去治时，他也就孤立起来，儿女们有事只跟母亲说，不跟他说。有时迎面而见他也避开他，父亲开始为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而担忧，从说一不二到很少有儿女在听他了。父亲越来越感觉到母亲在子女中的地位，对母亲也渐渐好起来，打斗的事也很少发生了。
　　我在中专读书的三年，生活是艰苦的，父亲几乎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可能同当时还是生产队，他没有收入，年终结算口粮家里还要找出钱有关。我记得我在中专第一年当时因为缺钱也曾写信向父亲讨要过钱，不想招来父亲一封措词很不好的几乎是打骂人的信，他说村子里不是打了证明，学校是管吃、管住，你还要钱做什么。事实当时也是如此，当时学校是发菜券、饭券，菜券打菜，饭券打米蒸饭，从农村来的孩子还发给每月3元钱的买牙膏、牙刷之类的日常用品的钱。父亲说的理论上也是对的，但他不知道人是动态的，特别在学校里，同学之间交往，或跑到城里去逛趟街，或看场电影，甚至小吃一番，或者天冷天热购置些物品以及寄信等等这些也是需要钱的。接到父亲的信后，我以后也从没向父亲要过钱。母亲后来知道了情况，应该说我三年的中专生活是在母亲东借西拚甚至偷偷同出嫁的大姐说，是大姐不停地用她在夫家偷偷攒起的私房钱里接济我读完中专的，这又给大姐，也给我后来自己建立的家庭带来不幸，这是后话。
　　我是1981年9月参加工作的，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分配到天台县平桥粮管所看守仓库，平桥离张思村很近的，仅七里左右，走小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而且我们张思村赶集的习惯，是到平桥镇去赶集的。我参加工作后，我那苦命的母亲已经重病在身了，事实上在我小时候，母亲就是有病了的，或许她生大姐那场大病后一直没治愈过。小时候，我经常会听母亲说心窝病，也没到医院去医治过，有时痛得实在不行了就找几缕头发和上盐在心窝的地方搂一搂止痛。母亲得的是肝硬化，已是后期，母亲的病是1980年发现的，母亲痛得实在打熬不住，才到医院检查出的。肝硬化不能干重体力的活，然而母亲在家总是闲不住。我参加工作后，曾把母亲接到自己看守的仓库里小住些日子。肝硬化也没有特效药，西药贵，母亲舍不得吃，于是母亲吃的都是中草药。到我工作后，母亲的病更重了，而父亲也总会在我发工资每月10号的那一天准时来我单位里领走我的工资。我当时的工资是29.5元，这在当时已是高工资的，一般刚参加工作的只有24元。我的工作直接带来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的根本转变。不巧1982年我奶奶去世，1983年冬季母亲终于不治也离开了人间。
　　母亲离去的那年冬季，我也从平桥粮管所调往苍山粮食所工作，从看守仓库到坐办公室当技术员。尽管那年我只19岁，母亲的离去让我很悲伤，但离开平桥镇，远离了父亲的约束，从内心上还是庆幸的，因为多年已经累积了对父亲从骨子里的反抗的情绪，总觉得能离他越远越好。
　　父亲对子女的情绪或多或少是觉察到的，所以从母亲离去后，他是一直怕在他年老后四个儿子不赡养他。因此，父亲在1984年2月就召来村干部和中见人，采取订立分书契约的手段来规定四个儿子的赡养义务，记得分书中还特别载明，在父亲六十寿龄起，四兄弟各自开始承担父亲的经济生活负担。具体如下：胜杰、豪杰、人杰每人每年交父亲稻谷贰佰斤，每月交人民币叁元整，邦杰每月交人民币陆元整。除上述数字以外，四兄弟在每年古历十二月每人再交父亲人民币壹拾元整。父亲的田地由胜杰、豪杰、人杰三人分种。立分人：陈方品。承分人：陈胜杰、陈豪杰、陈邦杰、陈人杰。事实上当时父亲还仅54岁，我的弟弟陈人杰还在上初中。
母亲的离去后，我的家里开始不像家了。当时外婆还在，我偶而从单位回家，外婆就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你父亲要找后娘你不要反对，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烧饭的。外婆同我说，父亲为他自己的个人事情曾找过她，同她说他要入赘到女方家里去，也已有人选，对方有3个子女，外婆不同意，自己有孩子，并都已长大，为什么还要替别人养孩子去，去再受苦，她劝父亲找一个来。父亲说，他找一个来，怕儿女们反对，所以外婆要我们做子女的在这件事上不要反对。父亲到女方家倒插门，还不如找一个能烧饭的人来。听了外婆的一席话后，我向外婆保证不反对。不久后我回家，果然已有一个女人在我家。第一次见面怎样称呼我不会，决定叫阿姨，二哥说他是叫母亲的，劝我也跟着叫母亲。当时，大哥、大姐都已另立门户了，二哥已是家里孩子最大的，我也就跟着叫母亲。
　　父亲娶来后娘后，性格也有了极大的转变，先是村子里再没有传出父亲要打老婆的新闻，而且都在夸父亲，说他对后娘出奇的好。后娘在村子里也得到左邻右舍的好评。我们偶尔回家，前邻后舍都会在我们面前夸赞后娘的贤慧。深入一了解，原来后娘比我的亲娘要大方，农村“亲戚是蓝对蓝，邻居是碗对碗”，只要有些小恩小惠，人的嘴就甜了。当时，我家里的条件也大为改观了，我二哥已从代课教师考入乡镇工作，一家有二个孩子在吃“皇粮”，经济条件就好了，而且当时我们都还没找对象，发的工资也是如数上交给父亲的。所以家里就开始造房子，在原来火灾后的空基上建起了两间新房子，房子建好后，1987年父亲又重新开始分家，大哥不变，把原来的分给我和二哥的老房子给我弟，新房子一间给二哥，一间给我，造房子欠的债我和二哥一人一半。
　　父亲待我们也越来越小心翼翼了。在农村，总是物质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儿子赚钱了，父亲为了钱也会对儿子点头哈腰的，这事实上很可悲，但却是农村的普遍现象，父亲的脾气也好得多了，没有像小时候经常发火。不过如果有一个月没交给他工资，他是要闹的，据二哥和一些村民讲，二哥在村子里的学校教书时，父亲会毫不留情地到学校去讨要二哥的工资，父亲知道儿子爱面子，他却不管……
　　现在想来，我们同父亲的感情是淡的，父亲大概是小时候穷怕了，而后是一直过着穷困的日子，父亲对钱的看重比对子女的感情和面子更重要，也造成了父子间的感情的疏淡。在我记忆中，我和父亲没有以心换心地交流过，也很少同床就寝过，我甚至一直到父亲的死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是需要什么，而是一直认为对父亲只要按期给他钱，他就会满足了，高兴了。我们和父亲的关系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钱的关系，不是送钱回家，想也想不到回家。这在母亲死后一直到父亲去世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关系。
　　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越来越喜欢儿女们回家，特别是我们一个个儿女都走出去后，家里就剩父亲和后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农村改革，生产队的田地全部分田单干了，我家里人口多，分的田地也较多，父亲忙不过来，也就不种田了，把所有的田都承包给别人耕种，自己拿租金，租金是用稻谷实物交纳的，每亩贰佰斤左右，由于田多，家里吃饭的就他和后娘两人，所以，粮食还是丰余的，父亲还留下一些地种菜，这些基本上保障了他和后娘的生活问题。不过他还是要求我们每月按期交给他每人每月一佰元人民币，后来是每月二佰元。我们建立了家庭后，父亲更是希望我们能多回家看看他，每次我们去看他，他就笑容满面，像一个孩子过新年一样䯃前马后，不厌其烦，其乐融融。由于内心的隔合，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父亲，以为父亲无非是为了钱的缘故。我们也知道父亲在想方设法攒一些钱存起来，是为了万一他早后娘先逝，后娘的生活无处着落。尽管我们也曾向他表示，叫他不用担心以后的事，他却还是尽可能地向儿子们多索要些钱去防老。
　　父亲在2000年曾出了趟车祸。他从城里回家在60省道张思村口下车时，给呼啸而过的大卡车给撞了，头部着地，伤势很重，住院了3个多月，康复出院后，对于车祸生还的奇迹，父亲逢人就说，老天的眼睛是亮的，我之所以没被车撞死，是因为我这一生没有做过缺德事，没有伤过阴德。父亲的车祸确实是奇迹中的奇迹，刚送到医院，连医生也说生还的可能性很少，最后康复出院，也没落下多大的后遗症，头脑依然活络，这可能同父亲一生很少有吃药打针过，偶尔用药打针就特别灵验的缘故。不过那个地方的车祸却是多次发生，每年都会有几个鲜活的生命从那个地方消失，父亲能够在那次车祸生还，的确也有让他炫耀的资本，冥冥中真的像是有神力在保护着他。
　　父亲死于2007年的3月底，死于癌症。事实上父亲很大因素是被癌症吓死的。父亲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2006年初，当时我还在县政法委工作，政法干部每年一度要例行体检，我参加了体检。4月份组织部门又发来一张体检表格让我去体检，我刚体检过，就把表格给自己的老父亲让他去体检。当时用的是我名字，我怕父亲身体指数不好，影响到自己，就托相熟的叫其把这张实际是我父亲的体检表用我原来的给替换下来，父亲体检后，那位相熟的告诉我不用换也行，你父亲的身体指数比小青年还好。不巧在体检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因吃饭有些噎，就去医院拍片检查，却查到了食道癌，已是中期，到杭州再查，胃里也已有了。父亲是识字的，他从医生开具的药方里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心态又马上不好起来，原来的急躁的脾气又重新发起来。我陪他在杭州的医院住了下来，他却时常要发起莫名的火。医生说还有救，那就是开刀，摘除癌细胞，但这么大年龄，把握性只能是50%，父亲最初也要求开刀，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到各方面准备就绪，临上手术台，他又死活不同意开了，弄得支持开刀的子女也没有办法。后来，听说一个部队医院能够通过激光疗法治好，于是就住进部队医院进行激光治疗，在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激光疗程后，从杭州出院回来后，父亲就大不一样了，原来尽管有病，还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去杭州，回来，却完全成了一个病人了。西医不行用中医，吃一些灵芝、红头杉等一些抗癌的中草药。待到2007年年初，父亲大概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被病魔一点点夺走了，父亲的心情很不好，不过他依然是留在张思村养病，我们休息天去看他，他依然笑容满面的，对我们说他会好起来，叫我们别担心，上天会保佑他的。但私下里又总是对我说，要我重新仔细地替他排一排八字，他知道我懂易经命理知识的，有时甚至夜里很迟了也打来电话一定要我仔细排一下，如实告诉他，不要瞒他，于是，我总是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排得没有错的，你不要担心，按你的生命密码，2000年那年就是你生命的终点，那年你挺过来了，现在你能活到83岁，现在只77岁，还有6、7年。我每每这样说，父亲的心情就会好些，好象我说的就是真的。父亲一生是不敬神，不信命的，到生命的后期却信起命来，我知道他是被癌症的病魔吓得六神无主了，需要有一个信念支撑着……
　　父亲临死的日子，神智也不清了，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弟弟从杭州赶回家，我们问他你看是谁来了，他说“这是两筒，我就欠这只两筒，自摸两筒，和了。”我又问他那我是谁，“你是八万”，他很快就脱口而出。父亲在晚年岁月里麻将是他的最爱，几乎每天都在村老人协会的活动室里打麻将，他既打麻将也兼管着老人协会里的一些事务。自从检查出癌症后，打麻将身体吃不消了，也就没去打了，不过到神志不清后，父亲他总是笑眯眯的，手不停的在乱摸，甚至把挂的盐水和针都不停地用手去摸，我们把他的手握住后，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或盯着我们，不转晴地看，自言自语发财、东风、白板或一万、七万等等，疾病折磨是极为痛苦的，父亲因神志不清也不知道痛苦了，他的记忆和思想停留在过去的快乐的时光中，因此他记着麻将，因此他总是笑眯眯的。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父亲潜在意识里只是两筒、八万，只是麻将，而不是他的儿子们，是他的悲哀，还是儿女们的悲哀。
　　父亲是悲哀的，他生养了很多儿女，尽管大儿子于1991年先他而去，他还有四个儿女，但平心而论，没有一个儿女是真心地待他好的，更谈不上爱他了。直至今天我回忆起父亲的一生，我知道父亲心中也是有杆称的，他有放不下的东西，正因为放不下，才死了六回也不想死去。尽管父亲是带着微笑离去的，尽管父亲也有儿子替他送终，但我知道父亲是悲剧的一生，他从小失去父亲，不懂得父爱究竟是什么，而后他又失去了做父亲的快乐。
　　在父亲离去后的日日夜夜，特别是一幕幕记忆沉淀下来后，我也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如果说小时候父亲亏待了母亲，亏欠了我们，那么长大后更多的是我们亏欠了他。母亲早已经原谅了他，我们做儿女的却为什么一直没有真正原谅他。扪心自问，这些年来，虽然法律上的义务我们一直在尽，然而，真正道义上真正良心上的义务我们尽得怎样？在母亲走后直至父亲去世的二十多年里，我们没有把父亲当作是留在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没有把他当作就是我们自己，当作就是我们自己的昨天、今天、明天去尊重他，去关爱他。虽然我们结婚，特别是自己做父亲后，我们也曾从心底里原谅了父亲曾有过的过错，有些事实也不是父亲的错，只能说是人性的弱点，但从小留下的裂痕，我们父子间一直没有好好地去修复，也就一直没有好好地去爱父亲，父子间在一起没有像朋友一样在一起其乐融融。父子偶然地聚一起，父亲热面孔碰到的有时是冷脸。特别是父亲生病后，我们兄弟们甚至没有把他的病就当成我们自己的病，在明知不开刀，医学说就是等死，没有坚持采取积极治疗的方法，从而铸就了一生的痛。
　　在记忆沉淀后，我也渐渐领悟父亲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天空般神秘、天空般蔚蓝的情感，我们也逐渐明白，小时候，父亲的打骂也有父亲的理由，世界五彩缤纷，孩子如果大人不去从严管教，就很容易变坏。记得小时候父亲打我们再凶狠的也都是顽皮的我们干了一些不能干的坏事时，比如偷生产队里的青梅、桃子、梨子吃，或同别人的孩子去打架等。我们也逐渐明白一个孩子成材的过程，必须是一个不断修剪的过程。父亲其实也是爱我们的，从小以他的方式爱着，尽管由于性格差异，父亲所表现出的和所采取的方法很难接受，但父亲也是爱他们儿女的。小时候碰到我生病，父亲总会半夜里爬起，背上我去打针吃药。大哥生病期间一直到他37岁早夭，父亲也没少花心思，他甚至只身到重庆帮助大哥打理生意，为大哥分担劳累。父亲就是在晚年，他其实也是想和子女们在一起的，他拼命的要钱，其实也是想多看看自己儿女的一种方式。
　　直至今天，我才明白，父爱是高贵的，父爱就如天空，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正如一株幼苗长出土地，如果母爱是太阳，是土壤的爱，看得见摸得着，那么父爱就是天空，是空气的爱，是无言的爱，是看不着的爱。一株幼苗尽管是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但若不经历天空的风雹雨寒，不经历严冬酷暑的修剪也成不了大树。因此，我也明白了一些原来似是非是的道理：父亲就好比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根，我们旗帜和我们的文化的东西，尽管父亲有时也不好，有这样那样残缺的东西，但一旦真正失去，你就会明白，父亲存在的重要。
　　父爱无言，父爱是天空，存在没有感觉，离去却是珍爱，这是我作为儿女对父亲的感悟！

老陈的朋友

80后的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确如身临其境，让人感同身受，感动之余，提点我们好好关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

┍﹎靦俱.﹖

真的像周学峰说的那样——陈邦杰的散文，似他故乡天台山的一只竹笛，给人的感觉一是真情，二是真实。
就像纪委说的那样,周学锋不是个好东西!

陈晓波

陈邦杰先生;
今天又读到您的一篇真挚而感人的文章，这是写您的父亲，写的真的很感人，这也让我想起了您另外两篇同样感人的文章，一篇是写您大哥，还有一篇是写您母亲，这都是在朴素，纯真的字行中给我们展现您亲人悲苦的命运和感人的故事，其实关于您这几位亲人还有您现在的二哥事情我都听我外公说过（我外公是张思来的 ）的，真的是真实的， 真的像周学峰说的那样——陈邦杰的散文，似他故乡天台山的一只竹笛，给人的感觉一是真情，二是真实。

江南

一个父亲的心声（转）
孩子,哪天你看到我日渐老去，身体也渐渐不行，请耐着性子试着了解我____
     如果我吃得脏兮兮，如果我不会穿衣服……有耐性一点，记得我花多久时间教你这些事吗？

     如果，当我一再重复述说同样的事情，不要打断我听我说。你小时候，我一遍又一遍读着同样的故事，直到你静静睡着……

     当我不想洗澡，不要羞辱我也不要责骂我，你记得小时候我曾编出多少理由，只为了哄你洗澡……

     你看到我对新科技的无知，给我一点时间，不要挂着嘲弄的微笑看着我，


我曾教了你多少事情啊。如何好好的吃，好好的穿，如何面对你的生命……
      如果交谈中我忽然不知所云，给我一点时间回想，如果我还是无能为力，请不要紧张，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对话，而是能跟你在一起，和你的倾听……

      当我不想吃东西时，不要勉强我。我清楚知道该什么时候进食 。

      当我的腿不听使唤，扶我一把，如同我曾扶着你踏出你人生的第一步。

      当哪天我告诉你不想再活下去了，请不要生气。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试着了解我已是风烛残年，来日可数……

     有一天你会发现，即使我有许多过错，我总是尽我所能要给你最好的……

     当我靠近你时不要觉得感伤、生气或无奈。你要紧挨着我，如同我当初帮着你展开人生一样的了解我，帮我…… 扶我一把，用爱跟耐心帮我走完人生。我将用微笑和我始终不变、无边无际的爱来回报你。

   ......

    我爱你，儿子

江南

1981年9月参加工作。。没想到那么早认识你的。。

airforce

老校友的文章真是感人至深,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你那个时代.但小学初中的个别生活还是有点类似之处的.

劫持天使的猪

原帖由 陈邦杰 于 2008-11-16 21:53 发表
感谢朋友,我把父亲比作党,在文章里有深层次的含义,你连起来思考就会明白,母亲是祖国,父亲是执政党,原来我一直是期望社会大变革,父亲的离去,给以我一个启示,党也是我们生命的围墙,围墙倒了,我们也没有好处.这是我文章 ...

哦，原来你是围墙中人......纯属虚构想必是围墙外人......

陈邦杰

感谢朋友,我把父亲比作党,在文章里有深层次的含义,你连起来思考就会明白,母亲是祖国,父亲是执政党,原来我一直是期望社会大变革,父亲的离去,给以我一个启示,党也是我们生命的围墙,围墙倒了,我们也没有好处.这是我文章的另一个主题,我不想明说,不想你们一定要让我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