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 （ZT）

郑鸣谦

第一章  叙论

第一节 历史、史料、史学

历史  什么是历史？语言中的“历史”有多重含义。①因为历史既有客观存在的，又有经人们记录反映出来的；既有包括一切方面的，又有个别方面的；既有全过程的，又有个别阶段的。日常语言中的“历史”一词综合地反映了历史的多种形式的存在。但我们是史学工作者，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必须给它以明确的说明。

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自然史是自然界永远不停止地发展的客观存在。宇宙中一切天体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因而宇宙本身有着无限的历史。但是宇宙间每一个具体的天体都有它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因而它们有着有限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无限的宇宙，正是由无数的空间和时间有限的天体所构成，宇宙的历史也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
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球上的非生命物质发展来的，生命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从非生命的物质发展成为具有新陈代谢机能的原始生命，需要许多亿年的时间。再经过三十多亿年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分化，到距今约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能制造工具的人类。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着的。人的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经过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规律性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别。首先，自然界（如天体、地质、物种、气候等）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慢，在短时期里甚至难以为人们所发现。再则，自然是没有意识的存在，自然界中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来说，后者比前者无疑要更加复杂些。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的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例如，化学家每次使两份氢和一份氧发生化学反应，结果都会生成水，并据此写出2H2＋O2＝2H2O的方程式。而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却看不到这样简单而又确定的重现现象。当然，人们可以说，赤眉起义是陈胜起义的重现，黄巾起义是赤眉起义的重现，只要有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存在，就会有农民战争的重现。这是说，人类历史和自然史同样是有规律的。但是，封建社会里的各次农民起义，总有其时代性或区域性的不同。就起义的背景、动机、过程、结局等方面而言，每一次都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历史事件。这跟每次氢氧化合生成水不同，也不能找出一个类似2H2＋O2＝2H2O的简单公式到处可用。因此，史学工作者研究人类历史，必须从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实事中研究其各种复杂的具体联系，以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

史料  人类过去的社会已经过去，而且无法使之重现。我们的史学研究必须凭借史料，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史料包括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代替，但可以互相补充。

史迹遗存，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遗址，指古代人的活动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游牧民族活动遗迹，等等。二是墓葬。三是遗物，即历史文物。一般说来，遗址的发掘比墓葬的发掘能够较多地了解当时社会生活面貌，但古代墓葬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一是墓葬中有古代人的遗体，二是墓葬遗物往往保存得较为完好，有的墓葬中还有壁画或古代文献。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方面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
人类史跟生物发生发展的历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跟人类史相比，也是十分短暂的。远古时候的生物和人类文化遗存，有时候埋藏在地层里而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当年的生活遗迹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化石。所以化石是远古生命的记录，是写在岩石上的“古代文字”，有人把它叫做“石史”。
我国历史悠久，国土广大，史迹遗存丰富。它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可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还能增强人们对历史的实感性，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更是仅有的重要资料。
历史研究必须使用史迹遗存的材料，不过这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般地还必须以历史文献为主。
我国文献史料数量极多。仅以一部《二十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九卷，字数约在四千万左右。它的记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长达四千多年。《二十四史》还不过是史部诸史中的所谓正史。此外，尚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史书。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古籍及近年在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等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如政府的档案，地方志，私人信札、笔记，碑铭、墓志，道书、佛典，谱牒，契约，账簿，报纸杂志，传单广告，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包含有史料。还有外国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及流散到国外的书籍和史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文字记录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文献资料的丰富并具有相当高度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中国人民古代的灿烂多采、可歌可泣的历史才得以在世界史上具有十分难得的地位。文献的发现，可以丰富或匡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历来的史家都十分重视文献的历史资料。
文字记录对历史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我国的文字记录是繁富的，但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来说，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中还有许多记录是失实的。自古以来，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地在历史长流中活动着，而人们的这些活动或经历则是不可计量的，事实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但如果没有记录，事迹便被湮灭。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一个时期，就没有或缺乏文字记录。东周百二十国，只有鲁国史书流传至今，孔子对夏殷礼制已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对于作文字记录的人来说，即使是亲见其事的人，也往往受到感觉能力、记忆能力，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了解的深度，以及偏见和外界影响等等条件的限制，记录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论语·为政》记孔子教导弟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王充在《论衡·书虚》篇认为，竹帛上的文字记载，不尽可信。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中，对《尚书》、《春秋》提出了许多疑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篇中揭露了官修史书敷衍塞责，私人著述剽窃抄录等欺世盗名、不认真不负责的坏风气。前人诸如此类的意见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治史不能不依靠文献史料，但是也不能不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它。

史学  什么是史学？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史料只是历史过程留下的一些残骸或遗迹，那末，史学的任务却是要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去重认那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将它重现出来。这跟电影的摄制和放映颇为相似。客观的历史过程犹如演员的真实活动，史料犹如一些断断续续的影片，而史学工作就是要让历史的角色在史书的银幕上重新活动起来。因此，从史料到史学，是历史表现自身的形式的一种飞跃，是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的一次升华。

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以后，人们就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记下了许多事情，留下了文字的记录。文字记录日益增多，逐渐在空间、时间和事情本身上有了连续性。一旦这种连续性出现，就具备了撰写历史作品的可能性，因为史料的积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论在中国或外国，按年记事的编年体大事记往往都是从零星记录转向成熟的历史作品的过渡形式。这种情况正如动作连贯的一张张的胶片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为电影的放映准备好了条件一样。
有了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作品，就开始有了史学。历史作品怎样才能反映客观历史过程？这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客观历史过程中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主题，大到两个民族之间的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小到昨天邻家的两个孩子打了一架，史学家要决定如何取舍。客观历史过程有着多级层次，不同的大小主题在不同的层次中构成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定深度，史学家要决定如何安排。客观历史过程的表现总有许多方面，一个历史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多重表现角度，史学家要决定如何选择。客观历史过程留下了各种史料，它们有的直接地反映着历史，有的间接地反映着历史，有的准确地反映着历史，有的歪曲地反映着历史，史学家要决定如何鉴别和引用。客观历史过程中的事件和人物有曲直善恶之分，史学家要决定如何评价。史学家还必须考虑到用什么表现方式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怎样的表现才能影响读者，以达到自己写作的目的。凡此等等，都是治史学的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那末史学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和历史文学等内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主观，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的性质和限度。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史学本身就是在这种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写出不同的历史作品。他们之间，有沿袭，有变革，逐渐使史学有所发展。但是，只有到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出现，人们才真正获得了如实认识和重现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的可能性。
我们研究史学，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




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历史”条目下有四个义项：（1）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2）过去的事实。（3）过去事实的记载。（4）指历史学科。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老虎

字能不能放大一些？

郑鸣谦

先转这些。

郑鸣谦

第三节  本书的编写大意



史学概论的任务  史学概论是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它有没有自己的特定任务，它跟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法、史学史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是否也要论述到近年国内史学界有争议的具体历史问题，这都还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而取得一致的意见。本书认为，史学概论作为一个学科，是有自己的特定任务的。它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导下，概括地论述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并应该指出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它跟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法、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各不相同，而在内容上却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联系。对于近年国内有争议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应由有关的历史学科去研究解决，可不必在这里进行论列。

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对历史的看法。历史的命运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历史的行程是怎样运行的？历史是不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古老的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在现在的实际生活中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却不一定要对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进行论述。但史学概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说法，是要作概括的论述的。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已成为思想体系的历史观点，总是唯心主义的，它还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但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点，也是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如相传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西汉时人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②，或以生活条件决定道德状态，或以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这都是很富有唯物意义的历史观点。象这一类的观点，在中国长久地沿袭下来，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优秀传统。我们讲史学概论是要讲到这个传统的，在讲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不一定讲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具体运用，是最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讲史学概论，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还必须论述史学的其它方面，还不能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本书的全部任务。至于讲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该更详尽地阐述它的丰富内容，而不必再讲史学的其它方面了。

历史研究法，也是一门内容尚待讨论的学科。据我们所见，解放前后编写的一些教材，实际上是史料研究法，主要是论述史料的搜集、鉴别、解释和整理。象这一类的问题，本书也将有所论列，但我们把它们作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要论述的历史文献学要比一般所谓历史研究法广阔得多。当然，历史研究法也可以有它独立研究的内容，它在史料学方面可以做出不少的工作。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的一部著名的著作，也讲的是史料研究法。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实际上却是讲编写历史书的方法，内容和名称是不相符的。

史学史是近几十年由史部目录学发展而来的。它的远祖是刘向、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尽管刘、班二家的书没有专门列出一个史部，但他们在目录学上的创举，对于后来史部目录的出现却有重大的意义。“五四”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历史系，相当普遍地开设了史部目录学这门课程，内容讲的是史书的分类和著名著作的介绍。后来，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程开起来了，也出了专书。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其中最有功力的一部书。在这书出版前后的一些同名的书，还很少能赶得上它。如以金先生这部书为例，史学史跟史学概论的区别是很显著的。史学史是提出一些主要的历史家、各时期主要历史著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史书。这是史学史既要由史部目录学蜕变出来，而又不能摆脱旧日躯壳的状态。史学概论是要论述史学在发展中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及其成就，这既要论述史学的理论，也要论述史学的方法，既要论述到如何掌握、运用历史文献，又要论述如何写作史书，这样的一部史学概论跟上述的史学史是很少共同之处的。

今天我们所要求的史学史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史学史应该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史学在各时代的特点、中国史学的时代变化跟社会条件的关系、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史学发展上的关系、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等。总之，中国史学史是要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推进当前史学工作提供借鉴。史学概论跟史学史有个重要的区别，是在于研究角度上的不同。史学概论不是从史学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观察的，而是从史学内部的一些方面及其提出来的有关问题进行观察的。史学概论的任务在于使读者从总的方面，对史学有一个概括了解，了解在史学内部曾经出现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已经解决的程度及应该继续工作的途径。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很少是关于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基本上是关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问题。象这类问题，今后还会不断地出现，这不是本书所能一一解决的，我们也就不再加以论述了。

本书采用的材料，基本上以国内为限。对于国内有关的少数民族材料，因为知道得很少，也暂不涉及。希望将来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材料和国外的材料都能逐步运用起来。

本书论述的几个方面  本书对史学重要问题及其成就的论述，注意到五个方面。第一，历史观方面。第二，历史文献方面。第三，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方面。第四，历史文学方面。第五，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

历史观是史学的灵魂，在史学工作中占有头等的重要地位。如以一部历史著作而论，尽管功力厚、资料富，但见识浅，在历史观点上无所建树，就不能成为上品。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观就是史学的一切，而资料和功力对于史学工作仍然是重要的。资料和功力，这里就包含有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对其他有关学科的修养问题。

在哲学史里讲历史观，一般是以一个一个的哲学家为主，分别讲他们的历史哲学。我们这里是打算就历史观的内容，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论述各种不同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科学的历史观，在我们论述历史观的时候，要占较多的篇幅。

历史文献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没有成为有体系的学科。为了这种研究的发展，应该把历史文献学这个学科尽快建立起来。我们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包括四个部分，即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学的部分和应用的部分。本书不可能对历史文献学作全面的论述，只能就历史的和应用的部分，论述一些要点。

史学工作者有一个必须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把研究成果写出来，这不只是要写出专门的论文，还要写出史书来，要传播历史知识，要使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这对于繁荣史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但想把史书写好，必须讲究怎样写才可以使效果更好。这里，有一个体裁问题，有一个编著的区别问题，还有一个体例问题。目前，有相当多的关于历史的书，把材料的编排称为著作，把大量的引文加上一些考据或评论当作史书，这都反映作者对写书的要求，是没有从体裁、体例等方面去认真考虑过的。而且，一般的史书都是用章节的形式写的，很少例外。这种形式，用以写理论方面的著作，可能是最方便、最合适的。但用以写历史，有时就不一定方便，不一定合适。我国史书体裁曾有多种形式，在体例上也有不少考究，对这些优良的传统应该分析研究，批判地继承下来，以提高史书的质量，丰润它们的容光。

写史书，还有一个文字上的问题。在科学性上，史书的文字要在确切上下功夫，要能确切地反映历史真实。在艺术性上，史书应该写得生动，写得使人读着有兴趣，读后有印象，使人爱读。当然，能写得确切，就算不错了，而确切未必就生动。但我们应当努力，既要确切，又要生动。对于史书的文字上的要求，我国有很久的优良传统，有很好的成就，也提出过一些问题，可以供我们考虑和借鉴。历史文学是史学中应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重视。目前，史学界不大重视文风的状况，应当有所改变。

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跟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跟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研究历史，也应该在农、牧、工艺等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因此，本书对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设为专章，进行论列。

以上五个方面，内容甚为恢廓。本书只能就其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概括的论述。随着学习的不断进步，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认识将会逐步扩大。

回顾与前瞻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运动也日益壮大，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新的革命形势逐渐展开。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的时代，这对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作为一个文章家、诗人、思想家，同时又是历史家，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他为当时死气沉沉的局面感到悲哀，他呼唤风雷，期待变革，憧憬一个新的局面的出现。他这首诗反映了他深刻的时代感，也表达了此后一百多年间中国进步的人们、进步的史学家的共同的感情。爱国主义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占有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学者陆陆续续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历史知识。这主要是关于历史的记述，是跟政治改革的活动相联系的，对史学思想，历史的表达形式涉及得很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学术界有了显著的思想解放，史学的近代化要求比较明显。不少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史学从经学、理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研究，逐渐地成为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课题。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史料的鉴别水平提高了，几千年来被尊崇的圣典受到了检查。在史料的解释和考订上，出现了把乾嘉考据学发展了的历史考据学。历史表达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长篇的专论和系统的著述增多了，历史札记和史书注解退处于次要的地位。

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有多种不同的倾向。其中如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先生，都代表了不同的流派，他们有不同的学术兴趣，有不同的学风。同时，在史学家中，也有进步的、中间的和反动的不同政治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后在中国逐渐传播起来的。1919至1949年三十年间，它逐渐领袖了中国史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态度，清算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青年一代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应当指出，用科学的成果显示历史的前途，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重大区别，是资产阶级学者所无法作到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还是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比解放以前是大大地发展了，影响更为广泛了。同时，从应有的、更高的要求来看，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长期以来遗留下来的，过去的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包袱。为了迎接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来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经历的道路，并从而考虑我们前进的方向和步骤。因本书的任务与史学史有别，对于过去的回顾，也只能粗略地勾划出发展形势的一个轮廓。

本书共分十章，除叙论一章外，第二至第七章论述史学的五个方面，第八至第十章论述近代史学、三十多年来的史学及史学工作目前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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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管晏列传》。
② 《史记·货殖列传》。

郑鸣谦

史学工作的继承和创新  历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踏着前代史家的脚印前进的，不能不从史观、史料、史法、史文等方面继承前人的成果。由于各人在总结前代史家得失时的自觉程度和努力程度不同，他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就各有不同。不过，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创新的史家，他们都是对前代史学遗产有较好的批判继承而又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有所领会的人。

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直至明、清。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等书。《史记》的体裁也得自前人的启发，《史记》有十二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八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滥觞；有三十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①，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②。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①的时代特点，给了他以感染。他的《史记》的结构，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司马迁撰《史记》的成功，既在于他善继前人，也在于他同时富有时代感。

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史书的典制体体裁，以后相沿，清代尚有续作。就这种专门史汇编的体裁而论，《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是《通典》的雏形，刘秩（知几之子）的《政典》成了《通典》的直接先导。《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在《通典·自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段话说明了杜佑安排全书内容的逻辑结构，也表达了他“将施有政”的构思层次。杜佑作为政治家、理财家而兼史学家，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了然于怀，力求从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寻出得失之由和应对之方。其实，杜佑当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封建制度各方面长期发展以来的结果。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通典》，既有对历史的分析借鉴，又有相当鲜明的时代感。

封建时代的一些史学家，虽然在继承史学遗产和领会时代精神两方面也有所得，有所创新，但是他们对于史学遗产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对于时代精神的领会必然也要受到阶级偏见的束缚。因此，前人在史学领域里不可能有革命性的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科学性和党性的高度结合，既科学地批判地总结了前人的历史遗产，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渴望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是史学领域里的革命性的创新，是任何前人都不能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我们的史学工作开辟了科学的大道。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成绩，树立了榜样。新的正在成长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把史学领域的继承和创新任务承担起来。我们编写这本《史学概论》，希望能对成长中的史学工作者起到一些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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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8页、第499页。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孟子·万章下》。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68页。
① “批判”，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惯常使用的Diekritik一词。这个词在英文作Critic，在俄文作Крuтика，在法文作Lacritique，皆来自古拉丁文Critica，Critica又来自古希腊文Кριτικοs（Kri-tikos），本来都是“分辨和鉴定”的意思。
② 《孟子·尽心下》。
③ 《孟子·万章上》。
④ 《史通·因习》。
① 《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97—298页。
① 《史通·列传》。
② 《文史通义·传记》。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郑鸣谦

第二节  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指出，除了学习理论和了解现实以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学习历史遗产，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对于我们史学工作者当然就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专业的特殊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不仅必须深入研究历史遗产，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史学遗产。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们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历史遗产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前人在工业、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各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总之，前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流传下来的成果，都在历史遗产之列。历史遗产，是人类已往全部历史过程所遗留的成果。由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前代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类文化的进展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因此历史遗产的积累，不论从质或量的方面考察，都是后来居上的。

史学遗产是历史遗产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即人类的史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成果。举凡过去的历史家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成果，都属于史学遗产之列。

因此，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论从纵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从横的各个方面来说，史学遗产都只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史学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孤立的、无足轻重的部分。史学遗产包括着前人史学发展的成果，前人的史学成果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先前历史发展的进程，总结了先前的历史遗产。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历史遗产的研究和史学遗产的研究，实在不可偏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对于历史遗产的研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密切地关系着历史遗产研究的整体。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有了人类的历史，就有了历史遗产的继承。从采集到农业，从狩猎到畜牧，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原始人所取得的这些进步，都是在历史遗产继承的过程中实现的。当然，这样的继承完全是自发的。随着文明的发生和文字的发明，人类逐渐有了史事的记录。我国殷代“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甲骨卜辞中就有史事的反映。周原来是一个小邦，竟然灭了大邑商，这在周人自己也多少有点惊奇。西周初年的统治者一再分析殷灭亡的原因，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说明要以夏、殷二代为鉴，相当认真地总结前代的历史遗产。周代以后，史学逐渐发展起来，总结历史遗产，以史为鉴，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宋代司马光主编一部编年体通史，原名《通志》，宋神宗特意赐名为《资治通鉴》。以后史书以鉴为名的不少。由此可见，随着史学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对历史遗产的总结和继承逐渐由自发的阶段发展到自觉的阶段。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编纂中的成果和问题逐渐积累起来，又成为客观存在的遗产。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开始了对史学遗产的探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探讨史学遗产的专著。他在评论前代各种史书得失之余，又综论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实为前所未有。这样，人类对史学遗产本身的研究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人类的史学发展到了科学的阶段。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遗产，研究史学遗产。我们还要特别重视研究史学遗产，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遗产，也包括近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遗产。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怎样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而更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

如何对待史学遗产  人们对于史学遗产，正如对待整个历史遗产一样，往往有两种极端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迷信古人，食古不化，寸步难移；另一种倾向是，任意割断历史，甚至对前代的史籍或史学成果采取摧残的措施。秦始皇灭六国以后，有一次在咸阳宫讨论是否分封诸侯的问题，两种意见就反映了两种极端的倾向。博士淳于越认为，商周以来分封子弟功臣的传统不能变，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易也。”他还具体分析废封建、置郡县的好处。这些本来都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走到了极端，向秦始皇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①。结果铸成了焚书的大错。当然，销毁历史典籍的事，在秦灭以前就有过。据孟子说，周代班爵禄的情况，“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②。秦灭以后，这类的事也不少。这种做法，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①。这里我们要弄清两层意思，一是有批判和无批判的不同，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前人的不同之处。

第一，对于史学遗产，必须批判地加以总结，而不能简单地抄袭。在史学史上，后代史家抄袭前代史书的例子并不少见。就连班固这样的史家，在《汉书》中抄袭《史记》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有的地方竟然抄出了笑话。《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中说：“高祖时为胜（即陈涉）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既然至王莽败已绝，怎么能说至今（东汉时）仍血食？颜师古说：“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班固这一不算太大的疏忽，也说明简单照抄是不行的。至于批判的总结，还有一个对“批判”一词理解的问题。近年一些人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以为“批判”即是全盘否定或打倒的意思。其实这是误解。按我们所说的“批判”，本来就是指分辨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意思，跟简单的或形而上学的否定和打倒是大相迳庭的①。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一些人对史学遗产采取了或多或少的批判的态度。孟子本是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他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②。他还说：“《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③。孟子对于他所最爱称引的《诗》、《书》，也不是毫无分析的。刘知几对于史学史上无分析的因袭的弊病，也有所批评。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④。

古人对于史学遗产能有一定的分析鉴别的态度，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可贵的进步。但是，古人的分析鉴别本身不可能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刘知几在《史通·因习》中批评了前代史家忽视条件变化而因袭前史旧例的缺点，确实能给人以启发。但是今天从他所批评的实例来看，有重要意义的并不多。例如，《史记》把初起时的刘邦称为沛公、汉王，《汉书》因袭了《史记》的成例。刘知几认为，《史记》是不以一代一家为主的通史，在刘邦称帝前那样称呼他是可以的；《汉书》是西汉一代之史，刘邦为汉高祖，就不该照《史记》那样被称为沛公、汉王了。刘知几却认为这涉及帝王正统，是史法中的大事，他写得那样认真，而我们今天看来就未免觉得可笑。这就说明，前人对于史学遗产的批判，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还不可能达到科学的阶段。

第二，对于史学遗产的真正科学的批判的总结，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①。一切历史发展过程，包括史学发展过程，都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都从属于这个普遍的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旧过程和新过程之间具有连续性（或者称为继承性），又有变异性（或者称为否定性）；所以二者关系本身就是否定地继承的关系，或者说扬弃地或批判地继承的关系。我们既反对割断历史，又反对无批判地继承历史，就是从这个客观的规律出发的。而且，我们总结历史或史学的遗产，必须分析鉴别出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我们跟前人不同，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好恶或某种传统成见（如封建正统观念等）去分辨精华和糟粕的。我们要把所分析鉴定的遗产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或特定的矛盾之中，看它是矛盾中的新的方面或逐渐获得必然性的方面，还是旧的方面或逐渐失去必然性的方面，我们要从具体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把握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要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和史学的遗产。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我们要自觉地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