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司街

标题: 《病闲书》 [打印本页]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1
标题: 《病闲书》




我已很少作文,除了钩陈索隐、复明玄义,作些学究的功夫外,那些诗酒雅致,我唯有望空渴羡地份了。然而,我的心也曾年轻,做过粉红色的梦。这梦尽管已忘却,但是余温还残留些许。或许是不堪,抑或不甘,在暖阳微醺的春日,检点旧章,温寻那些死去的记忆,心里竟有莫名地感动。想说些什么,一开口,似乎又无话可说。说,或不说,终究不二。那就随它吧。回忆终是美的,可也只有在病闲时才能感受真切。但病闲的文字,却于民生无用。因而收拾残章,只略作筛选,至于补葺,自也无暇顾及了。我本非风雅之人,也乏优游之资,在生的艰难中,只好连那份渴羡也割去吧。


郑鸣谦

20085




目 次
◎相戏(03
◎掌心化雪(04
◎或曰书者(05
◎清明(断章)(07)
◎母亲(断章)(10)
◎知堂的文字(13
◎夜读·灯及其他(14
◎与水有关(15
◎我是黑人(16
◎井(17
◎睡起无聊(18
◎西瓜爱情(19
◎夏云城侧记(22
◎小沈(23
◎久违的故人(25
◎病闲书(十章)(25)
《易然吟稿》小引(33
鸡鸣风雨集》序(34
◎读《策杖天台山》小札(35)
贱民新论》序(36
◎陈独秀的“小学”(37
读《汉武大帝》剧本(39)
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权岂能掌握在韩日手中?(40)
◎养拙堂诗话(41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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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2
相 戏

大抵岁末农闲,农村有请团做戏的娱俗。据说这是社祭的遗气,在鲁迅笔下,便是社戏了。
请团需钱,大都集资,但非所有村子都请得起,在南山也就只有下汤、前杨、山头郑、上杨这些大村,才间或轮做着,毕竟也少得可怜。因此,哪里做戏,便是上下山村所共同关心的盛事。赶场是必然的。
这些村子旧有庙台,上演时,还要临时往前搭建一个草台,然后施以白幛,分出前后,这样庙台就成了戏班换装之处,平常有人把守,不容村民进出。戏一般做三天,多则十天,但很少,如果一村能坚持七天,在远近村庄就很有面子。于是,这些大村的领导就暗暗较劲,村民也很支持,去年前杨做三天,今年下汤就做五天,山头郑就想着明年做六天。挨到过年,前杨的锣鼓又响了。这时,他们会发动村民,邀亲请友,帮威助势,因而招来山头郑的嫉恨。于是各遣后生,去对方的场子滋事。我们是小村人,惹谁都得掉皮,索性便抽身旁观,任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偶尔也在推索中,吃了棒沾,只好埋怨运气,当然不敢伸张。
做戏既为社祭的遗俗,也是男女相识之所。“暮春三月,奔者不禁。”古时春社,男女可自由交往,如遇见中意的,“饮宴毕,然后婚配”。这“婚配”亦即野合,是上古先民的礼俗。传说伏羲始创婚姻分姓制度,在他之前,皆为野合。孔子便是这“交于田野,桑间濮下”的结晶。此外,苗族的“跳月”,陕西的“单子会”,四川木里俄亚的“米华俄亚”(妇女节),还有台湾高山族的“牵手”,都与上古农事宗教节日,如大褅袷之礼,裸灌之礼,上巳修褉以及播种收获的祭祀有关。其实,到南宋,“绝对贞操要求”还只是理学家的梦呓,及至明清(晚明、晚清例外),这性才被道德包裹起来,俨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了。
那时很少同村联姻,在于一个村子多半同族,贸然结婚,会乱了辈分。但平时大家忙于农活,村子也不相联属,分散于各个山哈角落,只有趁着“市日”,或这种相戏的场子,才物色起人选。所以,我们也称“相戏”是“相人”。若对上了眼,挤过身去搭腔。姑娘都是有女伴的,三五成群,自不怕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也有矜持的,往往让女伴探话,自己则躲在身后,察看他的举止,但不管怎样,都不会当下和人红脸。散场了,姑娘们打着苎骨灯,彼此打趣,笑声如银铃般洒满归途,全然不在乎尾随的人影。有时,会耳语几句,灭了灯,往往在三岔路口,一拐,没了影踪。这时,小伙子急了,划亮火柴,四顾搜寻……如果是被姑娘看上的,这时,他身上怕要挨几个泥团了,但都松软,触身即散,至多脏了新衣,明儿换洗就是了,但总算摸到姑娘的出处,所以并不懊恼。
请媒婆,写情书,字如蟹爬,每晚猫似的伏在女子窗下。喵喵几声,窗开了,丢下线包,抛下丝巾,也有泼下洗脚水的……如女方的父母不同意,便会动员全家,连及邻人,有如防盗。姑丈家住下汤,相戏时被我姑姑勾了魂魄,而后他托嫁到我村里的同族阿婆前来试探口风,接着,他赶数十里的山路,几乎每天,都会站在村子对面。他向我招手,从衣袋里摸出糖果,对我恍了恍,我疑惑着趟过溪水。糖果吃了,信也交到姑姑手里。没多久,姑姑蒙着红头巾,在姑娘们的牵扶下,出了村口。我死死拽着她那粉红的锈凤棉袄,大声哭喊。那时我想,姑姑不要我了,悔恨着把兜里的红鸡子全数扔到桥下……
我也听说村里的楚材公,长得很壮,胳膊有碗口那么粗。某年,他把苎麻褂子搭在肩上,趁相戏时和情人幽会。那晚演过“彩头”、“突头”戏后,“大戏”开锣了。他摁摁鼻子,从鼎沸地人声中退去,转过屋角,步履轻松,身后不远有细碎地脚步声。熟悉的门,熟悉的路,熟悉的气味,合上门,室内荡起无边春色。“大戏”中,正插演鬼戏,少不了上吊的镜头。戏子看见吊死鬼坐在梁头,翘着二郎腿,冲她笑。她有些胆怯,但戏还得照演。白绫抛上栋梁,打好结,下颌往上一挂,双脚就直了,显然被勾去命了。这边,你浓我浓,啪的门被踹开,抓起麻褂,蹬上布鞋,从二楼的后窗翻身而出。刀光一闪,反手去夺,虎口裂了,血掉在地上,竟也不顾,只一味奔命。命,终于保住了,事也没被戳破,但那碗口粗的胳膊上多了数十道口子,刀口很深,见到白骨了。楚材公豪情不再,在太阳下,拿敲烂的草药捂在疮口上,但不见好转。烂开了,长了虫子,他就用竹签一只一只的挑出来,但依然溃烂不止,终于死掉了。不久,那女子也喝药死了。
有时我想,男女之情既发乎天性,讲究情投意合,何必在乎世俗的“偏见”,把情欲深埋?但当男女成了对方的私产,贴上标签,糊满道德,一些真情必然要归于毁灭。古时如此,现在又好到哪里呢?不合人性的道德,我们是否还要遵循?纳西族的风俗可以光天化日之下男女同泳,碧波温水,手掌推开,水撩到脸上,回眸一笑,踏歌偶奔,“入岩穴,插柳避人”,行人至此,也只绕道而过,不加干扰……此情此景,终究遥想?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2
掌心化雪

还在喝酒的时候,孙二说下雪了。偶有几片飘进屋里,触手冰凉,似针尖刺破我的心,忽地化作一滴相思,又被手心的余温化作虚无。有些惘然,伊之身影又从空蒙的雪光中摇曳而来,伸过手去,掬挹一份清冷。然而关于她的故事,曾经弥漫周遭的芬芳,却是悠淡朦胧。
初中。某处,某夜。伊正编导元旦汇演一个节目《小草》,那时我坐在教室靠窗的地方,若是夏天,定有大群大群地虫蛾挤撞玻璃,次日开窗,白色地窗沿准堆满绿色的尸体,而这大概便是追逐光明的代价吧。有时我真想开窗,可又怕它们胡乱地叮咬,况且同学也不赞成,幽叹一声只好作罢。随着季节的流转,除去春秋柔恰,大概数下雪的冬天最为诗意,在于雪之空灵,幽幽扬扬地漾着冷沁地天空,漾得你心襟摇荡。那晚,我就看着窗外地雪花,不是偷觑几眼轻舞飞扬地她,水袖漫舞,兰指生花。偶尔地目光相遇,伊朱唇浅笑,我的脸就火辣辣地似喝了烧酒,神志顿时迷糊起来。以至在过道无人处,我递她一张白纸,算作我生平的第一封情书,也是唯一一封,而先前酝酿半月的“情话”,终于因为激动而没能说给她听。
之后,我进了天中,而伊在别处。开始还有信笺往来,除了絮叨学习,大概便是无聊地祝福。有次她在信尾介绍同桌袁瑗作我笔友,我列了大堆的理由,总之是拒绝了。沉寂了数月后,她终于回信,只是语调少了先前的幽雅,转而说我心若辰星,已不能习惯最淳朴的友谊了。我辩说没有,只是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信发出了,心也渐悬,生怕说错什么而伤害过去的美感。后悔了,无聊地看着窗外的栀子花,尤其是晨曦微露的时候,米黄的花瓣上还点缀着几粒晶莹的水珠,偶有风过,花香幽沁,和着微弱的阳光在眼前摇曳。每每此时,总有几位少女,灵捷地探过手去轻折一段幽香。有时不免生些厌恶,归罪她们的自私,但是想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心理又是一番欣慰。如果初中时多分果毅,说出那三字,现在也不会如此僵局。
大一。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放纵。当朋友四处为我张罗女友时,我只笑笑说有了,青梅竹马的小学同学。是执著还是虚妄,至少我已不能恋爱了。我开始怀疑爱上爱情,但是夜幕渐临,脑中晃出的始终是她的身影。有些惊讶,心痛随之而来。于是我害怕黑夜,而校舍总要按时熄灯,托个借口,终于搬出来住。从此,我没日没夜的看书写作,累了就睡,醒了继续,总之少了入睡前的神游,渐渐地她也被岁月封存了。
大二。生活已形若枯木。那年冬天,我在某校兼课,教大一语文。课上至一半,雪便下得纷纷扬扬。有女生提议玩雪,一口涩涩地普通话说明了一切,她是南方人。在南方雪已罕见,偶有幸运的,不是在海拔奇高的山上,就是稀稀拉拉地落地就化,根本积不起雪来,甭提打雪仗了。学生涌出教室,我则整理教案,间或往窗外丢几眼。那女生汔足而立,当雪花飘落,她捧起双手而鼻子则嗅向清空……
想她了,试着拨她手机。通了,她居然没换号。还是那熟悉的声音,莫名多了些许沧桑。我说老了,习惯了酗酒,她开始沉默。接着我醉酒般地絮叨起近年的故事,那边不时有轻声地啜泣。最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给她消息,为什么不早说那三个字。忽然电话断了,是被电信公司粗暴地掐断……
也许真有宿命姻缘。次年三月十八日,她终于允了我的追求。那一刻,我自诩是最幸福的,虽然两地相望,但心有安处,灵魂不再飘荡,生活也有了盼头。那时我们总在电话中、短信里、QQ上设计未来的日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寒假暑假。大抵未来还太遥远,有些渺茫,而假期则近在眼前,况且我们已近四年未曾谋面了。
……
伊说要开酒吧,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应该是比较昏暗的。我以为玩笑,随口说是橘黄,那种能撩人沉迷的颜色。伊未置可否,只是理理额前的黑发。在某个夏日的晚上,灯光如雾,仿佛停稳之蜜蜂,嗡嗡叫着。伊忽而拨我去她酒吧坐坐,我随手放下书本。她告诉我是X路的“漂族驿站”,而且是见面后的转天就着手的,我这才惊讶的哦出声来。 
一盏橘灯,将忧郁的灯光点在我们中间。我要了啤酒,据说可以洗去寂寞的泡沫。伊还是闲闲的靠着藤椅,双手合搁着膝盖,说不出是一身的幽雅。而我俨然是森林中的野人,除去满眼的黯淡,连衣服也是皱巴巴的。
伊说:“明天能陪我逛街吗?”
“时间对我只是空气,你随时呼吸吧。”我懒懒的伸伸胳膊,想放开自己的拘束,但不论怎样我总是手足无措,我知道我们间已有了隔阂。
伊说我沉默了,记得中学时我们前后桌,我不时找理由向她借橡皮小刀,而事实不过是为了多看她几眼。这层意思一经时间淘洗,竟是筛去的沙子。有时我想,金子并不是想要的,我只是习惯了淘金的过程。也或者仅仅是惦念当初得那一份情性,为了爱,我们什么都尝试,但是最后,我们省下的除了可怜的自欺,还有什么呢?姜育恒苦苦哀吟地再回首,也不过是再挥手罢了。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3
或曰书者

近来很想看前人的诗话,大抵是民国的,传言中华书局出了套《民国诗话丛编》,因为不易得到,重之囊中羞涩,便幻想起“不特两鸱酒,肯借一车书(和赠羊长史)”的东坡来。  
据说,东坡在黄州时,有“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答秦太虚书)。”这情状颇似现在之“贝塔斯曼”的上门售书,不过没了 “两鸱酒” 的劳资。也有说是“一鸱”的,如黄鲁直的“时送一鸱开锁鱼”,艾性父的“校雠未必及三豕,还借最愧无一鸱”,说的都是还借之礼。鸱是酒器,《春渚纪闻》卷五上说:一鸱,“大者一石,小者一斗,古借书盛酒瓶也。”然而世多黄、艾,纵得了一二人情,恐怕也凑不齐“二礼(情礼、物礼)”。   
  我想不借人书的理由,在借主,大抵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怕借出的书,或遭吞噬,或被污损,或经妄改,这就是《十驾斋养新录•借书》的“三不借”,既曰三者,自然也有借的余隙,也就是“择其人而借之”。
  夏老云城说韦彦铎颇以清高自诩,鲜有借人书者。因为要做曹天风的研究,还是在京城的时候,我就托易然去打了头阵。没几天,东西就转到我手里了,是一个档案袋,一本沈定庵题签的《水平集》,若许剪报,再者就是诸如“与曹天风接触记事”、“曹天风诗中人物”等等的专题卡片。韦老有做卡片的习惯,生活中的琐屑一一笔之于书,他自称做学问如打牌,首先要摸一手好的,接着便是出牌的功夫了。梁任公说:“大抵一个学者平日用功,总备有无数小册子和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适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册)。资料渐渐积得丰富,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之,便成一篇名著。”从韦老接连的几本著述《中华天台宗通史》、《乡情散记》看来,“摸”之功夫、“析”之眼光和“出”得技术,或可“横霸”天台了。一个人把自家做学问的卡片,都出以示人,你说还有什么借不来的书呢?一日,某生给韦老发了个传真,说要齐巨山的资料,且最好是未曾公众的,先前编选《天台山历代诗选》时,其人身居高位,想抹去韦老的署名,未果,又许以千金,却之。鲁迅说柔石迂的可爱,颇能想见方孝孺的影子,用以移赠先生,大抵还是恰当的。
这就是台州式的硬气。
英国学者巴克尔(1820---1862)在其著作《英国的文明史》中认为,种族差异,不是因为先天的特制不同,而是由于气候、食物、土质等差异的结果。法国人博丁认为:生活在寒带的民族,躯体魁梧有精力,性格执着;生活在热带的民族,体格矮小,热情而多智,江浙地处寒热之间,自然中和了两种秉性,所以历来多文人墨客,而台州别辟境界,明代的王士性说:“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渐北则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尤朴茂近古。”因其民风朴茂近古,婴儿之心未泯,又不尚奢华,耿介儒侠,自宋以降,至今犹然,于此,“台州式的硬气”、韦老的品性,大抵或可释疑了。
书生爱书,或当清风时来,明月满窗,佐一杯清茗,于“小窗红烛剪秋云”之际,随手抽架上一书,坐卧轻吟,自是人生一大快事。或许还有意外的收获,“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佚,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行,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徐文长传》)”于是徐文长,便在袁中郎的一惊一跃中,名浮海内了。这样的事情,大抵不很多见。在于必有万卷之藏书,足够之余钱,方能坐拥书城,类“李永和杜门却扫,绝迹下帷,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兴来长啸,“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说典》)?”
然而,这对“君子固穷”的书生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三十年代末,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吃馆子。付帐时,达夫闲闲地从鞋底抽出一叠钞票,朋友很诧异,他笑了笑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语虽潇洒,却字字如针,刺得人心发痛。有时逛游书肆,遇着一两中意的善本,几番口舌,终于压下天价,不意掏空了腰囊还不够余数时,姑不言卖主的漫骂,即是自家想象苏曼殊买书断炊,侯宝林卖衣买书的故事,别有一番苦楚。于是就恨恨的罚誓,将来若有了白花花的银子,一定悉数换作一页页地黄卷,坐拥书城。然而将来的将来,又是哪日呢?也有庆幸借得书来的,于是乎口诵手抄,昼夜不止,如宋朝的刘恕,“旬日尽其书而去,两目为之盲。”仔细想想,着实不很划算,为了看几本破书,居然落得眼盲,不意竟成了“书盲”以至“文盲”,却是我所不齿的。
大凡嗜书之人,常“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南史•刘俊传》)”,若逢着吝啬的藏家,真比借荆州还难。相传陆游曾投书求借于严某,惨遭拒绝,遑论我辈区区一介酸儒?又《五杂俎》上说,虞参政家有藏书万卷,贮之一楼,楼居水中,唯一独木桥可渡,夜则拆桥,且于楼门书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吝啬如此,不免生发出些许的厌恶。往昔我在天台时,因为要借阅一本近人的手稿,曾经数访某先生,欢喜而去,失意而归,真是“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
买书乏金,抄书累心,借书未遂,就只好偷了,孔乙己说窃书怎能算是偷呢?只好被打折了双腿,在凄风冷雪中,走了。
还是曹天风先生说得好“书实误人只合焚”,家无藏书,一来免却了焚了功夫,二则避过了“误”的毒镖,甚且不须拿着鼻子象狗一样的“闻香识书”,从此便发愤不借他人之书了,如果能逢着东坡的“书车”,或“亲自取与,不以为烦”的崔慰祖(晋书有传),许会翻拣一二,要么就自己动手写吧。回头看看,民国的诗话,自也无须搜寻了。真他妈爽快。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4
清 明

久居都市,日复一日检点手头的文案,竟然忘却了乡里的节气。“妈,什么事?”我接了电话,移步出门。身边不时有文员跑过,偶尔触撞,文件散了一地。弯腰,连声地“SORRY”,我不禁皱眉。
“你爸前天采了菁,说做菁饼给你吃。”
乡俗在清明前数日,妇幼握镰提篮,去野外采菁。菁分棉丝菁(鼠曲草)、糯米菁,只采嫩叶。将菁洗净煮熟,和糯米粉捣成菁粉。馅心用豆沙加芝麻白糖拌合,印成饼,称“菁饼”。若以肉、笋、豆腐干、川豆、红萝卜、大头菜等荤素菜切丁作馅,做成蛤状,则称“菁蛤”。菁饼、菁蛤放在煮过的新箬叶上,用蒸笼蒸熟,色香味俱全,很是可口。大抵菁有助消化,故冷食无妨,常用作上坟作品。
我默想着,母亲继续说道:“东弯的祖坟今年轮到我们上了。”
“恩。爸的酒量还好么?”
“他啊,没酒干不了活。每顿一杯,大不如前了,最近老咳嗽。”
“得想个办法,把烟戒掉,或者换好点的牌子,利群吧。”
“你舍得,他也不肯。上次你带来的三条中华,他都拿去换红双喜了。”
“哎。妈,哪您多辛苦点,看着爸,他只听您的。”
“对了,芹云婆死了。”
“什么时候?”
“就前天。你爸回家采菁时才发现的。她可真是苦命的主,儿女不在身边,死了也没人知道。她过去对你不薄,有空就回来送送。”
母亲还在生我的气。这两年忙于应酬,觥筹交错,过年也被挤兑了,何况清明。我问了丧期,适逢周末,便应允了,母亲这才挂了电话。
芹云婆是思哲公的女客,年轻时大抵颇为美艳。但自我懂事,她已头童齿豁。夏月里,她常穿一件白色的棉背心,躺在叉椅上,双眼微合,轻摇蒲扇。背心因洗浣多时,能隐约透见她松塌的乳房,小腹也是鼓鼓地。有步声吻过,她眼皮一动,现出几分光彩。
芹云婆育有三女一子,孙辈颇众。长女凤吟,适石匠张子仁,凤吟早死,留有二女;次女清凤,嫁给木匠郑发,无子,领养一女。有门手艺,不愁饭吃,养子虽可防老,但媳妇不比女儿贴心,芹云婆这么想着,便将长女、次女都嫁在村里。小珺最幼,嫁还娘家,亲上加亲,有一子。老三维鄞,学作电工,一子一女,与我仿佛。据说,芹云婆怀维鄞时,思哲公梦见胭脂,次日稽考,说是生女,便收拾墨斗去鄞县讨生活去了。从此,断了音信。或说,他搭上了寡妇,还生了一子,却只有孙女,也不知究竟。不过,这“维鄞”的名字,大抵还是有所冀望的。
在我儿时,芹云婆已与子女分灶。维鄞叔每月打给她70斤米面,柴禾则由两女婿分月提供,女儿们会不时塞给她一些小钱,她自各也养了三只母鸡,生蛋兑现,所以日子并不清苦。偶在路上撞见,她常把我拉到屋角,双手微颤,从袖口里摸出几粒糖来……伊信佛,常一手拐杖,一手香袋,摇晃着身子,四处给人拜忏。但有结缘的果子,她不忘送我一份。我接过糖果,她总吩咐一句:“小儿乖,这点给你,不要和别人说。”

“记得家山多乱峰,经人细问转辞穷。但云家住乱峰下,不辨乱峰高几重?”我之故里,也藏于天台的乱山之中。出城南,从滩岭进山。车子贴着溪岸,如蛇游水面。水声潺潺,或近或远。抬眼,山色青濛,竟似雨雾。菜花开了,叠床架屋,黄的,翠的,似嬉于窗外地两条云带。村落依稀,瞻之在前,忽焉退到脚下。间或几声爆竹,碎纸片夹杂着洒落,回首只剩一缕青烟,也渐渐淡去,但“嘭、嘭”地闷响,还在山间跌荡。
大约走了四十分钟,车子在山头郑停下,翻过白岭,泥路陷足,如走高跷,所幸家门在望。水碓头依山傍水,水似反弓,村子仿佛一片柳叶斜泊于山下。村民散居柳叶两边,村中大路似叶间主脉,屋与屋间,窄径枝蔓,一如侧脉。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已是晌午时分,村中袅起几缕炊烟。我心头惴惴,快步入村,但杂草侵径,鸟粪班驳,不禁黯然。“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千年前地哀伤,竟似运命轮回。
“这是哪?我家吗?是。不是?我家呢?”我兀自摇头,心神若失。
“这不是鸣谦么。啥时回来的?昼饭吃没?”康叔端口碗,赤脚蹲着,嘴里磨着东西,说话间已立起身,向我走来。
“人呢?”我脱口而出,“康叔,村里怎那么冷清,人影也没,都干吗去了?”
“走了——,唉……”康叔一声叹息,说,“都走了,到城里打工去了,便剩我些老人臭了。现在芹云婶死了,道地里还剩双岩人。”
康叔口中的道地,是典型的回廊式四合院。院前石路交叉,远看如立起的三脚叉,颇不平整。路边、墙角安了不少石块,长条的,椭圆的,菱形的,是村民休憩的坐椅,这一带我们称“大门口”。过去农闲或是饭间,村民都好端着碗,来这找空位坐下,搅动筷子,说些新闻。孩子们挺着肚子,施施而来,学鸭步,扮狗叫,捏鼻咩咩几声,伸长脖子对天狼嚎,比得是动物凶猛。或靠墙倒立,被人胳肢一下,硬生生摔下身子,爬起来,忽被人褪了裤子,也不拉上,便跳骂起来,“哪个中生,走路倒死,生儿没卵,生女没脬,你妈被我弄死”,引来一堂欢彩。这时,他会哼声鼻子,一脸得意。也有撵长辈说故事,教歌谣的,但翻来覆去,也就“五通”啊,“水鬼”啊,“天狗吃月亮”啊,“抹抹头”之类,更无新鲜。所以,我宁愿在家呆着,也不大出去。父亲也说这种“认饭碗”的习惯不好,我就更不敢违拗了。
院子正中,我们称堂前,放有风车,公用的。风车后的墙壁上,设有神龛,据说是这院子的庇护神。两侧有门,出门便是水井。堂前两侧各住三户人家,对面隔为两层,楼上堆柴禾,下面是院中各户的猪圈。至于天井,虽然由细石铺成,但已积满烂泥,落落地插了几口酿猪料的露天草缸,酸气袭来,一阵恶心。不过在我,却很亲切。
芹云婆住东厢首,爷爷其次,思辅公居末。康叔口中的“双岩人”,便是思辅公的遗孀,“双岩”是她娘家,真名叫什么,谁也不清楚,论辈分,我称她双岩婆。西厢人丁衰飒,只住着康叔,和我爷爷是对门。听说他常年喝粥,我没进过他家,许是怕黑——在我印象中,他家从未点灯,所以也不知究竟。大凡远近死了人,总请他去吹錧镗,扛棺材。这摸死人的活,在乡下极为低贱,但丧主会报以些许辛苦钱,还有两包烟。康婶大抵觉得脸上无光,便抱了小儿跑了。不久,康叔也转行作挑夫了,几十里的山路,才十五块一百(斤)。康叔话本不多,现在更为沉默。大抵忙完农活,赤脚,叼支烟,在大门口站会,然后提鞋去溪边洗完脚,就回屋睡了。倘问及他的媳妇,他只嘿嘿地一笑;若及嗜赌成性、在外躲债的大儿,他定会说:“儿女大了,我也管不着。扒扒挖挖,总饿不煞。”
“康叔,你体格好不?”我关问一句。
“还算骚健。牙齿落光了,咬不定硬东西。粥还能喝,这不垫饥,要一日吃好几顿。”康叔一扫沉默,絮叨起来,让我有些惊讶。
“你是大博士,见多识广,能否问你一问题。”我微微颔首。他拧眉眯眼,把筷子夹在碗口上,腾出一手从衣兜摸出一支烟来,叼在嘴角,复掏出一盒火柴,划了两次,总算把烟点着。他猛吸两口,烟头猩红,悠悠地吐了口气,这才小声地问:
“我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世上真有报应吗?如果人走错一步,他回头了,菩萨会放过她么?”
“杰哥出事了?”
“我没这个儿子。他死了,我才眼亮。这撞死鬼,就知赌,赌,赌,早晚要被人剁了。”康叔切齿道,几欲吃人。我如坠云雾,愕然无言。菩萨虽为假设,但佛教的因缘,并非虚幻,却非种善得善,它不过是基于能量守衡,物质不灭的事实上,模拟出的一种广生性生命循环论,譬如一堆黏土,你信手而拈,可作人,作畜,作竹,作树,人、畜、竹、树即相,相之变化即轮回,当然无有定式,但黏土不增不减。只要这土不灭,拈下去,即轮回万千。倘若我这般解释,他定要失望。大抵人的内心,都有软弱,幼年时可寻靠父母。成年了,寻靠什么?或许只有神灵了。于是,我坚定说:“有的,但需要时间。”康叔抬头看天,舒口长气,头点了下来。“这个我知道的”,他说,然后掉首走了。“康叔”,我连唤数声,他竟不应。

我百无聊赖,朝大门口逛去。路边零星的摆着几个花圈,挽联空无一字,也不知谁送的。
“你看,这小珺生得和子仁一个样。”墙角隐隐有语,我竖耳细听。
“这俗话讲啊,龙生龙,凤生凤,种啊。”
“种不种的,你别乱讲啊,子仁可是她姐夫。”
“嘘,小菜!人来了。子仁叔啊,人客都没来,碗盏还要摆么?”
芬香掸掸围裙,扭动肥硕的屁股,朝子仁靠去。子仁神情凝滞,面如土色,他犹豫着迈进灵堂,望了望小珺,双腿一软竟跪了下去。芬香脸色红涨,忽而白,白渐青,眼里突出一道冷气,我不禁寒颤。她挤拧围裙,朝子仁的后背,堆起一个矜持的微笑。
“婶子好。”我大步向前。
“啊!谁?”芬香慌了神,见是我,忙笑骂道,“哟,我还以为谁呢。难怪早上日头还没出,喜鹊喳喳叫,竟是你这小混蛋扰了我好梦。方才又吓我半死,你我前世夙仇啊。”芬香面容皎好,体态温婉,眼神似湖水宁静,薄唇若一尾细幼的粉色锦鲤,凝润、透明,一颦一笑都摄人心魄。虽年届四十,还染一头褐发,发梢微卷,浑似破瓜少女。
“婶子,你讲笑话哩。”她轻撮衣领,左腕上套着一个翡翠手镯,通透碧绿,有如流水,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蛇形。
“好看不?”她晃了晃,欲褪镯子,“喜欢?就送你吧。”
“这物事精致,只有婶子带着才称。”
“唉……我家那短气鬼,就只埋怼我。自各倒好,日夜守着麻雀,能打出鸟来?我拖儿带女,担这担那。他倒好,香烟呼彘奶似的,一日两三包,我买只镯子,就闹气半年,有本事就去城里开店当老板啊,缩在屋里装孙子,就知欺负我。”芬香数落老二的不是,说的伤心,竟掩面呜咽起来。
老二教书,身子单薄,性格孱弱。芬香产第二胎后,被捉去上环,她死活不依,潜回娘家。为此,老二差点被开除工职,他找公社商量,尽管他见针就晕,还是闭眼挺尸,赴了刑场。结札后,撞见冷风,得了痨病,总医治不好。书教不得了,内退在家,老二闲坐无聊,这才摸起麻雀。我不知劝慰,转口问这镯子的价钱。芬香断了泪线,侧过身去,擦了眼泪,冲我挤出个笑脸,嘴角上扬,路出一口编贝,“地摊货,我们穷人就爱掏这。赫赫,昼前莲姐还装穷哩,瞅你这袖扣,镂空的logo,少说也得千元,我在电视上见过。”
“你见过我妈?她去哪了?”
“昼前在这摆桌凳,这不来了帮滩岭人,说啥去东弯上坟,便喊我过来。碗盏摆好了,屁影没见,这人死的真不划算。”
我当下大惊,忙追问道:“叔姑呢?也没来?”
“说不定躲上海逍遥呢。这人哪,不能富,一富就变心,爹也不要,娘也不管,就钞票最亲。狗还不嫌母丑,有钱人真没个好东西,薄情寡义。”芬香说着愤恨起来,鼻孔微微张着。
“维鄞叔不是这种人,许是被事耽搁,婶子多虑了。”我极力说服自己。
“天大地大,事情再大,那有比死了母亲还要紧的?我说人老生臭,生儿白着,能吃时多吃点,哪天翘了也不作饿死鬼。”

    ……(下略)
                                            
                                                                   2006年9月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6
母 亲

我已习惯了聆听,即便在爱人之前,我静默如端坐地古佛,直将伊害哭,我才微动嘴唇,叨唠起迅翁的牙慧:“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伊摇头不解,只默默流下两行清泪。
母亲说,要真觉闷,就出去走走吧。我虽老了,左右邻居还能说些闲话。换若城里,我是一刻也坐不住的,以前眼睛好使,还可以看几页,现在不行了,电视吗不是上床就是杀人,妈不习惯,所以就回来了。
伊搀扶母亲出了门,拣干净的石凳坐稳,又替母亲轻轻地捶起背来。母亲乐得眼睛眯成了线。我依然沉默,暗想自己谋生之拙,竟累及母亲不能安详晚年。
夏日的清晨,在N村的某个小院里,阳光尽情地抛洒着跃眼的金子,有风吹过,层层的榆叶轻曳成摆尾的锦鳞。偶儿有几片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也不知什么时候,院里多出几只唧喳的小鸡,母亲侧身与伊耳语几句,伊转身进门端出一小碗小米呈与母亲。母亲微抖着枯木,不须着力,米粒便抛撒下去了,伊再凑合几声“嘬嘬”,便圈来院内放足的小鸡。我默默享受着婆媳间地这么静穆,心理说不尽是莫名惆怅。
正想着,兜里的手机突突振动不宁,我第一次拒接了老板的电话。虽然,在某中意义上,我的出奇举措无疑是自断生路,但是,这些比起母亲的宁静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大抵看出我的心事,因为以前,我的电话总是一刻不宁,而这几天竟至于忽然哑巴,便抖动着稀松的嘴唇,柔声说:“有可欣陪我就行了,别误了正事。”
我讷讷地推脱没事,这时阿二进门,道声婶婶好,便拉我出门。阿二的神秘,使我颇增了几分不安。路上任我不舍追问,阿二就是憨笑不语。
阿二是我儿时玩伴,喝过点墨水之后,一改昔日之直爽反而缄默起来装深沉了。在我去X中之后,直至大学毕业,我们还间疏的联系着,电话中除了儿时一起爬树摸鱼,再也找不到新鲜的故事,而我们也似乎习惯了怀旧,也许仅仅是为了心理那一丝淡淡地哀愁吧。
N村如柳叶般依泊于蝴蝶岩下,村前是一湾碧玉的小溪,溪水宁静,倒影着两岸稀疏的芦苇,蜡蓼,不时有翠鸟掠水飞过,梭地一声,便叼起一尾小鱼,落在不远处的芦苇竿上——而我家,就枕着小溪,只有在春水破冰或溪水暴涨的日子,或净是深夜,才能侧耳溪水的声音。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印象,尽管母亲曾不厌其烦多次地描述,我还是没能将吉光片羽拼凑成一幅明晰的图画。说到父亲,母亲浑然忘却了生活的艰辛,满脸的风霜顿化作蔼蔼春风。有时,我真怀疑故事的编排,然而他又坚强地存在着。
父亲是位古文学者,还写得一手俊洒的书法,至于诗,母亲尤为推崇。记得五岁哪年,母亲捧出两本八行书简,逐字逐句地教我念诵。还指着《病中临屏偶集》 说是父亲临终的笔墨,那时他已然厌倦了书斋的无用,说空有一身气力,到头来竟成了别人的书橱,于是默会了鲁迅的悲哀:古书或竟是不读,纵然皓首穷经,也于世无补。我似听着遥远的神话,满怀景仰地学舌说:
驴肩每带药囊行,虚向江湖过此生。
清坐了无书可读,卧看飘雪入窗棂。
而母亲一旁听着,不禁偷偷落泪,一手将我紧紧搂入怀中,一手轻抚着我之后脑。大概是父子心通,那时,我居然学会了安静,至少在母亲面是这样的。父亲死后,母亲变买了京城的家产,告别双亲,不辞千里来到父亲的故居,从此盼望着我长大。母亲说,那时我才满月,平时少不了屎尿满裆,而这回车上,竟熟睡如红突的苹果,让妈一路亲了又亲,以至忘了疲劳。
转个弯过了板桥,再左折右扭一番,阿二在前头停下。不待我发问,地上刹时蹦出七八个活猴,嘟嚷着喝酒骂座去。众人见我傻楞着又一阵起哄,我方才辩识几分儿时的身影,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地挂不住了。还是阿二机灵,说几声“鸣谦兄做客家乡,年久生疏也不能归罪,谁叫大伙一股劲儿芝麻拔节,一天一个样,自家还不快快报上名号。”于是张三鬼脸,李四龇牙,顿时宁静的村口飘溢出几分年关的气息。这气息如梦魇缠绕着,我也终于陪出几丝微笑,涩涩地,那久已干绷的脸竟似烧刀子下肚,不觉红晕微漾。
酒旗斜挑,杨柳轻拂。我们就窗口明亮处坐好,各自抢着话茬,将有事说成没事,没事说成有事,总之只要能往自己贴金的,都一竿子揽到自己身上,而我却只能抿酒赔笑。也许真是陌生了,然而那些夹带着酒气的故事,却又这么熟悉而苦涩地徘徊梦中。
张三说:“还吹着起劲,那会我和阿二偷窥张眯解手,还不是你导弹(捣蛋)队长柳斌打小报告,害得被他爸一阵凶狗般追咬。”
“去,还啥鸡巴嘟囔,若有良心还不买块豆腐撞死,省得还害出那多冤魂。”柳斌说着捋胳臂顿腿,脖子一长,直似一只干架的公鸡。我强按他坐稳屁股,一边又给诸位添了回酒,说今儿只叙旧,不许借酒闹事。众人见我开口,吆喝着“喝酒、喝酒”,便各自暗想心事了。
却说柳斌的“死人”,实是一场宗族的械斗,因籍了张三偷窥的艳事,在说者不免生发出几分粉色的滑稽。却说在N村不远处扎着两个村落,一条小溪将这倒垂正三角天然地割成两半,只是流径N村时,忽然拐了个弯,硬生生写出一个左括弧来,而这括弧的上头,居左的叫徐家,处右的唤作陈庄。两姓人家素来和睦,只是近年天干地劣,溪水也流成泪线,才不时为争田水(即引溪水灌溉)而拳来棒去的。N村因了人口单薄,两家都得罪不起,索性听随天命,只引灌渗漏的溪水,而秧苗竟似乖巧的孩子,硬是拔个抽穗,日子倒也过得清闲。
所谓饱暖思淫欲,N村的娘们一个个脱落成滴水的葡萄。夏夜纳凉,涮好碗筷就蜂一窝凑到大门口轻摇蒲扇,搬弄起头发长的见识,开口你家老倌(老公)俊俏,闭口他家汉子结实,这情形颇有换帖子的意味。而母亲,大步不出一门,硬是守着孩子青灯黄卷,子曰诗云、马恩毛列教诲不休,这中间的煎熬不可言传,只可默会。后来我和女生有了交往,母亲说:“女人身子守住不难,难是心性哪。”我诚恳的点头,直到可欣的出现,母亲才舒展额头,笑抿着嘴。
一日傍晚,母亲去操场唤我吃饭。阿二尖过头去和柳斌挤眉弄眼,觑着张眯傻笑。我无聊地鞭着陀螺(不倒翁)朝家赶出,这家伙一路跳突着,写出一绳的鸟迹虫文。
见母亲远远张望,我迅速踩死陀螺收进口袋,然后甩腿扎进母亲怀里。伊掸去我身上的灰尘,笑骂道:“看你野成撒泼的驴,那大人了,还在黄泥地上打滚,也不害臊。”我嘿嘿拽着衣角,扭捏着随母亲回去了。
母亲坐在门口,挤趁着落日的余光不肯开灯,我端口海碗陪在一旁看伊纳鞋。说起今儿阿二的异样,母亲停了针线,惋惜道:“阿二脑子精灵,就是不往好处使唤,要他爸在,也不至于这般遭罪,唉……”
我听出母亲的伤心,吸完面条,又将碗底甜净,半撒娇似的撵母亲教我念诗。
“都十岁的大人了,还这么黏糊。”母亲依旧钠她的鞋底。我悻悻地看针线穿梭来去,有时候伊不小心扎着手上,我便风快地替母亲允指头,而伊却不领情,一味催促我去做功课,看闲书。因此人没三尺高,书到读了数丈厚,于是一跳再跳,十岁时插到五年级,和长我三岁的阿二、柳斌坐到一起。心理也颇有些得意,只是玩的把戏,终究不敌他们一分。就说这陀螺吧,我还以为海外希奇时,阿二便抽得呜呜直叫,还拿小撞死人家大的,仗这本事吸引了班上所有男生的眼光,村子里的更不用说了。而我这位因连跳数级而闻名乡里的才子,竟也不及他了。
或是孩时不屈的心性,费去数日我终于赶出一个长脚陀螺,但不管我怎样的挥舞绳鞭,它竟是烂田里的泥巴扶不上墙,或是独脚的山鬼,转不得圈圈,斜画几圈竟扭捏着躺下了。母亲说是重心不稳,不如截肢数寸,我不依,伊便亲手削出一个笨拙的矮脚动物,木质也由泡桐换作松木。我嫌丑,母亲说:“试了才知道,再者输了也不过是盘陀螺。“我这才寻阿二对撞,只轻轻一蹴,那白面小生似醉酒的瘦汉,摇晃着步履忽然塌下身去,又伸伸腿竟也睡熟了。阿二不服,憋红了脸蛋,叫嚷着重来,结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料被一旁的柳斌飞起一腿,一声咕咚白面小生如翻跟头般扎进池塘,引来众人的一阵轰笑。
阿二钉在原地,双手叉腰,鼻孔吁吁地出气。我看着发憷,这时柳斌转过身去和阿二嘀咕几句,忽而拇食指对着张眯拈出个圆圈,阿二则用中指往里拱拱,我看着纳闷,而张眯兀自甩着辫子,双脚交踏皮筋,偶尔还朝他俩笑笑……我居然无有丝毫的得意,反而倍觉无聊,便应了母亲的呼唤,怏怏地闪了。
黑夜如潮水般翻卷而来,母亲也终于放下手中的针锥,点起昏黄的油灯。伊见我没有睡意,遂自床头捧出父亲的诗稿,用袖口轻拭数下,信手翻来却是《登珠穆朗玛小影》,脸色顿时黯然。诗云:
瀚海尘沙一骑横,赤霄霜月坠无声。 
如何却向珠峰立,欲觑天心问太平。 
我正疑惑于霜月下的赤色天宇,母亲说:“赤霄是汉高祖刘邦的佩剑。”
“是不兔死狗烹的流氓?”
母亲没有答腔,兀自说开:“上学时,你爸是登山队员,暑假约了三两好友意气风发的朝西藏飞去。那时我们未曾谋面,某日报上忽然哀悼起登珠峰的英雄,我才晓得只一人生还,其余则跌落谷地,做了雪域的英魂。我去医院看他,你爸忽而愤恨起自己的苟活,大概是受了生为兄弟死当同穴的折磨,神情颇有些恍惚。我无言宽慰,只默默陪泪,之后我们便有了往来。而外面的流言如野草般疯狂滋张,新奇迭出,或径说为了几块干瘪的面包,始把同伴推下雪崖,闻者啧啧惊叹。待到骑车带我出校园时,流言又调转风向,说你爸为争抢我,趁夜里歇营时将情敌踹下崖的。总之,不管走到哪达(哪里),流言似割不断的身影,尾追不舍。而你爸也视之当然,不加辩驳,他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终究常事,但为心中的余痛或怪罪他人亦是人情,我虽受诟,在彼则有归罪之处,心理或能消去几分哀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况且死者皆是我之兄弟,假如不是我的苟活,也不能明证彼之已逝,诸多苦痛也因我而发,我又怎么推卸呢。况且,死只就生者才有意义,也只有生者才能透彻死之意味,我们常说死者已矣,节哀自便,但有几人才能谙透中三味呢?唉,信古之人不余欺也。’自此,你爸忽变了人似,息绝交游,一心只挂在鸟迹虫文上了。
“那爸是怎么死的?”我莫名地害怕流言的威力,也不忍英雄之为虫豸,更或者不堪破碎“举手扪天天不平”的诗人影象而沦为学究,母亲却以为我对父亲已折心景仰,反而拨转话头问起陀螺的事来。我坦诚了事实,又将前两夜为之辗转失眠也说了。
“晚上还会么?”我摇摇头,母亲追问为何,我只以心安搪塞了。不料伊笑出声响,一口编贝的玉牙隐约有了龋齿,我惊愕了。母亲莞尔一句“老了”,又催促我快了睡觉,将进内室,伊又唤住我,说:“人可与命倔(过不去),勿(不要)与己倔(和自己拗气)。今后想啥做啥,事先和妈说声,只要不缺德丧心、作奸犯科的,儿只顾做去。”
我懵懂地点头,满脑子挤对的却是父亲的身影,恍惚着拖入梦中:父亲身披铠甲,手提长剑,一声吆喝马蹄便似四朵白云,飘过了草原,度越了沙漠,径踏向珠锋,而月亮却杳无声息的坠落了……
早餐是糊拉汰,这是一种近乎煎饼的粉食,不过少了它的粗软,出镬时却是微透明的半个蛋壳,壳内撒有精致的葱花鸡蛋或肉末菜片,这陷只要菜蔬大都可用。而我则偏爱于将豆腐捻碎拌和肉末的陷,再添些葱花,吃起来润侯香嘴,然殊不易制。伊是北方人,初时只折中摊张煎饼哄我,看着同伴们一个个手托水中天,嘴里吱咯吱咯的咬着,心理很是欣羡,于是强撵母亲仿制。
这时伊才围上饭褴(腰布),将麦粉调成糊状,右手(妙在不用刷子)抓撮一小团沿镬岸刮扫一圈,所过之处就留下一层薄薄粉皮,若火候不足,粉皮乏青,或镬过热,则粉皮易焦,滋滋有若蚕食,眼见镬里现出一把月环,母亲忽将粉糊往镬底一拉。填出一轮满月来,继而翻转手背将手上的余烬闷闷地拍到满月上,印出婆娑的桂影来。撒上陷,盖上镬,不到半分钟,用饭锹(铲子)撬起半轮白日,吃时太烫,可用竹蔑编的“羹枷”托着。初始几次,粉皮太厚,吃着粘牙,我虽欢天喜地,母亲则不让我托着出门。待到薄如纸片,渐似蝉翼,伊才如释重负由我疯野,那情形颇似北地的溜鸟,而我手里托着却是翻转天盖的糊拉汰罢了。
N村的村口有几间社屋,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侧墙已塌出一个窟窿,可容一狗进出。黑黢黢的,传闻闹鬼,我每次路过,即使白天心也纠,生怕窜出长毛妖怪来拍我胳膊。偶有几次伙同阿二、柳斌寻个究竟,走到门口,又哆嗦着一声”鬼啊“又一溜烟跑远了。某次,我鼓了十二勇气,驻足谛听,里面只间或几声哼吟,一例化作死寂,在我也确信鬼之必有了。我将这天大的发现偷偷告诉阿二,柳斌凑过耳来,诡秘一笑,并不发言,倒是张三屁也不敢轻放了。

……(下略)

                                                                2004年2月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36
知堂的文字

知堂的文字,不可不读,不可不一读再读。我原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晦涩,倘若没有些功底,是触碰不得的,大抵似童子操刀,危之殆矣。  
写诗作文,少年爱绮丽,壮岁重豪放,到了中年转入秋季,水落石出,文章也简练了,及至老年,日落西山,平淡悠远,至于说暮气,倒也未必。  
我开始学作文的时候,很以能设伏笔,布机关为许,把读者做了假想敌,大抵想驱牛加轭,捕虎设陷,现在看来颇有些可笑。文章么,倘能文从字顺,简净不拖泥带水,便可入品了。至于炉火纯青,以至清朗澄明之境,终非人人可企及,古今也不多见,知堂算一个吧。  
他说他写文章向来以不切题为宗旨,至于手法则是用赋笔,找到一个着眼点,铺陈开去。这份闲适,比起郊寒岛瘦,自然要潇洒多了。文境,如心境,心倘若不能飞翔,文字只能伏在纸面,抬不起头,哪能轻舞飞扬。  
贾岛徘徊池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欧阳公则窝在被里苦思,知堂却不然。侵晨醒来,日光透过雕花窗格,他洗把脸,沏一杯茶,挪开椅子,铺纸研磨,然后坐定,架上圆框眼镜,笔头轻轻舔墨,随手画在纸上,这情形不象作文,反似鬼画符。熟稔文章技法的,大都要默想一会,结构一番。“文章切题为妙,而能不切题则更妙”。他微啜一口,笔下便聊起茶了;倘有秋雨打湿稿子,他便将毛笔描下雨迹,便是雨天的书了?文不对题,下笔千里,这就是他的文字,尽管离题,但灵思如山间妖女,吸引你前往……这时起风了,他几声咳嗽,那口痰也化入文章,也无损风雅。他眼中的雅,“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这或许便是扪虱坐谈的魏晋风流。雅是自然,不须脂粉,雅人自有风致,即是人前脱裤,也沾不了俗气。  
“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早年穿了刺猬盔甲的他,在香山上生了场病。人病时,总能看见什么,证悟几分。于是,他的文字越发苦涩了,苦涩中透着从容。这苦涩是生之虚妄,在虚妄中且行且止,或为从容,仿佛一道朝宗于海的山涧溪水,敷过石面,渗过沙砾,注入江底,挟起些泥沙,逗弄水草岩花,哪肯埋头向前错过了这一路的风光。  
袁小修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说:
“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意有所喜,笔随之会,合众乐以成元音,控八河而无异味。”  
拿这话来说知堂,一点不为过。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6
夜读•灯及其他

傍晚,电用完了,银行也已下班,买不到电,只好秉烛夜读。烛光摇曳,儿时的景象便似洛神转眄而逝,遗情想像,顾望怀愁。
彼时家贫,还没有电灯,即是油灯也很节省。大约在初二(96年),家里才接了15瓦的白炽灯,除了晚间招待客人才亮会儿,多半还是点油灯的。暮色渐浓,母亲把洋油灯放在灶台上,这样可使灯光照得远些,然后做饭炒菜。上学了,母亲就用墨水瓶自制油灯,油是节省了,但灯不大亮,还冒着黑烟。再大些,换美孚灯,灯焰上有金属小罩,外有玻璃罩,起拢火和上下空气对流作用,比别的灯亮。尽管这灯的火头可以调节大小,但玻璃容易熏黑,烦的是天天要擦玻璃罩。母亲也教过我制作油盏头,那是在小盆子里倒一点豆油,放一截灯草在里头,点着,便是诗里的“一灯如豆”了。
母亲虽吝惜灯油,见我读书,从没闲话。她或在一旁纳鞋底,或穿木珠,或脱玉米,很少闲着。自己困了,至多呼我早睡,别累神了。古人有三上(枕上、马上、厕上)读书法,我则除了将“马上”改作“路上”,还在烧镬孔时,借些微炉火扫视几行,饭时也手不释卷,因而闹了不少笑话。一回把饭扒到衣领里,一回将筷子戳进鼻孔,幸好只流了些鼻血,从此母亲见我吃饭看书,就要唠叨。唠叨久了,耳朵顺了,我自也如常把卷并无悔改的意思。母亲也看顺眼了,只吩咐我小心,我嗯声点头。
那时,家无藏书,除了马恩毛选,便是从舅舅那里搞来一箱诸如《薛仁贵征东》、《杨家将》之类的唐宋英雄传奇,但内容多夸乏奇谈,并未勾起我的兴致,只好掉首抄摘马恩的粗体字句,比如“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等,当时都可探喉而出,却不敢炫耀,因为墙壁上刷有毛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燥”的训导。
世有“好书消夏”之说,但那时无空调无风扇,奈何汗流浃背,衣衫尽湿?只好房门深闭,坦胸露背,脖子上挂条湿毛巾,手摇蒲扇,簌簌翻书。某日,一女生扣门,我光着膀子迎客,被伊斥为登徒子。不过,比起顾栋高的“裸读”,却也逊色不少。顾是康熙辛丑进士,深于经学,自幼未尝一日释卷。他掌教淮阳时,夏月里闭门读书,天气闷热,索兴将衣服尽数脱去,寸丝不挂,手执一卷,高读不辍。正巧有朋俦叩访,从门缝里看到这番“裸读”的景象,不觉失声大笑。顾进士这才慌忙穿衣,倒屣相迎。兹事时人引为笑柄,但在我看来,倘若不能了“无牵挂”,何以一行三昧?
或问学问之道,我说这事非假天才,需要力学深思,愈日累积,并顺手做了篇七绝送他,说:
未能舞鹤凌空去,且踞谈经夜下帏。
向使狂名驴背得,任梅花笑玉山颓。
西汉大儒董仲舒“下帷讲经,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唐朝宰相郑綮,善于作诗,僚属常向他索要新作。一次,又有人登门索求,郑綮颇不耐烦,随口说道:“诗思在灞桥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北梦琐言》说“盖言平生苦心也”,但问者终究不解,不知你呢?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6
与水有关

我住的村子叫水碓头,许是村里原有水碓的缘故。这“碓”字,大抵颇为难认,村里的公告也常写作“水对头”,到了身份证上却讹成“水堆头”,使得填档案时,犯了不少麻烦,可见秦皇“书同文字”的远见了。
村子不大,住着二百来口人家,分三姓挨次排开,如柳叶般泊于蝴蝶岩下。村前是一湾碧玉的小溪,溪水宁静,倒影着两岸稀疏的芦苇、蜡蓼,不时有翠鸟掠水飞过,梭地一声,便叼起一尾小鱼,落在不远处的芦苇上了。
我家住在村头,下几步石阶就是小溪。平常是枕着溪声入梦,如果连日大雨,溪水暴涨,水就会漫到床底。这情形并不多见,依约有那么两回。但都非亲见,只听母亲说:一回是水半夜漫上来,你爸怕你们醒了,吓落胆了,叫我抱着你们从后门逃脱,他呢拿皮杓戽水。还有一回,水漫到床头,我和你爸一人抱一个,在床上站了一夜。
其实,在我读五年级(94年)前,家里就一张两头柜铺的床,但不够宽,因此在靠墙的地方垫上砖头,加了两块木板。冬天时,铺些稻草或藁荐,加领草席。夏天,去了稻草,换篾席,睡前用凉水擦下,这样睡着阴凉。不过,我喜欢睡地,就那么铺一张塑料薄膜,把鞋子放在下面充当枕头,一样“高枕无忧”。谷子大都放在两头柜里,堆久了会生蛾,人睡其上,经常会被咬出许多红色斑点。虱子也多,那时也买不到什么药,就用浸过敌敌威的棉团装进空火柴盒里,塞入藁荐,大抵可以去虱。
大水退去,地上溜着鳝,跳着石斑,终逃不过被捕杀的运命。最让人可恨的,却是横行的螃蟹,举着钳子,耀武扬威。我被钳过几次,这回就学乖了,换用火钳一个一个夹进瓶子。待做饭时,照旧用钳子挨个夹出,往灶孔里烤,俟蟹壳泛黄,就可以吃了。
稍谙人事后,不知何故,每每大雨如注,风声劈面,我都打伞立于晏阶,脚下是黄河滚滚,流石隆隆,那浪头忽如马,复似牛,翻作龙,奔腾万千,让人猛生几许豪气,偶有水箭射来,也不眨眼。雨停了,水势依然浩荡。折一支芦苇,把穗去掉,临流吹起,乌乌作响。
哥爱好钓鱼,这时他从抽屉里偷一支针来,用火烧红,然后用钳子夹着针头,轻轻一弯,就是一只漂亮的鱼钩了。穿上线,穿上泡沫做的浮子,系在苇竿上,施施然带我去翻粪坑边的石头——这里是蚯蚓的乐土,每块都有,几不落空,有的很大,黑糊糊地,神情倨傲,懒懒地游动,懒得理它,接着翻,我们只要细小暗黄的,黑色的多半很臭,据说鱼儿也是不吃的。哥潇洒把蚯蚓穿在钩上,往水里轻轻一投,但从未钓得鱼来。他坚持说,做大水时,鱼都逆流而上。我斜睨几眼,并不应声,他也把心神贯注在浮子上了。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即大水过后,水中的鱼儿明显多了,有时溪岸的水沟里,也能见着几尾三指大的石斑。
前年夏天,我因病回县城小住。傍晚,哥说钓鱼去。
“哪里?”
“始丰溪。很多人在那里放竿,有的一晚能钓几斤。”
“就你这水平,鱼瞎了,也撞不上的。”
“也不一定啊,鱼饵相似,水流也同,别人能钓,我就不行?别以为你钓过几条,就了不得了。”
“我下钩时,心里想的是我而不是鱼,眼不眨,心不跳,鱼也判断不出这饵是我放的,所以容易上钩。你呢,一心想鱼,当然事与愿违。”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6
我是黑人

我是黑人,并非指我的肤色,而是在22岁前,我没有半分土地。我生在浙东一个贫困农村,那年正值12大,这次会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着一亩三分地,清苦度日。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替人割早稻、种田、扛毛竹、做砖瓦、烧窑,这些都在近地,不是西乡,就是北山,最远也就仙居、黄岩了。大约在10岁那年,父亲去了宁波,和大舅一起在一家建筑公司作装卸工,三、四百斤的沙石子,他都能轻松地甩上车去,因此,比别人多赚几个辛苦钱。
母亲在家留守,因为孩子尚小,亟需管教。家里的农活,便落在她肩上。当忙时,父亲会回来住几天,大抵一年两趟,一是割麦,一是割稻。至于做田岸、削草、拔豆、扦番莳、剥玉米之类,未上学前,母亲会带我哥俩同去。但非要我们干活,而是怕孩子留在家里,被人欺负。那时我们都很听话,不需吩咐,总能干出些活来。
不过,我总盼望着父亲。有时坐在田垄上,和哥哥指着远处地黑点,打赌是否父亲。我们也知道,这是无望的,但还是乐此不彼。父亲不常来信,到了晚上,我和哥常在油灯下,一遍一遍翻认他的字迹。母亲读过三年书,认字不少,如果不是外公的偏见,读个大学,也非难事。但母亲并不埋怨,对于三岁死了父亲,而后随母转嫁的她,很知足,毕竟是寄人篱下。大抵说话时,母亲就教我数数、认字,没有纸笔,便画在地上,吃饭时,她会说“这是米粥”,然后指头蘸水,把字写在桌上,我也终于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六岁时,已认得二千多字,简单的加减乘除,更不在话下。接着,她自知无力再教,便请上过初中的小叔、姑姑教我,他们也很尽心,我也乐得听从。此后,几乎给父亲的所有复信,都出自我手,母亲乐得在一旁闲着,穿她的木珠坐垫。
父亲每次回来都不忘带吃的,比如西瓜、面包、鱼片等等。那时,宁波人不吃猪皮,价钱也便宜,父亲就背数十斤回家,把毛去了,稍稍浸水,捞出来煮黄豆,或先在锅里炸去油,然后和豆面或白菜煮,不管那样对平时鲜于吃肉的我们,往往大啖其口。这时,母亲会差我去买酒,我拎着铅壶,欢奔而去。路上遇见玩伴,定会大声喊“我爸回来了”,那自豪,那幸福,溢满心窝。
父亲喝着老酒,点支烟,哥烧着镬孔,母亲朵面皮,油水在锅里吱吱响着。我粘在父亲脚边,把所有的欢欣苦楚,一一说与他听,还不时罗织哥哥的罪状。我哀求父亲不要出门,他摸摸我的头,叹息道:“不出门,哪有学费啊。记得要好好念书,不识字,在外面走步路也难。要听讲,不能惹你妈生气。还有,我不在时,你们兄弟要团结,俗话讲‘兄弟齐心,其力断金’。”
“爸,小弟我会照顾的”,哥插了一句,“你就甭担心了。”儿时我很强横,哥只长一岁,却事事迁就我。他读幼儿班时,学校发得的果点心,他都一一带回,分于我吃。母亲忙农活,他就忙家务,洗衣做饭,样样都会,还不时督促我的学业,俨然担起“长兄如父”的职责了。
大约到七岁,超生罚款才告结束。以前老有人笑我是黑人,吃白饭,这时我以为不用罚款,就已洗白了。所以,当有人再喊我黑人,我就和他斗架,非要他改口为止。因此挨了母亲不少批评,她正告我:“你一天没有土地,就是黑人。不过,他们不养你,爸妈还有哥哥会养你,你吃的是自家饭,不偷不抢,站得直,行得正,碍谁惹谁了,管别人瞎说。”
父亲在外,母亲常告戒我们不能寻生事,与人争持。某次打纸拍,文输了赖帐,哥性格倔强,不依不挠。文仗着体格把哥打了。我正巧喊他吃饭,哥立在墙角,畏缩不敢进门,大抵怕惹母亲的不虞。我当下大怒,问明究竟,便找文的父母理论,不成,转身就抓块石头,杀回甸场。文见我脸色阴沉,拔腿就跑,我紧随其后,不紧不慢,就这样从村头追到村尾,兜了好几圈。他哭声求饶,我发话“如不连带父母一道来认错,我就砸死他”。他慌了,往家里钻,哀求父母,当晚就全家过来,把我妈弄得满头雾水。
夏季到了,溪水干成泪线。我家的田是进水丘,本不虞田水,但常遭人决水口,偷田水,于是稻叶枯黄。至于谁偷田水,本来明显,但找不着现证,徒唤奈何。母亲怕黑,沿途要经过一片坟地,所以常叫我作伴,哥则留下看家。走过蛙声一片,抬头星月点点,有风吹过,能闻见干草的味道,间着几缕稻花香。忽地黑影闪过,提耙直追,停下,一对父子叉腰而立,歪着脑袋,僵持,问责,对骂,几乎动了干戈。
“看你耙耙下,晚上水拿点去,我就不姓胡。”
“呵,豪叔不在屋里,你卵怪作。”
“哈哈,怪是没什么作,除非你不住水碓头。”母亲凛然不惧。
“莲姐,小佬人不懂事,话乱讲,你别当真。你也晓了,一月多没落雨,稻头也抽了,再不浇点水,这季也没什么收成了。所以还请莲姐给个人情,过过田水。”
“给田水,好商量,但人不是这么做的。昨日,你鬼觑觑,用柴竿在田岸戳洞,装作黄鳝钻啊,瞒天过海,也忒痴啊。”
父子沉默。
“我也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相我家鸣谦,从小黑人,这点田,如把水都给你了,这稻也没什么好收了。你家人多,没撞着计划生育,每个都分到田地,些微歉收,也不至饿煞。你说是吗?这样吧,间日给你过半日水。只能过,不能决水口、挖田沟,把我田水拔光。”
父子俩一阵溜须拍马而去。
我和母亲还坐于踏道上,等待第二拨的偷水者。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7


梅雨还未到来,后门的石壁上已长满苍苔,似泪痕斑驳,又如铜钱隐隐。小时候,我喜欢用手指剥下一片片苔衣,弄到瓦片上然后玩过家家。如果换是雨季,或春雨渺渺,或夏雨腾腾,那石壁上的苔鲜,先是绒黄,渐而青翠,入夏便成了墨绿。颜色的变化,总能引得儿时的好奇。无聊了,就在家里的泥地上挖些“鼠洞”,然后藏些玩具小儿书,虽然偶被父母呵斥,还是乐此不彼。有时真寻着鼠洞,便往里头灌水,又怕水灌多了会浸垮地基,房子会不会如水上的纸船,风一吹就倒了。这样一想,兴趣顿减,又改在书本里打转,渐渐地,那石壁上的青苔也淡出记忆。
有时候,我真该相信冥冥。提及我的出生,村人少不了惊讶,于是有了传说。我曾问过母亲,但她只是笑笑,以一句那有啥离奇的就打发了。凡事越平淡,就越能生疑。在我家后门地石壁上,还有口井,井水清澈,阳光切过屋檐,幽幽地在水面画出一片金黄,在木桶起落之间,水光潋滟。那时,我总喜欢呆在傍边看母亲打水,波光在脸上闪烁,似浓荫筛落的日影,不过多了些灵动。
书上说,井是海眼,从这里下去能潜到海底。我问过爷爷,他也深信不疑。但他的模样,我已彻底空白了。村人说他当过书记,因为不满某些干部私取生产队里的粮食,被人反咬一口,背缚着悬在社屋里……后来父亲从外地赶回,提着丈二的尖刀枪,将那些家伙从村头追到村尾,从此再也没人敢欺负我家了。
父亲说,在太祖那代,我家是当地的首富,后来出了两个败家子。村人说,兄弟俩以石臼做饭,以割地送田招待客人,门庭于是破落。更甚地是兄弟俩未至而立就匆匆谢世,一直单传到我爷爷这代。村人总是欺软怕硬,那时谁家人多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吹成活的,甚至吃了人丁单薄的。因此,爷爷地被辱,也是可想而知。
但是不久,爷爷走了,三个月后,奶奶也去了。事情发生在我五岁那年,也许还未熟习人事,对于死并没有多大的悲痛。相反,我为能吃到稀见食物而蹦跳着前门进后门出。很多人指责海婴,说他在鲁迅的丧事上没流眼泪。但是,他们忘了,死对于我们,至少在那时毕竟还很陌生。所以当父亲说我在守灵时竟跪着睡着了,我并没有丝毫的意外。但是,一些亲戚就闲言戏语说我的不孝了。可能吧,毕竟我是睡着了。
昨晚,从孙二家过来时,狭长地胡同里锣鼓声声,一队人鱼贯着哭丧,送到村口时,将一堆东西烧了,然后一阵鼓乐就返回了。也许这就是送死者上路吧。而爷爷出殡前,寿域在堂屋停了十几天,每晚都由父亲和叔伯们陪着,挨到吉日,于是辞灵出堂起杠摔盆,一路抛扬纸钱,我和哥哥则一左一右杠着幡走在前头……但奶奶的丧礼似乎出了意外,尽管父亲小心的筹措着,舅公还是说寒惨了他的妹妹,得摆九九八十一桌。尽管三月前已办了一场,眼堂铁黑地父亲还是爽快地答应。但小叔们有意见,赶好的日子于是一推再推,这时父亲急了,费尽口舌才终于说服弟妹。后来我曾问父亲原因,他说丧礼不仅是慎终追远,从某种意义上讲隆重与否它体现的是对死者尊重和尊严。
父亲曾说,我有几分他哥哥的模样,只是在某年的豆疹中,父亲侥幸活了下来,而他却走了。两人的感情大抵很深,以至于父亲很少提他,但凡提及,他总是落泪。有时我想,那位不知名姓的大伯或许就是我的前身。我出生那天是堂叔大喜的日子,可是我虽然出生了,但堂叔的媳妇却没娶成。就此看来,那日子并未见好,勉强算是忧喜参半吧。
大概是六岁那年,水井有了淤泥。抽干水后,母亲让我下去刮井。水井不大,似墙上挖出地空火柴盒。井底是沙岩,水中岩缝里渗出,冬暖夏凉。我将淤泥拘进水勺,然后递给母亲,刮净了从井里出来,母亲往里头冲水,之后我又下去刮泥,如此反复三四回,才能了事。也就在这次,我从井底挖到一柄玉剑,五公分长,上面镌着蚯蚓般地图案。经过辨认,父亲说是篆写的鸣谦,从此它便成我的名。我之于井,也从此有了莫名地情分。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7
睡起无聊

睡起无聊,点支烟,一个人光着身子在云雾中穿梭来去。
墙上挂满了枯黄的画轴,记不清是谁的涩笔,依稀也有自己的。或许是久未清掸的缘故,明妃的脸上粘着几条蜘蛛的毛腿,被微风轻轻曳起而摇漾开来。灯,依旧孤独地亮着,只是没了夜晚的神采,在如潮水般地阳光倾泻之下,曾经奕奕地灯火也竟黯淡起来。
抽一本书,就这么傻站着挨到天黑,此刻的时光似乎从来就不曾流逝,相反凝固如案头的毛锥,简单成一个永恒的姿势——斜靠着死灰色的砚台,然而笔头竟然有墨,在灯火的照耀下发着油腻的光……
“叱咤徒多消酒力,风云空遣杞人忧。”
也许是沉积了过多的岁月,我的脑子似乎长了绿毛,呼出的空气也夹杂着腐朽的味道,生命就涣散这一刻。这种感觉让我惊讶而欣喜,那些我追求的信符,不也崩溃于这一刻吗。既然参不透,不如偕之以亡,不也值得欣慰吗?
于是,我开始手舞足蹈,疯狂中触着案头芜杂如丛草的书本,轰得一声,倾泻成流淌的河流,那些徜徉于河畔的智者,可有“逝者如斯”的喟叹?
沉默的沉没,假死的时光于是复活了,可我终于没有惊喜,而是平淡的穿上衣服,一番梳洗,出了门——我疑惑了,我要去哪里呢?哪里又是那里。
好象来了短信,是“百合”的:
“与你相识以来,深深的感觉你心底深处一直生长着一种郁郁的东西,其实这时问到的我是不会与你讲什么生命里满是阳光的什么华美之词。因为我感知的生命,就是这样悲情横生。生命终是要以叹息作为终止符的。我们能改变的大多很浅显。刚才“度”在网上,说给你写的东西(《结网集序》)已经匆匆发在论坛,他上夜班,要我告诉你,他的手机出问题发不得短信。我们在你这样的时刻,其实都在你身边。”
这时,我才依微地记起曾给过他们短信。忘记了内容,打电话问“紫儿”,她只郁郁地啜泣,良久才把我的短信转发了过来:
“又偷偷地看完了《郁达夫小说全集》,竟莫名的哽咽起来,那心中沉郁的情怀,原是如此的酸楚而缱绻,生命真是注定悲剧吗?”
接着“紫儿”又提及一件事:“中午看到林(徽音)去世后,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金(岳霖)邀老友们到酒店聚餐,正当大家困惑时,金含泪说:‘今天是徽音的生日。’看到这我也莫名的哽咽了。”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7
西瓜爱情

那年我大三,伊是我异地女友,因为遭了家人的反对,我俩每次的约会也成了偷情。这样几年下来,新鲜刺激之外,黯淡也在所难免。伊的家境并非优裕,而我则是名副其实的公子哥,过手钱如云水去,每到偷情的季节,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幸好伊的细心,所以每当我悔恨的时候,伊偷偷地往我口袋里塞十几人头。而我居然也心安理得。
在某个溽夏的清晨,伊说:“钱吗,有时确是个好东西。”我懒懒地躺在床上,用睡眼对着伊的胴体,在阳光地轻抚下乏着一层银灰的薄雾。忽然觉得口渴,起身剖个西瓜,那时我们极忌讳说3(散)、4(死)、5(糊)、6(溜)、7(凄)、8(拜),至于九十倒是习惯因素,于是我只杀了三角,用勺子往里面掏,伊也似乎乐意如此,我还能有啥意见。
伊拂拂秀发,闲闲地幽在我怀里,两片樱唇急切地张合着,似窝中的雏燕,焦急地等待喂食。
“换我是徐德言,肯定在国破之前和爱人一起跳湖,或许还能开出傲岸并蒂莲来。更可气地是,他本来就清楚自己不是左右历史的人,又何必让他人作践妻子呢?可见破镜重圆的故事,是不能说明真爱的。”伊愤愤地说道。
“可惜,几人能如此决绝,我们的社会遵从的是‘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所以要象郁达夫热望的‘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终究异类,但是如果世间的人,都是这般,奉爱情至上,恐怕在一次离乱中,人类也将近灭绝了。呵……”
“那么你呢?”伊似乎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坐直身子,用渴求的眼光看我。我知道她需要我的肯定,在心理上我确实也倾向于爱情的迷恋,也曾几度罚誓要醉死花下,可是心中有种莫名的驿动,终于不能坚强我的信心。
“明天你能为我守寡吧。”我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伊讶然看我一眼,良久才咬出几字:“呵,那我先死好了。”
伊来北京之前,我们商量好住香山的,一来房租便宜,二来图个清净,只是缺少象样的浴室,所以我们几乎每天是躺着不动,即便如此,身上还冒汗不止。我说,不如袒诚相见,免得老使气闹隔膜,伊竟也顺从的穿身丝质透明睡衣,又将长发缕缕盘起,这模样很象出浴的天使,我竟无半点欲念。
伊嫌弃我的物什,说是暴怒的鱼雷,我坏笑一声,裤裆下多了条三角丝巾。忘了说了,伊是艺术系的高才生,她说班里的模特全是同学,女子也一丝不挂的,男子则挂片毛巾,只是没我现在的待遇。她莞尔一笑,说要为我写生,我只好站到凳上,神情严肃成石雕的大卫。伊也不吝啬笔墨,在画板上勾勒妥帖着,约莫半宿,她神情诡异地说声可以了,我才硬提着僵硬成石柱的双腿,一个踉跄扑倒在床上,而伊依然格格不停,差点笑折了腰。我作出恼怒的样子,她将画板在我眼前晃来忽去。
“呵……乌龟,你……”我差点没气出血来,伊见我真的恼怒了,斜过身来钻进我怀里,说:“孩子别哭,哦,抱抱哦。”我竟也如沐春风,狠狠地拧她一屁股。
“知道么,每次写生,我都画乌龟,非礼勿视吗。教授批我,我还是这么说,只是让我不解的是,在课间休歇的那十分钟,很多女生都围绕那男的,叽喳不休。室友筱说那模特也着实健美,及至回到宿舍,他的胸中肋下总沾挂着口红的痕迹,更甚的臀部还有呢?”
“你也有分吧?”我傻傻地气她,竟惹得一阵暴雨般的拳头,柔柔地砸在胸口。
“叫你乱说,叫你乱说。”伊唰得蹦将起来,然后命令道,“阿傻同志,立正稍息。向前看。”我乖乖地从命。伊煞有介事地模仿起教官的口吻,而且是湖南人那种吐字尖滞的腔调,却丝毫无有半点滑稽。
“现在,我正式宣布,阿傻是我——林可欣的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N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签字——盖章。”一切的程序,就在她的自导自演中结束,只是在盖章时,伊跳将起来,搂住我脖子,狠狠地往我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这么吊我身上,不肯下来……
日子就这么愉悦而颓废地飞逝,早上起来,我们惯例爬香山,逛植物园,回来就拎四五个西瓜,算是一天的饮食。伊总快乐成飞舞的蝴蝶,在身边穿梭来去,有时兔子般地蹦跳几步;有时猛地窜上我的后背,小手一扬,我便双手甩摆着西瓜,跛驴般飞奔起来。因为长是吃瓜的缘故,伊总撵着我说些关于西瓜的故事。这时,伊总托起下巴,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拙劣刻板的教授,偶尔也插上几句,大抵以沉默居多。也只在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存在的价值,虽然多半是空虚的唠叨,只要有人倾听,谁还会在乎自己的古板呢?
“《本草》上说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即是西瓜。大概在五代之前,瓜种已入浙东,因流布未广,所以其名未显。也有说汉代灵瓜就是西瓜,而且是自西域传入的。明朝的李东阳写诗说‘汉使西还道路赊,至今中国有灵瓜(《汝贤馈西瓜及槟榔》》)’,宋朝的《事物纪原》也说‘中国初无西瓜,洪忠宣使金,贬递至阴山,得食之。’”
“那么,西瓜诗呢?”伊眨眨眼睛,开始了她的打破沙窝。
“一般是有句无篇,差可称佳者,独有文文山的‘拔出金佩刀,切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我继续卖弄着,这情形让我回到书斋的日子:于清风徐徐之夜,点一盏清灯,手把黄卷,或温一壶清茶,让幽淡地茶烟洗去一天的疲惫。
“傻,为什么你知道那么多,而我却这么肤浅。在你面前,有时我真的很自卑。虽然我知道,恋人间是不须计较这些,可我总想与你比肩前行。”
“欣,我只是翻破了几本黄卷,在某种意义上我只是别人的传声筒,两脚书橱,而你的每一个旋转的舞姿,一个眼神,都出于你的天性。也许,这就是人的命运吧,你活出得是自己,而我则不可避免的成了别人的工具,你又何必羡慕我呢?”
“是吗?”伊还将信将疑,我竟无言以对。
接下来几天,伊沉默了许多,而我也沉浸在感叹生命的傀儡中,也许这就是人生之悲哀吧。我们的生活也简单成灵肉的激撞。但是每一次升华,换回地却是冰冷的空虚。尽管伊极力舒展她的韧性,将身体团成火热的雪球,我还是没能戳穿她的身子,直至灵魂的深处。于是我愕然了,下身耸动之余,只好静静地聆听伊之声息,或张口呼吸,或粗声喘气,或累哀,或呵气,或亲吻咬啮,乃至全身的震动,变形,我才缓缓伏身,轻吻伊之额头……
房租还没到期,我们的RMB已将告磬,而我们才生活了一月,离别在即。呵,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于是我建议变卖我的手机,伊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爱情信使,而我又别无余资,方才懊悔起平日的阔手,而伊又感叹两地的相望,说到伤心,两人竟幽幽地抱哭了一夜。
饿了,还是西瓜,也许是上天的垂怜,这年的价格竟出奇的便宜,一块钱便可抱十斤的8346,除了不耐饥外,却也百吃不厌。本来瘦弱地伊,竟然冷艳起来,虽然不免于轻微地腹涨,倒也不曾加粗伊之腰围。这期间,我总夹三*五地买份炒饭、粉丝之类,伊在我之威胁下也含泪嚼下了。然而预算还是告警了,我说向朋友借些,伊坚决不肯,反而宽慰我说,“我是娇贵家的女孩吗,小时侯,我家天天吃红薯,而且一天只有两顿,比起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你,以前老泡在酒池肉林里,假如以后,艾,真不知该如何生存。现在就当是将来某天的磨砺吧。”
我惭愧点头,抽出伊之旅费,我们的开销也只剩30多块了,而伊又从旅费中提出我多放的50说,“忘了我们还是学生,半票哦。”我这才从懵懂中醒来。
日子虽然清苦些,但我们的笑声还是四处开花。伊似乎习惯了公园,她说很爱互相搀扶的白发恋人,夕阳将背影画得老长老长。伊说这背影就是他们风雨同舟的缩影。很多时候,我以沉默居多,因为我的话已在电话中说尽,而彼时沉默的伊,现在却唧唧喳喳说个不休,也不怕我说是麻雀了。一天在回来的路上,伊意外地买了本俞樾的《左台仙馆笔记》,说要长些见识,免却自卑。但伊不通古文,所以解说的任务我自然责无旁贷了。每天甜言蜜语之后,我煞模煞样地操起先生的口吻,之乎者也地喋喋不休,而伊也咦哩哇啦摇头成私塾的童子。
“青浦章练塘有某氏者,买一西瓜……”
“咿,古怪,咱又是西瓜。傻,书,书,我念,我念。”伊撒娇着抢过《笔记》,一板一眼地晃着脑袋:“……重二十斤(不小么),将剖食之,西瓜在案上旋转不定(小见多怪,瓜是园地,放在桌上,手一碰自然能动了,去),惧不敢剖,其旁人代为奏刀,騞砉一声,将瓜分为二,而其中有蜈蚣一条(怕怕),(还)长尺余,广寸许(伊说着用手比拟着),(幸好)已成两段矣(不然,还得了)。腹中隐隐有光(不会有妖怪吧!),破之,得明珠数十颗。(我还以为什么呢,原来是明珠啊。)”
伊就这么评读下来,积日之阴云也一扫殆尽,然后认真地说道,“傻,我们的瓜也吃完,不如现在去买大的,好么?”
我嗯了声,伊抓起我的手,飞快地抢出门去,也不等我付钱,就美美地抱回一个十五六斤碧玉西瓜跑回院中,用井水洗了又洗,满意后才理理几丝凌乱的黑发,甚至不顾幽雅,竟用手背揩去额上地汗珠,然后朝我傻笑。我正纳闷平时瘦弱的伊何以有如此地气力,可欣也看出我的疑惑,诚恳道:“傻,我切好么?”也不等我点头,伊就紧握刀柄,微颤着,稍事片刻地默祷,随之騞砉一声,瓜开了,伊揉揉眼睛,忽而哭丧起来:“我的蜈蚣呢?傻——”
我这才明了她的心事,蓦地想起恋爱中的女孩智商是零的箴言,想哭,却没有眼泪。
“可能是下一个吧,欣。”
“不,你也骗我。”伊突地嚎啕大哭,而我又一次听到玻璃心碎的声音。
终于要分手了,我们相顾无言,在列车进站地那一刻起,伊呆若木鸡,神情呆滞,也许是不敢听每一刻的报点,我只能死死地抱紧受惊的小鹿。也不知什么时候,伊恨恨地咬我耳根,“傻,你一定要多赚钱养我。”
               
                                                       2003年 12月6日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8
夏云城侧记

夏日的天台也无非是这样,如火的阳光从天空中瀑布般地飞泻下来,水珠溅开,又似一颗颗滚烫地油滴,落在脸上准是一片白亮白亮的水泡。虽则是清晨,那树梢的鸣蝉已是著沸了一锅粥似的飞溅开了。一个人懒懒地走过狭窄的街道,往日的人流如潮水般的退去,三尺的小巷顿时显得空旷,只有那一波一波的热气还在拼命地翻搅着,又一个转弯就到夏老的门前。
那时非典刚过,我也恢复了自由,大抵还有些许的余悸,使往日的师友终于“退避三舍”了。于是抬起的手又缩了回来,虽然已有电话地预约,而且夏老也是爽快答应的,在我大抵还是犹豫了。忽而吱呀一声门开了,里面探出一人,稍是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却不张扬,温和地向后梳着,是夏老,还是那般熨心地热情,没有多余地寒暄,只是一声“鸣谦,你终于来了”,我就被延进了客厅。
说来惭愧,我是到了天中后才知道夏老的大名的。那时我正沉溺于诗词的神韵,把玩得久了,就横生出几分写诗的妄想。但我也有个固执的偏见,恰如余杰兄所说得:“我认为当代人再写旧体诗是完全不可能的,旧体诗已经彻底的死亡,旧体诗只能被我们所遥感、所追忆、所流传。丧失了基本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力的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迥然不同、低劣粗俗地语言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对旧体诗仅能‘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是一声叹息,就吹灭了连日的妄想,数卷涂鸦之作也随之长捐箱底了。同桌郭锦枫见了很是可惜,就偷偷地将这些“莫名的冲动”汇集起来认真地抄在一个本子上,也不知怎的在班上我竟有了“诗人”的美誉。这大抵使我惶恐不已,杨宪益说:“我不会作诗,我只会喝酒”,在当时我则不但不能作诗,并剧饮也是不能的。我仅仅是把个人的感受用韵语表达罢了,然而竟有人称我为“诗人”。大凡却人馈赠,总是不恭,所以孔子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也只好“既来之则受之”了。从此为了躲避这个喧嚣的世界,白天我常常拥被而眠,幻想出虫声渐起的黑夜,细心地捕捉着诗的精灵。毕竟是闭门造车,毕竟是诗山孤旅,在众多时光凋谢之后,我的诗艺还居若磐石,千年而无转移。
一日,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南山诗翁汤竟庸先生的报导,刹时兴起就投书请益,不久我也就成了汤老的弟子。倾谈之间,我也听闻了夏老的名声,那时他是会长,诗作很见得骨力。先前诗会是不接纳在校学生的,然而我竟破了例,先生说:“这是夏老师对你的信任与赏鉴,毋令失望”。这很让我感动,以至于第一次见面时,我的眼眶里竟蠕动着一条滚烫地热虫。又一日,我听说诗会在采编《天台山当代诗词选》,其时将要付印了,我忽而存了侥幸就给夏老送去几页诗笺,大抵是希冀能够入选的,书出来时,我果真附了骥尾。
有的人很以自己像个诗人而骄傲,一辈子平仄拗救,没有其他的爱好与娱乐,不见得就能做出什么好诗来。我曾细细地研读了几本不算很薄的《居思集》及续集,后来夏老择要编入《澹静居随笔》,一个敢于大胆置疑“史册千年多少页,谁将直笔写前朝”,慨叹“陶朱一统”风雅式微的“思人”,如非血性之人谢不能为也。或有人说夏老爱打麻将,我也曾不止的遇见过,说者大有“恐非诗人情趣”的讥屑,或是作“好心的杞忧”,在我则想起著名记者对加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到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得有点像汽车修理工。”大抵麻将之戏煞费时光,有人便以为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了。胡适还曾细心地算过一笔“时间帐”:二十年代的中国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在碰杠吃和,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耗去二百万个时辰,相当于损失十六万七千多天,约五百年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由此他评论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时间的民族的‘专利品’!”然而,他自己却乐此不疲。据说梁启超也有此的雅兴,时有学生请他讲演,他照打不误,说“我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且“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闻者粲然。
王小波生前做得一手好小说,文字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然而却鲜有人物侧记,“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摸黑”,否则就是给自己“贴金”,所以迟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此在王道乾先生、查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也落下了“生前如巨石压着般地窒息”,却是我所不堪忍受的,于是便有了这篇文字,如果不小心使二老脸上无光,终于摸黑,最是我不愿想象的

                                                      2003年8月21夜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8
小 沈
   
网上不少小沈的文字,我看过一些,但很少评论。至于“老度”、“无岸”还有“天涯”们地速写,似于小沈的生活无关,他们所谓地文婷,或即文字中的小沈吧。
某次,她在国展谈书稿,我去约定地麦当劳等她。说好是六点一刻,她还没来。我于是要了双份的可乐薯条,然后靠窗坐下。音乐似淡淡地花香,迷漫成朦胧地薄雾。我静沐着,不时拿眼光游弋。等待地滋味,有如蚕食,而时间却似桑叶在咀嚼中沙沙流逝。身边是耳语着地小两口,如胶似漆,那神情颇似初恋,却似着了奶油地蛋糕。
七点了,拨她电话,还是关机。于是问服务生,他确认这店离国展最近。兴许还忙吧,毕竟出书不易,我想。这时提到喉咙的心,也缓缓落回肚里。
初识小沈,也是这般光景。那晚,她姗姗来迟,虽然素未谋面,但在都市的某个角落,我一扬手,她便罗袜生尘,趟过流水般地街道,只一个微笑,就轻轻地落在我耳边了。然而现在,我之感觉竟莫名地迟钝了。
一杯落肚,已是七时一刻。因为占了两位,不时有人问座的,我都不好意思地拒绝。又招呼服务生,问这傍边可有分店,他说沿X路直走十五分钟就是。我飞身下楼,转又想:万一前脚后跟,我们擦肩而过,岂不冤枉。于是又折回和服务生打了招呼,告诉她沈的相貌,才放心去别的分店。
国展对门有家肯德基,路过时心想:或许就是小沈所谓地麦当劳,可她也不至于麦肯不分啊。犹豫着还是进去看了,没人。寻到分店,也不见她的影子。腾挪来去,我终于坐会原处。这时手机响了。
“你在哪啊,我怎不见你啊。”小沈说,言语中颇有责怪的意味。
我打趣道:“等你啊,在哪里呢了,你?”
“不是说好麦当劳嘛。”
“那家呢?”
“国展对面呀。”
“呵呵,我知道你在哪了,我过来。”我翻然有悟,想笑却不成声,然后跑去肯德基了。
吃完饭,聊会,夜色渐深。要散了,我送她。她忽而若有感触,说:“吃饱了,喝足了,还能免费学知识,人生还求什么呢?我愿足矣!”
路过肯德基时,小沈见有卖小木箱的地摊,竟惊奇地喊出声来。木箱的做工并不很精致,却很小巧,我说:“喜欢就挑呗。”于是她弯腰蹲身,仔细地抚摩,而长发则如瀑布倾泄,被晚风轻轻地扬起…… 熟悉了,戏噱也多。
某次在老度家,醉酒中我一手轻揉她之的素足,郑重而又顽皮地说道:“女孩只有梦幻,那么女人呢?”
“平凡,真实之平凡。”
“你很平凡,可惜你只是女孩。”
“你,你又欺负我。我那点不象女人了。”
她看来真是生气了,猛一抽足,我只握住一把空气,虽然还有清幽地兰香。 又有一次,我忽而惘然了爱情,发短信问她:“你相信爱情吗?究竟什么是爱情。”
“信。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或拥有。爱是一个人的,而爱情则是两人的。”
我躺在床上傻傻地回味着,随即又说:“呵,我终于明白美女与野兽之真义,而我却仅是人。你呢?”
“我是野兽中的美女。”
“野兽中的美女?究竟是指生活于野兽中的美女抑或野兽丛中的美女。”我的笨拙顿时脱落无余。
“当然是野兽中的美女了。”
大约十几秒后,终于等到她的回信了,我也暗自庆幸终于没使她恼怒。
小沈似乎有些迷信,年前我曾在网上编排她地八字,然后胡诌一通,她竟说应了十之七八。我又掉舌说她的生辰不确,半月前她竟认真地给我重抄了份,说过年时刚从老妈哪问来的,我接过时心理颇有些异味。但是,去年的某次腐败,又让我放下心来。那时,出版社寄来封面,征求我的意见,对于颜色我不很敏感。而她正在某公司编杂志,她说如换作黄褐色,背景用石板纹,或许会古雅些。书出来了,果然书卷飘香。之前,我曾答应送几本史书,走得急了竟带去四本,我歉歉地说:“要是全部送你,似乎不很吉利。”
她微笑道:“我才不信这些呢。”
小沈说:“她是一个安身尘世里的平凡女子,笨笨的睡着,瘦瘦的醒着,除了爱,傻傻之外更多了一份默默的等待。”
我想也是。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8
久违的故人

她,与我未曾谋面,却似我久违的故人。或许有着类似的甜蜜,还有忧伤,她读懂了我的文字,还有我的不堪。她说,我总沉浸在过去,咀嚼时光。而她,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看过她的照片,优雅地坐在椰树林下,有风吹过,青丝微扬……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涩涩的,和着忧郁的眼神,将画面定格在某年的凉夏。也就在那时,她还有个俏皮的姿势,手提着凉鞋,在沙滩上戏浪,紫色的衣摆,舞动苍茫的大海。我曾试读这两个瞬间,猜测她的心性,但还是放弃了。因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迤逦而来。
    她说,曾经喜欢过一人,那是工作伊始,好像也是她的初恋。但因了父母的反对,她被调离原单位,去了陌生的地方。于是,他们聚少离多,如两岸,岸与岸间横着一条长河。呵,“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时至今日,为什么我们的爱情还在神话里打转?压力不能毁灭爱情,但隔离呢?柏杨的答案是毁灭。“只有隔离,才能可能使爱情变质,盖不要说一对情侣,就是一对夫妇,离开得太远太久,都没人敢打包票。”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0:59
病闲书 十章


C君:
写《天台学术史》,累了,歇会。不怕你笑话,我好几天没洗脸了。方才吃饭,遇见一位熟人。从他诧异的表情里,我读出几分厌恶。“你没病吧,咋这幅模样。”呵,须发缭乱,就算有病?那么,不爱洗澡的王安石,当众解裤带抓虱子的毛泽东,大概也属脑袋抽筋吧。不过,老王是幸运的,尽管老婆有洁癖,却能相濡以沫,真让人羡慕。
    生命是如此的卑微,而我们却把它拿来消受闲气,赎买争吵,为什么彼此不能包容,牵手向前呢?聚散离合,和好还能如初吗?为什么非得寻找当初呢?与其寻找,不如活在当下,尽管没有回忆美丽,却也生动而真切。未来太远,我无法明见;过去已逝,我何必眷恋?
曾有人问佛陀“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时间有起点吗?”佛陀举了个例子,假如一个人被毒箭所伤,医生想治疗他。中箭的人却说:“先不要治疗我,我想先了解这是什么毒,是谁射的箭,他为什么射我?”这样下去,又有什么结果呢?来人答道:也许在未得到治疗之前,此人就挂了。佛陀说,所以你的问题,我不回答。
很多争吵,多属意见不合,想弄个究竟,分个胜负,但世界事有多少是辩得清,道得明呢?希腊先哲早就以为辩论是对智慧的侮辱,老子也是“为而不争”,但年前的我却鬼使神差般,在口角中埋葬了多年的感情,说不后悔是骗自己的。人真是奇妙的动物,往往一拍即合,或因一言不合,不欢而散。
昨晚和某老闲谈,我写了首诗送他。大抵是说人活着不必太累,朋友也不必多,有几个合得来就不错了。如果遇着神交已久的,自当大快朵颐,离骚下酒。但得神交即故人么。诗是这样的:
    所乐相知不愿多,胡床吹笛遏云歌。
侬今醉把黄庭去,乘兴山阴好换鹅。
末两句是说王羲之写《黄庭经》换鹅的故事,第二句是用《梅花三弄》典故,《晋书》《世说》都有记载。那时王徽之应召去建康,船至青溪码头停了下来,恰好桓伊在岸上经过,被船上一位粉丝叫破。王徽之便派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身居高位,虽久闻徽之大名却不相识,便下车上船坐在胡床上,吹了曲梅花三弄。《晋书》说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想来此曲梅花,必定高妙绝伦,行云或为之暂留。但曲终拂袖,上车走人,宾主间不曾交接一语。这份磊落不着行迹,旷达不缚礼节的风流,现在有谁能够?

                                                                     3月12日



C君:
15日的信已经收阅。你问及读书,其实我已很少读书,觉得无书可读。文章么,解放后大抵不足观,民国时倒有两三作手,如周氏兄弟、俞平伯、梁遇春等等尚可玩味,良以知堂之笔颇适文体,论者或说他的苦闷,多半是人生的况味。
鲁迅的文风峻冷,知堂则有“死气”。我猜想他的心境已近秋凉,所以啊,说起话来欲言又止,说或不说,都无所谓了。这里头,或许也有他兄弟“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忌惮吧。
他就架着眼镜,一杯还冒着热气的清茶,心如深井之水,丢一石子下去也无回声,但井水清澈可以见底,让你无法琢磨他真实的心境,他只是叙述,叙述,说到愤激处,也是平和的。你在背后唤他,他转头看你一眼,慢悠悠把眼镜摘下,把茶端在手里,和声细语地和你闲聊开来,也不顾文章的收束……
昨天去涵芬楼购他全集,跑了好几趟,总是脱销。在无政治的推动下,一套书版了又版,是可说明些问题的。钱教授尝送我几本他的研究专著,比如《周作人传》、《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话说周氏兄弟》,除了传略翻数眼,其它不忍细读。他说的周作人,是他眼中的“哈姆雷特”,在大小舞台上旋转。
俞平伯家学深湛,近代大家大半是他祖上曲园老人的余荫。他的文字,神思邈远,凝炼绝妙,在雅致中间或几句方言,虽觉饶口,却有味道。高一时大约花了8、9块钱买了他一本集子,圈圈点点,读了三年,《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中年》等我常在早读时讽诵。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
这时的光景是非常清晰,待到月挂中天“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芒,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我们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时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兴奋,多一半的怅惘,软软地跳动着。”
这般文字,近代无伦。也不知何故,我最爱他以归途言人生的《中年》,平淡中说出行走和停驻的种种心情,在你哀伤时,他忽而豁然起来,激人苟活。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可是走的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住。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不新鲜原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
现在文章越写越长,越写越白,本是读者寻味的,写者如数抖出还怕人不知他的心境,颇有代人吃饭或逼人作妓的势头。这类文章看着是畅快,但少了含蓄美,让读者横生不少懒气。这类作手大都受西风浸染,于旧学不甚了了,我猜想这是当下文无可道的病端,不过也只猜想,没作过实证。

3月16日



C君:
    对了,下午去了趟香山居士家。席间,偶然谈及杨沫和她的《青春之歌》。居士告诉我,她就在附近一院子住了六个年头。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杨先生身体不适,所住西城区柳英街离什刹海很近,风景虽然不错,但是城里毕竟嘈杂了一些,不利于她写作和修养。于是,她就在香山脚下找了一间别院租住下来,后来干脆把户口也迁到哪儿去了。
我忽然起了好奇,便请他带我去看看。夜幕渐拢,远近已两三灯火,间或还能听见几声犬吠。胡同曲折,人如蛇行。约摸走了十分钟,我们在山脚下一座别院前停下。主人很健谈,她说当年给杨沫挑过水,一担一毛钱,一天一担,一个月三块钱。她还告诉我房子已经翻新,拆下来的旧门窗用来盖了房子。我竟有些伤感,打量起四周的环境。
别院负山而建,前方空旷,一眼便可扫遍“京城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左揽碧云寺,右倚植物园,身后四百米处就是梅兰芳墓了。据说这墓地的中央是用水泥浇铸的巨型梅花,梅先生和夫人就长眠花心。在梅墓百尺之内,还憩着马连良、王小楼、言少朋、周和桐等几位京剧名流,同时胡琴圣手梅雨田和徐兰沅也葬在这里,生、旦、净、丑死后又相聚一起,仿佛在为人们演出一台永不消失的好戏。
沿山而上,大约在山顶附近还埋着“刘氏三杰”中的二位,刘天华、刘半农兄弟是也。我素好文字,不谙音律,自然与刘半农较为亲近。刘半农是《亲青年》杂志的一名骁将,鲁迅尝拿他和陈独秀、胡适作比,说如果将韬略比作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敢上前。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鲁迅说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别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光秃的枣树,倔强地立在深寒之中。“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哼起鲁迅《秋夜》里的句子,但脑子又闪出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居士大约看出我的心境,小声建议:“不若在此弄间房子,得了空闲便来住住。”同时他也表示担忧。毕竟,住惯闹市的人,很难适应这里的孤独和单调,但这一切正是我目前的身体所最迫需者。问过主人,这里正有空房就订下了。
归,检读杨沫日记。1963年9月7日,她写道:
“周末,是亲人朋友聚会的欢快日子,而我却独自一人,住在香山荒芜得像古庙似的园子里。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除了收音机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但我却甘心于此。早早把门关上,洗好脸、脚,准备睡觉。为什么,难道我不感到寂寞么?不,为了给人民写一点东西,为了让残余的生命还能发出一点光热,我必须控制自己,忍住疾病的折磨,忍住长日无人的孤寂单调的生活。”
这大概也将是我未来半旬或一月的生活实录吧。不过,我好闲逛,万安公墓就在附近,我会常去看看一些生未同时,但心神交接的一些朋友——梁启超(在植物园)、李大钊、朱自清、戴望舒、穆旦、冯友兰、曹禺、龙榆生、王力,还有恩师启功先生。1994年6月,杨沫写了遗嘱,留下令人潸然的两段话:
一是“我把我的十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一是“把骨灰灌一最粗糙的瓦罐,请求埋在香山我住所的后山坡上,挖一小坑埋掉,因我极爱香山。”
乘兴写此,不知能消君几许闲愁?不宣。

3月18日



C君:
哈哈,我并非热闹者,却也害怕死寂。人在静处呆多了,周身似被疯草般生长的寂寞包围。很多年前,我对钱理群先生说,我的灵魂和身体已经分离,似未能投胎的孤魂野鬼。先生回信说:我搅乱了你的灵魂,而我也找不到出口。 这大抵说出了启蒙者的悲哀,或也竟是鲁迅所谓先驱者的寂寞吧。这六年来,我不停的调整自己,慢慢磨掉自诩的棱角,不与社会起太大冲突,但结果某天发现找到自己,忽而又陷入了迷惘。有时我很懊悔学会思考,假如可以如果,那么我宁愿是不识字的老牛,农耕时废些力,此外就一边咀草,一边瞅几眼太阳。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的活着,但社会篡改了我的人生,从此快乐和幸福与我无缘。我曾愤懑过,也曾埋怨父母,觉得这前半生埋头读书,落得一身痛苦,全是他们的罪过。但想想他们这么鞭策我,无非是不愿我再过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遭罪?……

3月25日



C君:
    你问为何不谈天台?我觉得还不是时候,苏秦之才未必不如张仪,但游说秦王失败,在于未中机宜。
目前天台的舆论和思想还停留在搬抄和模仿的阶段,应景文字还是少写为妙,不然弄臭了笔头,将来后悔也来不及。
有人说,你可以唤醒他们,没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没环境可以创造环境。不过,每个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有人适合设计战略,有人适合领兵作战,并不是谁都能横搠挥戈,指点江山的。
因此,现在我宁可固守书斋,也绝不发表言论,适性而已,与高傲无关。
我并非忘情之辈,也向往名利,但不是所有的名利都能吸引我。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概能括概我之追求。
人生过于短促,所欲也多,如果事事插手,到头来不免于无成。你说是么?

4月2日



C君:
消极倒也未必。其实,我在等死。这并不能明证我的怯懦,相反,我比常人更加热爱生活,珍惜每一分钟,我,只是在陈述我的生命状态。一个人过早的看见自己的宿命,无疑是悲哀的,人的幸福,有时更多的源于自欺或者懵懂。前人讲“察见渊鱼者不祥”,我大概是那不幸的幸运者。
高二时,我就透彻了人生的价值。所谓的价值,不过是苟活的理由。黑格尔说存在即是合理,并不是说是历史的必然,而是说一切存在都是有意义的。这意义,是主观上的判断,而非真理性,因此,找寻意义的历史,也就是人发现自我价值的历史。因此,当自我认定与体制发生冲突时,而个体又无法左右体制,悲剧于是发生。
也许,习惯了孤独的生活,三年高中,我一直沉浸在阅读的兴奋中。那时天中对外宣称有十几万的藏书,但三年下来,我所见到的品类不过三千余种,其余大多是辅导资料,再者便是幼稚的小儿书了。我去借书,从来不挑,从书架的最上层挨次读到最下层,然后转去第二个书架。但读得最细的是进门左侧靠墙那五排,第一排是经典的马恩毛列,不过只有《选集》和两三单行本。除了斯大林、卡斯特罗的不很熟悉外,其余的,在孩时已大多寓目,不过只是认字而已。书是外公从公社里领的,那时所谓的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但四卷本的《马恩选集》却只发给干部。我外公是贫农,给人割牛草度日,解放后入了党,做了书记,所以也享受了这份特殊。不过外公并不识字,这些书也就被母亲拿来剪鞋样了。待到我识字了,这些七零八落的宝书,被我从头到尾不知跳读了多少遍,直至二年级才勉强通读。但就中的深意,却依旧惘然。
有时我想,人的知识已包含在基因里面,时间会让我们老旧,也会让知识苏醒。但这苏醒,还需外界的刺激,比如阅读,由此激发的想象,类推。但类推不会产生新知识,所以我益信我的猜想了。这或许是另一种宿命。宿命即是缘分,说得是必然、是结果,但因参杂时空的因素,或然便摇曳而出了。马翁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说历史结果是必然的,但过程是或然的。于是,便有了选定一说。我确信已被命运选择,但是祸福,我无暇顾及。想想识字课本居然是《马恩选集》,入高中后最熟稔的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现实所从事的还是马恩列毛,使我不得不猜测余生之路途了。

4月7日



C君:
关于过去,我曾多次提笔,然后终究没能写下去。这中间,有自己的懒惰,更多的还是不堪面对吧。或许真如紫儿所说,我其实还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对于生活,对于未来,还存有很多幻想,迷梦,因此无法使内心沉潜,而回忆,检点过去的点滴,如果缺乏审视的精神,很难有超越的认识。失去精神,缺乏超越的文字,与垃圾有何区别。
我已习惯炉边独语。一个人的日子,风淡淡的,云轻轻的,有时会被萤白的灯光吸引,有时也会莫名的大笑,我也知道笑过之后,是无尽的落寞或酸楚,总强过行走僵尸吧。
现在,我已很少看书了。市面流行的,多半是毫无营养的杂碎。换作前些年,我或许会说任何事物都有其长处或不足,但此刻我已挥霍不起生命。当然,这与本身的追求无关。
阅世已多如梦里,看花又过去年春。

4月12日


C君:
真羡慕你的闲散。昨儿睡晚了,醒来流鼻血,只好仰卧着,籍音乐来消磨时间。
听歌,其实是听自己的心境。记不清最初听《问情》是在何时,大概在看《戏说乾隆》吧,算来也有十多年了,《戏说》的故事早已忘却,但这凄婉的旋律,这几年总莫名地轻啮心魂。
“爱到不能爱”,却还要问情,是心有不甘呢?还是在追问中温寻往事?或许,是寄希望于绝望,从无所有中拥有。那么,我又何故每当那熟悉的前奏清婉漾起,心早已沉醉?难道它真契合我的心境,使我情动不已。还是它让我明白,爱只会让人回归虚无?我也知道这种回归是必然的,虽然短暂,却也漫长。也许……太多的也许,模糊了自己。朋友提点我,是感情出问题了吧。呵,我如梦初醒,浩叹当局者迷了。
    是啊,“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红尘中,我会微笑,不管内心泪如飞雪。我也不会走掉,只会让回忆飞进风里。既然承诺如平常的说话一样,动一动唇齿,轻而易举,我又何必再相信承诺。既然兑梦如做梦一样,闭眼即是,可谁知梦醒,愕然。
   有时听多了,想偶尔忘却一下,但忘却也只是一种灵感上的借口,感觉依然心神不定,飘忽辗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不能太孤立,在摇曳的视线中,这曲幽伤一直沉浸在我心里。
至于《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是冰岚传给我的,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只当作寻常的旋律来听。不过,她那高亢清亮的嗓音却让我有些惊讶。于是托MAKY弄来二张签名专集,在夜色浓重时,侧耳倾听。《寓言》有些漫不经心,《over the rainbow》太过轻巧,但清脆的声音和歌的节奏配合得非常好。《城堡》等歌,如果换作孙燕姿演唱,就少了那份小女生的快乐形象。唯一遗憾的是她的慢歌似乎不够投入,表现情绪的时候太讲究嗓音的调整,因而听起来就显得刻意了。或许是年龄使然,在她的歌声里找不到灵魂的律动,缺少质感,自然无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比如《隐形的翅膀》,唱到“我终于”后觉得很干涩,听起来也很吃力,让人担心她还能不能唱上去,心理负担于是增重不少。但不管怎样,这首歌唱出了绝望者的心声,每一转拍似低声轻叹……
又:关于人生和幸福。
甲说:“幸福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好死不如懒活,活多久是多久,如果能长生不死,那是最好不过。”
乙说:“幸福?个体的自我满足吧。我不在乎活多长,我在乎今天是否快乐。什么价值、意义都是主观的东西,我没必要因为别人的眼光盯着,就不会走路了吧。”
你说呢?

4月16日



C君:
不必过于抱怨教师,在“名不正”的当下,教书沦为谋生的职业,尽管可悲,却也无奈。你说在调研“有多少人仍然恨自己的小学老师”。去掉“小学”二字,或许更具现实性、一般性。你担心被人闲话,我看大可坦然,所谓“呵师骂祖,无非破执;茶饼棒喝。总关般若”,揭去伤疤总比捂着烂掉好吧。这里我先写二件公案,供你分析研究。倘若只图耳目之快,或为饭后谈资,却是拂了我的寄望。先说一位小学男老师。他,据说是严师,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他现在何处,我已不得而知,尽管当初对我很照顾,也不过是因为我的成绩。但对于所谓的“差生”,他从不当人看。有一天,某人向他告发,他的名字被写在黑板背面上。于是,他开始排查。我是班长,熟悉班里每一位同学的笔迹。当时是以成绩分等级的,我们这帮优等生,不管做什么,只要不很过分,老师都睁一眼闭一眼,有时还能替你掩饰。这就是学校。也许,是感激老师,我也常作些狗腿子的工作,比如拿粉笔盒,做指示棒等等。这一次,老师拿在手中的小木棍,就是我的杰作,栎柴做的,很结实。差生一个个轮着写粉笔字,有人因为害怕而心虚,粉笔头有些滑,于是被老师列为怀疑分子。尽管他不是真正的“罪人”,但在师长的威严下,他们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靠墙而立。我当时想到了抗日战争片中,日本鬼子设卡搜身这一情景,不由得也心寒起来。这样闹了两节课,还没有结果。老师的额头起了青筋。我始终没被叫上去,因为我是班级一号。这时,他怒吼着,忽而微笑,诱骗小孩似的,说,谁敢自我认错,这事到此为止。教室里依然鸦雀无声。老师卯上了劲,说全班留下,不查出元凶,谁也不准离开。我依然静默,虽然心理很不满,忽而恨起那位肇事者。良久,我自告奋勇,说我认识笔迹。老师开怀大笑,表扬几句。我起身,出位,钻到黑板后面,仔细认了认,是B的,我肯定道。一声巨响,有人摔地了,我从黑板下猫出身来,见B撞在墙角,额头还流着血,除了认错和求饶,没有别的言语……但让我惊讶的却是,全班人对他一律抱愤怒态度,眼光象要吃人,这场面到现在,还经常在我脑子里闪现……再后来,我进了初中快班,接着高中,大学,至到研一时,在老家的山路上与他偶遇,说及过去,我很惭愧,抱歉,但他对我却一点芥蒂也没有。他说,当时是他不懂事,害苦了大家。我于是心痛无语。他,还在那个半山腰的村子里,做些农活,偶尔也进城打些杂工,比起过去,更加沉默了。
M是我高二班主任,那时据说是校师花,暗恋她者自然不少,即学生中也有在周记里向她表白的。但在我看来,她除了有些丰腴,有些虚荣地高傲外,着实没甚突出。
她大抵反对早恋,班里前后桌男女稍微有些亲近,她就想法子把他们调开。她还拿自己举例子,高中时有男生给她写信,她瞅也没瞅,便将信件悉数退回,大学毕业后,他们再次相遇,在湖边逛了几圈,然后愉快地分手。我不清楚,她说这事是何意味,是庆幸自己理智呢,或在暗示早恋真不算什么?总之,她后来是嫁了个“有钱”的主。有一回,我们去看她,说及爱人,她满脸幸福。问他在干什么,她说:“他啊,就爱玩,每天忙着打游戏。”
她讲课时,常微侧着身子,眼神略往上斜,嘴唇一歪,拉出一抹神秘地微笑。她教历史,犹如一只动听地鹦鹉,转述着陈腐的说教,但已不能勾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偷看起《资治通鉴》。同桌二水心人胡,原是她高一学生,他大概心同于我,这时也伏在桌上,在纸上涂涂写写,做起文人的清梦。后来,他与无聊君袁坐在一起,两人臭味相投,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在笔记本上互相驳难。譬如两人曾就“天才——蠢材”这一问题,作了如下笔战:
无聊君说:“上‘天才’乃无聊君所写,而‘蠢材’为二水心人所作,故,可知‘天才’乃吾也!哈!‘蠢材’乃海军也!哈!”
二水心人回敬道:“实,上‘天才’二字真出无聊君之手。‘蠢材’二字出于吾之手。其实这些是说别人的,如骂别人,你可以如此想象。”
“不错也!吾真可谓‘蠢材’也,竟不知二水心人乃真‘天才’!——‘天生的蠢材’是也。”
“真正不错,‘天才’变‘蠢材’,还‘天生的’竟不知无聊君小学、初中在哪儿就读,破折号竟用的如此‘准确’,佩服,佩服!”
“过奖,过奖,受人如此吹捧,实有飘然之感。……”
……
我对此殊乏情致,二水心人只能自得其乐,但在M的眼里,却不这么认为。她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抽走了我的《资治通鉴》,并瞪了二水心人一眼。课后,她找我谈话,怪我把同桌带坏了。“他又不是小孩。”我顶了句。M的脸色顿时泛青,甩下一句:“你回去好好反省。书,期末后自己来办公室取。”
我知道她对我素有偏见,这缘于高二开学时的一次大扫除。M原来带高一(6)班,我在高一(3)班。高二,我被分到文一班,她正好是我班主任。她按例以成绩来任免班干部,惟有卫生委员分给了她老六班的学生许。许一身痞气,却很会溜须拍马,所以颇受茅的重用。学校将图书馆底楼的清洁任务分给我班,那天我从二楼阅览室看完书下来,许对我颐指气使,要我干这干哪。我不是班干,也没轮到值日,如果许某态度好些,我想我会帮忙。但现在,我只有苦笑,自嘲着摇摇头,径直朝大门走去。许某大概觉得威信受损,抢过身来,朝我胸口就是一拳。我随手抄起扫把反击,却被同学扯住。这时,M正过来检查,看到我想打人的样子,也不问是非经过,将我好一顿批评,却不管仍在漫骂不休的许某。
倘是初中,我大概会以牙还牙,非揍回一顿不可。但想起初中三年被人孤立的滋味,终于放弃了。当时乡下流行帮派,小学生比较简单,谁成绩好,他们就听谁。初中生则论势力,在农村主要体现在三方:一是你所在村子的人数多少;其次,在这个村子里,你家的地位如何;第三,你自身是否够狠、够坏;如果你具备这三点,成绩还不错,你不想当头头也很难。我小学是学生头,到了初中,成绩也优秀,但因是小村子人,自然成不了头目。不但如此,那些大村人还让我臣服于他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于是,他们常成群结队,拦路恐吓、欺凌我,我则小心应付,始终没挨过一拳。有一回把我惹急了,我拿刀砍他们。后来在班主任的警告下,他们立誓不再惹我。我也为此付出不少代价,比如这三年间我没当选过一次班干,也没得过诸如三好生之类的奖状,总之,我被他们孤立起来了,也因此获得“该生桀骜,有大才,以自我为中心,不善团结同学”的毕业评语。
这评语,M大概也看过,于是在她眼里,我自然不是好学生,至少是不听话的学生。上课看课外书,便是极好的罪证。到了这月末,我回家领生活费。母亲对我有些失望,我不知究竟,问了好久,她才告诉我,前几天M给她写了封信,要她去趟天中。母亲去了,就在老教学楼高二年级组,M大声和我母亲说话,她把我贬得一文不值,末了还很肯定的定论了我之人生——“他啊,不会有什么前途。你不如领回去,免得糟蹋学费。”以前母亲来学校,总不忘和我说几句闲话,嘘寒问暖一番,这回她是悄悄地走了,禽着泪。我说:“这是她的偏见,你怎能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呢?”母亲没有回答,只拿眼神看我。从她眼里,我读出许多不曾经验地复杂的意味,总之,她对我有些不信任了。

4月22日




C君:
大抵是前年的秋季,天空微雨,校园里平整的泥土已经粘脚。导师唤我去系里谈话,在门口前,一位穿着高根鞋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忽然滑倒,脸贴着泥土,模样很是狼狈。我就在她三米之外,她张皇的眼神,使我没有上前去搀扶她。我也怕给她造成尴尬,她需要掩饰难堪的机会来作一个小小的调整,好继续从容前行。
上封信,我谈到小学时曾“助纣为虐”,到现在说出来,无非觉得愧疚。我曾扪心自问,谁愿意将自己的难堪、缺点、错误等等,堂而皇之地展示于人呢?而在更多时候,尤其在复杂人际关系中,你“看破”某件肮脏事,“说破”了,或许能逞一时快意,但造成的被动与众人的不堪,又将是如何呢?
事实上,社会给大家不同的面具。人活在表演的世界,你可以坐着旁观,但没必要一个个揭下假面舞具来表示自己的“眼精”。其实你所看到,也未必是真。
这“说破”的真正艺术是理解,是信任,是尊重,是宽容,是期待……是“看破而不说破”,是用爱心真情感受,是用行动真诚弥补。你说是么?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扬花过无影”,七年前就读了张先这阙词。对清明,扬花,影,只局限在解释上,知道所扬的花不是真是,而是柳絮,似懂非懂。待负笈京门,才恍然真切。傍晚时分,从玉泉山下来,经过颐和园边的一条窄径时,一个个小白团从身边飘过,当空抓取,以为已在掌握之中,打开手掌,却空空如也。柳絮落在湖上,飘在水面,与榆钱浑在一块,破坏了水上的镜面。没落入水里的,挂在青草上,我想如果量大,那是有雪的效果。拾起草间柳絮,发现并不是每朵里都有种子,而所有的种子都远小于芝麻,没有硬壳。想象不出它能长成一棵大树。湖水还清,水面上飘了片片小铜钱般的花瓣,我不认识,可我直觉上这应是榆树的花,所谓榆钱就是指它的花如小铜钱一样,虚心问一位蹲在石头上看鱼的女孩子,果然,我是正确的。“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还是张先的词,现在感觉到了,时而还要担心柳絮飞进鼻子里。春天,古时是行者出发的时候,我只用了三个小时,就行了当年张先一年的路。

4月26日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3
《易然吟稿》小引

壬午岁末,逢易然于台山,以为山中人也。盖斯山上应台宿之名,下挹蓬瀛之秀,复以为瑶池人也。蛾眉淡扫,铅华落尽,适游琼台百丈辄入桃源,以为阮女也。日与吾辈往来秋江之上,究乎崖罅之间。当流赤足,衣泠泠而生风;踞石枕股,目杳杳而冥悟,此之谓闲人乎,哲人乎亦或霞客乎?吾不知所云。及以诗草见示,乃目之曰:诗人也。其词如秋虫咽露,瘦鹤舞风,柔肠百转,缱绻缠绵;诗似子晋吹笙,湘灵鼓瑟,清越苍凉,既于幽怨。韦老彦铎曰:读易然稿须先预储三斗泪。予戏之曰:犹恐不尽流也。不臆其何故伤心若此?私谓之心囚也。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当以色为主。陋哉鲰生。如此人此诗,尚可言色乎哉?而世犹不知,以为妇人也。逾年二月,南屏郑鸣谦病隙戏笔,时寓京师大学堂。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3
《鸡鸣风雨集》序
  
比来时世多艰,东瀛鬼影憧憧,鲲洋积年委弃,士君子无不叹骇,或集会游行,或作文志愤,一时群情慷慨,激扬网络。顷七星宝剑、红尘一梦、杏花村人诸斑竹征诗词,应者云集,知民心有在,士气可凭也。唯体裁各殊,未便披览,辞色不齐,或沮标格,乃复作遴选,以期文质互举,艺政相彰。夙闻沧浪论诗,独标“香象渡河”、“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言之有物;“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活泼无碍。阮亭浮光掠影,只拈来神韵,所选唐诗缥缈无着,宜有脚跟不曾落地之讥。兹编未敢效尤,但为时代存诗史,为生民策警钟,至于稗莠咸除,菁华毕出,且诸作写质实以空灵,寓愤激于高旷,固非吾力所堪。又闻“写诗难,选诗尤难”,古诗三千馀篇,非夫子孰敢删削?东坡云渊明好诗甚多,《文选》未尽录,诗岂易选哉?集曰《鸡鸣风雨》,乃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是告。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4
读《策杖天台山》小札

我不欢喜出游,但是游记,却很爱读。或许是受了宗炳的蛊惑,不在乎身历其境,但藉着些许图文,煮一壶清茶,身倚藤椅,便可卧游半日。倘若事必躬亲,没有十天半月,想必是无法尽兴的。至于王子猷那般雪夜访戴,去是潇洒,但是归途,终究步了阮籍后尘,穷途而哭,多少有些歇斯底里。但是卧游,在文字中往来千山万水之间,在限定的存在中追求精神的逍遥,让心飞翔,很有古人“神游江海之上”的境界。毕竟,想象总是完美的。    、
荣格言,旅游可以让人“从长期生活的社会模式中得到暂时性的解放”,因而具有某种宗教式的精神超越。其实在古汉语中,“旅游”本就是模仿“神之游”的祭祀礼仪。在古人眼中,惟有“神”才能超迈时空,毫无拘役,因而“神”游才是真正的“旅游”。而现在的旅游,大都是人在潜意识里对这种超越状态的模仿,使精神得以暂时的释放。不过表现出来的,多半只停留在“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去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的“形游”状态,很少有踩着神仙脚印,在行旅中细昧仙人乐趣的假扮“神”游者。  
陆老树栋似乎例外。大抵结庐台山,坐卧烟霞,不必似支遁向竺潜“买山而隐”,也不会有郁达夫惊鸿一瞥,到底落空了“重来”的愿望。但有闲暇,携杖而往,不拘常景,不惮艰深,这很容易让人想见“不邀侣伴,不限程期,携筇蹑橛”的巨山先生。尽管陆老之文不及巨山奇诡跌宕、恣肆雄浑,却也本色自然,不慕浮华。但在矜式淫巧的现世,不免于讥诮,不过“阮大铖之诗,闲适冲淡,然伪不可掩;少陵偶有朴拙,却语语皆真,真便好。”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爱慕山水的,大都活泼乐观,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也能长寿。我自与陆老订交以来,便一直感沐着他对山水的热爱。尽管只有短短数年,但人之情性是无法掩藏的,一举手一投足,不经意间,便脱落无遗。陆老年届花甲,仍七八年如一日,鹿影云踪,看山看水坐,无名无利身,坐忘之余,不废搜寻天台新的景点并行诸于文,见之报端,被媒介延为“天台徐霞客”,着实让人心折。
乐山乐水,杖策而行。“嗒嗒”的杖声,飘荡着不屈的身影。逍遥旷放的庄周,性喜策杖优游,精神独于天地往来。辞官归隐的陶渊明,躬耕田垅,“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而陆老将游草定为《策杖天台山》,大概也是有所寄托的。我曾听他多次提及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他用了多年的Q名,或许便是他“策杖”的命意吧。而他的笔名,也是大家熟悉的网名——宇鹰,依我看,便有“坐卧烟霞”的意蕴。
我虽生长天台,却为俗物所累,对天台的山山水水终究陌生。现在旅食京城,烦是日多,也没有时间去任性流浪了,所幸陆老寄来他的“案头山水”——《策杖天台山》,便在这些文字中卧游一番,“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深色处,是旧身影,抑或青春? 

2006年10月14日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5
跋《天台山万年禅寺简介》  

书是今年四月回天台奔丧时,偶然在旧书摊里寻着的。据后记,书写成于1997年8月,那时孙明辉先生可能还在天台县图书馆搞创作,闲暇的时间多,信手写来别有兴味。书不厚,60来页,所恨封面不够清雅。与《国清寺志》相比,它独出一手,行文洁雅空灵,颇具诗性,比如:
“三井潭,位于万年寺水库下约100米,山势陡合,两崖蹙起,如户垠横亘,中间微凹,为水激荡,飞瀑如晴天涌雪。自高而低三瀑三潭,上潭如瓮,水泻入瓮中,(口曾)(口宏)作响;中潭园如满月,水从上注入,复泛溢东出;下潭深险,绝壁一落千丈,势甚雄壮。潭所在的九里溪,奇石时见,清澈可鉴。相传万年山为九龙卧藏之地,三潭瀑布则是九龙所泻。清末光绪进士金文田著有《游三井潭记》。”
真有尺幅千里之致,即掩入三袁集中也不逊色。
所选诸诗及楹联,也颇精审,唯日本仓泽行洋、村上博优诸作不觉精妙,可能是出于存史的需要。这在《国清寺志》也有所反映,如“景入幽深涧水丰,天台总府殿堂雄。学生求法东传路,芳踪连绵统八宗” ,浑然不谙诗道。当然,编者是有深虑,即日人对台宗的认同,这当然重于艺文。
我曾说“写诗难,选诗尤难。古诗三千馀篇,非夫子孰敢删削?东坡云渊明好诗甚多,《文选》未尽录,诗岂易选哉?” 大抵缺乏才、情、识,如果贸然操刀,必定非残即废。现下选诗有两种方法,一是交集法,即随便找几本别人的选本,打一点交叉即可。这是懒汉的,不负责任的选法,却是现下的主流。另一种是穷尽法,譬如选清诗,全清诗尚未编出,你得一本一本去啃清人别集,然后提炼,这样选出,即便不很精当,也是可观的。可能囿于所见,孙先生于元、清两朝采择不多,但对宋、明却狠下功夫,殊见勤苦。
我不清楚他是否写诗,但无疑是懂诗的。他分析曹天风《寒夜宿国清寺写真》“残雪孕梅花,净境无人领。檐雀暗叫奇,月移定僧影”一诗说:
“寥寥几笔,就勾勒在冬夜里的古寺所呈现的一幅清丽而安祥的画面,如是电影里的几个分镜头:斑斑的残雪,绽放的梅花,重重的殿檐下,偶尔鸣叫的山雀,一弯明月,月光如水,僧人禅坐的身影……。特别在诗中用了‘孕’、‘暗’、‘移’、‘定’等不声张响亮的字作为动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生动地烘托了静寂的氛围,使诗的意境显得极为清旷、幽静,如是在月夜里飘来的深沉而沧桑的古埙声一般,使人产生无限遐想。在这首诗里,作者不象上三首那样直抒胸臆,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体味到他苍凉的心境。”
如果缺乏诗心,是不会有此慧语的。但他对现代诗的把握似乎不及对古诗的感受,比如对陆军诗的分析,我觉得不够掂量,也可能是现代诗本身的问题。
熟悉孙先生的人,大都会说他很有佛缘,我于佛不明究竟,所以也说不上几句有味的闲话。但孙先生给人的印象,双眸干净,有诗人的羞涩、内热、紧张,说起来话来,往往因于情急而语瑟叠词,让人倍觉真诚可爱。也许正因这份真诚,让方外人士——悟智也觉亲近。悟智是万年寺主持雪童的弟子,雪童故后,他守着两座黑瓦黄墙的大殿,一人砍柴,一人种菜,一人做课诵经,一人挑土重塑佛像,日复一日,这需要极大的虔诚,比恪守“不性交、不撒谎、不杀生”等印度“三不”苦行僧还需极大的抱负。一个人孤独得只剩下自己的影子,与影子搏戏,倘不疯掉,即可超凡入圣,一念成佛。那一年,麦熟了。悟智依然在空旷的大殿上独自敲着木鱼,在他身后的古杉荫里,在麦香如云中,走来一青年。青年的步履轻缓,生怕惊破这一圆融的禅境,他驻足了,四顾苍凉。……
一年后,悟智下山,将雪童师生前的笔墨交给青年。
又一年,在中秋之日,这位青年写道:“我本人不懂佛学,也难以理解在佛门那种境界里的精神追求”,“但一种神圣的力量在激励自己。这种力量既受自于悟智虔诚的感染,也有自于万年寺本身的非凡。”
他默念着,在一叠稿子上写下《天台山万年禅寺简介》九字,然后双手合十……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5
《贱民新论》序

摧如嘱序,不写又不可,写又似乎没有话说。近几年久疏时事,偶有所作,都与生民无关。大抵“言易招尤,且谈风月;容多知已,不著衣冠。”所以,在前年岁暮,我完成了预定的学术框架后,仗着几分酒劲,说了好些浑话。这里迻录过来,算是给摧如君的赠言吧。

“其实,人并不高尚,什么理论,什么主义,说穿不过是吃饭穿衣问题,但假如有人问你的理想,你说是锦衣玉食,肯定要被人笑话。那么,你大可反问他的崇高理想是什么?如果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解决肚子和脑子之外,还有什么呢?既然如此,大家装什么清高呢?谈什么主义呢?空谈主义能当饭吃吗?我也想精神时与天往来,但饿了肚子,这种往来只能是幻想,久了不免于死亡,或竟流于什么功去了。

    鼓噪一种主义,自是他利益的宣言。但对大多数还在生存上挣扎的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附和。即便你所支持的,占据了主流,到头来你也不过是成就别人的工具,依然两手空空。好象邻家兄弟在争遗产,不论怎样,只要他们兄弟还有活着,这份遗产是万万不会落到你手上的,当然了,你有足够的实力去抢,或者胁迫他们向你上贡,那自是例外。然而,我们总是热诚,总是‘公益’,所以常被阴谋家利用,为之呐喊,为之助威,等他坐上龙椅的时候,我们又惊诧起历史的相似与重复了,于是心灰意冷,或沉潜,或抗击,或绝望……总之,不会再随便‘热情’了。

不管谁上台,只要他想坐久的,肯定不会自失民心,除非他是白痴。以前颇怪孔融的父母无恩论,现在想来未尝不是的论。说‘孝顺’,谈‘忠诚’也是要看对象的。有人说爱国不需要理由,我很不以为然。国既不仁,父既不慈,何必去爱?况且,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专制,最大的不公,也是最终要被革命的。凭什么,人一生下来就分三六五等?如果真是人民的国家,必定没有阶级分野,不然,我们只能说是某些人的国家。我如是这个某些人集团中的一员,我自会爱戴,或者我有成其为可能,我也会赞成。不然,压迫我、奴役我的国家,我没有必要去爱他。

好了,这时,你不免要责问我的道德。但是我要问,你所谓的道德,不就是世俗的法律吗。虽说是维系社会、维系人心的,但这种维系也就是以利益均衡为基础的。脱离这个实在利益而谈道德,谈法律,不觉得空洞吗?现在社会上儒学泛滥,政府也暗相促动,无非是想借此暂时填补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空。儒学的实质是什么呢?讲究道德秩序,也即森严的等级秩序。现在提倡这个,无非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可妄生越轨之心,富者自富,穷则自穷,倘若富人给你点残羹冷炙,那是仁慈,对你们穷人的恩惠,你们要懂得感恩。所谓和谐社会,也无非如此。但是,我要问现成的秩序,他的合法性在哪里?

很多人向往魏晋风流,我想这个愿望,大抵不是什么奢望,魏晋就在明天。”

摧如乃闽之韩城人,是个很诚实很寂寞也很古怪的人。古怪因于他好作杞人之忧,时作惊人之论,自是难免于众人怪异的眼光,久之,终于寂寞了。然而,他偏有股韧劲,常抱着撞破南天头不回的态势。这让我颇为敬仰。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授子一艺;授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据最近英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财富、名望、吸引力等可能与他(她)的名字有一定联系。换言之,名字确实能对命运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摧如”,在《易经》里说是“晋如摧如,独行正也”,是否也含有命运的某些暗示呢?倘不论此,或以名实论之,在我看来,还是相副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摧如这本文集里,固多偏激之语,但心怀热忱,说得都是真话。这样的真话,即便说错了,不切实用,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为序。

2008年4月13日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5
陈独秀的“小学”
        
晚年的陈独秀,凄凉是难免的。但是酒,究竟能消去心中的块垒,也是不想而知的。至于某些“借小学来寄托政治失落”的责怪,有些直观,也不能否认他的曹参嫌疑。《汉书》上说,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他,欲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按郑超麟《回忆录》地说法,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研究来回避政治的,并掩盖他在路线政策问题上与党中央的分歧。
事实上,陈独秀在反袁革命失败后,就潜心文字研究,写成《字义类别》,虽然此书“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意见”,“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的渊源,于中国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他在自序中如是自谦,书拖至1925年出版,但不失为其小学研究之始。
但不管人们怎么猜测,1929年3月,陈独秀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全书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在他看来当时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兼顾方言,而现在贸然以某地方言标准国语,显然有硬伤,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所以在国语成立之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度,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处方言,乍看稍显保守,然而在中国,从来的过激都遗患悠远,所以陈的保守也不失为明智,这当然要与政治分章而论。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余杰曾疑问“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又说:“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
其实,在《自序》中有很好的注脚,他说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为官僚文人垄断,制作八股,把玩风月,“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鲁迅也曾感叹中国文字的不够用,况且还有言不尽意的缺陷。其实,我想问题的由来,在于文字素被神化专断,所谓仓颉造字,鬼神夜泣,因为具有某种神喻性,可弹劾鬼神,如果为百姓掌握,岂不危险。所以古史中,由巫觋专司文字,也不意外了。递延下来,文字便成了官僚文人的专利,它所能表达的也仅是他们的生活。这也是陈独秀批评当时平民识字运动的根源,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之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文字的改革,从来不是易事,更不能心急。譬如说隶变,虽然隶书较篆体简易,但是也造就了隔阂古书,《说文》中有不少异字混淆,便是这般衍生的,如果校实甲骨铭文,问题更多,传统的小学也应之产生。汉语注音未尝不是如此,陈独秀早就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在《草案》中,陈独秀拟订43个单声母和单韵母,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不少增改的地方。”尤其是“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他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这种率先向传统宣战的勇气,大抵也只有陈独秀才有,也正是他最巨魅力之处。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又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大抵指此吧,于是有了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虽然成绩卓著,但也稍显草率,很多方言不能标识便是事实,拿天台方言来说,只有兼采中英音标才能勉强标记一二。
陈独秀另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韵声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概括言之,可分为音韵学和文字学两方面,大都成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毛泽东说:文人受点打击,有时未必尽是坏事,文王演八卦,史迁著史记,但是没有坚强的意志,终究是不会有出息的。虽然,陈独秀未必文人,不过监狱倒冷却了他的躁动,转而静心于学术研究。胡适和王森然就惋惜他把过多精力放在政治上,“苟能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以现存陈氏文章来看,他于历史、哲学、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学、艺术教育、宗教、道德、妇女、人口、家庭、婚姻、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无不精深研究。有不少观点闪烁至今。但是,如果陈独秀仅仅是杜门著书的陈独秀,也没多少价值了,而这或许正是陈氏的悲哀吧。
以小学衡量,《小学识字教本》成就无疑最高。1939年陈独秀编完此书,写了篇序,寄给陈钟凡征求意见。在附信中,他说:
“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实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行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中国之文字也。”
据此,陈独秀是最早提出汉字是形声义三位一体的,而对六书的异议,早在《中国古代有复韵母说》一文中便已涉及,书中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又批评传统的“叶韵”(押韵)和“通转”,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拘束,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乃造通转之说。“正确之解释,惟依古有复韵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因素与后代不容,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笃守成说者,或目复韵之说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
基于诸多独创见解,而非故呈臆说,陈钟凡评论此书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魏建功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即使解放后,文天谷教授在1978年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
《实庵字说》,我没有读到,但以《字义类例》《小学识字教本》而论,三老之言并非溢美。

                                                   2002年3月25日夜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6
读《汉武大帝》剧本

一、这本书不能简单地归入文学作品,它所寓意的远胜于文本价值。
二、剧中截取地历史片断,或可视作现今局势反映.当然我们不能迷惑于行人的衣饰,而遽论其内在品格。其推恩令、削藩,更具现实意义。在于中央冒然实施分税制,将财权下移使诸候做大,而中央威权下降.腐败之难治也在此。
三、汉武帝大力提拔贫民官吏,任用酷吏,是为打击制衡贵族权势.这于现今,也颇有启示。
四、当然,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形态上的‘人类虚幻的精神共同体’。所谓社会形态,也即经济形态,它是决定国家制度或政体命运的唯一上帝.现今的改革,首先要划定目标(为谁改革,有利于谁),然后或政改或经改,不然终究要失败。不过,就目前的态势看,国家的走向:是富人政治,而非大众政治;是社会动荡,而非强国富民。
五、剧中描写的战略,战术,显然烙有毛公的印迹。
六、剧中儒(国家主义)道(联邦,或邦联)意识形态之争,甚似今日新自由主义与新国家主义之争。其结果是不言而明的。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6
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权岂能掌握在韩日手中?

自韩国“抢申”端午以来,报讯:“由上海电影集团牵头”,投资一亿多美元的《孔子》已获某部“批准立项”,并将邀请韩日导演执导,片中除孔子一角由华人出演外,余则招聘日韩明星。这看似简单的影视制作,实际牵涉中国文化传统解释权的问题。因为孔子不仅是儒家的圣人,也是法、墨的源头,且与道家、兵家关系错杂。换言之,对孔子的阐述,即涉及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解释,事关国家某种意识形态的阐述。如若拱手让人,在影视深入民心的当前社会,其影响不可估量。试分论如下:
《史记》说孔子弟子三千,受业通身者七十有七人,如子路、颜回、子夏、曾参、澹台灭明之流。孔子死而儒八分(韩非说),其最著世者盖二宗:
一是曾子、子思传之孟子的思孟学派。此派承袭孔子礼制思想,又提出内圣外王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历唐宋而演为孔、韩、程、朱之理学。
二是子夏、曾参(申)兴于魏的西河学派。子夏首以儒学经世致用,开儒学今文学派。其政治思想传之商鞅、吴起、李悝(克),由儒入法。传入稷下,乃为齐学。又传之荀子,综其大成为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李斯、韩非是其徒。可见法家之学渊出儒家,是儒家政治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又吴起、李悝(克),为战国时著名政治军事家,可见兵法于儒渊源亦厚。
五越先生说墨子即澹台子羽(灭明),子羽古音合读为翟,羽、翟通。何新先生按:“灭明即墨也。先秦无微母,一部分微母字并在定母。澹台与墨翟古音可通转。则澹台即墨翟,字子羽,虽灭明。应可确认。”又《淮南•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学亦源出孔门也。此外,孔子曾数问礼于老子,儒道虽然异调,其实亦有渊源。
是故,如何阐述孔子,实际牵涉儒、法、墨、兵、道诸家之亲疏演变关系,亦即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换言之,由谁执导《孔子》,实即意味由谁掌控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权,也即历史的解释权。如果将此解释权拱手外人,任人解构,即使能活现出孔子原形,恐怕也是“端午”的命运。
我们必须承认,在以影视形式建构的当今大众文化中,历史往往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而对历史的解释形成历史意识,它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所以,对即将成为“影视人物”的孔子,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如该片授之韩日执导,即将意识形态的大权放任外人,谁能确保其必无“私意”?不少影视以戏说方式误导了国人某些严肃的历史观。如韩剧《大长今》居然把麻醉剂、针灸的发明及世界第一例外科手术都窃为己有,这样的宣传于我中华文化何益?又如90年代美、意借《末代皇帝》传播“西方文明”,暗示中华文明的腐朽,诸事不一而举!
尽管报称该片剧本由国人编写,然因孔子地位特殊,必须防范商业因素地侵害。倘若在人物表现上出现某种曲解,以大众传媒影响力之大且速,纵想挽回,亦必晚矣。
因之,对重大历史人物的拍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尤其要警惕国外势力趁机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90年代《河殇》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章太炎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斯言或竟偏激,然事有轻重缓急,为国谋者当慎微杜几,宁虑过而勿自愎!

2005-10-04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7
养拙堂诗话

六朝之诗,多贪排偶,竟雕琢,往往有句无篇。

尹武《别宋常侍》:无论去与往,俱是一飘蓬。笔意沉痛,说尽过客心思。

杨越公素朴劲清苍,蝉蜕陈隋不独幽思也。刘师培谓之:吐音近北,摛藻师南,得之矣。

卢黄门诗如风翻荷露,清漏可闻。其《上已禊饮》:山泉好风日,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馀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苹。何言出关后,重有入林人。读之旷逸高飞,心骨俱清,至“何言”一折,风尘满纸,顿时凄苦溢出。

明余庆《从军行》: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淮南地,持作朔方城。置之三唐,亦无愧色。剑花一联炼句入妙,沈德潜谓唐人极摹此种句法,信然。

炀帝诗洗颓荡,五言《饮马长城窟行》大似魏武馀绪。至艳情篇什,仅稍变梁陈,绮靡直接诗余。其《春江花月夜》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起句点夜江,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如潮平两岸阔。次句说春花,不语正开满,犹屡败屡战之于屡战屡败。三四带江点月,以星作陪,余有句浮云欲揽青山去,浊浪犹淘月影来似胜之。

薛玄卿五言明丽可观。《昔昔盐》多贪排偶,两处失粘,却似唐人排律。而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偶然得之,何当杨广妒耳杀之。或谓二句自张景阳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化出,二其发原则在伊威在室,蟏蛸在户,但后人愈巧云云。余谓此寻常之境,眼前事,眼前景,只信手拈来,何必尽出古人。又《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三年。人归落雁后,思发落花前。陈祚明叹为新隽,固唐人所赞仰。细昧之,不过流对巧切,说得妙耳!

集句诗者,杂取古句以成诗也。王兆芳《文体通释》曰:集句者,集,群鸟在木也,合也,集合古句如鸟集也。主于聚合古语,杂成篇章。或谓晋傅咸《七经诗》始肇其端,各集《孝经》、《论语》、《毛诗》、《周易》、《左传》诸语,繁衍成篇,有唐未见其昌,入宋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着。至元丰间,王荆公益于此。所集《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而清朝季蔡守白则用《玉台新咏》诗题,集《玉台新咏》句为五律二百余,工妙不减黄石牧《香屑集》,其中有与唐律平仄密合者,其拗调亦唐律所常有,亦有唐律不用之调,则齐梁体也。盖古今集句之圣手也。

阮大诚之诗闲适冲淡,然伪不可掩;少陵偶有朴拙,却语语皆真,真便好。

义山绝句在少陵之上,然排律只作十韵,至多二十韵,不及老杜开阖激荡,洋洒千言。

渊明《和张常侍》诗,可见乐中有忧。

作意须先分明,再求深婉,遣词先欲妥帖,再求精炼,然后可议声律。切忌晦涩率意,下字不典,词虽不及诗之博大,工亦不易。

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盖诗特记物起兴,缥缈幽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化境。

放翁才故不高,颇粘滞;东坡较空灵,其失也率。

陈散原胸襟稍狭,用力虽勤,失之粘滞;沈寐叟学义山韩孟,失之艰涩。郑孝胥诗较笨重,勉强撑住。

冯班,字定远,以绝句见长,若《梅花》诗云:“长廊尽处是东墙,柳絮风中见谢娘。今日不堪帘外树,一枝和粉弄斜阳。”《无题》:“丛桂风多起夜迟,柔肠已到九回时。琉璃窗外姮娥影,喘杀吴牛自不知。”又摘句“若教带影和香赏,难得无风有月时。”“不知一夜前村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是谓才人之笔,其源出《才调集》,风格在温李小杜之间。性博雅,善持论,尝着《钝吟杂录》。论诗主晚唐,不取严羽妙悟之说。尝谓熟观义山诗,可免江西粗俗槎牙之病。王渔洋《池北偶谈》云:“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又《分甘余话》斥之“如周兴来俊臣之流”,未免太过。

刘壮肃(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曾文正谓其诗极有性灵,七绝婉约,不类武人口吻,亦人杰哉!所著《潜山房诗集》久无传本。《诗乘》载其《遣怀》一联云名士无妨茅屋小,英雄总是布衣多,并称其巡抚台湾时,新竹王松(字友竹)诵其《游古奇峰垂钓图》云:“山泉脉脉透寒溪,溪上垂杨拂水低。钓罢秋光闲觅句,竹竿轻放断桥西。”然终不及《鱼千里斋随笔》所载《郊行》古体一篇,诗云:“郊行二三里,四望皆村庄。秋收禾黍尽,露冷林叶黄。马前一老叟,独在田间忙。举头见行骑,走避殊仓皇。我行少仆从,我身无刀枪。何以农父避,呼前问其详。农父荷锄语,战栗立道旁。今夏贼去后,大兵过此乡。贼至俱先备,兵来未及防。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斫伤。骨断不能起,至今犹在床。暮年寡生计,空室无斗粮。所幸此身健,勉力事田桑。近凡见兵马,畏怯故走藏。我闻殊太息,揽辔思彷徨。问彼统兵者,曾否有肝肠。灭贼自为贼,何颜答上苍。”以领兵之人,而能深昧民间疾苦,仁者之言,颇得风人之旨。刘壮肃云:“吾武人也,诗宜古体,乃足骋其动宕雄骏之气,律诗拘于声病对偶,勿乐为也。”盖亦自知者也。

陶子霖,所著《印心石屋诗抄》,顾南以为才大心细,识力并到,可为的评。五言如“古亭收野气,老树立斜阳”、“江山容醉客,风雨此登楼”;七言如《咏雪》云“平将世上三*路,隔断人间万里尘。”《江夏》“雨气欲沉云梦泽,江声直上武昌城。”《途中》“野色融春苏草脚,人烟分翠上松尖。”《上元》“午夜春镫随处好,一天明月此宵圆。”《黄鹤楼》云“乾坤不老风云色,今古长流江汉声。”
松厓曰:古期汉魏,近体则盛唐,合而衷诸三百篇,师其意而不师其体。

谢震之诗,典丽雄浑,置之左海棠中几不能辩矣,年甫四十而卒,信为造化所忌。

梦馀工诗,颇自珍秘,袁子才居金陵,梦馀以诗质之,所论不合,乃不复与谈,亦不再示人。有《宫怨》云:花发长门又一春,守宫检点臂纱新。卷帘通得昭阳月,闲话琵琶出塞人。诗不言怨,而字字含怨,怨自深矣。时人谓其致力甚深而知者鲜,信然。

诗人笔墨,多一时兴会,不可据为笃论。南园以气节着,诗书画饶有别致。洪北江谓为当代第一人,即以诗论亦不作第二人想。比观《南园遗集》,若《野寺》:野寺秋花满,闲僧不出门。修篁通别径,流水自前村。瀹茗新瓷洁,焚香丈室温。未堪留白首,聊得坐黄昏。《过李氏饮》:小筑成何岁,清尊共此时。白鸥迥露渚,黄蜨扬风枝。凿智文章酷,全生畎亩宜。几知麟阁画,空负鹿门期。《八月十七日徐镜秋望月》:脱木西风日夜飞,中庭月白见星稀。琼楼高更知霜早,已进豳风问授衣。诗虽苍郁,无意学古而自然入古,非讲声律者所能窥也。他若诗如浅话桑麻,亦关治术、精深博大云云,未免阿谀太甚。

郑板桥《题画》云:画家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诗之轻言创新,随处破律者亦然。

词与诗异,曲与词别,然词又可合于诗也。《药园闲话》云:《殷雷》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曰:鱼丽于罶,鲿鲨。此三、四言调也。《还》之诗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是其明证矣。至于曲词之相似,浅显医见,务须赘语。然三者之界,则又何如?王渔洋有言:词中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曲中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仿佛有一天然界限,却如神韵之论,玄妙肤阔,不可捉摸。

嘉应李克甫,所著《花庵》、《吴门》、《南归》诸集,谐畅稳秀,有一唱三叹之致,盖心声所发,含宫嚼羽,故与箫鼓相应也。

江都黄春谷,有《梦陔堂诗集》,笔力雄富,不专一派。《居布积山将泊复进》如乱峰击汰,欹侧生姿。《江村》诗云:商秋木叶早辞柯,寂寞江村夜独过。蟹簖月明微有露,渔舟风动不关波。萧萧鸿雁来何远,落落星辰望转多。自喜诗篇频野获,闲情天付与吟哦。闲情野获数语,可作江山有余色,鸡犬无烦声注脚。

长州铁夫诗妥帖排奡,上溯杜韩而旁溢为郊岛。题画数绝,语语托寄,盖以自况也,兹举略如次,《木瓜》篇:宣州风物记当年,充食叨尘玉案前。今日芳心欲谁赠,先生木强故依然。又《百合》:甘苦中分意味长,凭将玉叶化琼浆。从来与世龃龉甚,就尔商量益智方。

黄荛圃题《梁公九谏》云气挟雷霆厉,心争日月光,家父举为朱揆表率。

江颖长《竹屋》:曲廊暗接隐斜阑,数卷闲书一画竿。不是种花先种竹,爱他时作雨声寒。或疑志士之悲。

刘松岚《玉磬山房集》有《得张庐峰消息》一绝,颇近苦闷之象征。诗云胥江一棹暮云疏,心似蛩蛩失驱驉。正苦春愁难自遣,海风吹到故人书。

景安忆山半林红叶写深秋,写字生硬,却也动人。

刘绳庵,沉稳富澹,性灵不足,唯别袂千行柳,归帆一断云二句偶然工雅,庶几风流。

黄秋庵,善写松石,诗乃余技,所题扇面如合与先生书篆隶,黄昏时候起寒云,旨非高诣,正所谓雅人自无俗语也。

草庐诗好典实,如《南天竺三生石》之白日午不到,清斋人独醒二句,则居然王孟之遗。

觉罗恒庆,字梅村,有《怀荆堂诗稿》,秋声满纸,黄叶飘零,唯《山城》一绝,哀乐未淫,差可称颂。诗云桂烛光残冷画屏,连宵风雨送;流萤。秋声只在芭蕉上,夜半山窗倚枕听。

或谓默斋诗激昂慷慨,尤见远识,比观《寿雪山房诗稿》,古风淤滞,无纵横排阂之势,律绝刻露,殊乏春水旖旎之姿,至若远见,亦不过青山亦乐多名贤,是外犹传有九州岛云云。

《谈艺录》谓阮圆海诗“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词为叶恭绰所宗。

金和诗法《儒林外史》,梅村叙事如《天雨花》,鹤寿《王观堂挽词》类七字唱。

白石七绝清秀,传江西神韵。

公度梅村体之作,当推《九姓船娘曲》为佳。

梦苕翁云:吾平生不为女人作诗,有所作亦必有所寄托。

古曰朕即国家,今则党即国家,储安平所谓党天下者也。

诗宜白描,最忌切事说理。

诗之有成,下者传句,中者传篇,上者传人。

太白之妙,不假胭脂,纯以本色胜。比之女人则蓬首村姬,比之星日则玲珑秋月。正后世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迹者,刻意之痕也。今人为诗,多尚辞藻巧思,纵有佳构,不免定庵观梅之叹!

词贵婉约。豪放一格论者以为始于东坡,非也,发轫者乃荆公也。

殴晏诸词,雍容流丽,尤花中芍药,终非牡丹。

易安小词,乃雨中萤焰,不足于日月争辉。

秦柳冶词,体格甚卑,女友斥之黄色短信。

易安轻解罗裳诸语,直似少妇发春。

吾观太白全集,骇异出语驳杂,若悲笑二篇,浑然不似青莲笔墨,盖后人附会乎?

今人论诗,动辄以老成、深厚、有味、沉稳交相推举,痴人说梦耳,彼何知哉?

老杜,人才,即孔孟所谓修身以致圣者也。故其诗如康节见鸟雀争胜而断来日有少女折花,见呵伤股也。

何为格律?平仄对偶乎?非也,旋律耳。譬之流行歌曲,格律则为曲子,非为某字某词。若会得音乐妙处,方可写诗度曲。

诗家最重情趣,不知情趣者不足论诗。

或曰“律诗以正为上,正中见奇。绝句以奇为上,奇中见正。 ”然正奇不过兵家法数,要在取胜,它者正可以登岸舍筏,得象忘言也。

诗格如人格。人格需以精神(意识)为底蕴。

毛公词冠一时,诗未足道也。词之最上者,以篇论,则泌园春雪,以句论,则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又 萧瑟篇得孟德风致。

以诗笔为词,自成风骨。词笔为诗,不成样子。 何以故?词者,诗余。

李贺之诗,可谓之王氏(家卫)电影。或斥之荒诞,或誉之瑰丽,余谓鬼仙之法得于六朝小说及楚辞汉赋也。

长吉,义山之背影。昌黎,东坡之师祖。

今人不察诗律之要,强以后起体式格致唐宋律绝,尤近人偶于周易悟得星云学说,则叹为先进,此中识见甚为鄙陋。

以景佐情,则情不觉狭。

用典之圣,吾首推荆公,若前人所谓如盐着水终究小气。不若荆公但用其字不泥其意。苟无政治家识见,安得如此游刃。

稼轩,东坡之于白石、美成,尤李杜之于郊岛。

荆公绝句,超迈今古。不坐禅者不得其妙,

诗经可不学,不可妄学,死字过多耳。

读诗三百,应悟其回环往复,比兴之法,无邪之质,四言之神。戒用其词。 盖《诗》者,古时流行歌曲也。回环之法,如曲之重唱者。

虽名家未毕篇篇精典,李,杜及**甚少之诸公外,其余诸子,十有九篇凑数耳。  古大家名篇,虽今人翘足仰首莫及,泛泛之篇,未必胜于今人。故读书不求甚解,但求精辟而已。

诗之妙,律如妙曲,字如书法,境若丹青,三者苟得其一,即可称家。

章法者,无他,自然而已。何为自然?合于人之思维。

仲则七律,得义山之神理,山谷之句法。

吾于古诗,尚无好感,非不喜也,嫌其质木无纹,字繁义浅。不若绝句之鸡蛋壳里做道场也。
少陵北征诸篇,得《七月》之法。

诗语如人语,词达之余,稍为韵味即可称诗矣!

迅翁幽默乃激愤之幽默,非邪狭之流。

鲁迅、曹天风得离骚神韵,于近代横流唐子宋孙之外,颇为难得。

沫若之诗,旨在气势。不过旧诗似非所长。陈毅五律,较网上名家似胜一筹。

五古压仄韵者,如一气十数句皆一韵,则韵短气促。偶间他韵,颇得风致。

以古诗之法写七绝,必滥。以七绝之法作古诗,可得齐梁遗韵。

太白五古词出鲍谢,法自子夜诸绝句。

太白《寄谯郡元参军》诸篇,平铺直叙,不欲以高胜者,而时有破纸欲出之态。天才真不可及也。至于长吉,虽极思尽智,呕心沥血,终不脱常人语。

叙事古诗,首贵从容,不急不缓,宜重则重,宜轻则轻,宜情则情,宜议则议。心存执着,则失自然。

人以乾隆诗才不足道,不然。试读其集,亦偶有佳句,胜今之诸大家远矣。且以天子繁务之余,终生为诗十万余,即不佳,亦捷才无疑。未睹其诗,安敢妄言哉?

打油尤写儿歌,虽有妙什,终非正格。

无名谓书生时迁,村儒之讥李杜也。书生谓无名蒋干,深得其神。

诗有深切于中国画者,知画或助于诗。

风云归地角,灯火向天涯,此等可入古今一流文字,象理兼具之故。

学旧诗不参杜,犹作衣而欲直取兽皮。

古绝须具气韵古拙,气韵者,考其声律;古拙者,究其字意。

诗意如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端己词有古诗气韵,方回词有歌行神采。

或曰:东坡词自在如行云流水处甚似李后主,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求之于词,苏李并得之。唯苏才高气豪,故有时不免有英雄欺人之处,读词者不可不知。辛亦高才,却无此病。然之。

诗者,发抒心声之韵语。其特征有三,曰音乐性,曰高妙之修辞,曰浑然之意境。意境者,修辞使之然也。世之所谓平仄粘对,不过音乐性之简单外化。苟能出语回环曲折,颂之余音绕粱,即使格杀格律亦未尝不可。如是,诗之本质在于形式而非内容。如论内容,吾等不若改习哲学,或作论文。

诗源乎,贫富怨乐皆系之情。情真则贫怨与富乐同调,不可遽分品第。

荆公“飞来”之诗,写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境界,不畏云云乃三不畏之纲。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19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
“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上篇  法国启蒙思想家描绘的东方法律图景

近代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促进近代西方“理性的时代”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如果说这个启蒙运动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在抨击和否定法国专制主义和教会统治这一基本问题持有相同或近似的看法,那么他们关于东方社会以及中国法律文化的见解则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乃至相当程度上的对立。这确乎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现象。在那个所谓“理性的时代”,“尽管人们承认亚洲的古老文明,但是欧洲人(当时他们正处于自身的制度与习俗都在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同时不得不对亚洲古老的耕作经验和政体传统的停滞性作出说明。亚洲的古老文明及其后来的停滞性成为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哲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反思的问题。” 但是,这种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又是这样的不同,以至于给人们造成一种扑溯迷离的印象,并且充分表明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无论这些看法的差别有多大,关于东方社会问题本身的思考,都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这些思想家们对待他们所赖以生活和行动的欧洲社会的基本态度。因之,启蒙思想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无疑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

一、伏尔泰:“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人说过,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的确,在波澜壮阔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弗朗斯瓦•马利•伏尔泰(FrancoisMarieVoltaire,1694—1778)站在这一精神运动的前列,导引着运动的前进方向,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写下了大量的文史哲和政论著述,抨击旧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势力,宣传真理和理性,憧憬着一个民主、仁慈、自由的新社会的到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树立了一座思想的丰碑。伏尔泰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是他的整个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他没有亲自游历过东方诸国,但从当时大量的东方游记和叙闻中,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材料中,从东方先贤的著作中,他清晰地看到了与西欧迥然相异的生动的东方形象,深切感悟到东方精神的内在价值。他关于中国文明与文化内在义理的阐述,特别是对孔子的高度尊崇,对于传播中国文明,推动启蒙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伏尔泰就是“欧洲的孔夫子”。  
伏尔泰考察传统东方社会法律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发现人类社会文明成长过程中的共同之处以及历史差异性。在他看来,与人性相连的事物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或相似的,而与风俗习惯相关的事物则是在不同社会与国度是有差异的。他指出:
“一切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事物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一切可能取决于习俗的事物则各不相同,如果相似,那是某种巧合。习俗的影响要比人性的影响更广泛,它涉及一切风尚,一切习惯,它使世界舞台呈现出多样性;而人性则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一致性。它到处建立了为为数不多的基本原则:土地到处都一样,但是种植出来的果实不同”。  
“宗教、迷信、好的或坏的法律,奇风异俗,都各不相同”。
而人性和风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人性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面前,法律是苍白的无能为力的。立法要反映一定社会的风俗习惯的自然要求,世俗的立法者不要伪称神明的启示或口授而颁行律法。那些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法则的自然法,是基于人的本性而形成的,是一切人间的政治性法律的基础。这种自然法体现了人类对正常秩序的向往,
“它在暗暗地鼓舞着人类,防止人类的彻底毁灭。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动力,它在不断地恢复它的力量;它是形成了各个国家的法典。因为有了它,人们才尊重法律和法官。”
由此,伏尔泰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法律与风俗习惯的历史差异性,甚至认为东方民族的品性要好于西方民族 。他驳斥了欧洲人对中国传统习俗与礼仪的极大误解,指出欧洲人因中国人有跪拜的礼仪风俗就轻率地说他们崇拜偶像,这种指责是自相矛盾的。对中国礼仪的极大误会,产生了欧洲人以他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中国人的习俗,由此把欧洲人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伏尔泰对东方人的智慧叹服不已,认为尽管东方人没有细腻的温情,他们散漫无序,但是,
“东方人闪烁出智慧之光,他们用言语来描绘,虽然比喻形象往往大而无当而且互不连贯,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卓越之处。”
按照伏尔泰的看法,东西方各个民族与国度的风俗、习惯与法律是有差异的,
“各国的风俗、习惯、法律、变革虽然有相同的根源和目的,但却是千差万别的,它们构成了描绘世界的画卷。”  
“各国人民不是按照同一个模式管理自己的。”
比较东西方两大文明系统,伏尔泰得出的结论是:
“不论我们谈亚洲的哪一个文明国家,我们都可以说,它曾走在我们前面,而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它。”
在东西方民族与文化的交往过程中,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或教会向东方派出他们的使者或传教士,这些人回国后给欧洲人带来了许多有关东方的信息、传闻和材料。伏尔泰主张对欧洲人写下的这些东方见闻录持怀疑的态度, 但关于东方的艺术与科学的史料,却应给予重视,应成为“我们主要的研究”。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开始超过亚洲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标志是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扩张。近代早期的地理大发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给东方与西方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伏尔泰以敏锐的目光分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达•伽马的这次航行使旧世界的贸易往来发生了变化”; 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发现,无疑是我们地球上的头等重要事件,因为在这以前,地球的一半对另一半一直是一无所知,迄今为止的任何伟大业绩在这一新的创举前都相形见绌。”  
伏尔泰着力研究了前近代亚洲社会状况,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传统的亚洲社会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政治统治形式。他不相信欧洲传教士们关于成吉思汗实行专制统治的说法,指出:
“13世纪到鞑靼地方旅行的僧倡们写道,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他们的鞑靼人实行专制统治。但是,人们难道能够相信,一些手执刀剑跟他们的头目平分战利品的征服者,一些粗壮结实、生性自由散漫的人,一些居处无定、冬宿雪地、夏寝露水的人,会听任在旷野里选出的首领们像对待作为他们的坐骑和食料的马匹那样对待自己么?这不是北方民族的本性。”
伏尔泰也不赞同孟德斯鸠关于东方政体观的看法,指出:
“《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孟德斯鸠说,在亚洲不存在共和政体。但是许多鞑靼人的游牧部落和阿拉伯人的部落组成了四处迁徙的共和国。”
与此同时,伏尔泰也分析了亚洲社会等级制度的特点,认为在这方面亚洲与欧洲社会的贵族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亚洲没有任何与欧洲贵族制相似的等级。在东方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用世袭的称号、豁免权和只靠出身门第而得来的权利把市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制度。鞑靼人似乎是唯一带有这种制度的微弱痕迹的民族。在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都看不到任何与欧洲各个君主国的主要特征相近似的这种贵族等级。”  
在亚洲诸国中,伏尔泰对中国最为关注。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 他对以儒学为本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中国视为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 他赋予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地位,甚至认为世界史是由中国史开始的。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 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性规定乃是一种伦理型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 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的格言。
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讲什么奥义。”
伏尔泰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忱,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 所以,在中国,孔子享有一切荣誉,这是“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  
孔子的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律文明的特质。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而这种尊崇同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孔夫子的尊敬合为一体。 因之,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品格。与西方以及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是世俗化的。中国人并没有创立灵魂不灭之说,他们最早的立法者制定一些道德原则,鼓励人们积德行善,并以严刑酷法强使人们遵行这些道德原则。
“确实,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地狱之说虽有力,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了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他们相信,一种一贯实行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会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击的舆论起更大的作用;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法典,而不是未来的律令”。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
在古代中国,法律还与日常的习惯和礼仪方式结合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形成有机的社会秩序。中国人的无休止的各种礼节妨碍了社交来往,但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言行,使民风既庄严又文雅。当出现了某些纠纷与不快时,当事人往往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从而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伏尔泰意识到,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中国法律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成吉思汗家族在中原大地建立起统治,但是鞑靼人的文化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
“鞑靼人发现战败者的法律是如此的完善,以至他们也遵行这些法律,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尤其注意保留这样一条法律:任何人不得在本人出生的省份担任省长或法官。多好的法律!而且它同样适宜于战败者。”
同样地,满族人入关以后虽然强迫汉族人采用满族人的发式,但是,“由于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的政府形式及其运作就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伏尔泰尤为赞赏。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乃是君主制(不是专制政体)。而儒家所宣扬的以“仁政德治”为特征的中国政制形式,与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的理想政制模式恰恰相契合。 由此,他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帝国统治形式,不同意欧洲一些传教士以及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专制制度的看法,指出:
“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都具有法律的力量。这一重要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混的责难。”
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行政运行机制大加赞扬,认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要幸运得多。在这里,
“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六部属于帝国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科学和艺术;兵部掌管战事;刑部掌管刑狱;工部掌管公共工程。这些部处理事务的结果都呈报到一个最高机构。六部之下有44个常设在北京的下属机构,每个省每个城市的官员都有一个辅佐的衙门。”
因此,在伏尔泰看来,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国这样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古代中国政府并非孟德斯鸠心目中那样的专制政府。
“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像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能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也越不能专断。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在伏尔泰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国度,那里的皇帝应该是“首席哲学家”,他所颁布的诏令,充满着伦理的教诲和教义;中国的皇帝也是“首席大祭司”和“第一位耕农”。由此,伏尔泰甚至肯定一些欧洲传教士关于雍正皇帝的看法,对这位皇帝褒扬有加,指出:
“这位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他一贯关心减轻穷人的疾苦,让他们劳动,他严格地遵守法律,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保护国家的和平和富裕,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特别是土地的耕作。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要道和联结这个大帝国各河流的运河都得到了维修,工程宏伟而又省钱。在这方面,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在伏尔泰的笔下,古代中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之举,是与其家长制统治和施政理念密切相关的。
“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政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  
当然,伏尔泰也看到了古代中国文明与文化系统中的不足或弱点,认为大自然赋予中国人以正直、明智的精神,但没有赋予他们以精神的力量。比如,在科技方面,“中国人在伦理方面总是高于其他民族,但其它科学进步不大”。 他发出了一系列询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既然中国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但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在这里,伏尔泰似乎注意到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认为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这可能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与赞美中国文明与法律文化的态度不同,伏尔泰对亚洲其它国家的政治与法律文化则并未作更多的肯定,而是持有批评立场。在《风俗论》中,伏尔泰对亚洲的其它民族与国家的政治与法律文化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按照他的看法,尽管印度人可能是最早集合成为民族实体的民族之一,但是,印度文明与文化的宗教色彩异常浓厚,这对这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很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婆罗门僧侣统治着印度。
“早期的婆罗门既然既是国王又当教长,他们的宗教只能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上。而在教长不与国王合一的国家则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只由一家之长君父担任的教职便成为单独的职业,礼拜上帝变成了一个行业,而为了把持这一行业,往往便需要权术、诡诈和暴行”。
印度妇女自焚的习俗,也许最能反映印度宗教性法律文化的基本特质。
“人类有明智的法律,同时也总是有乖谬的风俗。例如女人在丈夫的遗体上自焚,表示贞洁和忠诚,这种习俗自远古以来便存在于印度。”
伏尔泰明确认为,古代印度政治统治具有专制主义的特征,专制的权力主要集中在莫卧儿皇帝之手,但这种权力则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只是在统率军队时才能维持。
因之,“这种专制权力能毁灭一切,但最终要自行毁灭。”
与法治不同,专制权力极不确定,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形式。
“它不是政府的一种形式,而是颠覆任何政府的一种形式。它以个人的随心所欲为准绳,而不依靠能保证其存在的法律。当这个庞然大物不再能举起手臂时,他就跌倒在地。他的残骸又产生了几个小的暴君。只有在法治时期国家才能重新获得稳定的形式。”  
伏尔泰也考察了古代日本社会及其法律文化,认为尽管“日本人似乎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法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和中国的毫无相同之处” ,但是,日本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孔子的学说在这个帝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天皇独尊孔子而没有别的宗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府对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采取宽容与严酷交替两手的政策,以至于到16世纪末,整个日本几乎成为一个基督教王国。1637年,为了预防基督教反对天皇的阴谋,天皇颁布了一道敕令,宣布禁止传播基督教教义,规定帝国境内不接纳任何外国人,本国基督教徒一律下狱。“谁要在日本传播耶稣的教义,便有掉脑袋之虞”。 与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不同,“日本从来不迫害儒教,尽管儒教是从日本人所嫉妒并常常与之交战的一个民族传来的”。 但是,似乎日本比中国更加滥用了孔子的学说。比如,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只要不损及社会,自杀就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其结果,自杀在日本司空见惯。显然,这是一种自负而暴烈的习性。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古代日本的政府形式同穆斯林哈里发和现代罗马的政府形式相类似。教主与皇帝一体的世袭制,无可争辩地应追溯到纪元前660年。但是,到16世纪末,逐步地,俗人分享了政府,完全控制了政府,但是还不敢取消教主的名义和教主的世系。称为“内里”的天皇是永远受人尊敬的偶像,而天皇的幕府将军则是真正的皇帝,他恭恭敬敬地把天皇保护在高贵的囚牢里。从形式上看,宗教的首领同时也是帝国的首领。在日本,这种政治统治形式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长久得多。

二、魁奈的中国法律文明观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理论表现,便是重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法国的重农学派被认为是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而这一学派则是以魁奈为代表的。 这一学派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其中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与先前的重商主义者把金钱视为国家的最大财富不同,重农学派强调国家最合法和最高尚的财富,是从农业劳动得来的。他们从法国这一近代早期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深入考察了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赋予土地和生活资料以异常突出的位置。在魁奈看来,农业是否繁荣,这是关乎国家及王国政府生存的大事。农业的衰微,不仅仅会使耕作者陷于贫困,而首先遭到破灭的厄运的是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在这一情形下,国家本身也不能维持下去。因此,他告诫说:
“君王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因为财富的增加能保证人口的增加,有了人和财富,就能使农业繁荣,商业扩大,工业活跃,财富永久持续地增加。国家行政所有部门的成功,都依靠这个丰富的源泉。”
从上述认识出发,重农学派主张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法律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与繁荣,反对对土地耕作者的压榨措施。魁奈认为,应当实行有利于农业和农民的赋税制度和政策。这是因为,君主的课税是从耕作者身上征收的,如果赋税过重,夺去耕作者的利润,就会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导致农业的衰落,因而遂使国家变得衰弱。因之,要使王国繁荣富强,政府就必须采取合理的赋税政策,支持和奖励耕作者。在这里,魁奈提出了一个判断国家行为合理性的重要尺度,即:
“要使财富和人口增加,必须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得到自由和拥有自己的财富。要是人们失去了保障、权利和财产,他们就不会留恋自己的君主,也不会留恋自己的祖国。即使有人甘于过贫穷的生活而留在国内,但这些人对国家也是没有益处的”。
“一个国家衰亡的通常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滥用权力和施行暴政。”
罗马帝国之所以衰亡,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奢侈,不如说是由于要维持这种奢侈生活而向各个行省征收了过多的税,破坏了行省的经济生活,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随之行省和帝国本身都发生了由于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而引起的革命。魁奈注意到,在诸如荷兰这样一些以贸易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泉源的地方,专制政体破坏了农业;在诸如土耳其这样一些野蛮国家里,主要依靠航运、商队和信札往来进行贸易交易,这种贸易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在农村,暴君及其分享政体的代理人横行无忌,农村正是因此而变得荒无人烟。
然而,在中国,情况则大不相同。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对中国文明称赞不已,尤其高度评价中国以农为本的国策。 杜尔哥专门写下了《中国问题集》,涉及52个问题,不仅表明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对中国的经济与农业政府尤为重视。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被称为“中国问题集”的序论。 魁奈以中国为例证,揭示了农业与政治之间的内容在关联机理:
“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够组成稳固和持久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规定和确定它们的统治制度,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来源;然而农业的发展和衰落本身又必然决定了统治形式。”
魁奈把中国视为他心目中的以农立国的理想国度,把促进农业发展的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视为符合自然规律、反映自然秩序的理想制度。 在重农学派的倡导下,中国成了一种文明的典范,甚至成为任何开明政治和任何合理性经济活动方式的表率。 而贯穿于中国文明本体的乃是所谓的“自然秩序”。在魁奈的学说中,“自然秩序”是一个基础性的统摄性的概念。在近代理性自然法思潮的影响下,魁奈突出自然规律、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的崇高地位,强调要制定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要求的法律制度,建立能够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他认为,在至高的自然法则中,包含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则。
“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对于一个大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学识来说,只研究人为的法律学(Jwrisprudencehumaine)是很不够的。有志于行政职务的人,还必须研究对于构成社会的对人们最有利的自然秩序。更加重要的是把由国民的体验和总结所获得的实际而有益的知识,和管理的一般科学结合起来,由被证明是开明的政权,为一切人的安全和达到社会的最大限度的繁荣,制定应该严格遵守的最好法律。”
魁奈分析说,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反映了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现象的正常趋向,因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也反映了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因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这些基本规律的内容,是直接从关于公平、善恶的最高定理中吸取的,它们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是教导他们和支配他们良心的光;这些不可动摇的社会的基本规律,引导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并且通过劳动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形成社会的道德体和政治体,教导人们以最大的成就来促进公共福利;这些自然规律虽然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却是任何人类社会的政权所必须服从的,而对这些自然规律和基本规律的服从与遵守,必须得到社会所建立的“保护性政权”的支持。“保护性政权”的基本职责,就在于制定同调节国家制度的自然规律相适应的有效法律,来确立国家管理的秩序,保证遵守自然规律,进而更有效地管理社会。这些有效的法律应当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它要求立法者和适用法律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周密的思考,以便对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的自然进程起到调节作用。与“保护性政权”不同的其它的种种政治形式,诸如专制的暴君,贵族政体,君主和贵族的利益共同体,平民的民主政体,君主、贵族与民主三种因素合一的混合形式,专注于公平分配的最高法院,神权政治,等等,都是极其有害的统治形式,是应当努力加以避免的。这些社会的基本规律构成人们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体现在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之中,并且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相互交错的一切关系之中,人们只能依靠使他们区别禽兽的理智之光,才能得到自然权利。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完善的政府的保护,尤其是必须保证不动产和动产正当所有者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安全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基础,如果所有权没有保障,土地就会被放弃和不被耕种。一个以认识之光作为指导的国家,是不会去破坏这种一切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的上帝的规律的;一个完善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之上的;规定公民自然权利的有效法律,完全服从于社会的基本的自然规律,只属于凌驾于一切不同的特殊利益之上的统一权力,而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人。  
可见,魁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国家政治与法律生活的图景,而按照他的看法,符合上述自然的社会基本规律的要求的国度,乃是中华帝国。魁奈甚至认为,他所系统而详细叙述的,是“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的中国的理论”。 换言之,这是魁奈关于中华帝国国家制度的理想型的理论范式。魁奈的这一识见,似乎是发自内心的。与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斯密的态度不同,魁奈对那些欧洲历史家和旅行家关于东方及中国的叙述材料并不持有怀疑的眼光,而是申明那些叙述材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不过,他的那部题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著作,从书名上看却容易给人们造成错觉,似乎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是专制政治的宣扬者。其实,在魁奈那里,专制君主有“合法的”与“不合法的”之分,由此就产生了“合法的专制主义”与“独裁的专制主义”之区别。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所主张的专制主义,并非专制独裁,而是一种“合法的专制主义”,亦即受到法律制约或法律上的专制主义。 这种“合法的专制主义”,渊源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强调国家的政治权力决不是暴君的专断任性,并且应当是对人们的所有权和自由的维护与保障。按照有的学者的诠释,“合法的专制主义”意为和仅仅意为“法律的专制主义。” 因此,这一概念的重心不在“专制”上,而是在“法律”上;这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大家认其具有专制力量的法律思想。 在魁奈看来,中国的专制政治属于“合法的专制主义”范畴,它建立在明智的和确定不移的法律基础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并且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因而皇帝的权力要受到制约。 广大的中华帝国建立在科学的和自然规则之上的政治制度,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中华帝国是善于进行行政管理的,其中重要的在于依靠治理国家的形式和规则的孔子的儒家学问。“自然状态”的理念与孔子的“天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深受孔子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因而世界上唯有中国人才仅为实施“自然状态”或“天命”而立法;中国之所以繁荣与稳定,这应归功于把自然法则编纂成法典。 所以,在中国,“在学问的帮助下,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段,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和颠扑不破的规律。” 中国的统治制度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的,对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的追求,成为他们合法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在中国,
“皇帝们总是把遵守古代的礼仪和举行这些礼仪看做是他们的主要责任之一。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他们是统治人民的皇帝,是教导人民的导师,是行祭的祭司。”
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内,实行自由的检举,经常在政府的通报中报道官员滥用职权的现象,经常检查政府的活动,以便使各个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滥用权力,——这是稳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法律都是建立在伦理原则基础之上的,伦理与政治构成了中国仅有的科学,统治者的政令不能违反惯例和公共福利;在这里,渊源于“自然秩序”的政治秩序无疑会形成一些强制性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乃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司法活动同样不能背离公正的法制;在整个帝国内,财产所有权是相当安全的,子女都是按照继承权的自然秩序来继承自己的父母和亲属的遗产。
因此,通过中华帝国这个范例,魁奈进一步确证了国家统治、政府管理与法律运作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体现“自然秩序”要求的内在必要性。他指出:
“确立自然秩序的那些规律是永恒的和颠扑不破的,统治中的混乱现象只是由于这些永恒的规律遭到破坏的结果,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它证明,有时某些政府的不持久没有别的理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反复无常。然而难道不能说,中国政府所以能保持这种幸运的和经久的不变(uniformifie),只是由于这个帝国比别的一些国家较少遭到邻国的侵袭吗?但是它不是也曾经被占领过吗?难道它的辽阔的土地不曾遭到分裂和形成几个国家吗•由此可见,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
尽管魁奈并不认为中国的政制并非完美无缺,但在他的心目中却始终坚信,较之欧洲以及其它国度,中国的政治统治与法律机理更接近于一种理想的政制模式。所以,魁奈向欧洲的统治者特别是法国国王提出忠告,建议他们学习中国的治理方式,强调:
“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
很显然,魁奈之所以如此推崇中国政治与法律文明以至于难免有过份虞美之辟,有的甚至与历史的真实不符,除了他从内心深处景仰孔夫子之外,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的儒家内在义理与政府治理方式成为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表达自己政治、经济与社会主张的有力例证。  

三、孟德斯鸠的东方法律观取向

如果说伏尔泰和魁奈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倾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热”(用安田朴的话来说是“对华友好人士”)的主要代表,那么孟德斯鸠(CharlesLouisMontesquieu,1689—1755)则是从总体上否定东方及中国的所谓“对华不友好人士”的代表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构成了这种对中国的矛盾态度的两根支柱。 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孟德斯鸠研究东方问题的一条主线,便是对东方政体形态的把握。他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分类思想,并且加以改造,作出新的阐释。他把政体区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型态,认为
“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或某些家族,在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君主在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他依据既成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理。”
在上述三类政体形式中,孟德斯鸠心目中的理想政体乃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在孟德斯鸠看来,古代东方的政治统治形式基本上表现为专制政体。这一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西方人对东方政治生活的认识。 他认为,古代东方社会是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专制的国家既没有任何基本的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
“由于专制权力的性质的关系,施行专制统治的单独个人也同样地用一个单独个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权力。”
所以,为了保证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政体的国家里,设置一个宰相,就是一条基本法律,而君主则沉湎于后宫的欢乐。在专制的国家中,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绝无所谓调节、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这些东西。因之,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它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险。它是依据它的法律甚至它的力量,去维持自己的。但是在专制政体之下,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们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都完了,因为这种政府的动力——恐怖——已不再存在,所以人们不再有保护者了。”
孟德斯鸠具体分析了专制政体在立法领域和司法活动中的特有表现,认为:
“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也设法遵从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那末官吏当然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君主只能按照他所懂的东西表示他的意志,结果,便需要有无数的人替君王表示意志,并且同君主一样地表示意志。”
“最后,由于法律是君主一时的意志,所以那些替他表示意志的人们就必然也是象君主一样,突然地表示意志。”
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得到探寻和预见,而人民是不需要许多法律的,我们不知道立法者有什么法律可以订立。
“因为所有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还有些专制国家的君主独揽贸易,这就使一切商务法规归于无用。”
在这里,一切都简化为使政治的、民事的管理和君主家庭的管理相调和,使国家的官吏和君主后宫的管理相调和;而要防止国家的完全瓦解,一个好的办法便是用一些既成的习惯去节制君主的贪欲。至于这种政制下的司法活动,由于那里的诉讼人受到极粗暴的对待,而诉讼人不公道的要求因缺乏繁重的法律作掩盖、缓冲或保护,很快就被人看出来,所以“在专制国家里是完全没有发生纠纷和诉讼的机会的。” 不知道法官有什么案件可以裁判。即便发生一些案件,有时君主还要亲自审判案件,这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这样的话,政制便将被破坏,附庸的中间权力将被消灭,裁判上的一切程序将不再存在;恐怖将笼罩着一切人的心,每个人都将显示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信任、荣誉、友爱、安全和君主政体,全都不复存在了。”  
基于对专制政体特征的上述分析,孟德斯鸠着力考察了古代东方社会的政治与法律的运作机制。按照他的看法,土耳其政体的典型形式是专制政体。 (皇帝不受任何因素包括他本人的誓约的限制。
“土耳其的皇帝,如果他的约定或誓言使他的权威受到限制的话,就完全没有履行该约定或誓言的义务。”
在司法与诉讼活动中,很少关心公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结案的方式是无关紧要的,一切诉讼,随便用哪种方式很快就结束了;即便遇到一些疑难案件,也无须求助于法律,而法官征询教牧师的意见,这在土耳其是广泛流行的司法方式。同样地,专制主义也是波斯政治生活的基本特性。波斯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他往往亲自干预司法活动,他所作出的司法决定即便与法律相悖,也是不能更改的。在波斯,
“如果有一个被国王判了罪,那末人们就不得再向国王谈到他,也不得请求恩赦。如果国王是在酒醉或是精神失常时做出这个决定的话,他的敕定仍然是要执行的;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便将自相矛盾了,但是法律是不能自相矛盾的。在那里,这种想法总是存在着的。”
专制主义把臣民当作奴隶来看待,因而往往不允许人们随意出国;但波斯国王却允许人随意出国,其实这一惯例对波斯专制主义本身却是一桩极好的事。在印度,僧侣制度支配着政治生活领域,因此君主的统治往往同宗教僧侣的权力交织在一起。
在土地关系上,“印度的法律把土地给了君主,破坏了私人的所有权的思想”。
由于社会风俗的影响,印度人不像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等帝国那样,把妇女严禁在深闺里,他们对妇女的幽闭不那么严格,也不采取许多防备措施去约束他们,其结果,“他们的风俗的腐败是不能想像的。”  
日本法律的精神,集中地体现了日本专制主义的特征。那里的刑罚异常残酷严峻,差不多所有的罪犯都要处以死刑,即便是赌钱,也要一律处死。这一严厉的刑罚,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天皇是一切财产的所有人,所以几乎一切犯罪都直接违背了他的利益,所以惩罚罪犯是在为天皇报仇。这种残酷的刑罚也同日本人的性格有关。
“日本人民的性格是使人惊异的。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乍一看来,似乎这种性格可以使立法者免受责难,不认为他们的法律过于残酷。但是这些人本来就轻视死亡,并且往往因为最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幻想就剖腹自杀。”
在这里,孟德斯鸠向日本的立法者提出建议,要他们确立适度的刑罚与奖赏,或通过道德与宗教的箴规,或应用荣誉的法规,或者采取一种缄默的办法,去教养人民,改进刑罚。然而,他也意识到,这些改进的方法是专制主义所不能了解的,也是不要能采用的。
“在日本专制主义曾尽力滥用权力,因此变得比专制主义本身还要残恶。”
“人们的心灵,处处都受到震惊,并变得更残暴了;只有用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它们。”
“这就是日本法律的起源。这就是日本法律的精神。但是这些法律的残暴多于它的力量。”  
比之对待其它亚洲国家的分析,孟德斯鸠关于古代中华帝国的思考确乎有许多特别之处,甚至带有彼此矛盾的看法。 一方面,他意识到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生活确实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先前关于中国政制的否定性意见有些是错误的,而“就是在错误的认识本身中也常有某些真实存在”。 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做出了许多奇迹。比如,中国的气候异常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殖,而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并且中国的人口成为抑制暴政的因素。为了防止人口众多的和生计困乏而发生动荡与纷乱,中国的君主常常受到这方面的警告,进而改革弊政,惩罚腐败,因之,“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 又如,中国人很重视礼治的作用,礼教仪式与中国的基本政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亲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象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
由此,统治者集中一切力量,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引导和鼓励人们遵循伦常规则,使人恪遵孝道,养成服从和孝敬的观念。古代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社会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的法律比较符合实际。 为了确保礼治秩序的建立,统治者不惜运用刑罚的力量。
“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
当然,中国的刑罚运用还是注意区别对待的。
“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的人不常杀人。”
再如,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中是需要建立监察制度的,君主国是不需要监察官的,专制政体就更不需要设置监察官。但是,在中国,却设立了监察官制度。
“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事例,似乎破坏了这条规律。”
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古代中国政治与法律生活领域的种种独特之处,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他认为,
“在不违反政体的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
在中国,礼仪风俗生生不息,与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因而是不能毁灭的,并且也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中国的立法者们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合在同一个法典里,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
“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
因之,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引导下,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法律精神使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独具特色。
但是,另一方面,孟德斯鸠出于某种偏见,始终断言古代中国的政制是专制政体,专制主义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本质性特征。 他不赞同一些传教士赞扬古代中国的政体的看法,却同意一些欧洲商人批评古代中国政府官吏的意见,认为关于中国的情形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掠夺行为的材料,至于传教士的观点,他们是不是
“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了呢?”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政制进行论述,试图使那些传教士们所描述的中国形象变得逊色。他反复强调,中国政体的性质是专制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中国的皇帝往往以“天子”而自居,象“天”一样地统治者,以“天”为典范,并且从中获取威权的巨大动力。为了维护专制君主的权威,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以死刑;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甚至灭绝整个家族。在中国,
“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却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在中国,君主们深知,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需要指出的是,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态度,也影响了卢梭。 和伏尔泰一样,孟德斯鸠很注意考察东方风俗礼仪与东方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东方的风俗与习惯比较固定,不事改变,它构成了东方社会生活的基础,并且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力量所在。他指出:
“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的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
在东方国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风俗与礼仪的权威,君主或立法者也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更注意不改变风俗和礼仪。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改变了这些世代相袋的风俗、礼仪与惯例,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所以
“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就象没有法律一样。它们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就是推翻了一切。”
不仅如此,孟德斯鸠也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和条件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他分析法律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试图揭示法和一切存在物的关系。由此,他着力强调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因素对法律现象的影响及其作用。关于自然条件与东方社会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总的看法是:
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与东方的自然状况密切相关;东方专制主义与地域上的幅员广大的帝国是内在关联的,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便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拥有专制的权力。 他武断地认为,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 气候不同,法律对人民的信任程度也不同。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法律严峻而残酷,立法者和官吏不完全信任人民;而在气候温和的地方,立法者对人民有很大的信任,设定了很少的刑罚,刑罚也不严酷,甚至不严厉执行。所以,“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俗,带来了柔和的法律。” 这一分析结论似乎有些过于牵强。
作者: 郑鸣谦    时间: 2008-6-1 01:20
下篇、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

在18世纪,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们,都曾经在深入接触和研究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的民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他们在《论语》和《孟子》中,概括出一条箴言: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威慑。这一思想与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非常相似的。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
孔、孟以下,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是近代中国、以致近代欧洲,现代民主思想的一个来源。即使当今进行现代民主建设,这些思想也仍然有其积极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在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中,指出过
“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主哲学”,
“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应当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民主意识与进程,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有关民主智慧的结晶。近代西方 民主不是西方人头脑的独创,其中有东方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民主,也离不开它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2l世纪人类的民主进程,将打破制约人类民主健康发展的一切历史成见。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主方面,应当从对立、对抗,转向对话,相互取长补短。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健康的发展,才能够跟上人类文明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府的深渊。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这些人不仅能够“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民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在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
“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中国流传深广的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
“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
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
“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
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
“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贫穷与饥饿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适应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1767年他的《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正式出版。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在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出版的那一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他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是受魁奈的影响而形成的。
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来源于儒家的道德意识。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包括了物质法则和精神法则两个方面。魁奈认为,“这里所谓的物质法则,是指在自然秩序下,按照不证自明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方式运作的实际行动……这里所谓的道德法是指由顺应物质秩序的道德秩序中产生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所有人类行为的规则。这两者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他还认为,由物质法则与精神法则合成的自然法则,在中国的学说中早就揭示过了。他所要做的,只是把中国学说中的这个意思加以系统地消化,以作为所有国家的典范。
魁奈明确提出,国家不可能在人民赤贫的情况下富强。他的一句名言是: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使农民富有起来。
“一个农民越富有,他就越会被所赚取的利润激励而努力耕种。牛羊谷物会因此获得丰收。农民们辛勤工作,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嫉妒,或设法减少农民的财富。反之,它应该得到实现,因为这是保证国家财富的必要原则。”他还认为,“土地和一切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应该获得保障,因为这是社会的经济秩序的必要基础……保证土地拥有者有权第一个享受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的果实,是所有至高无尚的统治者的责任。”
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几乎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学生有若的一段对话,意思是,鲁哀公说,国家的费用不足,想增加赋税,请有若定夺。有若建议:减轻赋税。公不解:国用已经不足,如减赋税更是入不付出。有若正告哀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意思是,“百姓如果富足,国君不可能独贫,同样,百姓如果贫穷,国君也不可能独富”。儒家这种强调君民一体,利益兼顾思想是一贯的。《大学》中就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魁奈也有一句名言:“农民贫穷,则国家贫穷。”并且他认为藏富于民,才能够保证社会道德的秩序和国家的稳定。“仓廪足,而知礼义”,民富则国强,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同。

四、“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启蒙学派反对神学

在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都把中国的哲学、儒家的思想,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理论”,“孔子使世上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儒家要求人们以德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孔子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传伦理道德圣人”。 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中说:
“中国的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就是用中国儒家思想——自然神论,同基督教进行斗争,论证上帝的任何启示,都属于迷信。魁奈说:
“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启蒙学者们把儒家思想理解为“自然神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与人、“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精华。至今,乃至2l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普遍的哲学价值。

五、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欧洲近代自由、民主、平等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先后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传到了欧洲。
首先,是“有教无类”。这个教育观点,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而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认为,孔子信任所有的人、信任整个人类,也相信全体人民一旦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最终会有能力区分善、恶之官,清、贪之官。可见,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与实现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近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间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
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更难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国家。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思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一再把孔子和孟子称之为“民主的倡导者”、“民主主义者”。
今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当了家做了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体现。但是,由于代表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实现的水平。因此,普及和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建设一个高度民主国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教无类”是实现近、现代民主的一块思想基石。
其次,是“学而优则仕”与科举考试。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信中说,
“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的,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地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造成麻烦。他们为了保住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资格与地位,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他一级一级考上去,仕途一级一级晋升,他们才能享受到某些有别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贵族的头衔”。
“如果大官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像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普通百姓的行列。”
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作弊和行贿成风等等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但是他对于中国官员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的考试、竞争和筛选的用人制度,还是充分肯定的。
中国古代这种“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
魁奈在1767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他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选贤任能”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点,不仅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的一个思想来源。在18世纪这一批启蒙学者,就是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这对于19世纪法国的教育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1610年以前,利玛窦就在其《札记》的第一卷第五章中有详细的介绍。这种学位制,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制定教育发展计划,引进竞争性考试制度,满足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法国至今实行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仍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痕迹。

以上的历史资料与资源,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对于欧洲近、现代文明,有过积极的贡献,它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且曾经成为欧洲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动力。但是,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200年来,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逐步被欧洲人、世界人所轻视、蔑视和忽视。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之中,似乎已经无足轻重、甚至走入了“被开除球籍”的绝境。只有认真反思历史,切实调整文化偏见,重视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次复兴。


主要参考书

(1)、(美)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姜守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传统与时代》,第38—64页
(3)、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出版社1995年版。
(4)、罗溥洛:《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卓新平:《基督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
(7)、(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8)、(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高旭东 吴忠民等著:《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
(11)、胡国亨(香港)《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马克思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005-9-11
作者: 老虎    时间: 2008-6-1 12:14
沙发!关于天台乡土的作品可以出集子了。
作者: 南山之子    时间: 2008-6-1 12:33
鸣谦老弟,我还是愿意读你的散文。以后多写写散文。
作者: 风吹衣    时间: 2008-6-1 15:02
看了好几个钟头,才看了三段,有着太多的感叹,偶为你感到骄傲
作者: 褚留香    时间: 2008-6-1 21:28
动作快,效率高,还有质量。
真是猛
有的文章以前发过,现在可以编集子了
作者: 木桌青灯    时间: 2008-6-1 22:59
偶也稀饭看楼主的散文.
作者: abracadabra    时间: 2008-6-2 01:17
分开发多好,还可以增加文苑版的贴子数量,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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