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徐一夔之死

郑鸣谦

鸣谦按：陈学霖先生著文甚早，近览某生窃其成果，却不注出，故代发此文以明次第。



        徐祯卿字昌谷，苏之吴县人，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 511)，享年仅三十有二，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祯卿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然官宦不显，仅任大理寺寺副与国子学博士(I505——1509)。晚年一意著述，除辞赋外旁及经子百家，遗有《昌谷全集》十六卷并《翦胜野闻》记国初佚事琐谈一卷，又杂著若干卷二32。祯卿虽以文学显名，但于史事未邃，且因沉湎道教，偏好志怪野闻，故听书皆不甚详核，而当世史家都有恶评。如王世贞史乘考误评国朝野史十数种，列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类，而言曰:“其人生长阁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述之，若祝枝山(允明)《野记》、《翦胜野闻》之类也。”〔33〕因此其书所载，无论为何，都有值得怀疑之处。
　　 野闻所记以表笺让诖误被斩之徐一夔，明史卷二八五有传。一夔字大章，浙江天台人，元延佑五年(1318)生，卒年不详。工文词，通经博雅，兼擅史学，颇负盛名。元季始任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洪武二年(1369)奉诏纂修元史，特以史料阙如，借足疾为辞乞退。六年(1373)实授杭州府儒学教授，兼编纂大明日历，事后辞翰林院授官，回杭府旧任。十六年(1383)，南京灵谷寺建成，应命撰碑文以报，此后行事未明。所著有始丰稿前后数集共十四卷，又杂著若干种，对元明之际的史事记述甚翔34。一夔晚年事迹，当代人并无记载，至弘治间始有《翦胜野闻》谓其于杭州府学任内，以上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触犯文字忌讳为太祖刑斩。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略载其事，虽未言被斩亦说其以表笺诖误坐罪，作为太祖滥兴文字狱，枉杀无辜的佐证35。
　　 实则，徐一夔以贺表诖误罹难一事，前此明人所撰传记，如谢铎弘治《赤城新志}》(1497)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所系小传，并无言及，其后出者亦然36。更且，清初开局修明史，史臣为一夔撰传的如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皆无采其说。朱竹宅“徐一夔传”较汪碗所撰为详，是传抄录一夔于洪武三年(1370)上书言修日历之要。并“灵谷寺碑”原文，但未述及其晚年行事37。今本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即以前者为蓝本，故传末但言“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而已。”(百钠本，页一六下)于此可见史家白有慧眼，不为异说传闻所惑。
　　 清初怀疑野闻误传一夔触犯表笺忌讳被祈，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杂家存目”十一艺圃搜奇条，除考证是书非一夔所作，并指斥野俗流言谓其死于表笺之祸。其言曰38：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文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析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页一上)
　　 此虽但疑《野闻》记载失实，然未考及徐氏卒年，并无足够证据以斥共非。至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始考证一夔卒于建文初年，力辟野闻之谬39。《始丰稿》卷复跋说:
　　 “(一夔)明洪武初召修礼书，五年，试职杭学教找，年五十有四，继修日历，书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得实授。……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载始丰稿卷十三页六下)，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 ,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年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其非大谬哉。”(页二上)
　　 此处以一夔著作价断他的卒年，至为精审，实际其寿终八秩尚有另文足以佐证。按一夔著述年代较晚于前引的有“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此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付葬。，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1399)，时一夔已年逾八十。再证以万历《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41，则徐氏至建文初始卒实无疑问，而翦胜野闻诬他以表笺忤旨被斩，可谓无稽之至。
　　 以上已辨明《野闻》述徐一夔死事的荒诞，然其所记尚有他事再需议论。按《野闻》末段云:“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似谓太祖颁布表笺成式，系在刑斩徐一夔之后，而又系应儒臣的请命。实则，据前引实录，太祖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共有五次，其时间与目的并非如徐祯卿所言。首次在洪武六年，时明祖以廷臣上书贺表多用四六骈俪，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乃命翰林官择唐宋名儒笺可为法式者上，随得韩愈“贺雨表”与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二篇即颁布天下以为定式42。次在八年十二月，太祖鉴于刑部主事茹太素奏陈时务，草万言书而仅述四事，文繁辞冗，难以适从，因命中书翰林官制定“奏对式”，自序之以颁示天下有司43。又其次在十二年八月，太祖以官府文移案牍繁冗，非老吏不能通晓，而佞人乘机玩法，殃及百姓，囚命廷臣议减其文，奏定成式而镂版之俾诸司有所遵守44。十四年七月，又以重定进贺表笺仪礼，再申明表笺不得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其在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迥避45。末次在二十九年七月，太阻以廷臣诸司所进表笺，仍多极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等撰表笺成式，颁于有司，命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46。由此观之，明祖之屡定奏牍及表笺格式，废四六为散文，务从简古，乃欲革天下诸儒玩文害意，不切实际的陋习，并无轨外之意。况且。数次所定格式皆出自翰林诸臣之手，并非太祖亲笔。由此可见《野闻》谓儒臣恐惧表文忤旨，恳帝颁定成式以便遵守，皆非事实遽信致误47。

                                             ——此文摘自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原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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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鸣谦

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一、导言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寒微，崛起草莱，早年颠沛失学，厕身皇觉寺，游乞淮泗之间，后依红巾郭子兴军旅，以雄才大资，际会风云，不十数年间戡定群雄，摧灭元室，开创大明帝国，当是国史上之丰功伟绩。但对明太祖的评价，近代史家称议参半，莫衷一是。称之者纪他驱逐蒙元，统一中原，恢复黄炎正统，更定典章文物制度，重建先哲道统，下开三百年盛世的功绩。议之者病其性多猜忌，滥权专擅，儒臣进议稍失其意，即遭刑戮，以致人心无所适从，使帝王的独 裁政治更为愈甚1。关于后者，史家历举洪武年问屡兴之文字狱为证，指陈太祖因出身卑微，兼以早岁失学，一登大宝，对儒士的陈议文字动辄生疑，以为有讥汕之嫌，因此借故大兴刑法，诛杀无辜文人。此类文字狱案种类繁多，然最令人发指的莫如盛传的表笺之祸。据说，明初儒臣有数人，因在其进呈的贺表干忤格式与文字忌讳，触怒圣意而枉遭杀身，造成无端的悲剐2。
　　 所谓表笺之祸，按史所纪，源于太祖登极后即依前代典礼，制定凡遇正旦、万寿圣节、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与册立东宫等礼节之时，内外文武诸司均需进表笺致贺。“表”指进上位之文，“笺，则用于上东宫，二者体制有别，以示尊卑。据太祖实录，明祖曾五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文辞体裁，与及字讳回避事例，使天下有司知所适从。首次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次在八年(1375 )十二月、十二年(1379)八月，又其次在十四年(1381)七月，最后一次在二十九年(1396)七月。其中三次皆涉及表笺格式、足见太祖对此类典礼仪式的重视4。
　　 据明代官书,如万历初张卤编纂之皇明制书，此类表笺之进呈及行文体裁，有以下的规定。制书卷七引洪武体制说4：
　　 一、凡遇天寿圣节，在外五品以上衙门，止进表文一通。正旦冬至拜进上位表文、中宫文、皇太子笺文各一通。在外各王府、并各布政司、各道按察司、及直隶府、州表笺，俱各差官责进礼部。各州表笺进于各府、各府进于布政司。其余五品以上衙门隶布政司者，亦进于布政司，布政司差官类进礼部。其各都司，及直隶卫所，差官赍进五军都督府二各处守御指挥使司、及守御千户所，进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差官类进五军都仔府。至日礼部官，以各处所进表笺
　　目，通类奏闻。
　　 二、凡表笺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读。表用黄纸，笺用红纸为函，外用夹板夹护。拜进，并依见行仪式。
　　 三、凡进上位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诸，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页一下——三上)
　　 稍后申时行等重修的大明会典，卷七五“表笺仪式”除沿袭上引条文外，并录太祖所制定之“表笺式”五通，共分“圣节正旦冬至亲王上表”、“圣节正旦冬至群臣土表”、“群臣谢恩表”“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亲王上笺”、“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各类5。兹抄录有关群臣上表之格式如下:
　　 “圣节正且冬至群臣上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 某等，诚欢诚仆，稽首顿首。 上言。 伏以天佑下民，四时序而风雨时，五谷熟而人民育。恭惟 皇帝陛下。 承 天授命 君师宇内，相以奠之，和以安之。是以克享 天心，永膺 宝历。大一统文明之治，开万载太平之基。……臣某等，幸遇 明时，忻逢 圣旦，……心驰遥至 贺。仰 紫宸而三祝，祈 圣寿之齐 天。无任瞻 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 贺以 闻。(页八上——九下)
　　 “群臣谢恩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 等，某年月日钦蒙给赐某物、升授某职，谨奉 表称谢者。巨某，诚欢诚仆，稽首顿首。 上言。伏以 圣恩敷布，广大如 天。凡在臣民，均沾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圣神文武， 治同百王，春育海涵，兆民忻戴。是以天心水眷而基业愈昌也。臣某等，深蒙 恩宠，补报是图。惟坚葵藿之诚，上祝 万年之寿。无任 瞻天 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 表称 谢以 闻。(页十下——十一上)
　　 “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
　　 伏以 皇天眷佑，景运弘开。 大木益隆，臣民忻载。敬惟 皇太子殿一。 宽仁毓德，敬谨存心。嗣承万世之洪图，寅奉重熙之 宝历。是以贞符协，应万邦永宁也。 某等，职守藩 维。忻逢 令旦、正旦、长至。仰望 前星，敬祝 千秋之寿。无任赡仰，漱窃屏营之至。谨奉称 贺以 闻 (页十四上——十五上)
　　 是卷末页有载:“二十九年，以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页十五下)，可见以上三道表笺成式，都是洪武末年所颁布。
　　 据后人记载，前此之时，天下诸司儒臣所进表笺，很多触犯格式及文字忌讳，被太祖刑戮杀的。此类事件，官书未见。如御制大浩三编或皇明祖训，或永乐三修之太祖实录，虽缕述洪武年间大狱胡惟庸、蓝玉等谋逆被诛，但无文字狱案的记录6。这些表笺之祸，惟见于晚出的野史稗乘，或传录闾巷耳淡，或经后人渲染夸大，真伪莫明。其始作俑者，似为黄溥(弘治十二年〔1499〕贡生)之《闲中今古录》。沈节甫记录汇编卷一二九摘抄7载其记太祖表笺文字狱之起源云:
　　 “蒋清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1384)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汕，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日:‘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页三下——四上)
　　 其后出于弘治(1488——1506)、正德(1506——1522)、嘉靖(1522——1677)与万历(1573——1620)间的野史稗乘，很多关于此类文字狱的记载。举其大者，有徐祯卿(1479——1511)《剪胜野闻》(刊于1500前后)、梁亿(1511进士)《传信录》(刊于1520前后)、郎瑛(1487——1566后)《七修类稿》、田汝成(1500——1563后)《西湖游览志余》(1584)、邓球(1535进士)《皇明泳化类编》(1570)、王世贞(1526——1590)《弇州史料(1614)、黄景昉(1569——1662)《国史唯疑》(明季成书)，与佚名编辑之《九朝淡纂》(刊于明末)诸书。此等记载，或拾委巷俗说。或抄袭旧籍琐谈，未辨真伪。更有甚者，以讹传讹，大乖历史的真相8。
　　 清朝易代，经康雍乾三朝镇压，文网严峻，学者多讳淡明朝史事，尤其是太祖的文字狱案。及至清中叶，赵翼(瓯北)(1727——1814)始略为陈说，于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条下，哀辑历代稗史所记，列举洪武间儒学教授林元亮十二人，并明初儒士徐一夔与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详后)。据他的解释，‘此辈罹难乃因太祖“学问未深”，故“往往以文字杀人”，归咎明祖之不学，动辄生疑，并非涉及政治或其他事件9。由于瓯北名重史林，札记风行一时，后世论明初文字狱的，多不加予细察，奉为圭臬。如顾颇刚“明代文字狱案考略”，据《朝野异闻录论》国初儒生以表笺注误被诛，又引《闲中今古录》说徐一夔遭斩，皆本诸札记。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述太祖与文字狱以达专擅目的，亦用札记10。吴晗《朱元璋传》纪太祖文字狱案所引《朝野异文录》亦出札记，至言徐一夔死事则依据《剪胜野阅》。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论洪武儒臣催表笺之祸井引《闲中今古录》言徐一夔刑死，亦以札记为本11。近徐道邻撰“明太祖与中国专 制政治”与赵令扬论“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亦据札记评文字狱的毒害，以为明祖个性猜忌，且学问短浅，辄以误读文字枉杀文人12。诸如此类，足见赵瓯北史论对近代学者研究明太祖，是有极大的影响。
　　 本文论太祖文字狱案，以表笺之祸事例为主，以便举一反三。先胪列札记所陈，追溯其史料来自，然后加以考证，辨其真伪，使了解此类刑案的真相。续而解说有关资料，推其原委，以剖析后代于太祖的评骘，俾对洪武朝的政治及历史地位，有进一步的认识。职是此故，是篇虽以考证为墓础，目的并不在为考证而考证13。

郑鸣谦

二、文字狱案之基本史料
　　
　　 首先，兹抄录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明初文字之祸论太祖文字狱案全文，分为三段，然后罗列史料，考其出处，以便加以分析。是篇首段记明初儒学教官十数人因犯表笺文字忌讳被诛戮云14:
　　 “明祖通文义，固属夭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己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民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表’，以‘睿性生知’诛。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贰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昊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杳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知)’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页四上下)
　　 此段自称采用《朝野异闻录》，但未载作者姓名。是书文献无征，未悉是否因遭乾隆禁毁而改易他名。以现存史料核对，此类刑案的最早记录似系梁亿之《传信录》，收入于朱当涎编纂之《国朝漠烈辑遗》。此书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流传不广15，特录其全文以作比较。是编记衷笺文字狱案事说：
　　 “洪武间凡三司、府飞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文字可疑而被诛者甚多。浙江台州府学教授林原亮(札记作林元亮)，为海门卫撰‘增官吏奉给谢表’，内用‘作则垂宪’一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撰‘圣节贺表’，用‘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诛。福州府学训林伯景，为察司撰‘圣节贺表’内用‘仪则天下’一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正旦贺表’，内用“建中作则”一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撰‘正旦表笺’文，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儒学于达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常州府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圣德在秋’一句诛。沣州慈利县学教谕赵用彬，为九溪卫撰‘圣节贺表’，内用‘寿域在秋’一句诛。怀庆府训导昌睿，为本府撰‘钦赐马正表’，内用‘遥瞻黄扉’一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府撰‘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一句诛。风阳府亳县训导林云撰‘赐宴谢表’，内用‘贰君父以颁爵禄’一句诛。临洮府狄道县学训导吴瑞，为本府撰‘冬至贺表’，内用‘雷致千秋之祝’句诛。尉氏县教谕许玄(札记作许元)，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雷震天下’一句诛。德安府儒学训导汲登，为本府撰‘贺册立表’，内用‘求绍亿年’一句诛。福州府训导林伯璟，为按察司撰‘贺圣节表’，内用‘体乾法坤’一句、又为福州中卫撰‘谢赐公服表’，内用‘藻饰太平’一句诛(按此林伯璟与前引之林伯景似同为一人，札记无载)。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撰‘贺册立表’，内用‘天下有道，望升青门’二句而被诛者。”(页二上——三下)
　　 至于札记解释此十数儒官所犯文字忌讳被诛的理由，亦与《传信录》下段雷同。《传信录》言:
　　 以今观之，诸臣之以“为则”、“作则”、“仪则”等字而被诛者，以“则”字与“贼”字音相近也。以用“生知”等字而被诛者，“生”字以“僧”字音相近也。以用“法坤”字而被诛者，以其字与“发髡”相似也。以用“藻饰太平”字而被诛者，以其音与“早失”相似，又以“妆饰太平”意思也，其余有所犯而诛之者，则未知圣意所在。或者以“秋”为肃杀之时，“雷”为博击之物。“黄扉”之“扉”字音与“非”同。“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而“贰君父以领爵禄”与“拜望青门”，为其语太重而无父子尊卑之别故耶。热凡为人臣子，受君父以爵禄以荣其身，以显其亲，以饱暖其妻子，苟有人心者弗能招称万一，已足恸恨，？讥议君父耶。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讳，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亡家之祸，盖皆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页三下——四下)
　　 从此看来，札记引用之《朝野异闻录》，若非抄袭自《国朝漠烈辑遗》之梁亿《传信录》，则系采录与前书史料同一来源的明代野史稗乘。札记继说: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下。”(页四下——五上)
　　 按今见闲中今古录，皆系摘抄节本，原刊二卷恐已亡佚。所有节本皆失载此，不知原卷有无。但此故事迭见同时人笔记，如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稍后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皆有载录，足见其事流传之广。《翦胜野闻》17云: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是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页四下——五上)
　　《西湖游览志余》18所录未言徐一夔被斩，但谓其以表笺诖议罹难则一。瓯北所录，未悉是否出于《闲中今古录》，抑或节抄自《翦胜野闻》而错记其来源。后此札记又言：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页五上)
　　 此条据此系采自《闲中古今录》，但摘抄失载，未悉原刊有无。按此故事又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七“明灭渊”条19，其说云:
　　 “元明濬，字天渊，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后。髯长数尺，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改名来复见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问之口:‘汝不欲仕我而出家为僧，否亦任汝。然去发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无烦恼，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遗之。后承诏赐食。谢诗云“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阕下彩云明雉尾，座中红莆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上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是谓联无德，虽则欲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辄敢大胆如此。’见心遂玉筋双垂，元寂于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谓忠于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来复事迹详见后出的邓球《皇明咏化类编》卷一三一本传，此篇亦有类似故事，似与七修类稿所载同出一源20。二处虽未明言来复囚此被斩，但说他触犯文字忌讳赐死则一致。
　　 最后札记记述文字狱案的起源说:
　　 “按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汕，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
　　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一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此段如前所述，亦本诸《闲中今古录》，各本摘抄有载。但札记前段叙蒋清高催表笺祸被斩事，而现本《闲中今古录》亦失载“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下段。据佚名辑《九朝谈纂》所引，后此一段云:“先是奎壁间有黑气，上仰观连岁不消，因欲右文消之，孰知表笺之祸兆矣。”更加深表笺之祸的神秘色彩21.
　　 依上所见。札记陈述的表笺文字狱案，乃系缀拾若干出于明中叶后之野闻琐录而成。虽然所引如《朝野异文录》及《闲中今古录》的片断，今本不见记载，但从现存类似的资料观之，皆系有所依据。如《朝野异闻录》所载故事，可见于梁亿《传信录》及一二同时人的著述。又如《闲中今古录》传本失录的情节，又可见诸徐祯卿《翦胜野闻》及郎瑛《七修类稿》等书。由此足见赵瓯北听记，并非无中生有，但要了解此类文字狱案的真相，非对这些资料严予批判不可。

郑鸣谦

三、文字狱案史料之考证
　　
　　 以下考证太祖表笺文字狱案，先针对札记所引史料及其议论，然后旁及其他资料，其次序先后亦根据札记。故首论梁亿《传信录》，次及徐祯卿《翦胜野闻》，继之以黄溥《闲中今古录》及类似的记载。先叙作者仕履及其著述性质，然后分析其所记文字狱案事情。
　　 (一)梁亿《传信录》
　　 梁亿字叔永，广东顺德人，为大学十梁储(1451——1527)之弟。明史无传，生平略见光绪广州府志(1879)卷一二一列传第十。据此，他约生于成化之末(1480)前后，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始授兵部主事，后任工部，历礼部郎中。嘉靖五年〔1526)任广西参政，颇有政迹，但不久致仕.大概卒于嘉靖末年。所著除《传信录》外，另有《遵闻录》及杂著数种。此一书哀辑国初至弘治年间朝野佚事遗闻，入野史稗乘之类22。《传信录》原书已佚，惟见《国朝漠烈辑遗》节录。此书虽名“传信”，但所叙国初时事，多摭拾俗说耳谈，敷衍附会，揆诸史实，抵牾百出，不宜轻信。王世贞《史乘考误》纠正其记事谬误者十数处，并评之日:‘梁亿人语，不足传也。”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亦讥其书云:“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23这些评语足表现当时学者对是书之评价尺度。亦可作检讨其所传关于太祖文字狱案的尺度。
　　 首先，兹论传信录所记表笺刑案的史源，以辨明此类故事是否梁亿所附会臆造，抑或传自他人而不假思考。关于这点，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备有线索。是书卷三一后集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条，载洪武间十数儒士以上表笺触犯文字忌讳被诛，较传信录为简略，但大致相同。惟篇末于缕述其致祸之由后说“其他则不可晓矣。史既讳不载，而双槐岁钞出于黄氏祀孙之笔，颇核。因节而志24。据此，此类案件已先见于黄瑜(1425——1497)之双愧岁钞。是书成于弘治八年(1495)，后由其孙黄佐(1490——1566)重编(故有“祖孙之笔”之语)，较梁亿书早出，但传本岁钞失载此段，不知原稿有无25。然王凤洲素以史识谨严见称，其说当可相信。由此可知这些文字狱故事，无论真伪，早已流传。梁亿所录，亦不尽其臆见，大抵根据当日传闻，加以渲染成之。
　　 其次，无论此类刑案之史源为何，以梁亿所传来看，其真实性大有可疑。第一，由于别无旁证，我们无从知悉此十数儒学教官的催祸年月及地点，更亦不可确定是否因表笺诖误致死，只能姑而言之，又据彼言，此等儒士皆以贺表内犯同类文字忌讳坐罪，如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词，与“作贼”、“僧知”、“发髡”声音相近，有讥讪主上之嫌。若果他们在同一时期获罪判死，则犹有可说，但从中文观之，显然不是。如此何以既有极列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况且，太祖自洪武六年起五次颁定奏牍及表笺成式，用意在振兴古文，辞藻务求典雅，废四六骈俪，以直言达意为主，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外，并无其他应避忌讳。据实录所载，对于触犯表笺成式的，如朝鲜贡使柳向、郑道传等(事在洪武二十八年——三十年，1395—1397)，太祖但加责罚，并无处以极刑26。何故这些儒官以干忤文字忌市得罪致死，是否厚彼一薄此，而若果有其事，史官何以讳言不予宣扬，使警惕来者，抑或另有其他缘故?
　　 更有甚者，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儒士所迸表笺，其所用“作则”、“垂则、“仪则”等词语中的“则”字，是否嫌及“贼”字之声音，有毁谤人主之意，但若说太祖讳言“僧”字，故凡用“生知”、“法坤”诸句皆以影射其尝为僧被珠杀，恐怕不是事实。实则，明祖并无隐讳其早年寄生释门，此可见于其自述如“皇陵碑”与“纪梦”诸篇所记。况且，登基后更宣扬佛义，拔选高僧入官，并曾撰文如“三教论”、“官释沦”、“修教论”阐论之27。他非但不讳其出身为僧，且而表白于诗文。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明太祖御笔”，即有三首谈僧的诗:二者言僧，另一谈禅。其言僧诗第一首云“机冗僧来不暇谈，惟教睦日意窥探。星前好把南禅问，日下尤当支履参。旰食宁知三十(？)熟，宵衣谁谓五更谙。如此昼永禅宜观，世出何忧利物贪。”此诗非但言“僧”，而且所用如“禅”、“世出”等字皆与释氏有关28。由此可见明祖并不讳谈“僧”与“禅”，既然如此，何致禁诸儒用“生知”、“法坤”等词语？可见野史谓诸儒所上表笺，以用“生”字与“僧”字音相近，用“法坤”与“发髡”字音类似，干忤忌讳被诛，实难令人置信。
　　 至于其他触犯汇字忌讳之故，梁亿皆以私意自解之。如谓儒臣表内用“藻饰太平一”一句被诛，则说其音与“早失”相似，而又以其意近“妆饰太平”。更有共者，有些不能推断的，则不似王风渊言“共他则不可晓矣”之忠实，故作臆测以自圆其说。如谓诸儒书用“遥瞻帝扉”一句致死，则疑“扉”字音与“非”同，而其用“取法象魏一句致死，则疑“魏”字“去发则类鬼”。又如有用“永绍亿年，天下有道”致祸的，则疑“亿年”之“亿”字与“一”字，“有道”之“道”字与“盗”字音同。又如有用“贰君父以颁爵禄”“望拜青门”等词句被诛，则疑其语太重而无君臣父子尊卑之别。诸如此类，可谓瞎人摸象，迹近胡说，非但不能剖析事情，且有曲解强辨之嫌。最后且言:“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讳，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之祸，盖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此处虽隐喻帝王专摘，仕人无辜，但竟将此类罪祸，归咎于儒臣之不学，可谓横词夺理，毫无史识，岂可信之？29
　　 最后，至可遗憾的，是赵翼非独不能洞察此类曲说之无稽，对文字狱案有合理的分析，反而加之臆见，谓明太祖“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作为以表笺诖误杀戮儒臣的解释。实则，此说最为肤浅无识，而且贻误后人。何以言之?首先，明祖虽然早年失学，不谙文墨，但文字之狱始于洪武十数载，时太祖已年逾五十，非特熟习经史，且能亲笔批答章奏，而所作诗文疏论，虽不太典雅老练，亦颇流畅而达意，此可见于现存之御笔卷帙及各类著作30。因此史家若说明祖不学，以其龙兴前言之犹可，但在登基后则不然。故以其学间未深而生猜疑，误读文字而枉杀无辜，则与事实相违。其次，若依前引诸儒“以嫌疑见法”事例来看，如以“作则”为“作贼”、“藻饰”为“早失”或“妆饰”、“帝扉”为“帝非”、“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此类联想，迹近无理取闹，惟有深谙典故，擅于玩文弄墨者方能为之31。可见赵瓯北说明祖不通文义，误入嫌己逾起大狱，揆之事理情由，是难以置信的。由于上述理由皆不能成立，而文字之狱似又非乌有，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太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故作曲解以嫁祸所要荃除的异己。这里可能涉及政治阴谋，如胡惟庸党案之类(详后)，因此官书讳载，而私史误记，一传再传，遂致真相不明，使后人以明祖不学无术，辄生疑忌，屡兴文字大狱枉杀无辜儒臣。
　　 (二)徐祯卿《翦胜野闻》
　　 徐祯卿字昌谷，苏之吴县人，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 511)，享年仅三十有二，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祯卿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然官宦不显，仅任大理寺寺副与国子学博士(I505——1509)。晚年一意著述，除辞赋外旁及经子百家，遗有《昌谷全集》十六卷并《翦胜野闻》记国初佚事琐谈一卷，又杂著若干卷二32。祯卿虽以文学显名，但于史事未邃，且因沉湎道教，偏好志怪野闻，故听书皆不甚详核，而当世史家都有恶评。如王世贞史乘考误评国朝野史十数种，列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类，而言曰:“其人生长阁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述之，若祝枝山(允明)《野记》、《翦胜野闻》之类也。”〔33〕因此其书所载，无论为何，都有值得怀疑之处。
　　 野闻所记以表笺让诖误被斩之徐一夔，明史卷二八五有传。一夔字大章，浙江天台人，元延佑五年(1318)生，卒年不详。工文词，通经博雅，兼擅史学，颇负盛名。元季始任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洪武二年(1369)奉诏纂修元史，特以史料阙如，借足疾为辞乞退。六年(1373)实授杭州府儒学教授，兼编纂大明日历，事后辞翰林院授官，回杭府旧任。十六年(1383)，南京灵谷寺建成，应命撰碑文以报，此后行事未明。所著有始丰稿前后数集共十四卷，又杂著若干种，对元明之际的史事记述甚翔34。一夔晚年事迹，当代人并无记载，至弘治间始有《翦胜野闻》谓其于杭州府学任内，以上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触犯文字忌讳为太祖刑斩。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略载其事，虽未言被斩亦说其以表笺诖误坐罪，作为太祖滥兴文字狱，枉杀无辜的佐证35。
　　 实则，徐一夔以贺表诖误罹难一事，前此明人所撰传记，如谢铎弘治《赤城新志}》(1497)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所系小传，并无言及，其后出者亦然36。更且，清初开局修明史，史臣为一夔撰传的如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皆无采其说。朱竹宅“徐一夔传”较汪碗所撰为详，是传抄录一夔于洪武三年(1370)上书言修日历之要。并“灵谷寺碑”原文，但未述及其晚年行事37。今本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即以前者为蓝本，故传末但言“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而已。”(百钠本，页一六下)于此可见史家白有慧眼，不为异说传闻所惑。
　　 清初怀疑野闻误传一夔触犯表笺忌讳被祈，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杂家存目”十一艺圃搜奇条，除考证是书非一夔所作，并指斥野俗流言谓其死于表笺之祸。其言曰38：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文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析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页一上)
　　 此虽但疑《野闻》记载失实，然未考及徐氏卒年，并无足够证据以斥共非。至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始考证一夔卒于建文初年，力辟野闻之谬39。《始丰稿》卷复跋说:
　　 “(一夔)明洪武初召修礼书，五年，试职杭学教找，年五十有四，继修日历，书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得实授。……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载始丰稿卷十三页六下)，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 ,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年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其非大谬哉。”(页二上)
　　 此处以一夔著作价断他的卒年，至为精审，实际其寿终八秩尚有另文足以佐证。按一夔著述年代较晚于前引的有“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此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付葬。，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1399)，时一夔已年逾八十。再证以万历《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41，则徐氏至建文初始卒实无疑问，而翦胜野闻诬他以表笺忤旨被斩，可谓无稽之至。
　　 以上已辨明《野闻》述徐一夔死事的荒诞，然其所记尚有他事再需议论。按《野闻》末段云:“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似谓太祖颁布表笺成式，系在刑斩徐一夔之后，而又系应儒臣的请命。实则，据前引实录，太祖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共有五次，其时间与目的并非如徐祯卿所言。首次在洪武六年，时明祖以廷臣上书贺表多用四六骈俪，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乃命翰林官择唐宋名儒笺可为法式者上，随得韩愈“贺雨表”与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二篇即颁布天下以为定式42。次在八年十二月，太祖鉴于刑部主事茹太素奏陈时务，草万言书而仅述四事，文繁辞冗，难以适从，因命中书翰林官制定“奏对式”，自序之以颁示天下有司43。又其次在十二年八月，太祖以官府文移案牍繁冗，非老吏不能通晓，而佞人乘机玩法，殃及百姓，囚命廷臣议减其文，奏定成式而镂版之俾诸司有所遵守44。十四年七月，又以重定进贺表笺仪礼，再申明表笺不得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其在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迥避45。末次在二十九年七月，太阻以廷臣诸司所进表笺，仍多极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等撰表笺成式，颁于有司，命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46。由此观之，明祖之屡定奏牍及表笺格式，废四六为散文，务从简古，乃欲革天下诸儒玩文害意，不切实际的陋习，并无轨外之意。况且。数次所定格式皆出自翰林诸臣之手，并非太祖亲笔。由此可见《野闻》谓儒臣恐惧表文忤旨，恳帝颁定成式以便遵守，皆非事实遽信致误47。
　　 (三)黄溥《闲中今古录》
　　 黄溥字存吾，浙江鄞县人，为宣德名儒黄润玉(1389——1477)之孙。生年不详，然以其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贡生推算，约生于成化之末，而鄞县志(1877)卷二一附传说他享年八十，则当卒于万历初年。存吾工文辞，博览多闻，尝任芜湖县学训导，然无仕履，后弃职乡居从事讲学著述，所存仅有《闲中今古录》二卷48。此书记国初至弘治间朝野掌故，旁及闾巷燕谈，虽保存若干史料，但不核实可靠。王世贞史乘考误曾列举其谬误者三数，可见是书虽不似梁亿与徐祯卿者之荒诞，然亦不可以轻信，故对所传的太祖文字狱案故事，仍应作如是观49。
　　 首先据札记前引，《闲中今古录》谓释来复上呈“谢赐宴诗”，以其中有“殊域”一词，太祖读为“歹朱”，而又以“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嫌及讥讪主上无德，虽欲以陶唐诵之亦不能，触怒明祖被赐死。此故事传本摘抄虽无记载，但又为郎瑛及邓球所引，今姑以此出自黄溥而考察之。实则，此言来复罹难原因，亦系荒诞。因为据后出的传记，来复乃涉嫌为胡惟庸党而处死。其事见明季释明河(1588—1640)补《高僧传》卷二五“复见心”条50。传云:
　　 “来复字见心，豫章丰城王氏子。……有志行清净行，欲绝尘独立，遂归释氏。……久之，窥见全休无碍，然未以为至。走双径，谒南楚悦禅师。……越三载……浙省右丞达公九成慕师精进，起住苏之虎丘，辞不赴。会兵起，避地会稽山中。慈溪与会稽邻壤，中有定水院，……延师出主之，师为起其废。……自是厥后，鄞人士请师居天宁寺。……师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劝主杭之灵隐。适有诏徵高行僧，师两至南京。赐食内廷，慰劳优渥。泊建普荐会，师奉敕升座说法，辞意剀切，闻者咸有警云。师敏朗渊毅，非惟克修内学，形于诗文，气魄雄而辞调占。……学士宋公濂至称其文，如木难珊瑚之贵，公卿大夫，交誉其贤。皇上诏侍臣取而览之，褒美弗置。当今方袍之士与逢掖之流，鲜有过之者焉。洪武二十四年(1391 }遂罹于难。噫，是亦数也。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泐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繇是得罪。泐责服役造寺，师以遂不免焉。”(页一八七上下)
　　 稍后释元贤(1578——1657)《继灯录》卷五“径山悦禅师法嗣”下本传，亦有类似记载51。两传记来复行实与郎瑛所传略异，后片说其为胡人，元世祖明安之后，而此处则称他为豫章丰城王氏子，与皇明咏化类编本传同。据此，来复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卒于洪武二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三。二传皆谓其因胡惟庸党案致死，姑无论来复真有参预谋反，或坐莫须有罪，但不讳言罹难之故，可见野史说他上诗触怒太祖被赐死的荒诞。其后钱谦益(1582——1664)编纂历朝诗集，遂据此撰“来复传”，力斥俗说谓其死于文字之狱。列朝诗集(1652)闰集一“蒲庵禅师复公传”后有言52:
　　 “(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获胡党智聪，供应随泐季潭、复见心往来胡府，合谋举事。见心坐凌迟死，年七十三。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诉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之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1344)，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页二十下——二一上)此处除据以上两传谓来复坐罪胡惟庸党案外，另举皇明雅颂(未见)所录“应制诗” ，指称当时并无触怒太祖，故此野史说来复以忤文字忌讳致死，是极端胡说可笑。
　　 此外，《闲中今古录》另载明初儒上蒋清高罹表笺之祸，并记此类文字狱案的始源。前者札记末引，而传本摘抄有之，故先论蒋清高事。清高字伯尚，浙江象山人，明史无传。据黄溥所记，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诖误被斩于京师。按象山县志(1926)卷二三有“蒋清高传”，除沿袭俗说言其枉死文字狱，另录蒋氏谱，所记与前者大异。此处谓清高元至正十七年(1357)乡试，授本县儒学教谕。洪武二年(1369)授国子助教。八年(1375)升祭酒，逾年卒官，年五十六53。据此，清高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可见《闲中今古录》故事的可疑。虽然，谱牒可能有隐讳，但若此对史料，则未必然。据黄溥后段所记，表笺祸始于洪武甲子(十七年)之后，而蒋氏谱言清高于九年卒于任所，与前说有抵触，况且，谱牒虽于其人行事有隐讳，但不致捏造其卒年，故蒋氏谱未必失实，比较《闲中今古录》更为可信，因此难言蒋清高死于表笺之祸。
　　 最后，兹论《闲中今古录》所记文字狱祸的始源。如前所述，此类刑案始于洪武甲子响意右文，开科取士之后。当时诸武臣颇有异意，以为儒士善讥讪，因取张士诚故事加以劝谕。据此，士诚本名“九四”，登位后厚礼文儒，并邀之为撰名，因得“士诚”二字，太祖闻言，谓此名甚美，但诸勋指出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似有毁谤之嫌。太祖由是顿生猜疑，开始观览天下所进表笺，而文字之祸由此而起。此故事未明所出，他书亦未记载54。但其所言，疑窦甚多，不宜过信，兹举两点言之:
　　 其一，所记诸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因孟子原句应读如“士、诚小人也。”然则何故作此曲说而用意又为何?此可有三解。首先，此处显示出国初文武勋臣不睦，互相倾轧，而始因在太祖“响意右文”。故其指儒生蔑解孟子以诋毁张士诚，可能为警惕主上不宜轻信儒生55。其次，太祖对孟子甚有偏见，以为其中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如不听则易位”《万章篇》之类，于皇权有所违碍，因此后来令刘三吾删节成孟子节文56。诸武臣故意割裂孟子原文，罔作毁谤，或可能为迎合明祖心意。最后，故事所引太祖答诸勋谓“此名甚关，似别有微意”。此处表现明祖根本不通晓孟子章句，故谓“士诚”之名极美，及至对方点出，始明言外之旨。由此可见，此故事虽隐喻诸武臣故意曲解孟子，以实儒生之罪，但亦有讥讽太祖不学，不足晓喻经典的用意。
　　 其二，所纪系此故事于洪武甲子开科取士，而谓此后明祖即留意观览天下所进表笺，因此文字之狱大兴。据此，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而此类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以后。然揆诸史料，此说又不成立。首先太祖自登基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此可见于实录与国初官书所纪67。故若谓明祖在甲子开科取士之前，鲜有观览奏章及诸臣所进表笺，则不尽属实。其次，前引实录已见太祖于开国不久，即注意诸臣奏续表笺，多用四六骈俪，言不切实，以文害意。因此于洪武六年后即屡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裁定体制文词，以及字讳迥避事例58。故此不能说明祖于甲子年后始注意所进表笺而滥杀无辜。最后，虽则现存史料不足断定太祖并无藉文字诖误诛杀儒生，但若真有其事，似不可能迟于洪武十七年之后。实则，若尽信前引野史稗乘所载，这些表笺之祸自国初即有其例。由此观之，黄溥谓表笺之祸起自洪武中叶，绝对不能成立，而《闲中今古录》所记其他文字狱案故事，亦难令人取信不疑。
　　
　　四、余论
　　
　　 总括上述，足见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以下仅仅综合前此考证，先对文字狱案作一结论，然后分析此类史料对研究明太祖的影响。其中意见，以文献阙如，殆初步念蠡测，俾供来者参考，作进一步讨论。
　　 关于表笺文字狱案木身，依上所陈，已见此类野史稗乘听载，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其中如《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及《七修类稿》等谓徐一夔上贺表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蒋清高以表笺诖误罹难，或释来复呈“谢赐宴诗”干忤圣意赐死，揆诸史实，皆系虚构误传。据前所论，一夔系得善终，享年八秩；清高卒于国子学住所，未尝进表笺得罪；释来复上诗亦无触怒太祖，而系涉嫌为胡惟庸党致死。以上三案皆证据确凿，可以为定论59。至于《传信录》等所载十数儒学教官以上表笺诖误文字被斩，虽无旁证斥其误记，但所言获罪之由则极为可疑。始则太祖于洪武六年起，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故学官不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忌讳，而按实录所记，虽有过犯但加责罚而无处以极刑。次者此类官制表笺，旨在振兴散文，废除四六骈俪，务求叙事典雅简明，以致直言达意，而所颁定之字讳事例，亦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若说儒官上表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语与“作贼”、“僧知”、“发髡”等词声音近似，有讥讪圣主之嫌，实在难成理由。致如赵翼谓太祖不学无术，致误读表文以儒生故作隐喻诽谤，亦不能成立。此因表笺狱案发生之时，明祖已年过五十，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绝不可能如此无知60。故此，若说此十数儒学教官以表笺诖误、触犯忌讳致死。揆诸事理，并据前论野史误传徐一夔、蒋清高与来复罹难文字狱合而观之，实在疑窦百出，极难自圆其说。
　　 虽然，此等野史稗乘所记表笺狱案不足尽信，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殴北所言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嫌及政治事件。前此考据来复实死于胡惟庸党祸，而并非因上诗触怒圣主，可为一有力旁证。由此类推.太祖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曲解诸儒所上表笺词语罗织成狱，因此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61。官书讳载，而私史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遂谓儒生之死于文字狱祸，或由于愚懵罔识忌讳，或以明祖个性猜疑，误人嫌己而加罪于无辜。其更甚者则虚构其事，以讹传讹，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故有《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七修类稿》诸书谬言徐一夔、蒋清高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后代论明初史事者，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太祖文字狱案，歪曲历史真相，至为令人兴叹。
　　 前论虽已分辨表笺文字狱的真伪，但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此类故事何以传自野史稗乘，又何以不见于国初而迟迟出于弘治至万历之间?又如此等记载既不宜轻信，是否可以一概抹杀?若果不然，其对研究明太祖本身及其一朝政事又有何功用?此类问题涉及明初政治与史学之发展，私家著述的蓬勃，与及士大夫与庶民对太祖的认识与评骘，而又与中叶后的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气转变有关。兹略论如次:
　　 关于此类表笺文字狱何以仅见于野史稗乘所传，我们需要了解明初史学之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开国以后，太祖虽极垂意史事，设有记注官并开局修史，纂成元史、日历及其他礼仪典制官书，但独无起居注一类记录，故于人主言行与朝廷政事未得其详，而后人述史亦无所依据62。此外，明初官史之率略，又与政治忌讳有关。例如胡惟庸、蓝玉等以谋逆处死，株连主犯从属凡数万人，真相莫明，虽有官书如大诰、祖训及诏示奸党录等记载，但颇多迥避，难当信史。况且，由于文网严峻，鲜有胆敢直书以招杀身亡家，故私家著述迹多讳言国初事情63。复次，太祖史事虽有实录为依据，但因迭经建文、永乐两朝三修，亦多隐讳曲笔。此由于永乐以靖难藉口篡位，诸多忌讳，故二次改修太祖实录以证明其继统合乎祖训，至十六年(1418)始成定本。其中示记永乐与太祖之关系，甚多曲说迥避，窜改亦多，故此史事不明。而又因后代并无纂修国史，时人仅凭私家著述，野史稗乘所传略知一二64。最后，此类私家著述，虽然可以补充官史，但以史料阙如，多采录委巷传闻，是故亦多谬误失实。例如嘉靖陈建始撰国朝私史，勒成皇明通纪数十卷，起自洪武止于正德(刊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即以资料贫乏，纰漏舛误，为朝廷一度禁毁，其他稗史杂著更无遑论矣65。由此可见，明初政治忌讳与史官失守，对史学的发展与时人对国史认识影响极大。故此，太祖史事之多见于野史稗乘听传，及其记载的失实亦可以了解。
　　 至于此类记载文字狱案的野史稗乘，何以特盛干弘治至万历之间，而以万历一朝达最高峰，则与当时学术文化风气，与政治社会转变有关，其中过程甚为错综复杂，不易言明，兹举一二事试论之。首先，此类野史稗乘的兴起主要由于私家著述之发达，学术思想之推广，而后者所以出现于明中叶以后则与考试制度的扩大，地方教育之普及，书籍印刷的蓬勃，以及士绅与庶民文化承平与求知欲之提高有直接关系66。其次，这些以笔记小说体裁为主的稗史杂著之出现，一方面由于学术思想之推广，释道二教的兴盛，文体趋向通俗的发展，然另一方面则以社会经济转变，江南市镇勃起，因要迎合优闲之士绅与民众之喜爱讲史小说，志怪谐谈，以及佛道故事的口味有相当关系67。最后，不可忽视的，此类传述明初时事的野史稗乘之兴盛，又以中叶后诸帝对国初忌讳之渐次开禁有关。弘治以后，距龙兴已逾百年，因时间及政治的变迁，对太祖甚至永乐之若干禁讳，已无重大意义而逐渐松懈。及至嘉靖，世宗不以“兄终弟及”继嗣武庙，与“大礼议”加谥其父兴献王为睿宗皇帝，以小宗为正传，一反洪武礼制，对国初忌讳的泯除亦不无关系68。此可解释何以嘉靖时有本朝私史如陈建皇明通纪的刊行，何以此时宫廷内有演唱太祖史事平话，而万历中叶有开国讲史皇明开运英武传(后名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的面世与广泛流传69，以上数点虽系一己之见，但颇足阐明太祖故事所以出现与明中叶后的野史稗乘，如王文禄龙兴慈记、陆粲庚己编、翦胜野闻、传信录，并九朝谈纂所收录十数种，皆以国史失载，多采自闾巷传闻，杂以佛道故事，真伪莫明，不大可靠。其中有揄扬太祖之龙兴，神话其才智能力，夸大其功勋政绩，皆似是而非，难作信史70。亦有隐喻其个性猜忌，揽权独擅，无故大兴刑狱铲除异己，诛杀儒生，如文字狱案诸类事件，这些野史杂著，既不能见证于史，实难持之考论洪武一朝史事。然而，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以鄙夷视之，则又不然。因为此类记载虽不尽真实，但却呈现野俗传说关于太祖本人及明初史事，是表露明间对国史的认识与评骘，不为官方忌讳所囿。即以文字狱案故事言之，这些野史稗乘所记，无沦是否确实，显然暴露太祖个性猜忌，揽权专擅，无故行杀儒士，不似官史隐讳71。如梁亿肆言诸儒官以表笺诖误被诛，虽无直接指斥太祖，但对主上为人与处事颇有微言，亦间接显现专 制帝王之横暴，与官宦的不易相处，不无指桑骂槐之意。更且，又如黄溥缕述表笺文字狱的始因，谓开国武勋不以太祖“响意右文”为然，并举儒臣曲解孟子章句以讥讪张士诚为证，亦显露明初文武功臣争衡，与后人对洪武勋臣的印象与评价72。此等作者于传述太祖文字狱之佘，似又藉此反映独 裁君主对士人的箝制与压迫，以谏喻当代帝王勿以太祖为先例，无故刑戮儒生，或藉此警惕官宦人善守其位以保其身。这些意思虽不甚明显，但若细读其文，亦可与行中窥见，则其寓意并不限于批评明太祖而已。
　　 总而言之，要了解太祖文字狱案的真相，非先爬梳有关官私记载，加以缜密分析。去伪存真方可。此皆由于官讳书，而私家所传，多系俗说野闻，不可当作事实。后代史家，由于史料不足而过信野史，遂有为此辈儒生以表笺诖误被诛，或因愚惜不识忌讳干忤圣旨，或因明祖讳其出身释门，兼以不学无术，误读文字无故杀人。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独厚诬古人，而且歪曲历史。对太祖一朝政治有极大的误解。故此，若以核史为本，这种野史稗乘可以摒诸不理，但若从另一角度观之，则又不可完全忽视。因为此类记载反映明中叶士绅与庶民对太祖之印象与评骘，不受官史忌讳所限制，如是可窥见国史的另一方而，亦有特殊的价值。由此观之，以明太祖文字狱案为例，可信传统史家谓“礼失求诸于野”，官书失载，野史可作补充的话，问题在如何善于运用各类资料，如何广泛观察历史之各层面而已74。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8-7-27 22:13 编辑 ]

郑鸣谦

附：
　　陳學霖，出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專攻宋金元明史。歷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明代名人傳」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院及歷史系教授。一九九二至二零零零年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兩度出任系主任，現為客席講座教授。中英文專著十餘種，有關金宋史者包括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宋史論集》，Studies on the Jurchens and the Chin Dynasty (coauthor)等。

水碓

郑老师辛苦了。确实，学术最忌剽窃。

胡明刚

尤其是文字狱的资料，很有价值，
感谢谦兄搜出这么好的资料共享

竖岩山

你好!
我是其后人!我对此事的了解也是近2年知道.我在看谱序时我看到过有野史谈到他是被杀的.网络里也是这样说的!但可信多很低!
但家谱里没有明确写明卒的日期,
有空能不能去你哪了解跟多关于他的相关资料.

郑鸣谦

随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