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何健

陈邦杰

                                    同 学 何 健
    今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同桌同学何健突然来访，对我说：他在天台出了点事，他实在气愤不过把村子里的一个村民给打了，派出所在找他，问我是否找熟悉的人，帮他通融一下。

    我不明白，长年在外做生意，在深圳办企业，生产电视机芯片软件，年产值几千万，已有近亿资产，是什么会使他放着好好生意不做，跑到家乡来打架。

    我去一了解，原来是一桩由道路引起的邻里纠纷。何健在外赚了钱，买了车，车开回老家，原来通往老家是条小路，近年村里做康庄工程把村内道路硬化了。他家前的一段路因为拓宽涉及到一户村民的责任地。大概是有其它原因，村里尽管按政策作了处理，这个村民还是趁人不备，把硬化了的水泥路给损坏了，不让何健的小车出入。何健回家过年，年初一放鞭炮，这个村民又称鞭炮纸屑飞进他稻田里，就辱骂相加，一定要何健家人去扫干净赔钱。何健家平时只有老母亲在家，这个村民电视线经过何家，这个村民又因电视信号不好，叫来人修线路，强行闯入何家。何母制止，互相搓拉，把八十高龄何母推倒在地……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何健气上心头。何健在村子里是弱“房头”，从小腿脚不方便，有些弱态，打不过对方，实在气愤不过，便到外面叫来朋友，对其进行拳打脚踢，打成伤，住进医院，花了几千元的医药费……。

    事发后，这个村民，又是告状又是上访。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先行调解，村民先提出要6万元的赔偿，而后又加到10万元，几次下来又扬言说要何健替他造幢房子，否则他一定要把何健送入监。何健告诉我他不是不想花钱消灾，但这明摆着是“敲竹杠”，他怕出了钱后其他村民效仿更不好办，所以就一直拖着。我问何建，那么你多少钱会出，何健说5万元以下。

    我考虑到同学情谊和自己原做过政法工作，就自告奋勇地去溪头村找这个不曾熟悉的村民做工作。可是这个村民却一点也不给镇、村干部面子。村干部回话，叫不来。无奈，我只好叫我老家村干部，也是这个村民比较熟悉的一位朋友把他找来。我们面对面，我告诉他，也不是何健要我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是张思村人，同溪头村同饮一江水，乡里乡亲的。我原来在政法委当过副书记，现在在城管部门工作，了解我的乡亲都是知道我为人处事比较耿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的，平时我还写写书，可以算半个文人，文人的职责就是伸张正义，你如有委曲，可以告诉我，我去做何健工作，都是乡亲，刀劈总是用刨刨的好，这个村民根本不等我说完话，就“哼”地一声，扭头就走，抛下一句话：“你们都是官官相护……”。我无功而返。调解不成，这个村民又上访到市里，最后何健成了聚众斗殴的主谋，而被刑拘上网通缉。

    何健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今年47岁的何健，1963年3月出生在天台县平桥镇溪头村。溪头村是天台西乡的一个小村，村子人口不上百户，没有完全小学，何健在村子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转学到张思学校读，刚巧同我一个班。又因为我俩个头相近，在按高矮排位置时，就刚好与我同桌。

    留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何健是个很有个性的男孩，个子不高，五官周正，好动寡言，性格偏内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共和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派性盛行，大人们分成“县联总”、“省联总”两派，不停地打斗。学生们也模仿大人们分成了派别。记得当时溪头村插在我班读的十来个学生也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何健为首。何健一派在人数上是弱势，溪头村是蒋姓人居住的村子，何健姓何，在宗族势力顽固的农村有明显先天不足。不过，有些我当时都是听来的，何健打架很勇敢，尽管他从小得过小儿麻痹症，腿脚有点小毛病，但一人对一人的打架，是打不过他的。正由于勇敢，何健也有几个铁杆小兄弟。事态不断发展，同学间从小打打到大打打，发展到后来老师、家长出面，才息事宁人，不过从此后，何健几乎是独来独往，性格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上学放学，要么就独自一人来来往往，要么就和一二个铁杆兄弟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溪头村到张思学校有三、四里路的路程，小小年纪每天要来回往返6次以上，也就是每天要走20多里路，对腿脚有点不便的他的确是个苦差使。后来，他中餐就在学校里吃，家里拿来盒饭放在学校里蒸饭。上初中后，就寄住在张思村，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不过留给我的印象里，何健待人是很真诚的，心地也很善良。

    当时，整个共和国还处在解决温饱时代，我家里条件很差，大米饭是很少能吃到的，而何健家母亲是村干部，条件比较好，中餐的盒饭几乎都是大米饭，而且有时放了咸猪肉、牛肉之类，那种美味是令十多岁的我向往的。何健知道我家庭条件情况后，却没有一点儿看不起我的思想，相反的，碰到家里带来好吃的，总是留一点给我，就是盒饭，他有时也吃一半留一半，待我中午回校后给我吃。他不但待我好，我看他待班级里其它同学也是很好的，碰到同学有困难，他总是乐于帮助。童年的友谊是纯真的，没有掺假，但也象孩儿的脸，多变的。我没有象他对我那样对他好。我的读书成绩很好，在班级在学校每年都是拿第一的，而他成绩不是很好，平时贪玩，上课也不是很认真，以至作业完成不好或考试考得不好，而他也是积极求上进的，碰到作业做不来或是考试答不上时，总想我帮帮他，特别是在考试时，想让我帮他作弊一下，我当时却总是不通融。他要看我的试卷时，我总是不让看，他就偷偷地看，被我发现后，我就有意遮掩住不让看，几次下来他心中有气，我们的摩擦就开始了，发展到后来，在课桌中间划起了“三八”线，规定谁也不能越过“三八”线，有时他无意越过“三八”线，我就用拳脚相加，他也自知理亏，忍气吞声，并不还手。

    童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也明辩不了是非。何健他年长我一岁，要比我稍懂事些。不过，尽管我俩平时不讲话，但从他的言行举止，对我还是很友好的，选班干部，他首先举手选我，而我却一直为了所谓的自尊，直到我们分开也没有和他说话。我们同班同桌分开是初中二年级， 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各地开始重视教育，初升高也从原来的推荐录取转为考试录取，我们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把原来初二甲、初二乙两班学生重新进行按成绩分班，分成快慢班，对快班学生的加班加点，确保多些学生考上高中。何健分到了慢班，因此我俩就分开了。初二毕业后，何健考取了街头中学读高中，我则考取了中专到金华去读书。

    童年的友谊，总是令人怀念的。尽管我俩在学校总是磕磕碰碰，但是真正离开，留在脑海里最深的却是他的影子，读中专后，准确地说是告别了童年，青春期的来到后，我才明白一个人无私地待你好，在一生中是很少碰到的。人生即使在每一个时间段，即使你相处的是三、五个，二、三十个或一大群人，在茫茫人海中真正对你好的也没有几个人。因此，我也就冒昧地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张近照寄给他，主动和他修好原来碰面也不说话的尴尬的同学关系，因为当时同学间表达友情的方式，就是互赠照片。

    我再次见到何健是我们分别了近30年后。他来我工作的单位，讲我们同学要好好聚聚，并简单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对于他的到来，我很高兴。我们都敞开心扉谈着别后的生活，他也偶然提到，他收到了我的信和照片，很高兴。因为那时他没考上大学，不知道怎么回信好。他说他高中毕业后就出门去做生意。他说他尽管当年书读得不好，但生意做得蛮好的，几乎年年都是赚钱的，现在还做起了高科技产品，产品非常畅销。他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想念以前的老同学。他说原来逢年过节，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都是走亲戚，很少会同学，现在生意、生活各方面稳定了，倒很想着童年的那种纯真的同学情谊。事实上关于他的情况，我在平时也零零星星的听到一些，他毕业后走南闯北做生意，到过很多地方，也吃了不少苦，不过运气一直是蛮好的，赚了不少钱，赚了钱后的他，非常重视乡情、亲情，他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妹，他不但安顿好姐妹两家，而且把所有姑表姨表兄弟姐妹都尽最大可能地伸出援助的手，从而达到整个家族的富裕。

    从那次碰面以后，我们联系又有的密切起来，何健来天台都会找我和同学聚聚。不想一直在外地重视乡情的他，今年怎么会在家乡同人发生起纠纷来，而且是闯了祸。这使我既吃惊又陷入了沉思：现在的农村怎么了？原来发生这类事，村干部出面就能解决问题，现在乡里、县里出面解决也解决不了，还要上访到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去。

    上访的问题究竟是基层组织解决不了，还是有些人根本就不想放在基层解决，想利用国家倡导的民意畅通渠道的平台，达到满足私利的目的？目前举国上下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关爱弱势群体，这是否也让一些见利忘义的人钻了空子，某些人利用政府对群众的关爱，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国家的公信力为自己的膨胀的私欲服务。就如何健的问题，村民上访了，为了息事宁人，会哭的孩子总要有人去抱。但我却在思考，是不是还有其他解决的办法？法律是讲理的地方，尽管我国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但有理就有法，执法是执理。过去的乡规民约为什么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有道理，所以人人去遵守，有人违反了，村干部调解一下就行。现在倡导依法办事，但法律的条款有限的，而社会生活是无限的，这就必须要我们始终牢记法律是讲理的地方，有理就有法，执法是执理，始终记住我们是男人，尽管现在国家还没有颁发男人证，同样是男人，而在执法过程中不拘泥于形式主义，真正做到与情、与理、与法。

    同学何健的事情，让我联想到平时同一些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交谈，有时我问，你们成功了，为什么不来天台报答桑梓之谊？为什么不来天台投资？他们总是一个劲的摇头，称天台的软环境太不尽人意了，不是不想来天台投资，而是不敢来投资。这让我想到作为留守在家乡的每一个天台人，对天台软环境的改善是否都应负有一种责任？“栽下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这是浅而易显的道理，为什么碰到具体的某件事就做不到？软环境问题事实上是文化问题，我们天台山文化是佛宗道源，但为什么佛道文化的教义没有深入到每个天台人的心中。佛讲积善积德，道讲修心养性，我们天台人在佛道的氛围里为什么远离了佛道？

    记得我曾读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西方朋友志愿到我国西部某贫困山区支教。她经历了一件让她心碎的事：在路上，她看到一群孩子正在殴打一个趴在地上的孩子，那个孩子已经鼻青脸肿了，但那些孩子却还拼命地在打他，仿佛有很深的仇恨一样。她疯了似的跑过去把那个挨打的孩子搂在怀里，哭着问那些孩子为什么打他？那些孩子快乐地喊道：“他是哑巴！”这是什么理由？在那些孩子跑了很久后，她没有明白过来，只是使劲搂着那个挨打的小哑巴陪着他哭。后来，他把那哑巴孩子抱到镇上，给他洗了澡，为他买了干净的衣服和鞋。但没过多久，在不同的地方，她又看到了相同的一幕。西方人不理解为什么小哑巴会被他们的同伴无缘无故殴打，而我们理解，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在我们小时候是习以为常。也许，小时候我们自己就曾跟着大孩子们追赶着往村子里的疯子或傻子，在他们身上扔过土块。没有理由，就因为他是疯子或傻子，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没有能力反击。如果是正常的成年人，说什么我也不敢。恃强凌弱成为我们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们是弱小的，但相对于我们，疯子或傻子更是弱者……，当代学人刘小枫说，爱就是怕。我们可曾怕过什么？我们怕的是权威，是绝对的力量。而面对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弱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怕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去凌辱它、践踏它，甚至去殴打它，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无论怎样，我们这样做，都是安全的，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但是难以置信的现实。西方的尼采能够搂着被主人鞭打的马哭着喊兄弟，他拥抱的不仅仅是受虐待的牲畜，他拥抱的还有爱的真谛——心中有佛、超越物种、心怀生命。但我们却做不到，甚至我们佛宗道源的天台，我们也做不到，远离了佛……。

    想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沉思起来：何健发生的事情同打“哑巴”的故事，不是存在着本质上的雷同么？我们是弱小的，而相对于出门在外的天台人，他们长年在外，回家后没有错宗复杂的关系，他们是更弱小的，他们相对于我们，他们是“哑巴”。这也不得不让我的心沉重起来，我们目前的社会现象，我们现在的环境，在我们举国上下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么？以人为本的真谛是什么？真谛是关爱生命，是向爱而生，但在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人群中，现在却还很难做到。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起来，我们全体国民没有经过真正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没有象西方经历“文艺复兴”，我们国民的思想文化还是延续着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前一切是砸烂旧世界，政治摧残了我们传统的文化，一切是造反有理，弱小者在强权支持下，揭竿而起，社会分成互相对立的几派，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从打斗中，从否定之否定中实现政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我们明白不发展不行，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为了发展，为了脱贫，为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为了效率，不得不去牺牲公平。国有企业改制，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厂长经理一夜之间就脱颖而出，零资产改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三十年后，社会的不安定急剧增加后，特别是一些先富起来的厂长、经理，没有先富带后富，没有真正去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而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腐败堕落，为富不仁，所以国家调整大政策，采取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公平优先，效率服从公平、正义……但所有这些改革调整都是仅限于经济建设层面的变革，没有文化层面的启蒙和变革，没有激发国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正如没有人性的真正觉醒，当东风吹来时候，东墙是“哑巴”，当西风吹来的时候，西墙就是“哑巴”。没有向爱而生我们天天就会上演着成千上万个打“哑巴”的故事，比如目前国民的上访问题，国民的“仇富”问题，“仇官”问题，也不正是一种打“哑巴”问题的延续么……。

    想到这里，于是我在想，发生在我的老同学何健身上的事件，不是简单的一起邻里纠纷问题，而也是目前社会一桩普遍的社会问题。他所发生的事情尽管目前仅偶然发生在他的身上，但其实离我们很近，明天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文化的进步，我们心中没有“佛”，没有向爱而生，我们有朝一日，都会成为“哑巴”——我们会成为自己同类追打的“敌人”！



[ 本帖最后由 陈邦杰 于 2009-10-19 15:09 编辑 ]

一诺千金

楼主厉害的
一件普通的事情
挖出来这么多大道理

龙头

嫉妒心里在作祟

黄金甲

楼主定是个好官，更是好人

褚留香

天台特色的社会主义

abracadabra

看来，在天台，弱势群体要重新定义了。
不过，这个故事要是从那个村民的角度说出来，估计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南山孤狼

这么有钱   这事都通融不了   这老板在家乡也够失败的

老玩闹

同感！天台投资软环境确应进一步改善。这也是一些有成就老乡不願回家投资的原因之一。

缘来是你

这样是矛盾在农村好象很多 隔壁邻居为了一点点小事 闹到打架斗殴  告状上访  这是天台人的"台州式的硬气"在做梗还是素质的问题呢

农夫

从文中看何健是一只免子，但兔子咬人了。即然“咬人”了，就得按“咬人”标准办事，这叫违法必究
而对方又告状又上访：告状不怕因为有标准，怕就怕上访，政府为了“息访”往往让上访者得寸进尺~~~
天台的投资环境与天台的自然环境相比犹如石梁瀑布--------落差过大

[ 本帖最后由 农夫 于 2009-10-20 07:4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