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无层级结构一直延伸到高层。克罗伊策先生解释说,他的员工会“突然冒出来,敲我的房门”。他继续说:“他们感到对公司负有责任。而我希望自己能得到未经修饰的真相。” 工人参与公司战略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强大的工会势力,雇员在许多北欧公司拥有董事席位。而高管们表示,近年来,劳资关系日趋成熟,令公司能与员工合作,对公司进行重大改组。丹麦啤酒商嘉士伯(Carlsberg)的首席执行官韦耀国(Jorgen BuhlRasmussen)表示:“我认为,如今双方有更多的体谅:冲突的可能性更小,经营良好时增员固然简单,经营困难需要向下调整也不困难。” 如果公司要求裁员30%,高管与员工将讨论是砍掉相同比例的职位,还是将60%的工作改为半日半薪,布莱贝女士举例说。她补充道:“在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真正存在成熟的商榷。他们共同解决问题。” 瑞典皇家工学院(Sweden's Royal Institute ofTechnology)经济学教授庞特思·布劳纳希约姆(PontusBraunerhjelm)指出,北欧公司的成功暗示,非正式的管理风格具有竞争优势。但对诺基亚和爱立信这样实现全球扩张的集团,不是人人喜欢这种北欧模式。“对谁负责,指令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在这些方面,来自其它文化的人,有时会产感到无所适从,”他说。 一些批评质疑北欧资本主义是否像其拥趸者宣称的那样独一无二,并指出,令该地区有别于其它经济体的某些特征正在逐渐消退。“北欧企业与欧洲其它地区并没有那么不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Economy)主管弗瑞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rickErixon)表示。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是自由经济智库,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和布鲁塞尔。“与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它们受到同样的力量驱动。” 事实上,某些北欧国家非但不是向世界其它地区输出其模式,反而在努力审视自身经济并注入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基本元素。例如,在瑞典,自2006年执政的中右翼政府,下令降低国家的税负——为欧洲最高税负之一——并使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该地区一直依赖大型公司,在催生小型公司企业方面则较为薄弱——这对创造就业是个缺点。作为北欧资本主义支柱的慷慨的社会福利网络,同时面临不断增长的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而令基于全民公决的体系成为可能的文化同一性,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而变得不确定。“北欧模式无疑存在弱点,它们将经受全球化的‘压力测试',”布劳纳希约姆表示。 经济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北欧国家在当前经济走弱期间的表现喜忧参半。与别处的竞争对手一样,北欧制造商急剧裁员,推动瑞典和芬兰的失业率超过9%。经济学家预测,明天发布国家第二季度数据时,瑞典经济将比去年同期收缩6%,与上周英国公布的5.6%难分伯仲。 但尽管该地区未能幸免于危机之外,北欧国家走出经济困境的反弹强度是创纪录的。瑞典通过强化资本调整和国有化的结合,曾被奉为成功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初地区金融危机的典范。 给陷于困境的巴尔干国家的大量贷款,令瑞典银行面临层出不穷的坏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它们取得的成功。但奥利拉先生表示,北欧国家上世纪90年代应对危机的经验仍值得借鉴。政治家没有采取保护主义而是做出大胆决策:瑞典和芬兰在深陷经济下滑泥沼的情况下,申请欧盟成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