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风大传》（粗稿）（1）

郑鸣谦

      
这本书，还没完成。所发也都是思路，其中错讹，在所不免。因内容多关涉近代天台人事及风物，所以也请熟悉当时情景者不吝指教。也欢迎诸位街友提供资料。谢谢。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11-30 16: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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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公元1903年11月3日，在福州文儒坊 的官舍里，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关于他的出生，我们已不得而知。在古人笔下，大凡伟人出生，总不费一些笔墨渲染，虚造出恍惚的神话来。但对我们的主人公，这一些都不需要。
孩子的父亲姓曹名嘉桂，别字士衡，天台人。这一年他33岁，因祖上薄有资财，便捐了个官，赏戴花翎并加同知衔，被分到福建永春州德化县做试用知县来了。
………………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11-30 16: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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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曹祖建跟随父亲回天台居丧。时仍清朝，还循着丁忧事例。在这持丧三年期间，子女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当官的还须离职，“俱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个月，服满起复。” 然而清朝已日薄西山，对此曹嘉桂清晰异常，所以尽管还在守孝，他也不曾闲着。当时“实业救国”的风气已开，可能是读书人的缘故，他最先想到了书店，就乘船去了上海。一战期间（1914—1918），在沪外商企业纷纷停工歇业，日化产品供不应求，华商乘势办日化工产。曹嘉桂乘势办起鼎丰肥皂公司，与之仿佛的还有丰泰、汇中、亨利、立大、隆茂、华丰、中华兴记等七家肥皂公司，但好景不长，在外资挤压下鼎丰破产了。嘉桂并不气馁，他拖着笨重的机器和书籍返回天台，“实业救国”的梦想或许已经破灭了，但是“裕乡”呢？我猜想他的心境，可能也很茫然。很多人谴责书生的迂腐，但舍弃了这迂，这社会恐怕还要沉睡些年。曹嘉桂检点家资，毅然采购了一些机器，有国内的，也有日本的，在家乡办起了纺织厂、面粉厂和柿树湾树艺公司，组织商会并任首届会长及习艺所所长。尽管这些努力，或因经营不善，或因市场挤压而倒闭，但它之于当时天台的意义绝不下于辛亥革命。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11-30 15: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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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建认字不晚，蒙师姓齐。据说齐师家境贫寒，临终前嘱咐学生照料他的家庭，祖建刻刻未忘，不时予物问候，守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曹嘉桂对两个儿子很寄希望，这一点从他给孩子取的学名“国材”、“国栋”可知一二。1911年辛亥革命前，嘉桂大抵还对清廷存有余恋。因此，在读书问题上，他舍弃了教授新学的县立小学堂，而是按本地乡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如果不是对时局抱犹疑态度，又怎会有隐约的读私塾才是“正途”观念之闪烁呢？
家塾就设在曹府里。据说曹府很气派，是坐落在后司街上的一处三退九明堂的建筑群。在上世纪旧城改造中，它被硬生生的铲除了。我已无法想见它当时的模样，只能凭借乡人的笔墨来窥探它的身影。许昌渠先生说：三退九明堂的大道地，一般由乌卵石组成蝠、鹿图案。磉盘为履盆形，意为聚宝盆。斗山履斗形，容易让人想见“魁星踢斗”。在天台民居中，三退、三进和三退九明堂是有区别的。即门楼不算在内，一般三进房子是指一二三3幢房子。若将第二个大道地，再加两边厢房组成的两个四合院式建筑群便是三退。严格地说，三退九明堂除了具备二个或三个大道地外，还必须外加一个台门天井，起码二个大道地八面和台门天井的一面，而且还必须分别是由中堂和横堂前组成，两边横堂二条辅助线后面琐匙头还应有小天井。而方言“退”除了作为量词“一”以外，还含有退思、回顾的意思。这类建筑在街头镇还能寻着些须身影，可惜苹寄京城，不能访寻了。

在曹府的一间客厅里摆了两张桌子，此刻祖建、祖溪兄弟正襟危坐，摇头晃脑的背诵子曰诗云。塾师范宏初坐在当中上首的高椅上面，身侧摆着一张桌子，靠着桌子前面放的就是戒方，即所谓的戒尺，他手执一本古旧的经卷，一手按着戒尺，正微微颔首。当时读的是“四书”，也叫六本头，就是大学、中庸、上论、下论、上孟、下孟(就是《孟子》的上册、《孟子》的下册，同《论语》的上册，《论语》的下册)这样六本。这样摇晃了近两年，到了民国二年下半年，祖建走出家门，在小西门徐氏祠堂初级小学从徐讲生读书年余，直至民国四年，祖建13岁时才转入文明小学读书。小学比私塾好得多，先生既不骂人，也不打人，大家可以讲平等，还有唱歌，体操，这些给祖建带了不少乐趣。文明小学的前身，是过去的一个书院，叫作文明书院，是由县公款办的。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还有教师，他们的工资也是县里公款开支的。到了民国以后，这个书院就改作小学了，是县立小学，那个时候也是县里唯一的小学。校名没有变，仍旧用“文明”两个宇，“文明书院”现在变成“文明小学”。这个学校所在那条巷就叫文明巷。至于为什么要叫“文明”，我不清楚。这个小学一直到现在还在，现在改名“    ”（缺，待查）。

1915年冬，在祖建转入文明小学不久，许杰毕业了。次年春天，大概没有招生，许杰便在家呆着，到了暑假他去报考县立中学，很快就被录取了。不久，由于母亲病逝及家庭经济困顿，许杰在中学读了几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在家对面的一个当铺做学徒，给师傅添饭管门倒夜壶。1916年就这样过去了，到了1917年的时候，也没有读书的机会，闲在家里，这年曾随几个落榜的同学在水南村的一个庙里读了二三个月的补习班，老师是一位秀才，教授了几本《左传句解》之类的书。转瞬间到了l 917年暑假招生的时候，许杰到到杭州报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落榜，连夜从杭州赶到临海，并且考取了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次年，曹祖建考入天台中学。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知曹祖建住在后司街，离许杰的清溪相去不远，也是上下级的校友，但他们的交往始于何时，却不能究竟。可能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吧。这点先撇开不谈。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11-30 15:57 编辑 ]

郑鸣谦

     曹家家境殷实，生活优裕。据说曹祖建结婚时，自己还不会穿衣，他只将身子往那一立，双臂一张，便任丫鬟忙活。也正因衣食无虞，才有闲情雅致，吟诗作赋，或潜心向学，免却了不少为稻粱谋的寒士气，对现实也有了几分超越。宋真宗赵恒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启示是读书考取功名是当时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理念去解释，读书就是接受教育，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能，让学生掌握知识学能，以投身社会，服务人群。若是寒门子弟，如非横绝一世之人，恐怕是没多少闲情来谈人生价值，生活理想。在他们眼里，所关心的更多是下一顿饭吃什么，明天如何免饥的现实了。

郑鸣谦

     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已难描绘曹祖建儿时的志向，唯一可以凭借的便是他作于1938年4月的《石桥歌》。这是给褚传诰先生（1860—1940）八十大寿的祝嘏文字，文曰：
     石桥，天台胜境也。吾少游石桥，望昙花亭而却步，但攀缘石桥右侧藤，俯瞰瀑布垂千尺，胸襟为之一壮，归以夸诸先父，先父作而言：乡里老前辈，亦与有石桥齐名者，见石桥不可不见石桥先生也。
     他日，石桥先生来，先父恭迓之入室，吾从门隙中觑见之：布衣危坐，出言不苟，苍颜古态盎然，见石桥先生犹见石桥也，私自忖：书生不立德立言则已，否则必如石桥先生，方可与石桥同不朽。
     今吾年虽壮，衣食于奔走，于邦家愧无所建树，而石桥先生执教鞭垂四十寒暑，头白犹着书为士林所称道，相形之下，复忆儿时所过自期许，不禁汗涔涔下也！负天下苍生，事大，负先父，负石桥先生，事犹小耳！！当谓富莫富于文，寿莫寿于名，贵莫贵于师，石桥先生行年八十矣，虽不曾为达官，无杖朝杖国之虚荣，又不屑治生产，未办负郭数亩田，以自娱晚景。而远近门生故旧，及时争为之悬弧，以示人间之极乐，石桥先生之富之贵之寿，盖别有在焉。
      时至季世，乡里间不可无标准学者标准善人，供晚辈相矜式，倘从乡先生中公推之，石桥先生必当选无疑也。后生无似，徒读洋装书，无一言可寿国寿民而寿世。当代巨公，可寿而不屑寿，旧日师长与父母，应寿而未暇寿；惟石桥先生齿德俱尊，与石桥争名也久矣，寿石桥先生即所以寿石桥也，惜未能登堂祝嘏，为父执浮一大白耳！他年国难得稍纾，容乞休归故里，赁屋于石桥西畔，听瀑布松风如雅乐，有暇复折节读书，不负儿时旧怀抱，以求超然自树立于言德功名富贵寿考之外，石桥先生其许我也夫！！因为石桥歌以志不忘，歌曰：

      石桥之高高且古兮，只让山僧独步，石桥之清清且孤兮，应有白云呵护，千载来谁捷足以先登兮？不知是钓鳌诗客，斫月樵父。石桥之上有昙花兮，可以醒吾心；石桥之下有瀑布兮，可以荡吾耳，胡为乎天涯独往仆仆风尘而不知栖止？望石桥兮幽思多，欲回车以访石桥兮，其如道远何？吾非石桥是歌兮将焉歌？祝石桥兮长不朽，能与石桥而争名兮，其亦可千秋，吾非石桥是寿兮将谁寿！

     在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中，人总想抓住些永恒的东西。美国现代哲学家詹姆士在《人之不朽》一文中曾这样讲：“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当然，詹姆士这里所说的“不朽”，是指宗教性的不朽。而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种凡世的永恒价值，则是“三不朽”，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唐人孔颖达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实都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而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
曹祖建既然服膺褚传诰先生，并以之为矜式榜样，还说“书生不立德立言则已，否则必如石桥先生，方可与石桥同不朽”，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也正是他当时的志向了。他对褚先生的推崇，还有一诗可证，即“史债千秋一担挑，出门爱听卖饧箫。黄金大印终何用，笑倒天台褚石桥”（《为问》）。这首诗的背景也无法寻见，诗尾还有附注“褚石桥，名儒传诰先生也，晚号石桥老人”，但从诗的内容中我们还是能寻着些须蛛丝马迹，无非是说褚老德行高卓，视富贵如浮云。那么，这位让曹先生如此倾心的褚传诰先生究竟何方人物呢？
据《天台县志向》记载，他是当时的台州名儒，字九云，号仲宣，晚号石桥老人，县城人。少入天台文明书院、西湖崇文书院就读，以博览宏通名噪远近，受到浙江学政徐致祥器重，赠书鼓励。光绪二十年(1894)，褚传诰以廪贡生任《台州府志》采访。二十一年，参与编纂《天台县志》，中途多次局罢人散。直至民国4年(1915)冬，由他最后纂成，油印行世，称《天台县志稿》，共38卷，首1卷，10册。光绪二十七年后，执教于三台书院、浙江高等学堂。三十二年，襄助金文田创办天台中学堂，任国文教习。其后应聘为广东方言学堂国文教习。民国2年，执教于浙江省第六中学，直至民国25年退休。任教期间，编撰了《新定中国历史课本》和《中国文学蜜史》，后者系中国早期文学史著作之一。传诰德行高卓。宣统二年(1910)初冬，在反对学务昏沉的广东监督隗文云的学潮中，支持学生进步行动，毅然拂袖辞去教职。返浙时，500名学生列队到码头送行。回乡后，热心故乡的文教事业。民国25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开幕，他以馆藏和家藏的地方文献多件送展，受到表彰。
从日后曹天风的行迹来看，确实有褚石桥先生的影子。

[ 本帖最后由 郑鸣谦 于 2007-11-30 16:27 编辑 ]

abracadabra

郑弟弟心血之作，也是追溯曹老学问人生的捷径。赞赏一下。

木桌青灯

这个看得懂了,哈哈
期待楼主多给偶们励志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