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地产大腕们的发家史(ZT)

大牛

作者:天涯  碧云寺外

    地产大腕的“初夜”众生相
　　
　　1988年，差不多快20年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那时候，都住着单位分的房子；
　　房子大小要取决于在单位职务的高低；
　　要耐心，耐心等待单位的级别升迁、好好地看着领导的脸色；
　　等待领导的生老病死，观察同事的进进出出
　　……
　　
　　尽管那时候在南方已经有了最早的外销房，
　　但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讲，
　　房地产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行业，
　　在住这一方面，最耳熟能详、握有生杀大权的是房管科的科长。
　　
　　那时候，房地产刚刚起步不久，恰似就要经历“初夜”。如今在房地产行业挥斥方遒、纵横捭阖、耍尽阴谋手段、翻云覆雨的众多房地产大腕们，在那时候还是“此间的少年”，恰如在蒙古草原上牧马的郭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来还有“义守襄阳”的辉煌篇章；恰如在华山侧勤恳练剑的岳不群，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来竟隐藏着那样多阴险狡诈。
　　
　　
　　1988年，那时候，王石正带领着刚刚起名的“万科”忙着进行股份化改造，忙着倒腾家电、忙着生产录像机配件、忙着折腾遥控电气开关。
　　在1988年的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
　　朋友们，请记住这一刻，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的冲入房地产行业的。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顺驰差。
　　这一年王石37岁。
　　
　　
　　1988年，这一年孙宏斌25岁，刚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是联想一名工程师。这个IT精英，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和房地产行业结缘，正少年得志的孙，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一年后，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
　　
　　1988年，冯仑还在国家体改委任职。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此时的冯仑还是满心的壮志凌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还在进行艰苦和有成效的研究，从童年起就有的指点江山、誓要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担当的豪情还在强烈的燃烧着这个男人。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的冰冻。这一年，冯仑29岁。
　　
　　1988年，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现在的“老潘”这时25岁，毕业于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他，此时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已经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据说，在当时，冯仑的心思主要在改革上，他没心思管公司和经营，所以和潘石屹很少接触。
　　
　　1988年，黄怒波已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混到了处长职位，同志们，这时候黄诗人才32岁，1988年时32岁的处长，又怀揣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凭，其在仕途上的前程不可限量啊。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相继出版了二本个人诗集，一本是《不要在爱我》，一本叫《拒绝忧郁》，这两本诗集，是他年轻时代的代表作品，诗歌中充满了悠长的情感宣泄。
　　这时的黄怒波怎么看也和房地产行业联系不到一起，但人生就是这样莫测。
　　
　　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朱老板，与前面几位相比，在1988年，朱老板怕就已经是最有钱的了。据说，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着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将业主租金提成。他拿到了“订单”。
　　1988年的朱老板29岁，已然身价百万。值得注意的是，朱老板的学历是已经提到几位大腕中最低的，可能是高中学历。
　　
　　1988年，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还在做着纺织生意。许荣茂本质上是个金融家，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香港做股票经纪人，积累了颇多经验，并通过股票交易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做纺织出口——他的家乡就以此著称。
　　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表示，首先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下一年，他就将进入房地产行业了。这一年，许荣茂38岁。
　　
　　现在上海滩最大的本地房地产企业就是绿地集团，全年的销售量已经连续突破百亿，其中主要是房地产收入。在1988年，这家国企连影子都能还没有呢。绿地的当家人张玉良正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住宅建设办公室任职，正管单位盖房子、分房子。张玉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房子盖起来，盖的时候当然是用最少的钱把房子盖最多，然后分给系统的干部。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说了半天，在1988年，张玉良似乎是唯一的和房子打交道最多的业内人士了，这一年张玉良32岁。
　　
　　楼忠福现在折腾的天都城，号称是中国最牛的卫星城，自诩项目蕴含意义非凡。在1988年，楼34岁。已经做了三、四年东阳三建的经理了，还处在包工头的行业地位上。在当时建筑业属于朝阳产业，全国一片大工地啊，那时候的建筑行业还不象现在混得这样惨，动不动被拖欠工资、工程款、干活还得先垫资。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那永远拧巴着的眉头、面部肌肉、筋骨分明、态度永远桀骜不驯的任志强在1988年37岁。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設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任志强时1984年到华远的，据说到华远不到12个月的时间，就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但没查出什么问题，任志强也没有因此埋怨共产党。按老任的原话时，“出监狱第一句话，是跟我总经理说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句话说娘打孩子是应该的。”从老任的话中，已经开始初步展示那众所周知的拧劲了。
　　有人说没进过牢房的男人是不完整的，从这个角度看，地产大腕中，怕是任志强最早完整。
　　
　　1988年，张宝全转业后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正跟着大名鼎鼎的导演谢飞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金钱、商人这些字眼，31岁的张宝全还绝对不会将其和自己挂上钩。但估计也正是这时候积累的艺术底子，让张现在如此痴迷EVD事业。
　　
　　1988年，一个22岁的青年带着自己19岁的弟弟，已经在在北京珠市口大街的一家小店卖了一年多的电器了。此前，这兄弟两在内蒙古做贸易，但屡经上当受骗，遂转战北京。这便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两。黄氏兄弟初到北京时物色下的珠市口的那家两层小店，本是一家国营服装厂的门市部，名叫“国美服装店”。兄弟俩很快发现服装不太好卖，于是卖起了电器。1987年1月1日，“国美电器店”的招牌在这家小店的门前挂了出来。
　　  黄光裕以后说，当时他们看中了家用电器作为“大件”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发展潜力。用于投资珠市口店的十几万元钱来自“在内蒙古做贸易”和“在北京最初半年做生意”产生的利润积累———但黄并不愿言及此前都做过哪些贸易。
　　   最近两兄弟轮着在中国首富的位置上轮庄，房地产行业是其财富积累的重要环节，但此时，这两兄弟家电生意做的正是红火，房地产还想都没想过呢。
　　
　　接下来讲得这位也是首富－－－杨国强。同辈呼其为“强哥”；晚辈称其为“六叔”；乡里用二手汉语叫其“Boss杨”。1988年，杨国强33岁，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应该正担任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区建筑队队长。据说，杨国强24岁之前都是穷小子，由此反推，那33岁的杨国强已经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从此可以想象1988年，Boss杨绝对已经腰缠万贯了。和朱孟依、楼忠福一样，Boss杨此时也是包工头。
　　
　　富力双子座“张力和李思廉”现在那也是行业内的顶级富豪了，在1988年，双子星还互相不认识呢。李生正经常来内地做生意，经常往返广州。张生1988年10月作出了他人生中的一项重大决定：辞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工作，下海。这一年，李生31岁，张生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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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祖国神州大地正是万象更新，来自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同志们正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这十六位地产大腕都还正处在人生、事业的开场阶段，好戏都在后面呢。
　　十六位地产好汉的前生暂且说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切听下回分解。

大牛

　　
　　接着上回书，咱继续开讲。
　　前文中，我们已经回顾了十六位地产大腕在1988年，这个房地产行业初年的大体情形。
　　这次主要讲讲这些地产大腕的身家背景。
　　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在蒙古草原上可能也就牧马放羊一辈子了；如果不是林家祖传的剑谱招来强敌觊觎，林平之好好做着福威镖局的少当家的，几年后怎么也是个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如果不是胸口刺着契丹族的狼头标志，萧峰更是在中原武林逍遥自在呢……
　　
　　话扯远了，回头来看看这些大腕的身家背景吧。让我们看看是显赫的家庭背景铺就了这些大腕的成功道路吗？还是有贵人在大腕们的前进路上“下凡显灵”？他们是自己奋斗取得的成功？还是通过官商勾结、家族腐败榨取的富贵？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母是锡伯族。最近有人在我博上问，王石是不是王震将军的孩子？唉，联想太过于丰富了。老王的身家背景很普通的，王震将军的孩子以前在中信集团、长城电脑，和王石扯不上的。在当初那个年代，老王的成长家庭背景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的，平平凡凡、勤勤恳恳，双职工。1968年，那是个军人吃香的年代，老王能顺利入伍，多少说明家里还是政治合格、绝对够硬的。
　　
　　孙宏斌，山西人，对于孙宏斌的青年时代，外界知之甚少。在和笔者曾经交谈时，谈及家庭问题时，孙宏斌也是惜字如金，言谈显得颇为顾忌：“我们家共是兄弟四个，我是老大。我离开家是比较早的，十三四岁从上高中起，我就开始离开父母了。像当年高考填志愿以及以后报考研究生时，都是我自己做的主。”
　　根据资料显示，1963年出生的孙宏斌先在武汉读了大学本科，接着在清华大学读了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都是水利。对于自己的家人，孙宏斌谈得很少，惟一在媒体面前说过的就是：“我办顺驰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也在顺驰干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被我劝走了，没办法，有这种亲戚关系在公司里没法处好。”
　　   从能够得到的信息看，孙宏斌的身家也绝对不是什么显赫人家。
　　
　　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这种家庭背景也算是相对难得了，但似乎更适合培养出个思辩的知识分子，商人？呵呵，可谁又能说冯仑只是个商人呢。
　　
　　潘石屹，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贫困的村子里。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竟然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高考结束后，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后来，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后来……
　　    活生生的苦孩子奋斗成功的例子。
　　
　　
　　黄怒波，出生在兰州。兰州——全国最好的地方，出人才的地方啊，值得超级热情的歌颂一下兰州。但黄怒波长在宁夏，当时黄的父亲是部队的，部队那时候支边支到宁夏，黄怒波的父亲当时是部队下来的团级干部，因为在特殊年代提意见，就被抓起来判了三年，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黄父想不通，就开始装病，装了三个星期，就服毒自尽了。黄父自杀时，黄怒波才两岁多。
　　黄怒波对童年的总结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那我还有什么怕的”。
　　   这种家庭背景、这种童年生活，能走出个黄怒波，确实值得赞一下。
　　
　　朱孟依，朱老板，关于他的家庭背景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客家人，一说是广东丰顺县人。丰顺县在梅州市制下，梅州当代出了个大人物就是叶剑英元帅。而有媒体报道过，通过工商资料可以看到，1993年成立的珠江投资最初为叶剑英研究会名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仅280万元，法人代表为朱孟依。
　　从公开新闻可以看到，“2007年5月13日，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参加此次缅怀叶帅纪念活动的代表，除祖国大陆社会各界人士外，还包括100多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代表，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田氏化工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裕华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国春，梅州市荣誉市民、香港合生创展集团公司董事长朱孟依等。”
　　“近年，他继捐资东山中学剑英校区6000万元之后又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兴建剑英图书馆，他是至目前为止在东山教育基地捐资数额最为巨大的梅州乡贤。”
　　
　　
　　许荣茂，受到从医的父母对他的影响，选择了中医，也因此70年代到香港寻求发展的许荣茂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只几天的光景，因为不能适应粤语，就又跑到工厂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几经辛苦，有了积累后，他自己开设了一家金融公司。从1981年到1983年，两年光景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张玉良出生于上海郊县。高中毕业后，有过回家务农的经历，回乡两年，张玉良就做了村的支部书记，当时他只有25岁。两年以后，赶上乡镇搞改革，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于是张玉良凭着在当地已经算不错的高中学历，被提拔到乡党委当组织委员、党委委员，成为了乡领导班子之一。其后，领导又派他到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读经济管理。
　　身家背景也是平平。
　　
　　楼忠福，其父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16岁恋爱时，他不顾女友家人的强烈反对，越过重重阻碍，终于把心爱的姑娘“抢”到了手。
　　在文中所论及的地产大腕中，楼的出生绝对算的上是先天条件比较差的。
　　
　　任志强，关于这位“任我行”的家庭传言最多，一会任弼时、一会任建新，中央领导中但凡有个任字的，都被揣测过和任志强有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老任有背景呢？
　　“要没背景，他敢那样说话！”
　　哈，这个可能还真是性格问题。
　　据任自己对媒体表述，“我父亲是当了38年副部长的人，我不想您宣传他，他已经快90岁了，革命这么多年，是我们家工资最低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任志强也是高干子弟了。
　　
　　张宝全，一个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从事过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职业：工农兵学商。下过乡、当过五级木匠、1976年入伍当过战地记者和猫耳洞作家。但张宝全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张宝全妻子的父亲是北京军区的高干。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十几岁就出来满世界跑，赚钱谋生。这种家庭背景，就不用深入讨论了吧？
　　
　　杨国强，有媒体报道，杨国强出生于广东顺德，自幼家贫，据称“17岁前没有穿过鞋”。据其同乡杨伯说，杨国强父亲原本生活富裕，可惜沉迷赌博，输光身家，从此家道中落。杨国强虽然穷，但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去厕所都拿着本书。”杨伯回忆道。由于家贫，杨国强的大女儿因发烧无钱医治而令脑部受损，影响智力。杨国强曾以耕田维生，其后从事建筑工作。
　　    唉，女儿发烧都无钱医治，想起来，也真是够惨的。英雄落难，自古气短，秦琼倒运还卖过黄骠马，怎知几十年以后会成为中国首富呢。
　　
　　张力、李思廉的家庭背景，从现有资料看，也并非显赫。
　　
　　
　　
　　除了任志强、张宝全两位有位居高位的亲戚外，王石等不少人出身平平，而杨国强、黄怒波、潘石屹等几位可以说是出身贫寒了。总体看来，这些大腕在自己事业刚刚启程的时候，主要都是依靠的自己的力量。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撑，（本文探讨的是物质、关系、人脉方面的支撑，不是说家庭感情）并没有起到主要力量。
　　不可否认，这些地产大腕很多人在后来的生涯中都和一些政要往来密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往来并没有出现在他们事业的发轫阶段，在大腕们启程创富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只为了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只为了胸中的抱负、只为了明天的温饱，而抬头走上了江湖路。
　　而今，房地产商已经成为了黑心、卑鄙、囤积、炒作、官商勾结的代名词，连《大电影》中，坏开发商的名字都是“潘志强”，哈，两位大腕组合其中，可见口碑之差。
　　但，请注意，我们不能根据此时的现象，去推断他们启程时的样子，不能去推断他们从一开始每个毛孔里就流淌着贪婪的血水。
　　在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获取了保证家庭温饱的能力，把自己送到了各级政府官员的眼帘下。1988年，那毕竟还是一个相对纯洁很多的年代。
　　在此之后，在生意做大之后，当你怀揣着投资、开发数亿、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的方案，去和政府部门沟通时，很难想象会不和官员打交道，打交道是一回事、勾结是另一回事、行贿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以后会专门探讨这些地产大腕们如何在白色区域、灰色区域行走。
　　尽管，在生活中，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但据此把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打入官商勾结的册页中，还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对十六位地产大腕家庭背景的剖析，我们还是可以欣慰的看到，1988年，那时，凭借着勤奋、智慧、眼光、勇气，人们还是有可能开创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勤奋、智慧、眼光、勇气在任何年代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家庭背景是条件之一，但请记住，这绝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
　　
　　
　　本回暂且到此，休息一会，一会就回来，欲知后事如何，切听下回分解。

大牛

    地产大腕们的学历调查
　　
　　谈完了家庭背景，再来谈谈大腕们的文凭。
　　闯荡江湖，道上的一见面基本上都是先问“你哪个门派的？”“师傅是谁？”至于剑术好坏，那都是掐起来、砍出血了才知道的。
　　文凭好比门派，能力那才是剑术。
　　其实学历问题是个俗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与能力无关。说实话，我个人的观点是，学历这东西只说明你在学习期间，仅在应试方面，和颁发给你学历的机构取得了60％以上的一致意见，仅此而已。但，关键是但，很多人、很多时候，事不是这样办滴。单位招聘见面不过三、五分钟到十几分钟，一个人能是这样短的时间了解、认识，并进行判断的吗？认识一辈子，被坑了的事，都比比皆是，更何况短短几分钟。但，（又是但），问题就是需要你在短短几分钟内进行展示、进行选择、进行判断，那文凭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最相对有效的媒介。
　　都养成习惯了，一听清华、北大，乃至剑桥、哈佛，都是吸一口气，肃然起敬，全然不管对方在清华是否拿硫酸泼过熊、在北大“一塔湖图”发过强帖。
　　就跟一听对方是少林、武当的，利马反应是点子有些扎手，先套个近乎再说；一听对方是什么黑虎门、巨鲸帮的，立刻拔剑行侠仗义一个心理。
　　对一般角色来讲，行走江湖，有个好文凭还是能防身的，仿似多了件法宝。大侠、大恶就不一样了，独孤求败就是自学成才，文凭是没有的；风清扬那是华山大学的，西北名校，五岳常青藤高校联盟的高材生，文凭过硬，剑法更硬，这样的人才难得啊。这些大腕是独孤求败的路数，还是风清扬的模式呢？
　　附，本文探讨的是大腕们走上正式工作岗位时的学历，并非其人生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这东西，特别是最近几年，唉……我就不说了。
　　
　　王石，先当兵，后推荐上了兰州铁道学院的，那学校，我当年常去溜达，在西北也算好学校了。
　　孙宏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所学校我就不多说了。
　　冯仑，中央党校的研究生。
　　潘石屹，先是兰州培黎石油学校，（我也去这所学校玩过），然后是石油职业技术学校。
　　黄怒波，北京大学的。
　　朱孟依，高中。
　　许荣茂，关于许老板的学历流行两种说法，一大学；二研究生。
　　张玉良，高中毕业后，张就回乡了，两年后成为村支书，后来上了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班专业。这在上海企业界算是很难得了。
　　楼忠福，小学。后来有钱了，呵呵，上大专了。
　　任志强，先当兵，后来人大的硕士。
　　张宝全，先当木匠，后当兵，最后上的北京电影学院。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经历看，学历中学，至于高中还是初中，咱就不深究了吧？
　　杨国强，只知道BOSS杨出身农民、包工头，找不到任何关于其学历的资料。
　　张力，73年参加工作的，后来是大专学历。
　　李思廉，大学。
　　
　　有过当兵经历的三位，王石、任志强、张宝全。
　　以研究生文凭参加工作的两位，孙宏斌、冯仑。
　　可以确认朱孟依、张玉良、楼忠福、黄俊钦、黄光裕、杨国强、张力、张宝全、王石、任志强十位富豪，在走上自己的正式工作岗位时，学历都在本科以下。
　　当然，这是有时代原因，那时候，大学生那还是天之骄子呢，不像现在，是主要失业人群。
　　十六位富豪中，许荣茂和李思廉具有香港经历，扣除他们两位后，其余十四位都是彻底的大陆成长背景，更具可比性，分析看来，只有冯仑、孙宏斌、黄怒波有拿得出手的文凭，老潘的文凭含金量也是般般。
　　这足以让崇尚文凭的人闭嘴了。
　　
　　甲骨文老板赖瑞.艾利森，曾经是全世界第二有钱人，在对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演讲里，讲的更直接。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艾利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端？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艾利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Allen（微软共同创办人），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
　　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苹果总裁）。不过，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赖瑞.艾利森演讲没有结束时，就被拉下台了。
　　
　　看看上面对十六位地产大腕文凭的分析，还有艾利森的话，你作何感想？
　　
　　不过，话说回来，冯仑和孙宏斌这两位高学历创业的大腕，确实给了业界不一样的启迪，冯仑的一些理念是非常独特而有价值的。老孙的**和理念，也是震撼过很多人的，尽管现在顺驰易主了，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老孙的疯狂拿地，极大的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让房地产行业的明显整合加速，可惜，唉，最后自己被整合了。
　　值得注意的是，冯仑、孙宏斌、杨国强、黄怒波、张宝全都是很喜欢读书的。老孙自称读过所有关于管理学方面的书，“书店里管理学书架上的书，我都读过”。杨老板是喜好看各种杂书。黄怒波和张宝全喜欢文学。
　　黄怒波做长河湾的时候，一开始外墙上的广告语整了个“鸡栖于埘”什么的，多是《诗经》上的句子，没想到广大人民群众还有广大客户的素质都没跟上，都没看懂广告，后来广告就换了。喜欢文学的人，往往很可爱。闲话不提了。
　　
　　在上面三回书中，我们讨论了这些地产大腕1988年的状况、家庭背景、以及学历问题，之所以耗费这样多的篇幅来说这些，是想大家看到原生态的、处在初始状态下的、这些大腕的形象。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起于微末，探本求源，寻其脉络，才能更好的了解、体会其的创富历程，才能更好的了解一个个热血青年、一个个普通民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血汗、乃至别人的血汗，成为富翁的。
　　相信通过这三回的介绍，读者对这些富豪的起始状态已经有了一点了解。下一回，我们将开始正式启程，走上他们20年的求富道路。
　　

大牛

　　地产大腕们是如何混过无序竞争年代的
　　
　　
　　
　　地产大腕们命运跌宕的1989年
　　通过前三回的介绍，大体描述了各位地产大腕早年间的根基、背景、学历，对于这些大腕的起点多少有了些浅淡的认识。这回咱继续上路，看看地产大腕们1989年的众生相。
　　
　　1989年，国家出现了一场风波。
　　在历史关头，才现英雄本色，能否眼明心亮跟党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原则。你政治要是都不可靠了，那你完了，没人敢和你做生意了。
　　当年有个IT业的领头羊企业，如果这家能顺利发展下来，联想都得靠边，就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卷到风波之中，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尽管这样多年了，企业还继续维持，但已经远无当日气象了。
　　风云起、波澜急，大企业都被浪打浪了，小企业那更是说死就死啊，随便来个地痞流氓、税务稽查、消防检查企业没准就完了。不是危言耸听，企业的生命力比人脆弱。
　　新东方的俞敏洪刚起步的时候，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几个小地痞不让他贴，老俞请当片警察吃饭，喝酒过量，直喝到放声大哭，弄得警察实在觉得这个文人不容易，才出手摆平了小痞子，如果当时换个警察，没准现在就没新东方了。事业起步之初，脆弱的胜过婴儿。
　　在这几年中，本文的十六位主人公，还远无现在的风光，动不动这个首富，那个领军的，都还在商海中泛舟呢，有的已经呛过水了，有的才刚刚下海，鞋都还没湿呢。
　　
　　前几回书咱说过，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牟其中。
　　   这场89年大潮直接改变了冯仑的一生。
　　
　　1989年，潘石屹还在海南岛。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经常被当地的小流氓骚扰。易小迪指点老潘，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时老潘的主要烦恼可不是SOHO中国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老潘自己回忆说：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我们抬回了发电机，接上后灯又亮了。
　　
　　1989年，这一年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须知没有当年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更不用说动辄百亿的大增发圈钱了。其后，王石的表述是“由于个人原因，我在6月12日离开深圳。蔡顺成代理总经理。冯佳、周世平也相继离开公司。全国经济走势偏软。这一年，工业的来料加工成为万科当年的主要利润来源；房地产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
　　
　　1989年，孙宏斌还是年轻IT精英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在这一年，倪光南的汉卡，加上吕谭平的代理，加上孙宏斌、杨元庆、郭为这群年轻人的努力，在柳传志滴水不漏的“运筹帷幄”之下，计算所公司正式改名为联想集团，联想之名正式浮现江湖，也就是这一年，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开始爆炸似的增长起来。
　　
　　黄怒波这一年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当干部。
　　
　　1989年底，华远集团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将被国家派到香港，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即使按照论资排位，也应该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也是在当年，国家发出“停缓建”的《通知》，当时华远正在进行西单改建工程，西单已经拆为平地，此时停缓建，让华远损失惨重。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没成想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年的面试小品是《含羞草》。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张宝全而言，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首富历程从此正式踏上征程。
　　
　　1989年，张力已经开始搞建筑装修了，也就在这一年和李思廉第一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以后长久的合作基础。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对1989年的回忆是大起后的大落。1988年的通货膨胀，那时抢购成风，价格飞涨，国美的库存有近三千万元，一个星期的时间，库存就平均长了百分之七十；到1989年4月份，抢购风还没有结束，商品的购进价格依然很高。不过接着动乱开始了，人心大乱，市场也乱了。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有钱人，也不知道自己该买吃的，还是该留着，家用电器根本就无人问津，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两三个月时间，几千万的库存就贬值过半，直接损失高达千万元。黄光裕对外界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讲，亏钱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总的来讲三年多来还是挣了一点钱的，亏与不亏，只要自己还能承受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心乱了，很多企业都迷失方向了，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但是国美一直在坚持。
　　
　　朱孟依在1989年依然是低调、低调，呵呵，继续着自己精明的生意。
　　
　　当无人看好中国内地房地产时，1989年，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有人对许荣茂的评价是，商海30年，基本没犯过错误。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商海能有几人啊？是否溢美之词先暂且不提，光通过1989年的商业行为对比可以发现，许荣茂确实是个非常牛的商人，眼光非常不错，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1989年的企业发展的不错。1988年，东阳三建在这年内，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运。呵呵，企业的发展啊，运气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啊。
　　
　　这一年，张玉良还在上海农委上班呢，呵呵，一个普通干部。

大牛

　　大腕们用过的阴招、高招
　　
　　1992年之前，江湖相对还是缺乏秩序的。尽管现在很多人还抱怨咱们的国家、市场很多方面缺乏规章制度、谁谁谁又走灰色地带、又行走在违规边缘怎么怎么的，但比以前，现在确实已经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了，我们毕竟是二千年的农耕国家，向商业国家转型不过起始自1978年，回头看看美利坚的百年发展史，早年间无法无天的比我们还厉害，我们的发展、完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扯远了，当年不是缺乏规章制度的问题，是很多东西压根就没有规章。
　　
　　
　　先回头看一段历史——1981年至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由3人发展到103人，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这时，对于雇工超过80人的大户是否肯定其合法地位，上上下下争议很大。而“资本家复辟”、“剥削”等帽子也都戴到了年广九的头上，不少人提出要“办”年广九。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红红火火的销售只进行了18天，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1987年底，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举报，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88年12月，检察院对年广九进行收容审查；1989年9月，芜湖市检察院以年广九犯有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级法院起诉，指控年贪污4.38万元；后经“调查核实”，法院一审判决年广九贪污罪不成立，却以流氓罪为由，判处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90高龄的邓小平在和广东官员座谈时，再次提到年广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92年3月，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九被宣告无罪释放。
　　雇工超过80个人，引起全国轩然大波，这种办企业的环境，现在你能想象吗？
　　
　　
　　在这种大时代里，不光是政策压力大，市场上更是风云变化，你蒙我，我蒙你，满天条子飞，遍地空手道，今还和你称兄道弟、把酒谈心呢，钱一到手，明儿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公司资质、法人，谁讲这个啊？
　　这种江湖环境下，地产大腕们早年间要是没有点阴招、高招，那基本是混不到现在的。有些早年间用过的高招、阴招到现在已经成了大腕们的看家法宝，越用越大、常用常新了。
　　
　　
　　
　　明买暗卖
　　王石最早主要做外贸，当时万科（那时还没万科这个名字，单位还叫展销中心呢）新签的2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它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
　　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
　　他叫来广告投放部经理，口授了一则声明，内容如下：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放像机2万台。
　　这一则“求购信息”刊登在当时的广州两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当天的报纸正好也刊登着放像机的“售卖广告”。
　　广告后，放像机便向展销中心涌来。王石叫他的技术部组织了4个小组验收。而这些前来出售的放像机，除了个别小数量的，大多是期货。期货当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机才签合同。这样一来，展销中心并没有购进放像机，其零售价却上升了200元：市场稳住了。
　　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胜利出逃有两大要素，一、要了解到同行，也就是对手的进货情况；二，能迅速走货。
　　对第一要素，王石的自传是说：是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的对手进货情况。
　　另有传闻说，王石的岳父当时在广东省的外贸部门工作，消息是从那里得到的。呵呵，那个说法真实，读者自己判断吧。
　　至于第二要素，王石当时把货大部分分销给了一位叫陈宇光的经销商。这个陈宇光那是绝对的一位高人，和王石合作有年，1985年，就曾提了一箱钱要回报王石，被王石拒绝了。后来这个陈宇光又打造出一家上市公司——琼能源，手段了得，1993年，陈宇光被我公安干警带走，1995年又无罪释放，其后，陈宇光出走海外。2007年，最近的消息是，陈宇光正在和富力合作，开发成都熊猫城项目。这样一位经验老到、多姿多彩的人，不知道最后和富力是共赢，还是……呵呵，期待。
　　
　　
　　自立山头
　　1989年10月，孙宏斌在联想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
　　老柳对孙宏斌当时是非常看重的。那时的孙宏斌还远没有2002年的言语如刀锋般犀利，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柳传志本人能言善辩，也喜欢会说话的人。为了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他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孙宏斌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人，涌动的**非常容易在年轻人身上引起共鸣，此处插句后话，后来尽管顺驰被出让了，但笔者认识的曾经在顺驰做过的人，绝大多数还是都说孙宏斌的好话，非常认同孙的理念和热情。
　　
　　同志们，多少企业完蛋后，员工们离职了都是对老总恨之入骨、骂声不绝，能做到老孙这步的，确实少见。
　　尽管老孙事后否认自己有另立山头的野心和打算，这属于心证，自说自划，谁都无法求证，但确实的是，此时的孙宏斌已经在联想赢得了众多少壮派的支持，开拓了联想的国内市场，山头已经竖起。
　　这或刻意、或无意竖起的山头，即把孙宏斌推上了天堂，也将把他拉入地狱。
　　
　　
　　
　　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
　　　　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
　　    我相信，没有一个企业的老总能容忍下面的人打出这样的旗号、弄出这样的内部杂志。
　　    随后，一场惨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孙宏斌的山头在联想被彻底清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
　　
　　空手套……
　　1991年，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
　　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我们过去诚心诚意在机关干。在机关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些好人。这次，我们头一回做生意，我们也想做好。”
　　在1991年的海南，对人讲出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之类的背景，既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又能让对方隐约感觉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此次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此时的冯仑尽管没钱，但他将自己和自己公司都收拾得很整齐，外形和言谈举止都一副有实力的派头。
　　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人才争夺战
　　朱老板气魄大、算盘精，合生系的高层人物，几乎都是朱从各个竞争对手处挖角而来，中海、万科简直成了合生的预备役。中国海外集团的项宾、万科集团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曾让朱耐心等待过许久。
　　不过地产江湖，挖人似乎是通例，万科2001年索性推出了“海盗计划”，明目张胆的从中海挖人，到2004年，万科统计显示集团40％的一线公司总经理都是从中海挖来的。亏的中海大、底子厚、老总也是个人物，换个企业这样被挖墙脚，不死也是重伤。
　　据传，1999年珠江老板朱孟依想请谢强帮助开拓北京市场。谢强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做三年总经理；第二，宣传形式必须符合北京的房地产；第三，开发必须适应北京本土化。朱老板全都答应了。于是谢强创建北京珠江房地产公司并担任总舵主，先后拿下了珠江骏景、珠江罗马、珠江绿洲、珠江帝景、珠江国际城总计5500亩的土地资源。后来谢强在实际工作中与朱帮主草根性强、偏于逐利的经营理念存在着巨大冲突，离开了珠江帮。
　　朱老板样样气魄都大，挖人都是国内商家顶级魄力的。2005年，朱老板以中国房地产界最高年薪（500万）+认股权（2000万）聘请金融要员出身+政府高官背景的武捷思出任其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武捷思曾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职位，曾主刀被认为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及最复杂”的债务重组——粤海集团重组。
　　把市长都挖过来了，谁还有这样大的气魄挖过人？
　　
　　
　　
　　抢班夺权
　　1978年，楼忠福到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升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到了1984年，也就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6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
　　   楼忠福曾经对笔者回忆过当时的情形。“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楼忠福他当时找遍了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受到了一些领导的青睐，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跑来和我论理，觉得自己的资格比我老，结果被我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说，他当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
　　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宣布楼忠福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台下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这才顺利完成。
　　同志们，看看这些招数，王石成功甩脱一批放像机，背后一批同行倒了下去；孙宏斌等年轻人血气冲动，闹得自身严重受挫；冯仑成功空手套白狼，最后大功告成，大家皆大欢喜，要是开发失败，嘿嘿，这个信托公司老总有的罪受了；朱老板、万科海盗计划，大举、高薪挖人，被挖得企业那是哀鸿遍野；楼老板快速上位，一将功成……呵呵。
　　   阴招、高招，大家自有品评，商海无情人有情，活下来，真不易。
　　
　　

大牛

　　1990到1991年  野蛮生长的大腕们
　　
　　 时代，伟大的时代，每个人不过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一根草，都随着时代的大潮起起落落。
　　1989年“六四”风波过后不久，个别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宏观经济恶浪重重、险波阻阻，哈哈。
　　中国第一商人、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荣毅仁便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帮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他以这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为契机，个人出面邀请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位知名企业家、金融家，在北京举行庆祝活动并召开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
　　荣老板的面子，那是誉满全球。众多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蜂拥而来，所谓制裁，在连消带打之下，逐渐化为无形。
　　1990年4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它的公司按合同由中国发射了一颗商业卫星。中国人民的智慧啊，呵呵。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州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运动员在这届运动会上夺取了183块金牌，举国欢庆若狂。但，当年GDP增长幅度还是仅为3.8%，为建国以后所罕见。198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4.1%，1991有所好转，达到9.2%。
　　　　超级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随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
　　    舞台背景搭建出来了，能不能在舞台上抢到头彩，就看以后个人的本事了。
　　
　　冯仑最近有本新书，书名就叫《野蛮生长》，照我的理解，1990年到1991年，在大时代的大背景下，各位地产大腕们的状态就是野蛮生长。一个个就好像深埋多年的种子，等到了阳光、雨露和空气，便开始伸出枝叶，向四周疯狂的扩张，根基拼命的向下，汲取营养和水，柔韧的枝条将把一切阻挡物包围、缠绕、绞杀，同时，他们也正在别人的瞄准范围之内，在别人的绞杀范围之内……都是野蛮生长啊。
　　
　　 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由此拉开了万科万亿市值的伟大征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众多地产大腕的众多公司中，万科是最早完成股份化、完成上市的，在1991年的环境下，这样早能做这一点确实具备一些高瞻远瞩的意味，也正是因为万科这样早的完成了上市，才保证了以后在发展过程中，能有一条宝贵的资金渠道，这对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企业来讲，其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但当时，王石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呵呵。当年万科是深特发的下属公司，深特发看老王不顺眼，觉得老王不听话，老王也觉得深特发这个婆婆烦人，万科之所以这样早的鼓捣上市、股份化，多少存着老王计划通过股份化，跳出原大股东深特发控制的意图。
　　哈哈，他得手了。王石跳出了大股东的控制，万科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渠道。
　　同志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是完全可以进行完美结合的。那些动不动就想侵吞公司利益的人，或者动不动就想压榨员工而因此获得利益的公司，看看这个例子吧，你们太浅薄了。
　　这两年，在南中国的阳光下，王石带着万科足球队野蛮生长、狂奔乱舞。
　　这两年，万科确立的发展目标是“综合商社”，做商贸、做制造、做运输、建商场、连矿泉水都有……上个月，一个万科的MM还指着超市里“怡宝”的矿泉水，留恋的向我说：这以前也是我们万科的。
　　 这一年，万科还投资拍了部好电影——《过年》，哈哈，该片当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两项大奖，写到这不禁想幻想下，万科要是在电影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哈哈，还会有紫禁城影业的戏吗？唉，带来多少笑声的赵丽蓉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她。
　　   插一句，还有部开发商投资拍的片子不错，张国荣、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就是徐枫、汤君年投资的，徐老板女中豪杰，开发的项目一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汤臣一品，哈哈。
　　
　　 1990年，对孙宏斌来言，是巨大转折的一年，是从联想少帅成为阶下囚的一年，是充满乐观理想主义情绪的青年孙宏斌遭遇巨大现实冷酷冲击的一年。
　　1990年，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按照公开报道的说法，当时经过调查，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在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坏的词就叫‘帮’），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孙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唉，少不经事啊。哪个领导能容忍一个下属、一个年轻人这样对他呢？
　　更为重要的是，老孙和老孙的手下随后在北大芍园聚餐，饭局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联想2004年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但老孙自己没有说过。
　　   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也有说法是，老孙的人中，早就有了老柳的“无间道”，“无间道”迅速把聚会的内容通报了老柳。
　　在创业早年间，一个商人蒙了老柳5万块，急得老柳天天去堵这厮，当时的老柳急得恨不得直接拿板砖开了丫的。这会可不是5万，老孙一伙控制的金额远超于此。老柳没法不急。
　　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谈崩了，第二天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随后，老孙被送到了看守所里。
　　    其后，老孙的几个铁杆，还打算闹事，把老孙劫出来。据说有一个老孙的铁杆当时还天天跟着柳传志。
　　   能让下属产生这样的归属感，老孙这个领导太成功了。放在乱世，绝对能组建一个战斗力超级强大、义薄云天的响马团伙。呵呵，有感而发，就当说笑了。
　　   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收到判决书我也不认为自己有罪。”孙宏斌说。
　　    前两年，在长城饭店，笔者和老孙聊及往事，问老孙恨不恨老柳，老孙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是要饭着呢，我肯定恨他，现在，唉……”老孙狠狠地吸了口烟，烟雾缭绕。
　　    老孙入狱的时候，孩子刚刚出世。
　　
　　1990年，北京。牟其中和太太坐在桌子一旁，冯仑和王功权坐在桌子另一旁。冯仑和牟其中面对面，王功权和牟其中太太面对面。冯仑是牟其中的总办主任，牟其中没有副总，冯仑相当于常务副总；王功权是牟其中投资公司总经理，是牟其中太太的副手，分管南德公司财务。冯仑和王功权可以算是牟其中在1990年的左膀与右臂。
　　   “六四”之后，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回到了北京，而此时中央体改所也解散了。冯仑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那些年，我法定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加上奖金也就120块钱。那些年，全为理想，也觉得在实现理想，只是没有积攒下什么钱。”
　　需要养家糊口的冯仑此时想起了在海南认识的一个牟其中手下。“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和机会可以选择；那时候，没什么企业。而且，牟其中挺会聊天，又有那么多经历，我决定去他那看一看。”
　　  牟其中亲自面试冯仑，和他谈了两句，就让冯仑来上班，但没说让冯仑做什么。冯仑很着急地在办公室干坐了一个礼拜后，牟其中给冯仑印了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
　　冯仑用一年多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通过冯仑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冯仑的工资也随之涨到了850元。
　　   尽管是在讨论地产大腕们，但碰到牟其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物，我这样有文字癖的人，实在忍不住叉开话题，要先说说老牟这个牛人，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愿意看啊还是愿意看啊？哈哈
　　
　　1975年，牟其中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然而死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执行，在经历四年半的牢狱生涯后，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大好机遇，牟其中加入到个体经营的行列，从贩卖藤椅、倒卖手表、电风扇等买卖起家。然而，好景不长，牟其中再次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罪名第二次入狱。出狱后，经过长达3年的时间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1991年，是牟其中人生和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牟其中扬名立腕震惊海内外商界的一年。在前苏联国内政治震荡、经济停滞的状态下，牟其中凭借敏锐的嗅觉及魄力一举买下了4架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当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惊异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能量和胆识。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牟其中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在这一阶段中牟其中的“世界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座右铭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中得到完美的结合与着陆，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
　　图-154的一战成功使得牟其中和南德集团声名鹊起，在这个阶段牟其中无论在理论上和经营实践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理论方面牟其中提出了“儒商理论”，创立了儒商学院，提出了“九十九度加一度理论”。南德的产业方向也开始无所而不往，有国际卫星制造发射、满洲里机场和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也有100亿投资规模麻辣烫火锅连锁的设想。在牟其中的思维中，已经出现了用飞机运原油、炸开喜马拉雅山改变生态环境这样的超凡创意。这个创意后来被冯小刚导演忽悠走了。当年牟老板和冯小刚、滕文骥、李少红一帮大导演们谈过投资的事，张口就是2亿美元，众导演全被震住了。把酒言欢时，冯小刚还忽悠牟其中应该把乌克兰的“黑海舰队”租过来，牟其中对此倡议大喜过望，双方一下互相引为知己。
　　   牟其中还以一个投资家的身份在华尔街100号注册了罗斯福投资公司。
　　面对牟其中的种种做法，房地产业界的黄段子传播家＋思想家冯仑有了自己的看法，“老牟应该在国内做，而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却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做的都是反的。”
　　   有报道说，对于南德的未来，冯仑曾经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后来，冯仑放弃了。因为牟其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
　　  
　　    随后，冯仑离开南德，开创万通。从这个案例来看，不得不承认，冯总的嗅觉还是非常灵敏的，这时候的牟其中那还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呢。冯总已经在一片花团锦簇中，看到了南德衰亡的前奏。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位曾经的中国民营企业首富第三次陷入囹圄。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经济正遭受着第一次低潮。和许许多多的淘金者一样，潘石屹和冯仑几个人成天混迹于海口的街边排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有一段时间，一位女士和他们几个人走得比较近，大家自认为意气相投，常常一块喝酒聊天。直到有一天，这位女士来到潘、冯注册的“万通公司”办公室参观了一番，从此不辞而别。多年以后，当潘偶然再次遇到这位女士时，不忘对此问个究竟。女士坦言，“你们惟一的一张办公桌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怕惹是非！”
　　在成立海南万通之前，冯仑、潘石屹等人的计划是承包一家叫做“大地公司”的国有小企业，双方约定，冯潘每年向原来的厂长缴纳数千元管理费，大地公司由冯潘经营。合同签订，冯潘接手了大地公司的印章，正准备开展业务，不料第二天，老厂长便骑车赶了过来，要回了印章，撕毁了合同。原来，经过一夜反思，想到冯潘的境况，稳重的老厂长还是觉得不妥，“不能因为几千块钱惹了大麻烦！”这也才有了后来重新注册的“万通”。多年以后，这位老厂长特地跑到已经发迹的潘石屹的办公室里叙旧，“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双方相视大笑。
　　   万通于1991年8月注册成立，成立伊始，就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哈，这一千多万啊，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
　　   这时万通六兄弟合作的黄金时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如此黄金团队，空手套尽天下英雄，哈哈。
　　
　　 黄怒波是1981年开始了在中宣部10年的公务员生涯。对许多志在仕途的青年人来说，能在中宣部做到部党委委员，也是一段不算太低的阶梯吧。但是，1990年，黄怒波选择了离开。同年，黄怒波进入中国市长协会，任中国城市出版社社长。
　　恰逢企业改制，这个出版社被改成企业，黄怒波成为一个企业几十人的“头儿”，企业的生死存活全部系于黄怒波一身。
　　
　　人啊，这一辈子，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做成什么都是这样的冥冥不可测、冥冥中有人把握一般。呵呵。诗人、公务员、老板，多重角色、纷至沓来，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啊。
　　这时节，黄怒波开始了自己的商海生涯。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朱孟依朱老板在1990年已经来到香港，获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这种变动无疑为以后合生创展的在港上市铺就了一个容易的、低调的前奏。
　　业界有传闻，朱在广州的发迹得益于他在广州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因而预知到了未来广州新城发展的契机，大片购下广州偏僻一偶的天河区农田。
　　极具前瞻和超大气魄的朱老板，1990年到1991年奠定了以后财富几何级增长的牢固基础。
　　
　　
　　许荣茂许老板的眼光那更是精准，做生意的时机拿捏的妙到巅峰。《天龙八部》萧峰大战聚贤庄，同样一套启蒙的“太祖长拳”到他手里便威力无穷，打遍天下群雄；同样是盖楼、卖房，许老板做的就是漂亮。1988年，他进入房地产业，那时他投资120万美元在家乡建一个织布厂。一些人说，他本来准备投资建个酒店，但是当时私人投资酒店是被禁止的。
　　    有消息说，当时许老板告诉所有的人，他建得是一个工厂，但事实上，是在建酒店。整个项目都是按照酒店的设计和标准建造的。当工程完成时，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许荣茂成为首位中国三星级酒店的私人老板。随后，许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福建兴建住宅和渡假村。
　　   一个项目建设周期一般是18个月左右，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从酒店这个案例可见许老板对政策把握之超前，对相关信息的预测、了解能力，项目的建设时间同样把握刚刚好，即抢在了所有对手的前面，也充分利用了政策的擦边球，从程序上毫无违规之处。
　　1990年到1991年，特别是1990年，整个国家的GDP只有3.8％，许荣茂见在福建的生意已经发展空间已不大时，便举家移民澳大利亚，在那开始投资房地产。完美的高抛低吸，不愧是证券行出身。
　　
　　
　　张玉良1990年到1991年，还在当公务员呢，正忙着给单位盖房子呢，以后房地产生意的不少人脉正在此时进行铺垫。
　　
　　
　　楼忠福1990年底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还是有麻烦躲不过去的，这一时期，楼家遭到过一次洗劫，楼的妻子被打断了七根肋骨。
　　   一个人、一个企业有时候很脆弱的，一场飞来横祸是很恐怖的。
　　
　　
　　1990年，对老任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989年底，华远集团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由于老任能力超强，1990年1月7日，媳妇终于熬出头了，任志强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于是，努力多年的任志强终于能够放开手脚一搏，到1991年，华远集团的房地产业务已经遍及海南、广东及深圳等地，任志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商。
　　
　　 1990年，33岁的张宝全在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大二了，呵呵。
　　
　　已经是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杨国强1990到1991年事业也是顺风顺水的，财富迅速积累，当然还看不到未来首富的财富量级，但已经开始彻底摆脱贫苦。在担任经理4年后，即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由此可见，这两年做包工头生意还是很红火的。呵呵。
　　
　　 1990到1991年，张力、李思廉两位还只是相识，离相知创业的时机已经很近了。张生还在搞装修，李生还在香港、内地来回跑。
　　
　　黄家兄弟熬过了89风波带来的巨大冲击损失后，在1990和1991年大获成功。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脱离中间商，直接与厂家进货签合同，这样做压缩了家电在流通过程中间环节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使黄光裕卖的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物美价廉的形象；1991年国美率先在《北京晚报》中缝登上商品的报价广告，打起“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每周刊登电器的价格。当时国营商店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的商品才需要广告”的层面，即使后来也有人想学习国美的广告策略，但黄光裕已经以每次800元的低价包下了报纸中缝。很少的广告投入为国美吸引来了大量顾客，电器店生意“火得不行”，”所有存货一卖而光”。黄随后陆续开了多家门店，“国豪”、“亚华”、“恒基”，店名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是个百舸争流的时代，绝大多数商人都是什么来钱做什么，连万科都拍电影呢，哈哈。黄家兄弟是众多大腕中，最为专一的，拒绝了多元化道路。
　　当年，百货业那是占据商业市场统治地位，专业店还凤毛麟角。有消息传，在国美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当时电器产品的种类还很少，黄在专营方面也曾摇摆过，尝试过多种经营。黄光裕曾经拿出个卖场，这个卖场有三百多个平方，拿出百十来平方卖别的，经过尝试，最后认为还是不对的，还应该是做专营。
　　   黄光裕曾经对媒体说起过这段往事，“那时北京有个很有名的发烧音响专卖点，叫超音波，他在我七大品类里头只做了一个品类，比我做的还精，但做得很好，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认为，他做的是发烧音响，市场面太窄，经受不了市场的变化，所以国美坚持了原来的路。”
　　    何谓多元，何谓专一，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好好体会下。
　　

大牛

　　 接着上回书，咱继续开讲。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什么是伟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定乾坤、净社稷、指航程、明方向，邓公南巡一席话，万千争论化云烟，向左向右归结为向前看，市场经济高潮再度来临。
　　
　　 也就是在邓公南巡后，张玉良、黄怒波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了商海，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大腕于1992年全部进入了商界。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
　　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一个我还得找一个我的关系比较熟的，因为我在农委的时候，他们讲我做人比较好，所以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做了三个小项目一个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很成市区化了。”
　　   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巨复杂、巨需要人脉、巨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黄怒波这一年也投奔了商海，黄诗人这时被指派往中国城市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当时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诗人的眼里肯定是更加容不得污秽的，而且是倒卖书号的这种污秽！文人尤其看重的就是好书，倒卖书号无疑于倒卖诗人的精神世界，象征意义颇浓。
　　  黄怒波坚决不让倒卖书号了。被断了财路的人士们，纷纷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黄怒波的状。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随后，建设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出版社。检查结果自然是还诗人的清白。工作组走了，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把抓着问题的人员，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后来的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在这个咨询中心，靠复印、印制名片、卖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怒波积累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年靠复印、印制发财的不在少数，后来举国皆知的“新疆德隆”唐万新、唐四哥最早也是做拍照、印制的，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收购原始股、开始德隆神话历程的。
　　
　　 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啊，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合生  低成本拿地，扛住泡沫
　　1992年，合生创展成立，随后便开始遭遇国内的宏观调控，但令人惊奇的是，合生在此轮调控中，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从1980年代出道以来，几年时间内朱孟依积累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超强的市场洞察力，这让他能够有资本在1992年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并进军广州。
　　朱老板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位于天河区的大块土地。当时那并不是市中心，但朱的盘算是：在广州市政府的未来规划中，天河区将被发展成商业中心。刚刚起家的合生创展出巨资拿下了处于规划之中的天河大块农田，开发建设华景新城项目。当时的广州，仍然以市中心的小盘销售为主，合生创展的大盘开发成为首吃螃蟹者。
　　
　　朱老板赌对了广州市的发展方向，随着广州的扩张，天河区的楼价、地价稳步上升。到1996年，在成功开发四期项目后，华景新城已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成为天河著名楼盘。
　　
　　
　　
　　从万科、合生的这两个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熬过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一个法则，那就是－－－手中资产要具有好的流动性。
　　什么是泡沫？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价格上，你的资产的流动性突然衰减、或者消失了；消除泡沫就是等到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或者价格调整，流动性再度增强、恢复。
　　很多人扛不住这个调整的时间或价格幅度，就出局了。
　　万科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除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以外，其他经济发展时期，货币的流动性是最佳的。1993年以前，人民币汇价一直较港元高。但1993年以后，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改，取消外汇券，人民币1年内跌至1美元兑8.4元人民币，这时港币才终于超越人民币价格。当时，港币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曾跌到100∶140。这4.5亿港币，当时价值非凡啊。
　　当时企业的规模也没现在这样大动辄百亿，4.5亿保得万科平安啊。
　　
　　合生的流动性体现在土地上，尽管海南泡沫破裂、宏观紧缩，但朱老板的土地拿到的价格极其低廉，并没有炒高过，这就好比你在海南是500元的地价成本，就算泡沫从7500元破裂了，跌倒1000元了，还不至于让你赔本，但就是利润狂跌了，一轮行情你白辛苦了，赚了个眼瘾而已。
　　但广州不是海南，呵呵，随着广州的发展，实际需求又有效的支撑了天河区的地价、楼价，保证了合生顺利度过调控。
　　
　　万通逃在了山腰上
　　老潘事后常拿这段往事说的嘴响，但从现在的数据看，万通六兄弟跑的那是一点都没错，但并不是在泡沫的最高点出逃的，他们逃早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讨论这个时间点，不是要求全责备，挑人家的问题，而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从而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怎样做，才能在一场泡沫中，安稳脱身。
　　
　　按老潘的说法是，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还准备继续“淘”下去。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
　　从数据来看，万通撤退的时候，海南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到半年后，房价蹿升到了7500元／平方米。离顶部差了2500元／平方米。呵呵。
　　
　　
　　从万通的案例，很多人体会到的是信息的重要性，是老潘看到了“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这一内部资料，让万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呵呵，其实，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一内部资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你觉得能用“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的信息价值会有多高？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价值不是能这样通过物品的价值类比的，但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当时这一内部资料的获取程度并不是太难，也能够确信，当时在海南的2万家开发商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家或几家开发商了解相关数据。（不要把其他开发商想的很傻，你万通一群外来户都能拿到的信息，多少有当地背景、高层背景的开发商会不知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万通看到相关信息后，作出了撤离海南的决定。
　　肯定有读者会说：海口人均50平，北京7平，傻子才不跑！这一般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典型心态。
　　呵呵，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的老总面前肯定还有一份数据，“1992年海南省经济急剧增长，GDP增速高达41.5%，比1991年增速高了26.6个百分点”，“在海南淘金大潮中，曾经一天涌入了十几万人”。
　　海口在1990年代，当地人口还不到30万。
　　同志们，测算一下，就算不按照一天十几万的这种增速计算，那海口的人口增速也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看到这个数据，你还觉得海口人均50平的数据是那样高不可攀吗？人口的流入是巨量的，而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谁能保证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年还这样高？
　　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那1993年会是多少？
　　正常思维肯定认为，就算不能保持这样的高速，但总是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
　　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同样存在。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做多、做空的理由永远都有。
　　你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夜暴富的实例，满天都是馅饼，这种环境下，你会急着跑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要不是6月23日的讲话，以及随后的政策，海南的泡沫真会在1993年度自然截止吗？
　　大家自己思考吧。
　　
　　
　　
　　结合万科逃离北海泡沫的案例，从万通、万科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逃离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把握好自己”。
　　万科之所以没有进入北海，是觉得自己吃不下这样大的规划。
　　万通之所以逃离海南，再次说明一下，他们撤离的时候离泡沫破裂还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六兄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也没一开始那样好赚了，又有点风险的苗头，就收手了。
　　这里面实际体现的都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把握，王石、冯仑、老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能要什么。
　　面对万科在北海那样的机会，很多老总可能就拼进去了，“人家造楼，我们造城”，呵呵，这种广告语，地产业的人不生疏吧？
　　有的企业、企业家就喜欢做小马拉大车、以蛇吞象、以小博大的生意。合生现在的京津新城、楼忠福的天都城，那都是多大的土地面积啊，比万科北海的这个案例怕是有过之而不及，老楼、老朱难道没请专家论证过？没算过这些数？得了吧，这些老板算盘精得很。联想拿下IBM电脑业务、TCL海外并购不也一样，都是以小博大，这种做法确实风险很大，但真就一定失败吗？未必。
　　主要大家风格不一样，万科20年来，几乎没有把全部财力、精力押倒过一个项目上，企业、企业家风格使然。万科相比而言是很稳健的。
　　
　　
　　总结下来，就是万科、万通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贪欲，万科知道自己能吃几斤饭，万通知道吃够了就要消化，知道落袋为安。
　　楼市也罢、股市也罢，在行情好时，能战胜贪婪，会出货；在行情坏时，能战胜恐惧，敢买进，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能知道自己干什么，那就肯定是市场高手了。
　　
　　
　　
　　战胜泡沫的第三个法则就是————运气。
　　运气这个东东太重要了。
　　万科B股发行要是晚几个月，哼，可能就未必能发出去了。没有这4.5亿港元，万科的日子怕是得难过很多吧。发行要是早几个月完成，哈，公司估计就把这些钱都投出去了，完蛋的可能更快。4月份拿到钱，6月份调控政策出台，刚好手中有钱应对困难。
　　老潘当时找的那个人要是不爱吃橘子，哈，那5斤橘子就未必能换来内部资料了。
　　广州的发展要是放慢一年、两年，朱老板在天河的农田里，还能撑下去吗？
　　
　　
　　再说一个案例，更多的能体现出运气的作用。
　　“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首遭危机。那一年，据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回忆：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给万科造房子的建筑队为此两度以停工为要挟，要求开发商修改合同，为其增加建筑费用。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
　　当年杨国强的建筑公司还不强悍。他们已经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房子盖好了，没人来买，而事后看来，开发商原本无心卖房——这也与那个疯狂、浮躁的时代相关，南巡之后，自海南省发轫，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圈地运动，倒卖批文、炒卖地皮成为中国倒爷最快的暴富手段。毋庸置疑，当时的三和公司也只是以炒家心态拿下了顺德和番禺交接处的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所以，1993年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这种情况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也基本面临死火状态。
　　
　　因此，当杨国强向开发商索要工程所垫费用时，三和股东们最终答应以变通的方式，让杨国强销售已经盖好的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由造房者变成卖房者，杨国强和他的建筑队看起来好惨，可恰恰就是这次悲惨的事件，造就了杨国强的首富机缘。也正是从此以后，杨国强通过王志纲的策划辅助，成功盘活“碧桂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房地产泡沫造就的房地产首富？！哈哈，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样吊诡。
　　   读者们你们想想BOSS杨这个案例，就算有其后王志纲的大力策划、杨老板的稳定操作，但如果没有泡沫破裂的这个机缘，杨国强会从包工头跳到开发商这个角色中吗？
　　
　　   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运气没了，做什么也枉费心机。诸葛亮他老人家算尽天下风云，八方点火，眼看司马懿父子必死无疑，一场大雨，只落得五丈原秋风满地啊。
　　运气、命数这个东西啊，汉代邓通为文帝所宠幸，有十余次赏赐大量金钱，官至上大夫，有善相者说邓通“当贫饿死。”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准许他自行铸钱，由是邓氏钱布天下。等景帝登基后，有人告发邓通出塞外铸钱，景帝就籍没他全部家产。邓通以致身无分文，寄食他家而死。
　　  有一个地产公司老板（哈，就不说名字了），在北京做项目，怎么做怎么不顺，后来在工地里，挖出了一个石龟，也有人传是一只冬眠很久的活龟，此后事业一路兴旺，楼盘热销。
　　  记得在杭州看过一个高档别墅项目，那项目的楼王在动工前，请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指点出该从那里动工、门该朝那个方向。等挖下去后，挖出了两具几百前年的棺材，棺材摆放的朝向，和风水先生指点的门的朝向分毫不差。几百年来，风水位还是精准不变。
　　 前几年，北京万国城着了好一把大火，火烧完，生意还好做了，事后，一群南方客户知名点姓要买着过火的那层，认为这层“旺”。
　　   各行各业里，很多大腕都是非常重视求运气、保平安的，导演冯小刚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老婆去北京西山潭柘寺上香。N多股市大鳄做一单大生意前，都是先烧香拜佛，等做成了，再来还愿。项目里，更是见过无数客户带着风水师来挑房。
　　   运气啊。
　　
　　
　　
　　   估计有读者会认为内幕信息是战胜泡沫的必胜法则，不管怎样，万通六兄弟是看了所谓的内部资料后，知道了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后，才从海南撤退的；朱老板是获悉了广州的发展规划，才提前拿的地，赚的钱。
　　   诚然，靠内幕消息，确实是能赚钱，但内幕消息、所谓关系啊，绝对不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凯恩斯，当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政策的奠基思想；在凯恩斯活着的时候，他就是无数重大国际经济事件的参预者、制定者、谈判者，他本人就是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够内幕的了吧？谁知道的内幕信息能比他老人家多？
　　就这样一位重量级经济大师，在他成功的投资生涯中，竟有三次几乎倾家荡产。在1936年到1938年底的股市大跌中，凯恩斯的净资产价值从506222英镑下降到了181244英镑，凯恩斯所主导的那些投资机构也损失惨重，此次打击，让凯恩斯损失了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二，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致命打击。到他死的时候，尽管其后，凯恩斯又非常漂亮的赚了不少钱，但他的财产再也没有回到1936年大跌前的水平。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家国际性大型对冲基金曾被誉为“梦幻组合”，其管理人是八十年代债券套利之父，其合伙人包括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穆林斯；被誉为衍生工具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克尔斯。斯科尔斯与默顿以其“期权定价”理论被认为奠定了现代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的理论基础。炒手、学者和官员的绝妙组合，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还都是身家上千万、上亿、上十亿的显赫成功人士，华尔街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们将永远不败呢，1998年，照样倒在了市场脚下。
　　   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前阵，有家地产公司想借壳上市，这家公司高层的背景那是相当、相当、相当强大的，公司负责人的父亲是……但借壳方案照样没通过。
　　有消息、有背景又何如？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啊，世界这样大、世上这样多的人，谁能拿下所有的关系啊。有多少开发公司仗着自己和市长、书记关系好，提前获悉了城市发展规划，提前拿了地，想坐等发财，确实有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是，地拿到了，市长、书记调走了，规划重新来过，郊区还是郊区，自己熬死了，商业中心规划最后改“农家乐一日游”了。城市的发展规划，也肯定是要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只为亲戚、关系户开绿灯啊，如果地方当政者胡来的话，中纪委那也不是闲差啊。
　　   长远看来，市场的力量是无人能够抗衡。
　　   想长期战胜市场、战胜泡沫，不管是股市的，还是楼市的泡沫，那必胜法则必然是：
　　  一、保证资产的流动性；
　　  二、把握好自己；
　　  三、运气。
　　  很多事，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各位，好好修自己的福缘吧。呵呵。
　　

大牛

　　常有朋友聊天，经常讨论些房地产行业的腐败现象。
　　难怪啊，呵呵，房地产行业的商业贿赂以及反商业贿赂情形，那是有目共睹啊。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平均每年3位。16位省部级贪官，有10名是被不法地产开发商拉下水，而走上不归途导致身败名裂，分别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
　　   
　　陈良宇后面带了朱文锦、王成明、吴明烈等一干往昔的上海房地产要人，王成明好象是在任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因见房地产行业红火，挪用企业资金自行开发了“雅苑”、“西郊别墅”等房地产项目。还记得吴明烈的消息出来后，上海房地产圈的人士反应都麻木了，已经被之前的一串窝案把情绪都耗干了。还没出判决呢，就不多说了。
　　
　　   刘志华进去后，北京房地产圈当时那叫一个人心惶惶啊，动不动风传谁谁谁由进去了。据云，一国有地产企业大腕被人问及是否会受到牵连时，回答了十个字“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据云，泰跃系的高管们当时成为“重灾区”，好多位同志都被请去配合我公检法、纪委工作人员工作、谈话了，当然，很多人很快就回来了，不过也有到现在也没回来的。
　　   潘石屹当时也是谣言的一个主要攻击对象，不少客户、合作伙伴直接打电话问老潘的下属，流传出来的经典对白是
　　    “听说，那谁出事了？”
　　   “没有，刚进办公室啊。”
　　    “不会吧，你再看看，听说也是刚进去的。”
　　   下属起身在潘办公室门口张望一下，恩，人确实在呢。
　　
　　河南王有杰有个罪行是帮他的朋友高复东弄了390亩土地，高复东没有开发资质，不久就将390亩土地的开发权转给了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胡与高双方商定，以高复东的公司名义继续办理征地手续，也就是说，不变更征地主体，而是采用变更股权的方式，由胡葆森的建业公司收购高的公司，间接取得390亩土地开发权。这样，高复东的公司成了胡葆森的子公司。这么一倒腾，高复东赚了700多万元。
　　
　　安徽王怀忠  罪行之一是给开发商免出让金。王怀忠在阜阳做官时，应绿洲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的倪超请求，为该公司开发的工程项目在征地、立项等方面谋取利益，擅自批准为其减免土地出让金1555万余元。2000年5月，王怀忠向倪超索取好处费5万元。
　　1555万：5万，唉，无话说了。
　　
　　江苏王武龙出事，也主要是受其弟弟地产商王文龙的牵连。王文龙与南京益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松关系非同寻常，而益来公司曾在南京市开发“金陵御花园”、“金陵御庭园”、“益来国际广场”等高档地产项目。这些项目都集中于玄武湖附近和南京中心地带，南京房地产界对这些地块的竞争非常激烈。益来公司能以低价顺利拿到土地，坊间确信与王文龙巨大的个人活动能力密切相关，而王文龙的活动能力无疑来自于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王武龙。
　　
　　山东杜世成  罪行之一是给外甥田某，在青岛即墨区低价甚至无偿取得29平方公里的用地，经营建设和旅游项目。
　　
　　
　　上面这还主要说的是10大高官中的几件案子，象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
　　名单能拉很长的，这些局、处、科级别的就不说了先。
　　
　　腐败官员、腐败官员的亲戚、朋友，好似一张网，无处不在。
　　
　　有开发商聊天时也说起过，“谁想送啊，实在没办法，房地产牵扯环节太多了，土地、规划、贷款、销售，各环节都的拜，一环拜不到都不行，就算你和市长熟也没用，官不如管，一个消防环节没有打点到，结果被出示消防设备不合格，工程为此停工。怎么办？为这个你还找市长去？去了，也肯定是让你赶快吧消防设备弄好。面上总能做到，但你防不住挑毛病啊，只能环环打点。”
　　
　　还有一开发商曾说过，为了拿地，主动带着主管领导全家到商场购物，好象是燕莎，随着主管领导全家随意挑选，买了差不多100万左右的东西，最后该开发商买单付账。后来好像是拿了一块很小的地，那也足够捞回票值了。
　　
　　笔者听说的开发商要想做一个楼盘，各主管部门的“菩萨”都要拜，一路拜下来的费用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其他人也有说要更高的，更具体的怕就只有经手人知道了。呵呵
　　
　　老潘在自己的书、博客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去年初（应该是2004年），一位中央领导讲话说，纪检部门查处的与土地出让有关的案子2.6万起。有多少家破人亡，多少人头落地。”
　　老潘写这话的时候，陈良宇、刘志华还都没出事呢，一转年，又添了家破人亡的事例。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利益在、寻租空间在，腐败官员、腐败官员的亲戚、朋友编织成的网就不会消失。本系列所探讨的大腕们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行走、开发的呢？在汹汹攘攘的潮水面前，他们是同流，还是……？咱下回分解。
　　

大牛

　　地产大腕们如何走过灰色区域
　　
　　因为房地产行业与腐败现象牵扯比较多，很多人往往会简单类推，认为这种腐败的行业，越是大腕越是腐败。
　　其实这种想法未免失之过于简单了，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低估了我党的反腐能力和决心。只靠腐败手段是成就不了大腕的。
　　光靠辟邪剑谱做不了五岳盟主；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令狐冲能当大侠是因为日月神教、武当少林黑白两道都给面子；张无忌能领袖群伦，不光是明教自我吹捧，武当、峨嵋、丐帮都投了赞成票；就算是坐地分赃的总瓢把子，面上也得是个正经员外身份啊。
　　单靠腐败手段是成不了大事的。事情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信你拿些钱，找个土地部门贿赂块地试试，钱能轻易送的出去才怪，准把你当典型扣了，钱不是那样好送的。
　　我这并不是说大腕们都很纯洁，不食人间烟火，超脱于行业现实之外。
　　在腐败和清廉之间，没有空间了吗？
　　有西方谚语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单恋一枝花？
　　本回让我们看一下地产大腕们如何走过灰色区域。
　　
　　万科在行业内是出了名的奉公守法，这是通过早年间的切身代价换来的。
　　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爆出集体受贿事件。当时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的一起共事的4个人，共同接受贿赂，彼此认为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没想到，行贿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在审问中，他把同万科这几名员工的交易也交代了。
　　万科的一位职员开始对这些事实不予承认，但不久以后他承认了，大概受贿了15万。他坚持说没有受贿缘于他认为没有字据，可以对此不予承认。但是他没有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送钱的伙计带了录音机，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了。
　　
　　王石对此事件的反思是“以一批人进监狱为代价，换来三五千万、一个亿的利润，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毁灭、家庭的灾难，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项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来，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终生悔恨，对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毫无疑问，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那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以牺牲人为代价换取利润，是不可取的。”从此以后，万科在做项目评估之时，不但要看利润回报，还要看管理资源能不能跟得上，如果管理资源上不去，就绝不勉强上马。
　　
　　2000年，沈阳“慕马”事件发生，不少人士就此宦海沉浮。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也被“双规”，被要求交代万科和“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作为沈阳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同“慕马”没有牵扯吗？这位总经理被关了20天，调查结果是，万科在沈阳7年开发过程中，和“慕马”没有任何牵扯。
　　同志们，多少人是看着没问题，一审就问题一大堆，说的比审问人掌握的还多。20天没审出问题来，一个字“牛”，万科确实牛。
　　
　　2001年9月，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因涉嫌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王炬担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王炬出事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大为震动。王石安之若素，我没向他行过贿，怕什么！
　　王石和王炬之间有一个案例，值得好好借鉴一下。该案例可见老王的回忆录《道路与梦想》第210页。
　　“1999年下半年，王副市长亲自主持会，审批万科的立项报告。但万科申请的几个地块都未获批准，由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指定中心区中央位置的一块16万平方米中心绿地为购物广场用地，容积率0.8，可建面积近13万平方米。
　　　　接到规划的蓝线图并没有兴奋，因为占用的是规划绿地，要求整个建筑埋在地下，包括停车场。这种限制，增大建造成本还不是要害，要害在对消费者的不方便。在大城市的商业密集区，地皮昂贵，才建设地下商场、车库。
　　　　万科同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各持己见。
　　     2000年初，中心区建设办公室一纸通牒下到万科深圳地产。规定之前不按规划要点上报方案视同放弃。最后的截止日期已到，万科没有上报方案。
　　   其后不久，王炬出事了。
　　   其后，王石和华润的一位高层聊起“王炬”案。
　　   华润高层问：“为什么购物广场被收回？”
　　　　“规划通不过。”
　　　　“怎么没争取？”
　　　　“王炬那老倔头你还不知道？”
　　　　“嘿嘿，王炬把中心区那块地介绍给我们了。我当时问，不是给万科做了吗？王炬摇头说万科没实力。我们还真认真考察了，考察的结果，认为规划有问题，同万科的结论一样。询问能不能修改？王炬秘书给介绍了一家咨询公司。还真去了。你猜公司老板是谁？嘿嘿，王炬的女婿。他打包票能修改规划要点，当然了，修改要付出代价。不就是咨询费吗？只要合法，华润也会接受。可王的女婿口气太大，表态怎么修改都行，为表诚意，说‘规划要点修改批准完成后，再收咨询费。’嗬，这种主谁敢碰啊。华润也放弃了。”
　　
　　   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华润方的潜台词是“只要合法”，咨询费可以给。谁让人路子野呢，人家能改规划，你也需要修改规划，互相需要、互相满足。
　　   但前提是，要合法。
　　   只有合法了，大家面子上、账面上才都好过。
　　   但对方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过于口气大了。
　　   在现实中，华润、万科没接这个项目，但类似的项目，没了万科、华润就没人接了吗？
　　   当然会有，但有一个问题是，当贵公司接了该项目、给了咨询费，贵公司所承担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越界了。
　　   大公司不是不明白事，但更明白界限在那里，黑色区域，呵呵，那是不好玩的。
　　
　　   万科的作风和王石个人的风格也有关联，据云，王石曾经去看过入狱后的牟其中，也有人说看的是入狱后的储时健，探看完后，王石感叹，人这辈子，要么求名不求利，要么求利不求名，不可兼得，自己求名了。
　　
　　    冯仑冯总那更是个人精，谈天说地、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思维灵动，行走江湖更是利害。呵呵。
　　冯仑的一段话更见混迹江湖的三昧，“好的企业还要看公司老板或经理下班以后干什么，和什么人混在一起。如果天天跟政府官员在一起扯，那一定是为了寻租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还在酒楼桑拿里或泡银行，那一定是公司空手道还得银行援手。如果左右不离公检法、江湖弟兄，那一定还有铤而走险的事需要摆平。
　　相反，一间公司，如果老板或经理并不成天往政府跑，而是往国内外同行那里跑，往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跑，那一定会变成行业先进。如果银行彬彬有礼、公事公办，或者由手下普通员工或公司就能搞掂，那一定是财务健康、运行良好。万科声言决不行贿、阳光利润，所以鲜见王石混迹于官大人之间，亦不与公检司法的人推杯换盏，反倒是落拓洒脱，寄情未来，玩山弄水。”
　　
　　     
　　    记得以前黑马富豪严介和笔者谈论起腐败问题时（这老兄从事的是基础建设，更是腐败高危行业）曾说过这样的话：领导喜欢的是既能干又听话的，我们太平洋活干得好，又听话，领导干吗不喜欢。
　　    这话真是非常有意思。很多自以为关系、路子野的公司或人真的应该好好听听，学习了这话的精髓，以后也省得犯事，省得给领导添麻烦。
　　
　　    黄怒波在地产大腕中走出了一条坦荡的康庄大道，此大道正和这个理论暗合。
　　    1997年，黄怒波决定投资500万到600万元搞宏村开发。在很多人的眼里，当时宏村就一破烂。就这样一个“破地”值几百万元？很多村民当时都觉得黄怒波是个“傻瓜”。
　　   黄的初期投入基本都做了宏村的保护规划，然后再慢慢结合旅游开发。宏村第二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之后的旅游收入更超过1000万元。
　　    由于宏村保留了古代风貌和文化元素，2000年，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同时提交申请的周庄却落选了。
　　  
　　    这个案例的借鉴意义非常强，大家首先可以换个角度，从宏村地方官的角度考虑。
　　    对大多数人来讲，当官一任，总是想造福一方的，就算是中饱私囊，也愿意给地方留个好名声。再说，就算你不爱惜百姓，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你也得干出些成绩来吧。
　　    什么政绩能比把一个破烂村子转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强？
　　    如果你是宏村的父母官，黄怒波这种企业家，你得多欢迎啊。谁敢腐败勒索黄老板，绝对是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讨之、伐之！
　　    呵呵，把企业的利益、官员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聪明、能干的妙招。
　　
　　   还有几位大腕，经常做些慈善事业。朱孟依、还有黄如论黄老板捐款都是大手笔的，成千万、上亿的捐，捐资助学。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新闻：上海建桥集团曾经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他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
　　    呵呵，这同样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学生有困难、政府有财政压力，那地产公司出钱助学。即光明正大，又口碑好。既帮助了当地的建设，增加了官员的政绩，又为企业树立了形象。这样的公司，谁不喜欢啊。
　　
　　    拉关系未必就是吃吃喝喝、行贿受贿、卡拉OK、美女肉弹、金钱轰炸，好的办法也是有的，而且还保证你午夜梦回时睡得好觉。
　　不可回避，确实是很多公司、很多人靠关系、靠内幕赚得了一桶金、几桶金，但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如果不能把公司从“内幕关系型”转向正常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那公司迟早要跨。没有一家大公司是只靠腐败就能立足的。对很多公司来讲，走出黑色、灰色是一道坎，迈过去一番事业，迈不过就难得善果啊。
　　   
　　 有的大腕顺利地走过了灰色区域，有的大腕旗下的公司就未必顺利过的了这一关了。
　　   呵呵，下回书，咱接着讲。

大牛

　
　　
　　华远地产身陷“赵安歌腐败案”
　　
　　
　　
　　赵安歌，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在主管部门调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期间，其蛛丝马迹引起了调查部门的注意。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承办赵安歌案。在三天之内，承办人员审阅了专案组调取的涉及赵安歌问题的全部材料，提出对赵安歌进行立案侦查的意见。  
　　赵安歌，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辽宁沈阳人。1976年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年进入中国银行。曾先后在总行财会处、卢森堡分行、总行财会部工作，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5年9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同年11月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后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在预审的同时，对赵安歌住所和办公地点进行的搜查也同步展开。得知赵安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后，其女友赵某于当天出逃境外，在对其与赵安歌的住所进行搜查时，细心的侦查人员发现了一份合同，是由中盛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融通公司）和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合同约定中盛融通公司为华远公司的房地产项目销售给中国银行进行咨询，并收取1%的咨询费一百九十余万元人民币。这份合同产生了诸多疑点。经了解，中国银行确实购买过华远公司的项目用于职工宿舍，而这正是赵安歌负责的项目。
　　针对上述线索，专案组侦查员立即对赵安歌进行预审。在问及上述问题后，赵安歌立刻供认了在购买华远公司房地产项目的过程中，伙同其女友赵某及赵某的弟弟赵振华，以虚假咨询合同的形式收受华远公司贿赂款一百九十余万元人民币的事实。至此，对赵安歌的预审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为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整个案件的办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振华在赵安歌案发后即从北京乘火车回到黑龙江，刚开始没敢回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看到没什么风声，就悄悄潜回了家中，没想到他刚回家的第二天就被抓获。赵振华到案后，很快便交待了伙同赵安歌、赵某收受华远公司一百九十余万元贿赂的问题。同时，经过专案组深入细致的工作，华远公司总经理任志强以及经办人员也证实了上述问题。
　　
　　
　　
　　2004年4月2日，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原中国银行财会部总经理李耀森、珠海安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索立鸽以及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赵安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安歌接受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
　　
　　 据说赵安歌为人口碑不错、有义气，犯事主要是让女友拖下了水，据说这个女友很是漂亮，来头很不简单，当年和王宝森就……
　　华远地产的这190万走咨询费的名目，据说当年就是这个女友出的招数。
　　
　　 曾经陷在腐败案中的地产大腕旗下的公司，不光只是华远地产，下回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