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安、许周汭《张文郁侍郎公集》序

度予亭

　　　《张文郁侍郎公集》序
　　张君绍栋先生，明右都御史左侍郎张文郁之十三世裔孙。早年就读蓉城，专攻电讯；就业南京，支援三线；恪守尽职，国企首领；创业杭城，引领测声。身在异乡，心系桑梓；年逾古稀，不忘祖恩。近十年来，抡挤时间，走遍大江南北，历尽寒署艰辛，搜文郁公散轶各地史科，找馆藏典籍、墨宝、文章。用心尽力，笔耕不啻，终编著成《张文郁侍郎公集》一书。意在发掘天台文化，颂扬历史精神，让后人知晓、了解张文郁的家世、身世和许多历史上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为这位明代重臣，历史名人，正本清源，端其视听；明白原委，脉络清楚；内容完整，仅此无双。此书脱稿付梓，也实现绍栋先生继祖报恩之梦想，实为难能可贵。
　　张文郁其人。张文郁，字从周，号太素，别号茅园居士、桃源主人。生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戍寅十一月十四日戌时，卒于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乙未正月十三辰时，享年七十八岁。
　　张文郁幼小聪颖、好学，深受塾师赏识。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中举人，任安徽太和县教谕。天启二年中进士，任工部营缮司主事，负责督造故宫皇极殿、中极殿、太极殿。因督造“三大殿”有功，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崇祯元年（公元1 628）督造德、庆二陵，跋涉风霜，朝暮山溪，往来如织，竭思尽职，使之迄用告成。因朝中党争激烈，也因“叙功受抑”，虽未到退养之年，以“病遂不可支”为由，坚辞官职，皇上不允。直到三殿二陵皆完工才准其辞官回乡，结束了为官生涯。辞归故里后，高卧不出，游弋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其子张元声、张享梧俱擅诗文，入清后高隐不政，教子不仕，世称“天台张氏三逸”，其民族气节为人传颂。
　　　张文郁其绩。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督造北京故宫“三大殿”。这是一项倾国之力的宏伟工程，非一般官员能胜任的。皇帝在昭书中曰：“兹者三殿并营、事体重大、工务浩繁……但非特赦能臣为督理，无以胜兹巨任，今据本部公荐而才堪任职……。刻期造成，以壮皇宫。”张文郁被公荐，担此大任，朝中能臣也。其四年间，终日“干肠拮据，不自知其苦”。起早摸黑，无顾辛劳。风霜寒暑，从不言倦。他为官廉洁，一尘不染，所经手之账目一概清楚，做到“弊莫逃其精核，事必任以小心”。主持督造的殿宇七千余间，墓两陵，皆色色重新，金碧辉煌，还为国家节省资金千百万两之多。他的辛勤操劳，杰出的管理才干，赢得朝野高度赞扬，明思宗帝多次下旨给予褒奖、表彰，封祖阴妻。（详见书中皇上敕谕）
　　张文郁功绩之二，在建筑艺术上为国家、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他亲手督造的北京故宫现己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他辞归故里，建造的度予亭、三逸阁和养真堂等故居，在有限的空间内，建亭、台、楼、阁、假山、园林，皆与自然相溶，天人合一；小中见大，小中见全；健身养性，宜于人居。在老城区中比此大的四合院还很多，比此处完美的却没有，是古民居中的精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文郁功绩之三，“毁家纾难，为民请命”。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清兵攻陷杭州，南明守将方国安一路败退至天台境地，因官府无供给，随路掠夺衣食维持生计，有的借机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出于保护家乡黎民百姓，张文郁派人挑运酒食至关岭道上犒军。他自出银两，四处购粮，保证过军供给，从而使天台百姓生命财产免遭涂炭。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五月七日，天台百姓为抗县令强迫剃发，起哄闹事，闯入县衙，吓走县令。台州知府冯总镇连夜统兵来天台，准备按律屠城镇压。恰好守使陈联壁陪巡盐御史王燮在天台游石梁，张文郁派人飞书向陈守使求告。陈即遣牌止兵，冯总镇接牌遵命止兵，众庶得安，全县百姓免遭一场刀光之灾。
　　天台百姓为感谢张文郁，赠金字牌匾“望重三台”挂侍郎府大门额上。当政者赠始丰溪上至青山岜，下至扁担岩一段给张文郁，以表褒奖。每年元宵节之日，溪头渔民都要将一尾大红鲤鱼送张氏祠堂供祭。可见，张文郁晚年受百姓赞颂。
       张文郁其文。《张文郁侍郎公集》，体裁丰厚，内容独特。其回籍前的三封奏疏文法严谨，哲理精邃；不仅把修三殿的钱粮收支始末和职务加衔始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字里行间无不透析出他的拳拳报国之心，耿耿效命之意；“夫任事，臣未尝敢便偷一安；加衔，臣未尝敢钻求一级。居身颇知自爱，关爵禄者小，关名节者大”。其家训论理有据，意深言赅；无论是对家属子孙和他人都极有教育启迪作用。其诗词字句清丽，通俗易懂；既有对子孙的眷眷期望，也涉猎天台风景名胜。在“游桐柏”诗中：“振衣绝顶御风轻，来看秋山秋色明。双阙遥分云片下，琼台悬待月华生。采薇煮石游仙梦，食柏餐霞畅我情。味得夷齐清到骨，声声山鸟似吹笙。”给人飘然欲仙的感觉。尤其是侍郎公自著年谱手稿，记载详实，文笔挺拔，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惜他的主要著作《度予亭集》只有著述的历史记载，无从寻觅其只字片语。
　　张文郁其冤。崇祯皇帝清除魏逆时，将已辞官回乡的张文郁以“谄附，主事骤躐侍郎，督工夤缘媚逆”的罪名，附入逆案中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等”其中的“虽未祠颂阴行赞导削籍者”，得了个“冠带闲住”的处分，这虽然只是给于名义上的惩处，但对于以名节为重的侍郎公是很不公平的。他一心为朝廷，尽忠尽职，忘我工作，为三殿两陵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结果却得来个“附逆”的罪名，而具体却无任何证据。历来有学者认为崇祯“年少张狂，刚愎严苛”，“钦定逆案”有明显的扩大化，而且有夹杂着党争报复的因素。所以对张文郁附逆案要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何况南明鲁王已授予他“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实际上已为张文郁彻底平反。至于天台流传着有关他“百官袍”“偷运财宝”等传说，以至“奸臣张文郁”之民谣，史料上找不到其具体情节与记载。究其原因，不排除在朝为官可曾得罪或损害于某些既得利益的奸胥墨吏或有仇之人的恶意毁誉，或只看表面，不知实情的编造、戏说。对己逝的历史人物，我们应尊重史实，恰如其分地去评说。从遗存的张文郁诗文、年谱、圣旨、记录和故居、坟墓等等，对具体情况可有如实的了解和认识，也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现有的史料看，张文郁一生为官：轻功名，重廉节；洁身清正，忠心可鉴；才能超群，懋绩传世。为民：毁家纾难救百姓，犯上请命护黎民；不求肥马与轻裘，隐逸安生度晚年。仰不愧于天，俯不诈于民。肝胆披沥，心昭天日。当然，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功过评价有好有坏，这并不奇怪。今天，张绍栋先生编著《张文郁侍郎公集》一书出版，为后人了解、研究提供史料，给张文郁以公正的评说。
　　我们读《张文郁侍郎公集》后，深感张文郁一生高风亮节，劲骨忠心；大义精明，入水不濡；大才大略，丰功伟绩；建筑精品，流芳传世。张文郁正如濯浊中的一朵莲花，永远让人敬佩！我们天台人民应该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感到自豪，而且要倍加珍惜曾经为天台桑梓乡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乡贤，把他视为天台的宝贵财富。
　　应绍栋先生之邀，我们乐之为其作序。文中观点，如有不妥，敬请读者赐教。
　　　                             
　　　　　　　　　　　　　　　　　　　　　　　　　　天台山文化研究会  执行会长 余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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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诺千金

余云安。。。
貌似很耳熟
好像是偶同学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