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的事情是不再抱有希望

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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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程益中

作者：潘公凯（Pan philip）

译者：詹涓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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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人海

2008年03月24日11:30  南方人物周刊




《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程益中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记者傅小永 □子非鱼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10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优异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团队，现在你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会不会不甘心。

　　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他选择了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

　　他办体育画报，杂志虽小，格局却大。体育画报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凡是拥有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体育画报的这种建设性的努力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

　　接手体育画报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体育画报。

　　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而是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这个平台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领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你是天生的带队者吗？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是个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是个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

　　人物周刊：你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边拍边播，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但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又何来锋芒可言？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失去了亮剑的机会，你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你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 本帖最后由 人山人海 于 2010-5-29 20: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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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因为山西疫苗事件，又一南都的总编被和谐到其他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