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诗歌是什么，是记录时代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胡明刚

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四川打工妹郑小琼一边在广东东莞工厂打工，一边写出了“打工诗歌”，作品《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有人说，她的作品充满灰暗与苦涩，但是她说，记录了打工者的真实境况。“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  

打工妹郑小琼作品选：

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铁》

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狗日的北妹／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它露出的光腚／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人行天桥》

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在窗外／在机台上游动着———《塑料厂》
那个疲倦的外乡人／小心而胆怯／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黄麻岭》

郑小琼：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南方周末）

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挥舞着告诉警察，那是他刚出的诗集。警察不耐烦，将诗集打翻在地，把手一伸，“暂住证！”

“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郑廷鑫 李劼婧 发自东莞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以前在厂里，她的信经常被扣留。每个月要扣她几十块钱才能把信拿走。“一封信要我交一块多，每个月扣四五十块，我一个月就赚几百块，都是血汗钱，心痛死了。”所以，只好让朋友代为收信。

几十封沉甸甸的信，大都是各地的文学刊物寄来的，还有一些读者的信，当然还有汇款。

于是一起到邮局。却被告知无法取款：汇款单上写的是朋友转交给郑小琼，必须有朋友的身份证和签名。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却已经出差去了。

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

在没来东莞打工之前，郑小琼是四川南充乡下诊所的一个小医士。

1996年，当她考上南充卫校的时候，还是家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考上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她带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家里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来到了卫校。

四年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了，郑小琼来到了一家乡村诊所。

诊所的经历，她一直都拒绝回忆，因为那是个梦魇。乡村诊所说到底就是个性病医院，“那些地方太黑了，根本就是骗人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我真的看不下去，良心不安啊。”

“上学时，我一个月要用两三百，一年学费要两三千，上学欠的那么多钱怎么还？更别提回报父母了！”于是，她不顾家里人反对，南下打工。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更难。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先让你跑步，还要做仰卧起坐啊，看看你体力怎么样。人都没有尊严了，反正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进去的话，又要收押金，先交一两百块，制服费。”打工多年，见过无数不平事的郑小琼讲起这些，还有些忿忿不平。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

不断转厂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地艰难。“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叫可怕。”但恐慌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饿过一顿是一顿。

挨饿之外，暂住证成了郑小琼的另一个梦魇。“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小孩，‘哇’地一声就吓得哭起来……特别是他那个手电筒‘刷’地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

工厂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饶是如此，她在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后，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地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

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来说，这是一座火山，让她喷发出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一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望她，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她下班，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话。

在这个封闭得类似于监狱的环境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五号左右，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会争着要加班，为了三个小时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她一呆就是四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等到你的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便开始能适应这种生活。

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这是郑小琼在东莞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在那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说：“哎，245号。”

后来，她在自己一篇名为《流水线》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经历。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语言中的愤懑与辛酸却是无法掩盖的：

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


写诗能赚多少钱？

还是在流水线上。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

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砸了。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不严重？那就去找厂里的采购吧，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感谢洪湖浪对此文的帮助）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本帖最后由 abracadabra 于 2010-2-4 23:52 编辑 ]

胡明刚

2001年，郑小琼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东莞日报》征文三等奖。这一次的获奖，让东莞的诗坛记住了这个年轻的名字。6年之后，郑小琼站在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的颁奖台上，提到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创作动机，发言数次被掌声打断。这一次，她感动了全国。
     在刚刚揭晓的“荷花文学奖”上，终审评委何镇邦代表评委发言，认为“通过郑小琼的诗歌，东莞文学已经走入到了中国文学的前列。”
     获奖之后，郑小琼依旧回到了常平的工厂，但她平静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她的手机开始每天响个不停，从央视到地方电视台都希望能够采访她。
     奖项让平时不关注的人开始关注她，但生活仍然在继续，对现在的郑小琼来说，最想做的是能够可以写出自己的感受。她说：“有些东西是双刃剑，带来一些东西也会损害一些东西。”  
    写作变成了一种自觉状态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1年，你的处女作《井冈的竹》在《东莞日报》副刊刊登，还记得写第一首诗的过程吗？
     郑小琼（以下简称郑）：在有正式刊号的报纸刊登作品这是第一次，其实一直很感谢《东莞日报》发表我这篇习作，可以说它是我成长的开始。那时我还在一个家具厂上班，看到《东莞日报》有一个革命圣地游的征文，我便写了两首，因为那一年刚学写诗，能发出来当然很高兴。记得这首诗在《东莞日报》征文中获奖之后，我去领奖，认识了方舟，彭争武等朋友，和这两个人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特别是方舟，这几年在写作上得到他不少帮助。
     记：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了你的大量诗作，是什么促使你一直写下去的？
     郑：因为发表作品可以有点稿费，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才领二百多块钱，而在《东莞日报》获的奖也差不多有一个月工资。其次是因为下班后实在无聊，自己也慢慢喜欢上写作，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记：从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6年过去了，你怎么评价这6年的改变？
     郑：这6年，我一直觉得过得很充实，写作上由以前的爱好变成了一种自觉状态。更重要的是6年里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与老师，特别是海上与发星，二者的出现对我的写作观念与视野有很多的改变。6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东莞，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生活一个叫黄麻岭的村庄，在这个村庄打工，也写诗。在黄麻岭的5年，我写了5首黄麻岭的同题诗，这些诗歌见证我个人的生活、写作上的变化。
     记：你在黄麻岭的工友们看到过这些诗吗？
     郑：没有，很少有人注意这些的。我在其中一首中写过我的一些朋友在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么多年了，小酒馆的主人换了三个/但是贩卖苹果的河南人没有走/只是老了不少，理发店的女人换了无数/还有一同跟我来的六个/一个去了深圳出卖肉体/一个在南海开自己的服装店/一个在韶关搞传销/一个在流水线上劳作/一个回家嫁人了，最后一个是我/还在黄麻岭黯淡的路灯下/念着这些散乱的诗歌”
    打工是生存 写诗是业余
     记：一边是能够与全国诗歌界对话的诗人，一边是最普通工厂工人中的一员，对两种身份的巨大反差，在心中有过徘徊吗？
     郑：其实二者并不冲突，打工是生存，写诗是业余。二者我早就摆清楚，文学本来就边缘化了，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现在电影、电视、音乐等等十分发达，我估计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但是越边缘越需要一些人来坚守。
     记：获奖让很多人注意到你，有人希望你成为专职诗人，或者做一份清闲的工作，你会怎么选择呢？
     郑：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写，写自己的感受，有些东西，有则有，没有就没有，最重要是写自己的文字。我害怕名声给我带来过多的社交。有些东西是双刃剑，带来一些东西也会损害一些东西。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写自己写了几年的《七国记》与《打工手记》。再写一些诗歌。因为写这两个东西需要花很多时间读书、体验，实在不能让自己有太多的想法。
     记者：《七国记》与《打工手记》是两本怎么样的书？
     郑：《七国记》是一首长诗。我前年写完其中的一首《魏国》，在《中西诗歌》、《活塞》、《蓝风》一些刊物发过了。去年写了《楚国》，今年动笔写《齐国》了。因为是写历史的，一首百多行，我需要看大量的历史书，找一些史料，写魏国与楚国，我差不多看了几十万字的相关资料，《打工手记》是我计划写的一个系列散文，在人民文学获奖的是其中两篇，现在写了四篇了，这四篇都发表了，手头有两个在改，计划写二十来篇左右吧。
     记：写这两部作品在每天的生活中占多大的比重？
     郑：慢慢来，有时间更多的是读书。因为写这类文字，时间只能自己慢慢挤。
    我害怕应景之作
     记：工作忙不忙？
     郑：工作很烦人，但是没有办法，要生活啊。
     记：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写作？
     郑：在工厂时，我一般早上6：30左右起来，7：45上班吧，到下午6：00左右下班，加班到9：30。我就会到食堂去写作，那里有灯光。现在做业务了，如果没有客户需要，有时间就写。不过如果按现在这种方式做业务，估计也活不下去。只能慢慢来，朝好的方向想吧。做了3个月业务，倒贴了一些钱。
     记：很多人心疼你，觉得你的性格不适合做业务。
     郑：因为这个工作相对自由度大一点，而且接触的人也多，生活总是这样的，人生本来不如意十有八九。
     记：理想的生活什么样？
     郑：没有想过这些，因为一直活在不由自主中。
     记：听说转厂中丢掉了一尺多高的稿纸？
     郑：没有办法的，是前几年的底稿。现在很多时候在电脑里写了。
     记：在这次的荷花文学奖评奖中，评委谢有顺说，他不欣赏你写袁崇焕的那篇文章，希望你能够把才华用在针尖上，你怎么看？
     郑：那个我也不喜欢，说实在的，是应景之作。我害怕应景之作，最害怕这类文字。所以这个写了之后，我准备扔的，一直没有投稿，后来詹老师说要，就给了，估计不会投稿。
     去年有一个东莞作家看东莞的活动，石碣那次我去了，有任务啊，所以只能这样了，后来也叫了，我没有去。怕写那类的文字。
     记：为什么会害怕？
     郑：说实在的，不是自己愿意写的。我是不想写，那样太不好，特别是命题那种。
     记：现在会经常接到这样的“命题作文”吗？
     郑：昨天有人要我写，我就没有写。
    耻辱与疼痛让我一直警醒
     记：你曾说过，“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郑：是的，这几年写底层的小说很多，说实在的，我读了不少，感觉都是编，没有触及到生活的本身，或者说写作者与真正底层隔得太远了，在一种想当然的塑造。
     底层疼痛感来自于真正活着的灵魂。我说的这种疼痛感是相对我文中表现的生活来说的，在底层，面对很多事情，我们常常无能为力，有时候，明明可以做的，可以说的，因为胆怯，我们没有去做，没有说出来。我一直因为这而感到耻辱，这种耻辱与疼痛让我一直警醒着自己。我们还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不是木偶人，我们对外界的生活还有自己的触觉，能够感知疼痛喜乐哀愁。
     记：身边的工友们，他们如何表达这种疼痛感？
     郑：其实很多人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如果跟他们聊天，认真地聊天，你就会感觉到的。
     记：你觉得通过诗歌，能够帮助到他们吗？
     郑：在人民文学奖的获奖发言中，我已经说过了，“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文字的力量永远是那样的脆弱，在现实中，它根本不能改变什么。
     记：获奖之后，有没有算过多少家媒体采访过你？
     郑：太多了，我都拒绝了很多。
     记：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吗？
     郑：是的。刚才跟你聊天时，就有人说有中央电视台打电话过来了，要联系我。《南方人物周刊》与《南方周末》的采访就让我这几天不安宁了。
     记：会接受中央台的采访吗？
     郑：不会，你是最后一个了。

abracadabra

但愿这个郑小琼不要再变成另一个王丽丽。

佳家递

诗
诗人
和谐
死亡
无语
。。。。。。

胡明刚

中国能出现郑小琼和王丽丽的打工妹作家，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状态的多元。
像她们这些作家，写得最好的还是最早期的作品。
假如一招安，文学的个人和民众的感觉没有了。如果没有读起来也没有意思了。
听说，郑小琼是在广州的《作品》杂志社。
王丽丽被贴上了美女作家的标签，钞作自己。搜到
一篇关于上海美女作家王丽丽的报道。
这些文章是天台文友不注意的，借来活跃活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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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作家”王丽丽闯荡上海滩

    文/陈佳    �� 来源：青年一代  
     大上海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打工作家王丽丽。在上海见到她的时候，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王丽丽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住进了上海浦东的画家村，与许多名人比邻而居，一房一厅差不多60平方米，还是带电梯的高层。屋子里所有的门都被她以一种拼贴的方式用旧报纸糊上，显得既前卫，又书香气十足，她屋子里挂满了字画，都是画家村里的村民们送给她的，还有两个古董——一个明清时期的梳妆台和一个明清时期的小茶几，人们很难再把她与打工妹联系在一起，还以为她是都市白领呢!

她到特区底层体验生活

    圈子里的人提到王丽丽时，常会用“疯疯癫癫”四个字形容。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凭她的闯劲。王丽丽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点闯劲，不可能做到辞职写作，不可能做到第一次出书就敢于和出版社讨价还价，也不可能放弃在深圳的优厚待遇和社会影响力只身闯荡大上海。
    1994年中专毕业后，王丽丽带着年轻人对成功和自由的无限向往，满怀**地离开家乡河南，融入南下的“打工大潮”。和大部分打工妹一样，她最初在深圳做过缝伞女工、服装厂流水线工人等最底层的工作。王丽丽说其实她当时完全可以找到文员之类的工作，但为了实现“作家梦”，体验生活，主动选择了最艰难的生活。由于生活所迫，王丽丽不得不与三陪女合租在一所暗无天日的公寓里。最初她非常鄙视这些人，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她的态度。
    一次有几个男人在公寓里见到王丽丽，用一种猥亵的眼光打量她，她吓得不知所措。这时那个平时被她辱骂的三陪女突然冲上前来，挡在王丽丽的面前对他们说：“你们干什么?她和我不一样!”泪水顺着王丽丽的脸颊慢慢滑下，她感受到这种关爱来自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从此，她开始尝试和三陪女交朋友，倾听她们的故事。
    而恶劣的工作环境更是让她尝尽了底层生活的真正滋味。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几十个人睡一个大房间，工作时安全无保障，女工们被工头肆意凌辱……艰难的生活固然能够激发人的创作热情，然而最触动她的还是民工们面对欺辱时那种呆滞、无奈的眼神。一无所有的王丽丽意识到也许只有拿起笔写作才能帮助他们。

打工妹写出了长篇小说

    两年后，天生不服输的她终于得以脱离这种最底层的生活，获得了文员、销售、英文翻译等工作。1998年年底，她毅然决定辞职专心写作。经过两个月痛苦的回忆和疯狂写作，饱含着打工妹血与泪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眼泪不会掉下来》终于完成。
    一个打工妹出书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王丽丽在深圳书城抄了几十家出版社的地址、电话，然后分别寄去作品简介和部分章节，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只有一家表示愿意看看稿子。倔强的她不甘心这样的命运，又跑到北京、上海各出版社的总编室，开始第二轮自荐。她曾在某知名出版社的社长办公室内赖着不走，一定要社长帮她找个编辑聊稿子。
    在漫长艰难的寻找中，在一次次喜悦和失望的交替中，两年过去了，王丽丽的第二部小说《你离我很远》也已完稿，她再次开始了打工生涯，为下阶段的创作做准备。此间，一个打工妹辞职写作的事也传遍了深圳。
    2000年8月，她已经几乎心灰意冷，长江文艺出版社却突然表示愿意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而此时的王丽丽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狂喜，竟然还能冷静地与出版社讨价还价，最终争取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版税。此后，第二部小说的出版就相当顺利了，她的作品也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王丽丽说，成功往往可以掩盖许多东西。我很幸运自己所处的大环境，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能够容忍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弱者为了理想上下求索。

奔向心中向往的大上海

    王丽丽出名了，从一个打工妹成为一个作家。可是这并没有给她带来实际的东西。最后她还是凭借自己的英文水平，被一个企业录用，在深圳某家港资公司生产部做英文翻译。王丽丽似乎远离了社会弱势群体，然而发生在2001年底的粗暴解雇事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的人生观。
    入厂八个月后的某一天，因表现良好加薪受扬的王丽丽忽然接到辞退通知书，辞退理由是生产处于淡季。自以为不再属于弱势群体的王丽丽理力争：“生产处于淡季，你可以放我假。”第二天她的妈妈也被以同样的理由解雇了。王丽丽的母亲被一群人从五楼那里轰下去，不知谁从背后推了一下，母亲从二楼摔下去，王丽丽用身上的手机报警，在警察的交下，厂里派了车送母亲去医院……第二天中午，王丽丽终于联系到朋友把她们接走，这段屈辱的历史才结束。
    事情已过去快一年了，可她讲述起来仍然是悲痛的。笔者在王丽丽的相册中看到一张她和当时人事部主管在公司酒会上的合影，那位主管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搂着王丽丽的肩膀，谁能想到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她写作的意义在那一瞬间又分外清晰起来。

许军

生存永远是第一，文学永远是第二。
在当下这个物质至上的年代，文学已经没有可能成为生活的模本。其实，也没必要成为生活的模本。从更人道的层面上说，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坚守文学的“清贫”、而永远“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舍生取义成为生活的苦行僧呢？

胡明刚

先解决了社会主义生存之后，再来搞社会主义文学。

芦苇笛

文学曾经是我不敢触碰的梦，或许她们的经历可以给我一些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