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记

人山人海

三联七月出了《七十年代》简体版，据说是禁印了，但书店里还有得卖。比查建英的那本对谈《八十年代》好看——故事多。

毛尖老师写过一篇反向评论，就是下面这篇。

人山人海

文/毛尖

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作者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头马作者，再加上四个大红字书名，我打开书的时候，简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动，就好像少年阎连科拿到《红楼梦》学生韩少功读到《赫鲁晓夫主义》。我先把书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忆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诗人长得都不咋样。阿城的衬衫还双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张朗朗英俊，陈建华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没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近六百页的书，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时的**和速度。不过，看完后，说实话，感觉郁闷。

三十个作者，除了蔡翔阎连科等少数几个，皆出身高眉，当然，所有作者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而在作者的履历中，我们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国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师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出身平民，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啧啧，这沙龙那沙龙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国的宫廷剧这么火，当然有它的群众基础。所以，听这些人头马顺口溜一样提到，“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陈伯达的儿子，我们对张朗朗们真是有敬意啊。哎呀，有什么办法，张朗朗们可以说“鲁迅老头儿”，我们不敢。他们出入的不是学部，邻居不是翻译普希金的，就是机关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内高手的后代。不过，我们的确喜欢，比如李零笔下的那些个人名，张木生，刘晓军，岳小莲，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学，然后有很多茅台级同学，不为鸡犬升天，只为共同拥有。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这是北岛关于那天的开场，他喜欢交代诸如“高级工程师”这样的细节，而这也成为《七十年代》全书的一个特色。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

听完广播，“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虽然在阿城心里，毛泽东“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就是陈丹青“斗胆”写下的“当年的真实”：“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陈丹青的这个“我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过，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作者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的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2003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很显然，北岛不仅要悔其少作，而且坦言，“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然后记者追问，“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介意。”

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学课堂给一年级学生讲朦胧诗，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学选择上台朗诵《回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些句子，年复一年，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们依然在我心头产生放电的感觉。可是，我们热爱了多年的诗作者，今天宣布，他惭愧他写了《回答》。而因为这个惭愧，他说他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好像是，他现在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号称，“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没有中国，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国读者。这样，在前不久香港召开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北岛毫无负担并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我觉得大陆前三十年是毛文体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汉语写作，很长时间根本无文学可谈。”“在毛文体下，我们已经没有谈恋爱的语言了，更不要说写作。”但是，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节恰是用毛文体写下的爱情。比如，邓刚说，三十岁的他，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姑娘是共产党员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然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

没有路的情况下，邓刚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这样，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决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姑娘摆上山珍海味的酒席，因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准备“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他像特务似的潜水了，但因为太贪心，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艘小快艇驶来，“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结局是，警察救了邓刚，而且，把足够他结两次婚的海参鲍鱼也扔给了他。

我喜欢这个故事。事实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徐冰、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文章，这就是一叠贵族诉苦，当然其中也有日瓦格医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为和北岛等人同处北京文化圈，他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徐冰说，他的同学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但是，他没有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压得变形，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他还写到，下乡时候，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接着，徐冰另起一段，郑重写道：“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岛不能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反而给这“憎恶”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未来的生活。这里，让我抄录我非常喜欢的徐冰的一段话：

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北岛是决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这么讲，决不是批评北岛的文章，坦白说，单篇文章而论，北岛依然写着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时常还回荡着他过去年代的**，比如结尾时，他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这话时隔三十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

中文不是行李，这是北岛在主编此书时的一个前提错误，由此，此书的厚重也令人质疑。

对此书的单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还有，就是蔡翔。蔡翔的文章是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他四两拨千斤地扭转过本书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节，很短，但很有力量。“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天》的视野里，也不在本书主编的视野里，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如此严重的命题时，阎连科的重大疑问，却成了本书的一个小问号，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毛泽东在试图回答阎连科的问题时，迎面碰上了北岛，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完)

人山人海

文/蔡翔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完)

abracadabra

看见这篇文字，不禁又想起当夜楼主宿舍中情景：一床一椅，和满屋的书。

终日碌碌累尺牍，夜来无事闲读书。于阅读中得愉悦，并非人人都能长久享有。阿桑是幸福的读书人。

zhaopan

于功名外读书是件快乐的事。真羡慕楼主能读怎么多书。

郑鸣谦

一杯清茶,一缕茶香,一卷好书,人生如此……

老虎

原帖由 郑鸣谦 于 2009-9-20 13:07 发表
一杯清茶,一缕茶香,一卷好书,人生如此……

少了一包中华。。。

郑鸣谦

原帖由 老虎 于 2009-10-1 23:22 发表


少了一包中华。。。

哈哈，对烟，现在没兴趣了。老虎，十一回天台不？我现在外地瞎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