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陆蠡的虚拟访谈 （代发）

闲云散人

一次关于陆蠡的虚拟访谈
左溪

陆蠡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四月十七日午时，即公元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６日，天台平桥镇岩头下村人。陆蠡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宁死不屈的抗日烈士。

　　陆蠡原名陆圣泉，他资质聪颖，童年即通时文，有“神童”之称。 1922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初露文学创作的才华。1924年升入之江大学机械系。1927年，转国立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二年后毕业。1931年秋，陆蠡与友人吴朗西等南下福建，任泉州平民中学理化教员，课余从事创作和翻译。1934年，陆蠡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数理教员。 一年后，因吴朗西和巴金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便辞去教职，改任编辑。1938年，应老友朱冼的邀请，到临海琳山农校任教，翌年仍回出版社。在此期间，经常与著名作家巴金、丽尼、许天虹等促膝交谈到深夜，使其文学创作迈上了新的台阶。继处女作《海星》于1936年8月问世后，1938年3月，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竹刀》(曾名《溪名集》)出版，编入《文学丛刊》第五集;1940年8月，又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列为《文学丛刊》第六集。三个集子的共同特色，是凝炼、质朴，蕴藉而秀美。陆蠡也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给人的感觉总是“渴望着更有生命、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和鼓舞”。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几年中，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期刊《少年读物》因有抗日内容被强令停刊，他又先后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1942年4月，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巡捕房交涉，便遭关押。在日冠面前，陆蠡宁死不屈，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最后英勇就义，年仅34岁。
今年是陆蠡诞辰１００周年，为使大家对陆蠡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们准备对陆蠡生前好友作了一次虚拟访谈，他们都是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我通过书籍和网络，查阅了有关他们和陆蠡和关系，并向他们发出了访谈的邀请。
谈陆蠡的话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巴金。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是陆蠡在上海时最密切的几位朋友之一。六十多年前，巴金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怀陆圣泉》一文，高度评价陆蠡刚直、侠义的性格和尤如金子般的心灵，并许下要一生等待他的心愿。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直至建国以后，还念念不忘为亡友编纂遗著。1958年，在百忙之中和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批判围攻的情况之下，编成《陆蠡散文选》一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篇篇由巴金从众多**中拔萃出来的美文佳作，那一页页由巴金亲手誊录的字体端庄娟秀的手稿，哪一字、哪一句、哪一篇不浸透凝聚着巴金对亡友披肝沥胆的深情和爱心。可惜，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等原因，这本小册子胎死腹中，未能成书。然而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浙籍烈士文丛”，与应修人、殷夫、潘漠华、柔石等浙籍烈士一起，《陆蠡集》也应运而生。书内辑收陆蠡三个散文集的全部作品以及集外小说《覆巢》《秋稼》，并附录巴金、唐弢、柯灵等多人的纪念文章。这不仅圆了巴金多年以来为亡友出版**的美梦，而且对长眠九泉的陆蠡烈士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直到晚年，巴金仍深深怀念着陆蠡，曾在文章中说：
“……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
现在巴金也去了天国，应该在那里与陆蠡再次见面了。我通过超时空电话几次反复，终于找到巴金，当我邀请他来谈谈陆蠡时，他显得很高兴，在电话里就聊起了陆蠡，从他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缓慢有劲又富有亲和力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他对陆蠡藏于心底的思念之情。

巴金：我和圣泉相知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看见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战前两年我参加了书店的编辑工作，第二年他也进来做一部分事情，我们才有了谈话的机会。
抗战后，书店负责人相继离去，剩下我们三四个人维持这个小小的事业。我和他都去过内地，但都赶回来为书店做一点事情。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们一天一天地相熟起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常常在书店见面。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机会，参加的人还有朱冼，一位学生物学的朋友。我们在书店的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后来忽然记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和朱冼才匆匆跑回家去。在那样的夜晚，从书店出来，马路上不用说是冷冷清清的。有时候等着我们的还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
我这种说法在那些不认识圣泉或者认识他而不深的人看来，一定是过分的夸张。圣泉生前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简朴，不善交际，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交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他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有写作的才能，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他却不愿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但这谦虚中自有他的骄傲。他不是“文豪”、“巨匠”，甚至他虽然真正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他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假定他已死去）。然而他并不白活，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有一些人得到他的好处。但是这一切和那喧嚣的尘世的荣誉怎么能联在一起呢？那些喜欢热闹，喜欢铺张，喜欢浮光的人自然不会了解他。
在我在生之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象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我说，谢谢巴老，我们还想开一个关于陆蠡的座谈会，如果方便的话到时能来参加。巴金说，好的好的。但几天后，巴金请秘书打来电话请假致歉，因有事不能参加陆蠡的座谈会了，并请转达对与会的各位老朋友的问候。看来他在天国里也是不能空闲下来。
不过，陆蠡生前的其他好友到会的很多。座谈会在天台山书画院的研讨厅举行，我们在邀请函中写明晚上２０时开始，我提前１５分钟到达会场，当打开电灯，发现他们已围着大桌，就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了，不知是如何进来的。他们是柯灵、朱洗、许杰、黄源、唐弢、吴朗西、刘西渭等，这些前辈的容貌我在各种图片资料或电影电视见过，也算是神交已久，虽然坐在我的面前时，他们的头发更加花白，或是脸上的皱纹更多些，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起图片上的人物都要精神许多。我上前与他们一一打过招呼，随后，前来参加座谈会的有关领导、文学界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听众也来到会场。我首先向大家介绍应邀出席会议的贵宾。

　　左溪：为纪念陆蠡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今天举办这个座谈会。真是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了这么多前辈参加。我先介绍一下各位嘉宾，按照年龄大小，第一位是朱洗（1900-1962）先生，是我们的台州老乡，临海人。朱冼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生物学家，他在科学理论上的突破主要有，一是两栖类动物杂交的细胞学研究；二是卵裂节奏的实验分析；三是从家蚕混精杂交中，有关不同品种的逾数精子可影响子代的遗传性；四是两栖类卵球受精机制的“三元论”。
　　许杰（1901-1993）先生，大家最熟悉，是我们天台人。他从1924年就开始发表小说，以天台为背景的《惨雾》等小说，使他成为乡土写实作家的代表。１９４９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顾问及上海鲁迅学会主席、上海写作学会会长。
　　吴朗西（１９０４－１９９２）先生，重庆人。他是陆蠡在上海时的朋友，1935年与巴金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经理。陆蠡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多年。１９４９后，历任文化生活出版社主任委员，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室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黄源（１９０５－２００３）先生，浙江海盐人，翻译家，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30年代曾任新生命书局编辑，1933年开始在茅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而誉满文坛。1938年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１９４９年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名誉主席等。
　　刘西渭（１９０６－１９８２）先生，现代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山西运城人。1921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始发表小说、剧本。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1931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回国，在中华教育基金会编辑委员会任职。193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是上海剧艺社以及苦干剧团的中坚。抗战胜利后，与郑振铎合编《文艺复兴》杂志，并参与筹建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后改名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1954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柯灵（1909-２０００）先生，浙江绍兴人。历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宣传主任，明星二厂秘书，《大美报》、《正言报》副刊、《万象》杂志、《周报》主编，文化部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所长，文汇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唐弢（1913-1992）先生，浙江镇海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40年代，与友人合作创办《周报》，后又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１９４９年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9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　　
下面请各位前辈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陆蠡。

　　大家起立鼓掌，向前辈们表示敬意。

　　柯灵：我先发个言，很高兴参加这个座谈会。陆蠡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我们应该记住他。抗战中我们失去了许多朋友，陆蠡先生是为很多人深深悼念的一位。生平如此敦厚，如此温静，结局又是如此不可究诘，想来真是使人惆怅，有如心里受着蛀蚀，而又无从搔摸。
　　在文人传统中有宁静澹远的一路，圣泉正是这一类。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户劳作，劳作所得，殷勤地献与世人。他决不“孤芳自赏”，或者“顾影自怜”。他是淳朴的，一个道地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终于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彼时彼地，如果真有所谓高贵的东西，我愿意举出圣泉的淳朴的性格为例。

　　柯灵的发言，一下子使大家回到了他们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沉浸在与陆蠡一起工作、生活的时光，那时，他们充满着热情与理想，而又是处在国难当头的时期……

　　吴朗西：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初创时期，陆蠡出力很多。他是我国“五四”以来有影响的散文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他除担任编辑外，还担任会计工作。“文革”前，我在清理图书时，还见过陆蠡记的账页，字码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在他１９４２年４月被捕前，他主编了《少年读物》月刊，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深受读者欢迎。抗战爆发后，我和巴金都离开上海去了内地，他一直在上海坚守。圣泉留在上海，我一直就担心他，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是太纯真，做人是一点都不会转弯的。我曾经几次写信给他说：“你还是到内地来吧，就是把书店丢了，也无所谓，因为人是很重要的，要有人才有事业。”不料，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后，他径自被敌人捕去，经过上海方面的友人多方营救都无结果，我总是不安心怕他有什么意外，因为我知道他是太戆直，他在友或敌的面前，都不会技巧地说一句假话，他的个性是死硬的，在任何强暴的前面是不会低头的。那毫无人性的敌人和他的走狗是难于放过他，而他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陆蠡失踪后，我曾想回上海参与营救，但未能成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为此事向国民党上海法院起诉，但毫无消息。我为痛失陆蠡这样的好友而悲痛万分。为了怀念他，我把１９４８年６月在南京出生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念圣（纪念陆圣泉）。（我的第一个儿子叫念鲁，出生于１９３６年，是为纪念同年逝世的鲁迅先生。）１９４７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改为股份公司登记时，我与巴金商定，我、巴金、陆蠡各占１／５股份，其余２／５为其他作家和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力的同仁，如朱冼、吴金堤、毕修勺、伍禅、杨挹清、靳以、茅盾等拥有。定期把抚恤金交给陆蠡的妹妹，赡养陆蠡的父亲和女儿陆莲英。

　　刘西渭：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即使坐在显目的地方，陆蠡也不会怎么样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远不会自动地坐到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开口。如若开口，可能有一半字句在一种木讷的习惯之下失去了应有的尺寸。这对于陆蠡不是损失。我们日常说话，大都是寒暄应酬占去最多的时间，真正的核心在一百句里面也许只是一句，有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字。陆蠡是一个诚悫的人，他有一句便只说一句，此外就让情感静静地等待一个机会和你在默契之中交流。
　　初次和他相遇，你会把他当做一家商店伙计，他不仅貌不出众，身体瘦小，而且右眼失明，虽说睁在那里，因为没有光，定定的，全部面容为之发暗，走了样，无形之中减低了普通社交场合仪表的感受。拙讷加上形貌的委琐，因而给人的印象，也就越发显得质木，仿佛记忆之中某些破烂的临街的门墙，假如我因此不屑于进去瞻仰，我会错过里面的画栋雕梁，净几明窗，秀山清水。他嗜好文学，书橱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数理有根基，对于音乐也有偏爱，假如你幸福，可以听他入神地一个人在弹奏钢琴。但是他没有精神上优异因而工作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积习。文化生活社的负责人陆续在抗战期间去了内地，他挑起那想不到的责任的重担，拣书，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杂差。好几次他亲自在新年里面给我送版税来，说些抱歉的话，似乎感谢的不应是我而是他。
　　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似乎没有响声的老实人，我喝了他的喜酒不到两个月，忽然朋友送信给我，文化生活社被抄，没收全部新旧《文学丛刊》，陆蠡在第二天亲自到巡捕房办交涉，大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四月十三日，从那天起他失踪了。多少人躲开，然而这个老实人由于责任观念，自投罗网。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莎士比亚曾经说：“因为勇敢要看机会。”

　　唐弢：他去投案的是租界巡捕房，随即被移解到日本宪兵队，此后便不知下落。多方营救，终属徒然，连人也见不到。忽而说在江湾，忽而说在芜湖，最后又说在南京。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受托把棉袍子付邮寄去，结果却退了回来，退件的理由是：查无此人。
是的，天地间从此就“查无此人”了。

　　朱洗：我和吴金堤先生是见过他的最后两个人。他于四月十三日下午进入拘留所，当夜九时我和吴金堤先生等去中央捕房六０三号房见到他一面，不久解入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虽与外界隔绝，但间接还能知道一点消息。这类消息自从同年七月廿一日便再没有了。别的爱国分子，只要未被杀害，都已出狱回家，惟有陆蠡仍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被日人杀害了吗？死于牢狱中吗？被解至远处，不得回家吗？都有可能。有一位北方朋友曾与陆蠡同住一间牢狱中，他脱险出来后自动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告诉我们陆蠡在狱中的情况，陆先生太硬性了，他宁死不屈，他的性命恐怕就牺牲在几句正气的预言上。

　　许杰：鲁迅说柔石有一股“台州式的硬气”，陆蠡也是，可能还更硬。我与陆蠡同是天台人，天台人的硬气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台州式的硬气”的，陆蠡是一个典型的天台人，除了硬气，还有忠诚善良，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不趋时媚俗，有一副热心肠，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

　　黄源：我是通过许天虹结识陆蠡的，我们几个要好朋友都亲呢地称他“阿陆”，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特别使我忘记不了的，是后来我在江湾安家立业，所谓安家就是建立小家庭，立业就是从事精神劳动，以译著为职业。这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在处理生活的困难上，我第一个求助于圣泉。只要我一跑进他的宿舍，叫一声阿陆，诉说了苦处，他立即应声而起，从来没有半点推却过，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似的…… 我的一生中，在个人私交方面，象圣泉这样的朋友，也是见得不多的。

　　大家的表情都有点凝重，他们为过早地失去陆蠡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惋惜。为了调节一下气氛，我感到要换个话题来谈谈。

　　左溪：陆蠡的硬气和璞玉一般的心灵，这是大家对他的普遍的评价。但陆蠡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作家，他的文笔清丽精美，质朴清新，幽静如一潭凝碧，被誉为“绝代散文家”。各位前辈读陆蠡的散文，是怎样一种感受？

　　朱洗：陆蠡的文学才能在小时候就已显露出来，他的尊大人柳川先生对我说过：“圣泉天资过人！他的国学基础是在幼年时代筑成的：他十一二岁时，已通时文，有人称为‘神童’。”

　　刘西渭：他的世界不像鲁迅的世界那样大，然而当他以一个渺小的心灵去爱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时候，他的敦厚本身摄来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
　　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是从生命里来的吧。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

　　黄源：我曾怀着深厚的追念之情，依次通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也读了他的至亲好友的沉痛纪念他的文章。我觉得在“知人”上，巴金的《怀陆圣泉》可为代表，他真正接触到陆蠡的“崇高的灵魂”，并且把它深刻而精确地刻划出来了。他的散文，最可贵之处，在于感情深沉、诚朴，把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受难的亲友、群众凝结在一起，如他自己所说：“故乡的山水如蛇啮于心萦回于我的记忆中”，而他的记忆离不开受难的人民。在读者眼前显现的是一幅可爱的山水间生活着的却是无数受难人民的图景。过去我们相交时，我只觉得他对朋友，当然不仅对我，“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通过他的散文，才看到他对乡土，对受难人民的深沉、诚朴的爱。基于这样爱乡爱人民，最后为了爱护祖国的尊严，伸张正义，不畏强暴地死于敌人的毒手，这是他心灵发展的必然，也是他“崇高的灵魂”的最高的体现。
说到他的心灵的发展，这三本散文集，正是心灵起伏发展的忠实记录。他写作的时代是抗战前前后后的八年，那是中国社会受敌人的侵略又是国内爱国势力和反动势力全面较量的时代，这不能不反映在宁静的散文作者身上。歌德曾说过：“在每首诗后应注明写作日期，这样就等于同时写了进度日记。这并不是小事，我多年来一直这样办，很知道它的好处。”陆蠡正是这样办的。在他三本集子里，特别在前后记里，都注明了写作日期，由此可以看出他心灵的起伏、思想的发展和感情的深化。这三本散文，因此也是他生命发展的里程碑。如《竹刀》，原名《溪山集》，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而这集子付印时，上海“八一三”战争己爆发，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的附记里说：“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仍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最后的《囚绿记》，都是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年春间写的。他说这集子是他的一些吞吐的内心的呼声。那时上海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下，“吞吐”的含意乃是抗战的意思，明白地说，这集子就是他的内心的抗战的呼声。首篇的《囚绿记》，还是以引绿影入室为乐，颇有诗意，但当时芦沟桥的炮声已响，室外已是不能再留连的烽烟四逼的旧都了，他不得不离京南返。像《池影》开首的自白：“我来这池塘边畔了。我是来作什么的？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磨折：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情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检，我暴露了我的弱点……。”他的这种心情的自白，我们在早期相处，确实没有听见过。其实这并不是弱点，“暴躁”、“易怒”等等是假象，本质是一个炽热的爱国心被压抑着无从发挥，变成“暴躁”、“易怒”的反常状态而出现。就在这有着一泓清水的池塘边畔，他也回忆起他的一个婶母偷偷在半夜投入它的怀抱的惨境。
我发现最体现“文如其人”的，是陆蠡的一篇短篇小说，题名《秋稼》。它发表在上海抗战后，《文学》、《文季》、《中流》、《译文》四个文学杂志停刊后合办而由茅盾、巴金主编的《烽火》抗战文艺刊物上，这虽不是散文体，我希望收在这文集中，因为这简直是他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鲁迅不是说过吗：“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秋稼》中的主人公“阿富”，是一个种田人，他也说，“他知道他自已是一个中国人。”他家耕种的田地，已成为战区，村里的男女老幼都逃避了，阿富把牛和家眷都寄托在别处，自家守在屋里。这固然是舍不得离开胼胝经营的家；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秋稻转眼成熟，这是他半年辛苦的结晶，他全家命脉所在，他是离不开土地的。后来，敌人的便衣来把他抓去，说给他每天二块钱，叫他供给情报。阿富没说话。他知道当前是个大难关，他知道他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亲祖宗及妻儿后代也还是中国人。现在坐在他前面的是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的叫做里通外国，这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代的。一个人能对不起祖宗后代吗？阿富心里这样想着，紧闭着口，不答应，他是抵死也不答应的。结果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

研讨厅里出现了暂时的静寂，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一个熟悉的调子：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
这曲调似乎打动了在座的各位客人，个个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有的用手在轻轻地打着拍子，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远处钟楼上的时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这时，灯光慢慢熄灭了，那歌声也由高变低，似乎飘向了窗外，慢慢地消失在夜空中。当我们重新打开灯时，客人们都走了，但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如何离开的。



[ 本帖最后由 闲云散人 于 2008-9-18 10:11 编辑 ]

闲云散人

将先人的纪念文章，编成如此的访谈，

新颖而可读。

abracadabra

“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复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

    每次读《秋稼》，这最后一句总是能唤起一种巨大的悲凉与愤怒。一声响后，无声处胜似有声，于文字中描绘场景，于场景中渲染纯粹的内心情感。这是陆蠡的力量。

一诺千金

比较有新意

宇鹰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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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山外山。: ?0 E5 Y0 w8 E- l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www.317200.net8 T: l; v, V1 R( b' g7 W; g6 _. b
今宵别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