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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控诉派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的巴金、靳以、缪崇群、陆蠡、丽尼的散文创作
http://www.bjwxg.cn转自巴金文学馆《陆蠡百年诞辰纪念》
作者：刘福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过二十年代一代文宗们的不懈努力，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新文学成熟的年代，丰收的年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高峰叠起，佳作如云。长篇小说，戏剧，诗歌的成就，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们的实力。散文创作，更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在重重的文化围剿之中，如春潮涌动，浪涛滚滚，一浪高过一浪。站在潮头的弄潮儿中，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人生的进取派，周作人为代表的人生冲淡派，以胡适为代表的人生的温良派，郁达夫为代表的人生放浪派，巴金为代表的人生的控诉派。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也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要在小说，戏曲诗歌之上。”这些流派，是后人根据作家当时的创作情形概括的，作家本人及其同志并未打出这样的旗号，但他们的创作有形无形之中，都被吸引到这些思想类属上去。
三四十年代，是巴金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形成了创作的高峰期，使巴金成为文坛上最活跃的，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许多代表作品都完成于这个时期，除大量长中短篇的小说创作，还写了大量的散文，与朋友编辑了多种文学期刊，创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化生活丛书，成了现代文坛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在巴金的影响下，他周围的一些朋友因性情相投，志趣一致，有意无意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无形中的散文流派——人生的控诉派。他们都热情为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讴歌，对于扼杀理想的黑暗势力与现实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歌颂爱——母爱，友谊，表现对美好大自然，对祖国的爱：“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1）“我要坚决拿起我的笔做武器，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坚决的呼声I aceuse(我控诉)！”（2）团结在巴金周围的这几位作家是靳以、缪崇群、陆蠡、丽尼，在三四十年代，他们都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坛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他们在生活道路上和思想认识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未能成为时代的最先进者，未能深刻而广阔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但他们并末被时代的浪潮磨掉个性，以自己纯真的人格，以自己的笔饱蘸着心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一角，反映出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哲理的探求的足迹。也正因其在思想上的局限，建国后几十年来，他们的散文创作一直受到冷遇，除巴金外，他们的名字都很少有人提起，只有巴金的散文中还记起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是几位不该受到冷遇，却一直末得到应有的重视的作家，但也因其在艺术上各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在现代文坛上以一个散文流派的力量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们几个人，相识相知于创作与编辑活动中，因志趣相投，都有改造社会追求理想人生的热望，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象都毫不客气地予以控诉。由于巴金的影响，受巴金人格的吸引，逐渐形成了以巴金为核心，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主要阵地的这样一个文学流派。三十年代初期形成雏形，到三十年代中期从巴金与吴朗西、丽尼等人发起并组织由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成立后，出版了他们各自的一系列散文集而渐趋成熟，在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得到进一步发展。随丽尼因环境所迫而搁笔，陆蠡的被害，缪崇群因贫病交加而去世，巴金、靳以的创作由激烈转为平和，至四十年代中期而逐渐消散，控诉派的使命也便终结了。
相识相识于编辑创作中
在他们几个人中，巴金最早与靳以相识，一九三一年，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二号上巴金的小说《爱的摧残》，靳以的小说《变》同时发表并被排在一起，一位成名作家与另一个初登文坛的大学生便有了以后长期共同编辑、主编杂志的因缘。
一九三三年，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为打破北方文学创作相对沉寂的现象，巴金到北平与友人共同筹备《文学季刊》的创刊。靳以在一九三三年暑假到北平的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一处房子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主要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是被检查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文换名刊出，给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最终只编了七期，便被国民党文化特务发觉而被迫停刊。以后，靳以到上海与巴金合编《文丛》，自觉地团结在鲁迅周围。一九三六年，靳以受赵家壁之邀，与巴金共同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主办的文学刊物 《文季月刊》。《文季月刊》遭禁后，又出版了《文丛》月刊，后又主编了《烽火小丛书》出版巴金的《控诉》、《感想》，靳以《我们的血》、《火花》，后又编《烽火文丛》，出版巴金的 《无题》，靳以的《遥远的城》。上海沦陷后，与巴金一同到了广州，并在炮火中带着《烽火》的纸型从广州逃到桂林出版，共同为抗战尽一份作家能尽的力量。在敌人无休止的轰炸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着，“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工作的愉快，捧出了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衷心地感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
靳以对待工作非常投入，富有热请并认真负责，始终保持进步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时抬头看他，总觉得他昂着头向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前进。”靳以与巴金友谊最深，相处时间最长，从三一年到五九年。在靳以去世以后，巴金先后写了《他明明还活着》、《哭靳以》、《靳以逝世二十周年》等文章，表示他的怀念之情。对同一个人写多篇怀念文章，在巴金的作品中除了怀念鲁迅之外，靳以是唯一的一个，足见他们两人友情的深厚。
巴金与缪崇群的友谊的开始也与编辑创作有关。1931年巴金在南京访问一个朋友的时候与缪崇群相遇并相识。“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我们各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读过你的文章你也读过我的文章，在我等候左兄的两个钟点里面，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半钟头。这不是普通的寒喧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像是相识数十年的老友”（1）。当时缪正参加《文艺月刊》的编辑工作，因了缪的关系，巴金做了这本杂志的长期撰稿人。曾因巴金的文章《我的眼泪》的发表与杂志社负责人发生激烈争执，并终将作品发表出来，后来缪因别的事离开杂志社，但与巴金的友与写对巴金的关心始终没停止。巴金到北平去看缪，得到患病的缪崇群夫妇的悉心照料，与崇群抵足而眠，这对新婚夫妇拖着病躯，陪伴巴金游玩，极尽地主之宜。分别后，仍通信不断，几年后崇群写信给巴金报告同病相怜的妻子的死讯。怀着丧妻之痛的缪崇群仍不忘对巴金的关心。抗战时在逃亡桂林、重庆时与巴金、靳以有过短暂的相聚，为宣传抗战而并肩战斗过，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静悄悄地病逝于医院。巴金对缪怀着深深的敬意，在怀念文章中写道:“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把朋友看作自己一部分，而且是最好的一部分，足见失去朋友的沉痛，巴金如此评价过的朋友也是有限的。
巴金与陆蠡相识于1933年的巴金泉州之行，当时巴金应朋友之邀，曾三次去泉州。当时他正处于理想的失落与现实的苦闷之中，他的革命理想 (无政府主义运动)己经退潮、分化。巴金既不愿与蜕化者为伍，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只好用创作来抒发胸中的郁闷。巴金的三次泉州之行，缘于泉州的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这是一批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把这两所中学办成了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实验基地，朋友们在闽南小城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实践着改造社会的理想，而巴金却认为自己在写作中消耗自己的生命。他虽不能与朋友一起行动，却十分感佩他们的奉献精神，并与其中的部分教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陆蠡和丽尼。
陆蠡1931年应邀到泉州平民中学任理化教员，他性格内向而忧郁，与巴金相近，这使他们能更多地找到共同语言而成为好朋友。1935年巴金与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作为不拿报酬的总编辑，只想为文化事业尽份力，不以赚钱为目的，这使巴金找到了一份可以献身的事业。后来陆蠡、丽尼的加入，更给出版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陆蠡的第一本散文集《海星》，第二本散文集《竹刀》，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都先后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抗战期间，陆蠡为了出版社的事务，困守孤岛上海，还创办了综合性半月刊《少年读物》，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创作了散文集《囚绿记》中的大部分篇章，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1942年，当出版社受到日寇搜查后，为了出版社的利益去与日本侵略军交涉，去和禽兽讲道理，因不屈而被残酷杀害。“象圣泉那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当之无愧。”
丽尼与巴金的交往始于泉州黎明高中，当时丽尼任英文教师，一位女学生爱上了他，但家里却命她与有钱的绅士结婚，丽尼也受到校方与女方家长的重压而被迫离开学校，女友在绝望中憔悴死去，丽尼带着爱情的创伤被迫离开福建。这场爱情悲剧，便是巴金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的生活素材之一。1934年经巴金推荐，开始在《文学季刊》《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并为大众出版社编辑《小说》月刊，1935年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编辑，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等散文集子，作品虽不多，却在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探索上，卓有建树，是一位具有鲜明特色的散文家。由于生活所迫，抗战期间，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环境的压抑，影响了作者才华的发挥，逐渐就疏远了文坛，但从未失去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尽自己可能保护进步的知识分子。“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的话语曾给过巴金极大的鼓舞。
三十年代初，巴金正处在人生最矛盾而痛苦的阶段，渴望参加革命斗争，用实际行动摧毁他所憎恶的旧制度，然而他所崇尚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式和道路，在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又无能为力。他的同志们又纷纷转向，或进步或卖身投靠，少数坚持者最终退到乡村，从事乡村教育。对巴金来说，献身的事业本来就是模糊虚幻的，现实又证明是行不通的。对信仰的执着与倔强的个性，使他不会同任何政党合作，去寻求一条新的“革命”之路。而周围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又紧紧压迫着他。他无法沉默，不得不拿起笔作武器。“为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为了发散我的热情，渲泄我的悲愤，因为我不能够做别的有用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作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满腔的革命**化作写作热情，这是巴金一种无奈的选择，选择中充满了痛苦与自责。这是巴金创作最丰富、最成功的阶段。
巴金早期的散文创作，几乎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再现，随视野的扩大，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的深入，发现社会现实不过是“家”的扩大，他的眼光开始逐渐走出个人生活的天地，把视线投向社会的下层，广泛地描绘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的不幸、不平与反抗，笔锋指向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控诉封建专制制造人间悲剧的罪恶。由于巴金思想性格的局限，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成为青年一代的导师，但他却做了青年的知心朋友，他和青年们一起呐喊、呼号，探索、追求，分享他们的痛苦与煎熬，用心灵与读者交流，给他们一点温暖与勇气。
靳以早期作品中也充满了忧郁与愤懑，是由个人性格，也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然。靳以三十年代的散文有《猫与短简》、《渡家》等，作品中充满了对光明的渴望，他也有自己的理想，同巴金一样，找不到自己所要献身的事业，便把青春的热情与热血，对现实的批判与控诉都付诸笔下，也常为自己的软弱而痛苦，“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也应该奋不顾身的扑向火焰!可是我没有那样做，好象被什么陷住了，只是迟缓地迂回地走着自己的道路”(3)。他的笔触也不象巴金那样过多地专注于个人的痛苦与悲哀的倾诉，他直接沉人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与普通的下层人民一起挣扎、叹息，向着并不明朗的光明前景奔跑，他的散文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充溢着忧郁与悲哀。面对着人间种种不幸，作者虽然心怀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怎么会使他的笔调不充满忧郁与悲哀。即使在忧郁与悲哀的重压下，作者流露出的并不是绝望的哀鸣，而能从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冬晚》里，作者出于同情，不愿坐一位十四、五岁的小车夫的车，想给他点钱打发他走，但他却生气地掉头而去：“凭什么要你的钱，我要卖力气才赚钱的。”掷地有声的话，表现了这些小人物虽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但并没失去劳动者的尊严。在《鸟和树》中，作者以热情的笔触赞美了各种各样的鸟以及动听的鸟鸣，又愤慨地揭露了人类残害鸟，鸟怕人类，见了人类就飞的残酷事实，并情愿是一棵树，为小鸟的幸福肩负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表现了作者关心、同情弱小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以深厚而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想把人间所有的不幸兜在自己的怀里，他当然不可能做到，于是他叹息，他失望，他忧郁，他控诉。
缪崇群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方面。由于家庭环境的不如意，身体的多病，早期的散文充溢着沉郁与感伤的基调，表现了对腐败现实的极端不满，也交织着对人生的探求与看不到光明的愁怅与忧郁。随着阅历的加深，他的创作突破了个人生活的小天地，把笔触伸向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朴素婉约的叙述、独特而精辟的议论，抒发作者心头的情愫与感想。
陆蠡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与翻译上，只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代表着作者创作的三个时期。
在《海星》中，年轻而敏感的陆蠡，以其稚朴的童心，感受着身边的一切。他的心是热情的，也是优郁的;是乐观的，也是悲哀的。这种对立统一的心态，是当时社会生活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
《竹刀》尽管仍然依恋于故乡的山水人情，但他的观察点与侧重点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展示对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时时在死亡威胁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同情与反抗的崇敬，而对盘踞在劳动人民头上，敲骨吸髓的反动官僚及不法商贾则报以切齿的痛恨，这表明陆蠡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更迫近的认识。他有直面人生的勇气，他向往和赞颂美与善，但决不回避和掩饰丑与恶，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同巴金同样真纯的品格。
丽尼的散文创作时间较短，数量也不多，但他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探索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散文集有《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丽尼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题材比较狭窄单一，多用低回忧郁的笔调抒发个人情感中细腻而缠绵的感受与迷惘而痛苦的心情。幼年女友的病逝，纯真爱情的失落，人世漂泊的疲惫，痛苦中的挣扎，表现了丽尼多情而敏感的性格。虽然也有正义的呼喊，理想的企求，有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但过份沉郁感伤仍是其感情的基调。
在清理自己几年来的心态后，他认为“个人的眼泪与向着空虚的愤恨是应该结束了”。他暂时放下了笔，经过两年的思考与探索之后，思想、艺术为之一变。在《鹰之歌》、《白夜》中，作者笔下流露的不再是个人遭遇的苦闷与哀愁，“他触着了这黑暗中蠕动着的人们的灵魂，从忧郁的、阴暗的宇宙中，透露着这悲苦的时代底受难者们的足音，而且隐示着对黎明之期待和颂赞”。“作者个人的悲哀转换到残酷现实的呼吁。他的眼泪不是个人的眼泪，而是为了祖国而流泪”，（4）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抒写了时代的悲苦和惨景，描画着普通人的困顿悲怆和愤怒抗争，倾吐自己感时忧民的痛切心声，并显示着解剖自己灵魂的勇敢精神。《红夜》里对着日寇进攻的炮火，发出了“没有抵抗，我已经没有祖国”的低吼，面对着这个“人吃人的世界!不让人活的世界”发出了愤怒的控诉之声。
抗战的爆发，使巴金真正从个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受难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一扫沉郁之气，代之以高昂的抗战**和必胜的信念。作品加强了对日本侵略者屠杀无辜百姓、轰炸城市的罪恶的控诉。巴金随着逃难的人流在上海、广州、昆明、桂林，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愤怒的笔触控诉了日军的罪行，并对抗战的胜利怀着必胜的信心。在《怀念》中，表现了对抗战中牺牲、去世的几位亲友的怀念，控诉日寇的罪行，也控诉了后方官僚统治的腐朽与黑暗。
抗战同样使靳以流离失所，也使他一扫沉郁之气，变得慷慨激昂，“我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希望在这土地上能生出一朵花，一朵自由的花”(5)。在大后方，靳以看够了附炎趋势的丑类，见惯了官府的巧取豪夺，见多了大喊抗战却大发国难财的官僚。大后方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对丑类进行揭露与控诉的愿望，使他变换笔调，没有了忧郁，却以隐晦曲折的手法进行控诉，构思并写作了《人世百图》。“一心一意想描画人的嘴脸，不提防却写了许多禽兽”，可见其愤怒之深。那些熊、苍蝇、官人、魔鬼、大神、狗等，无不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对应者，写的虽是禽兽，寄托的是作者的憎恶与控诉。
抗战全面爆发后，缪崇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开始关注民族与民众的命运。《废墟集》、《夏虫集》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罪行，体现了人民对抗战的信念与意志。从《血印》、《天样的仇恨》《默念》中，更可以听到在敌机轰炸后的废墟中有多少含泪的呼喊和带血的控诉。他写了将军、官僚、教授、诗人、小公务员、帮佣、三教九流，丰富多彩。他由自己多年观察所得，运用生动的细节、人物的特征及各种现象之间的对比来写人。看过《人间百相》的人就忘不了那位长长的脸像“硬生生地装了一封套”的厅长，他一训人，脸就更长，他骂下属躲敌机轰炸是“零乱散漫”，而自己却抢先疏散到城外风景区，还安排吸足了油的小汽车停在他办公室前，以便随时逃命。他翻车后同事之间交换的一个会心的微笑，就在不言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用“神聊”式的第一人称来行文，娓娓道来，平易亲切，犹如谈家常，讲故事，在叙事风格与语言运用上与巴金非常接近。
“八一三”抗战，陆蠡经历了炮火的洗礼，目睹了租界难民的凄苦悲惨，听到日本鬼子的兽性暴行，他深感民族危亡的威胁，回顾自己过去所写的文字，离神圣的抗战的要求太远，更没给苦难的民众以鼓励与慰藉，因而深感惭愧和懊恼，在自责与反思中，他将笔触伸向正在饱受战祸之苦的人民，向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发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写下了《囚绿记》。
《囚绿记》中，有感于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气焰的嚣张，借长春藤坚强不屈地向着生命之光而奋斗的精神来象征中华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浩然正气。《覆巢》则是写江南一户农民因反抗日本鬼子的兽行而全家惨遭杀害，家园被焚的故事，隐含着这样的结论：面对外敌的入侵，除了自强，除了反抗还会有别的出路吗?《秋稼》则表现了两个普通农民，热爱故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宁死不为其做事，表现了应有的民族气节，控诉了日寇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残暴罪行。在这平凡而又崇高的两个普通农民身上，可以看到陆蠡后来面对日寇的屠刀，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的思想基础，他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座光辉的纪念碑。
抗战爆发后，丽尼在举家糊口无计的困厄中，在国民党军训部军学编辑处谋得一职，从事英文翻译，环境的压抑，并没有完全扼杀他心灵深处对光明的追求，他仍然写了几篇控诉日寇，歌颂抗战的散文。在桂林，巴金向他约稿，想给他编第四本散文集，他高兴地表示要改出来给巴金，但遇上日寇飞机轰炸，炸毁了丽尼的行李，也炸毁了他呕心沥血、表现他不屈于命运的散文原稿，只留下一篇已交给巴金的《江南的记忆》，这篇作品竟成了丽尼散文创作的绝唱。但从这一篇作品中，也足可洞见丽尼炽热的爱国**，他抒写面对满目疮痍的沦亡国土的悲愤和仇恨，引吭高歌人民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的不屈的斗争，从心底里迸出“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呐喊，喊出了作者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这五位作家实践着巴金“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主张，并形成了热情、真诚、质朴、自然、感情浓烈的风格。但由于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各异，思想性格、理想志趣的不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心态及创作技巧的选择。从而在相近的风格之下，每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展示。
巴金幼年失去母爱，使他感到悲哀与孤独，父亲的去世更增添了他的沉重与空虚，青年时代理想的幻灭，使他形成了内向忧郁的性格;不善言辞的他，便把爱与恨，把对一切不合理社会制度和现象的控诉，倾注于笔端。他的散文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写作与人生的一致，“把心交给读者”，是他沉甸甸的人生写照和内心解剖。一切都源自内心，没有丝毫的炫耀与卖弄。侧重于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挚而自然，善于把真情实感熔铸于记事、写景和写人之中，使通篇闪耀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显得热情洋溢，酣畅淋漓。常是以浓烈的感情结构文章，而对技巧考虑的较少。靳以在母爱温馨的羽翼下长大，走向社会后，冷酷的社会现实使他难以适应，使他变得忧郁而愤懑，在作品中流露出挚烈的情感与鲜明的爱憎。他与巴金认识时间最早，交往时间最长，受影响最大，因此相同之处更多一些。其不同表现在：他写人，善于抓住人物在生活与劳动中富有特征的动作来进行动态描写，常常通过一些不令人注目的细节刻画人物间的关系，从而情意绵绵，感人至深。他笔下绝少对静物山水的描画，他写景是为写人，从而使景带上了浓郁的人的色彩。
缪崇群因父母关系的不融洽，生活环境沉重而压抑，造成他多愁善感的性格;疾病的折磨，使他敏感而多思，创作中更注重用平实而精细的笔触抒发真挚纯朴的感情。
缪崇群的散文在叙述风格与语言运用上与巴金最为接近，平实、质朴、亲切，娓娓如贴心的诉说，坦荡地向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但缪崇群的散文却比巴金多了一份婉约，他不象巴金那样直接抒情，酣畅淋漓，而是把自己感伤的情绪渗透在精密生动的描述中。尽管两人都擅长用第一人称娓娓的诉说，但缪崇群比巴金在语言上多一分庄谐自如，与平易散淡。在刻划人物上善于通过各种生动的细节人物的特征和各种现象的对比来写，作者很少加以分析与品评，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巴金的散文也有借物抒情，融景人情的意境，他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描摹中去，缪崇群更喜欢选择有生命的动植物，赋予丰富的情感与生命，巴金笔下的景物，象征成分多一些，缪崇群则是更多地赋予人生哲理的韵味，隐含着深沉的感情。
陆蠡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聪敏好学博识，有“神童”之誉，比其他四人更多一些诗人的气质与才气，对自然环境、社会、人生更多一些独特的感受，从而形成他真挚纯净而诗意浓幽，章法曲折而布局巧妙的特点。
“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玉一般的心灵”。（6）在内向的性格与真诚的人格上陆蠡与巴金非常接近。在他们的散文中，不仅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所做所为，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且对自己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心灵深处的隐私都毫不掩饰地予以展示，以自己的心灵拥抱题材。只是巴金是直接的倾诉，而陆蠡更注重情感的节制，通过诗意的联想、诗情的渗透，创造出幽美的诗意。在布局谋篇上，曲折多变，文理自然，追求没有结构的结构，没有章法的章法，篇幅短小，格局小巧。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选材虽小，内涵却大，自有一种以小见大的艺术境界。在看似”散”的结构中见出秩序与整齐，一如陆蠡的为人，一丝不苟。
丽尼从小就离开家过着漂泊的凄苦生活，使他幼小的心灵过早地遭到痛苦的折磨，蒙受情爱的创伤。生活虽然对他无情却也启迪了他的良知，激发着他的情爱，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对这个世界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尽管满腹哀伤，但他仍在呼号、挣扎，他要撕破黑暗的面罩，反抗神权求得自己生存的权利，对封建专制的旧制度进行强烈的控诉与抨击。丽尼的散文“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的不单是“真切的见闻、感想”，有更多的自身的经历。没有一点虚言假语，更不是无病呻吟。作品中展示心灵，吐述哀伤，控诉黑暗，企求黎明的真情实意，正与巴金主张的”把心交给读者”相通。
丽尼为人多情善感，敏感而多思，善于把握客观事物中的令人动情之处，挖掘事物本身的美的特质。他的散文大多篇幅短小而精致，注重意境的创造，情感缠绵纤细，把复杂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叙事与写人当中，笔调委婉，文笔清丽。缠绵处如洞箫低吟，激昂处如黄钟大吕，无不出于自然而诗意盎然。
综上所述，人生控诉派大抵经过了“小我”的哀怨，“大我”的愤懑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而同中有异的特色，又奠定了他们作为个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注释:
（1）巴金《(控诉)前记》，《巴金全集》第12卷第5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2）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序》《巴金全集》第5卷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3）靳以《(靳以小说散文集)前记》第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4）宗珏《鹰之歌》《国闻周报》14卷31期，1937年8月9日
(5) 靳以《靳以散文选集·我们的血》第6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6) 巴金《怀念集·怀圣泉》《巴金全集》第13卷第5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4-17 22: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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