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昙花永现陆圣泉

天台子

文章作者：陈梦熊 董德兴
      1945年9月15日的《周报》上登载了署名为索非的文章，题目是《不见的人》，文章一开头就让人读得揪心：“唉，可怜！可怜！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地不见了。怎么样不见的？不是轰炸，不是饥饿，也不是水火，是在自以为平安的状态中不见的。上海‘一二八’的三个月之后的一天的下午，这个可怜的人被迫着不见了。这是一个文学者，他负责着一个小型的书店，书店在那时候是厄运临头，抄的抄，封的封，一时激起了很大的变动，文化事业被认为‘事变’的导火线，文化事业的负责人就是‘事变’的‘责任者’。”最后作者写道：“……如今世界和平了，靠武器生活的人也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了，然而，我们的朋友，这个可怜的人却始终不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这个永远不再看得见的可怜的人的名字是陆蠡，他的译著有：罗亭（译文丛书）；格拉齐拉（文化生活丛书）；海星，竹刀，囚绿记（文学丛刊）。”

神童陆蠡

陆蠡，原名陆考源，字圣泉，曾用化名耳白，笔名：陆敏、卢蠡、大角、梦悟等。1908年5月16日他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西乡平镇岩头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陆宗兰，字贤馨，号江秀，学名柳川，毕业于师范学堂和造船学府，受维新洗礼，这使陆蠡在少年时代就有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天资过人，四岁随姐姐上学，十一、二岁已通时文，有“神童”之称。他真是个“神童”吗？五岁那年，他况独自一个人跑到理发店剃头。他一进理发店，忽见剃头师傅是个瘌子，心里不免嘀咕。他在外等着的时候，就用地上的一根树技写了一行字：“瘌子难道好剃我的头？”剃头师傅见了不但没生气，反侧觉得好奇：这小小娃儿如何能写字？这时，正好他父亲路过这里，一见地上的字，赶忙用脚擦去，把他拖回家去，好生教育了一通。

那年元宵节，他还要姐姐背着他去看灯会，来到祠堂大门口，他竟然对着祠堂大门上高悬着的牌匾，高声朗读出来。令一旁的大人们听了啧啧称奇：这小娃娃大概从娘肚里出来便识字了吧。

四岁时，他吵着要跟姐姐上私塾读书，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征得老师同意，让他跟随姐姐到学校。因为他不是正式学生，只好站在一旁听课。虽然站着，他也不累，听课听得比别人都认真。几天以后，老师让学生背课文，坐着的学生竟然没有一个能背得上来，老师正想光火发话，小陆蠡却小手一举，说：“先生，我会背。”

老师一看这小不点站着没坐着高，将信将疑地说：你试试看。小陆蠡小脑袋一晃，抖擞精神，叽哩哇啦，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叫老师、学生们听了大吃了一惊，不由地刮目相看，老师也马上收他为正式的学生。

那一天，县太爷到他所读的文溪学堂巡视。校长陪县太爷在操场上边走边谈，校长指着正在操场上逗蟋蟀的小陆蠡，称这是本校最好的学生，县太爷一看疑为顽童，便命人找来一本古书让他读，小陆蠡欣然领命，一路朗朗上口地读个不停。县太爷惊呼：“神！神！”接着便以《元宵佳节》命题，让小陆蠡作文，小陆蠡不假思索，挥笔畅书，一篇佳宵佳文转眼间一挥而就，结尾处却借题发挥：“时乎！时乎！时不再来，安有明年洪宪之佳宵？”矛头直指当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丑行。县太爷又惊呼起来：“神！神！真乃神童也！”回过神后，从身边掏出24块银元作为奖励。

    神童获县太爷大奖，本该忘乎所以，他却把银元如数交给校长，让他为学校做书橱。令全校师生大为敬仰。这时，他才８岁，是真正的神童了。

     十三岁他负笈省城，入杭州蕙兰中学补习英语，1921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在那里他又获得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富有国文教学经验的教师有顾敦 柔、朱克勤、臧承宣等。先后在之江大学大学部就读的有林汉达、陆高谊、金仲华等人，与他同班同学的有许天虹、吴金堤、吴朗西、汤独新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上海文坛骁将，成为文教、出版、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当时，他们“对文学、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极有兴趣，常在散课之后，同坐江边石上，一边吃花生米，一边畅谈着日月的盈仄，，江湖的起因。有时往图书馆借一些‘科学入门’的书籍，每天晚上在宿舍便同证几何题。假日则游山玩水，虎跑、九溪十八涧、五云山、云栖……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就在这段时间里，陆蠡已经初现他的文学创作的才华。1924年尽管他入之江大学机械系就读，但“他顶热心的是读西洋文学名著，暇时又读天文学，夜晚看星座，他又花了许多功夫，搜集了很多中国古时星宿的名称，和西方星座的名称对照，画了几张有趣的星座图。所以，圣泉不仅对文艺有丰美的天赋，写过  永的散文，他对自然科学也有广博的修养。他翻读得最多的是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一本天文学大书，还有《鲁宾荪漂流记》《希腊神话》，法国拉封丹纳的《寓言诗》。读书工作之暇，他还常常写画弹琴，作为消遣。”然而他没有毕业，就悄然离开了之江大学，原来“当时他与汤独新同学住在一个寝室内，因为天气太冷，他们在房间里生火，把地板烧焦了被学监发现叫他去问，他完全承认是他一个人干的。到了第二学期，我们没有看见他到学校里来，才知道他是因为承认一个人把地板烧坏而被迫退学的。”

     1927年9月，陆蠡来到上海，进入了上海“劳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在上海江湾成立，是由“立达学园”的创办人沈仲九、匡互生等创办的。陆蠡与吴金堤一起进入了该校的机械工程系就读。该校半工半读，不收学费，且供膳宿，每年还发一套制服，是国民党政府在接受比利时社会党政府的庚子赔款的退款后,按照比利时劳动大学的体制设置的一所高等学校.黄河清（黄源）曾在此校编译馆工作。鲁迅曾应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前往讲演，即由黄源担任记录。许茂勋的胞妹许粤华（雨田）也在土木系就读。后来，他们都成为从事文学、出版工作的同道和挚友。

陆蠡在劳大毕业后，失业在家。1931年秋天，他应邀到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理化教员。校内同事有之江同学吴朗西（文林）、散文家兼翻译家丽尼（郭安仁）和诸侯（陈瑜清）诸君。他与挚友巴金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陆蠡一向喜欢科学与文艺，在这些勤于著译的同事带动下，他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创作和翻译。第一本散文集《海星》的大部分，就在这所学校里写出来的。处女作《海星》，写于1933年8月。后来，他以此篇名取作集名，颇有纪念的意义。他还译出意大利。作家科拉的小说《赫森的前程》，发表于1934年12月出版的《文学季刊》上。至于他的教学情况和为人，学生单复、李朝琮均写有回忆文章，称赞道：“他教书认真，处事严谨，待人真诚，平素少言说，多实干，教育主张身教，潜推默移，人格感化，不赞成言教，他自己常感到未曾学到一门生产技能，以贩卖知识，弄笔头过生活，引为遗憾。”据最近搜集到的他写给李朝琮的十二封未刊遗札可以看出，在他离开泉州，进入上海出版界后，仍然以通信的方式，为当年的学生修改英文作业，解答几何习题，并且购寄《范氏大代数问题详解》等书籍。他还说：“我望能有一天再来和你们一起过生活，这不是空话，只要这边有人负责，便可以做到的。”可见他是多么留恋这段难忘的教学生活呀！

陆蠡在上海文坛可谓是“坛花一现。”对一个文化人来说，他太年轻了，他还在“神童”的传说中，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在巡捕房中永远地消失了。

君子三变

    孔子的学生子夏称其师谓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严然；郎之也温；听其音也厉。

陆蠡给人的印象的确也有君子三变之感。虽然，陆蠡一时失踪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那时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还是“神童”，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朋友如巴金、吴朗西、汤独新、陈瑜清、黄源等等对他的深切的回忆中看到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音容笑貌。

数年后，许天虹（粤华）在《期待着你回来》的文章中，又把这位神童写活了：虽然，我们曾吵过嘴，一想到你，你就仿佛如坐在一间工作室里了，你正伏在写字台上，在描画精细的天文图，在设计《少年读物》的图画部分，或在写稿，一个个细秀的字体从略显粗短的手底出现。你对自然科学有广博的修养，对文艺有丰美的天赋，你的手可以锻铁，会打开别人无法开户的瓶子，而同是一双手，又善画画并弹奏钢琴。你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好教师，一个诗人，有时又是一个会计或事务员……虽然，他已是大人，却还是神童模样，神童自己有神童的脾气。

有一回，一个朋友并无恶意在向他谈起了有关陆蠡的另一个女朋友C君恋爱轶事，陆蠡听后大为不平，气得脸色陡变，急切地为朋友辩护：“这些都是无耻的恶意诽谤，你们根本不了解C君，如果再要说这种话，那就不是C君的朋友，我也要和你绝交！”

当时陆蠡是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最得力的助手。然而，他们的第一次相识却是在泉州平民中学。那时陆蠡在平民中学任教。巴金则是去看望朋友的。1946年1月巴金在《怀陆圣泉》一文中说：“我和圣泉相识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见到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就是这样一个陌生的人，以后成了巴金的挚友和助手。对于陆蠡，巴金由衷的赞扬道：“在我活着的四十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象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1940年7月，巴金在出版了《秋》以后，便坐轮船去昆明，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同陆蠡一起送巴金到金利源码头，巴金回忆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李尧林）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黄源得到陆蠡的帮助可谓不小。他说：“特别使我忘记不了的，是后来我在江湾安家立业，所谓安家就是建立小家庭，立业就是从事精神劳动，以译著为职业。这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在处理生活的困难上，我第一个求助于圣泉。只要我一跑进他的宿舍，叫一声阿陆，诉说了苦处，他立即应声而起，从来没有半点推却过，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似的…… 我的一生中，在个人私交方面，象圣泉这样的朋友，也是见得不多的。”

茅盾的表弟，陆蠡的同学陈瑜清也得到了陆蠡的热情的帮助。他说：“他总是牺牲着自己大量的助人，我是受他恩惠最多的一个人：在泉州，他扶持过我的小侄女；在南翔，他含着泪帮我料理我的小侄子的殡殓，我的一家人可以说都受到他的爱护的；他从不希望我有所报答……”

汤独新是陆蠡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汤独新与他伯父的女佣春雨相爱，却受到了伯父的反对，陆蠡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们以帮助，而且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汤独新和春雨对陆蠡真是感激涕零，无言以报，汤独新在信中说：“只有你是伟大的……很可颂仰的伟大。”“你可说是我唯一想象中的伟大”，“我委实没有字可以歌颂你了。”

    他年少气盛。那时正值抗战时期，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政治，但是，他对日寇充满了仇恨。在他用文人的一支笔在战斗着所编写的书中，不少就是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他编写的一本细菌的科普读物，直接了当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想用细菌武器来吓唬中国人是办不到的，他明确指出细菌武器并不可怕，不是不能预防的。他还调动自己的乡村生活，写了二篇抗战小说。因此，当他有一天晚上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忽见四个人在书店里打牌，他的气便不打一处来，一扬手把他的牌桌掀翻了。大家怒目向视，却见他纯真如稚童，那一片诚实之心，溢于言表，也就原谅他了。

文坛新秀

     在陆蠡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陆蠡从“神童”脱变而为文坛新秀，他是要付出多少艰巨的努力啊。陆蠡在平民中学时，曾与吴朗西、伍禅、陈瑜清、吴世民、黄金瑞、陈虹等一起创办了泉州语文学社，后因其他少数同事的误会、歧视，引起一部分同学的盲从，闹风潮，因而离开泉州。1934年来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仍当数理化科和教师。一年后，因吴朗西和巴金 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便辞去立达教职，入该社当编辑。1938年，应老友朱冼邀请，至浙江临海任回浦中学教师，翌年仍回上海该社工作。自1935年进入该社以来，他的文学生涯出现了新的面貌。他与巴金、丽尼、许天虹的交往也更密切，这对他的写作、翻译有着显著的促进和提高。他的著译几乎都由该社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星》出版于1936年8月，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第二本散文集《竹刀》出版于1938年3月，编入“文学丛刊”第五集。第三本散文集《 囚绿记》出版于1940年8月，编入“文学丛刊”第六集，他的翻译第一种《葛莱齐拉》（拉玛丁著）出版于1936年4月，收入“文化生活丛刊”。第二种《罗亭》（屠格涅夫著），出版于1936年12月，收入“译文丛书”。第三种《烟》（屠格涅夫著），出版于1940年7月，亦收入“译文丛书”。就是他主编的《少年读物》和《少年读物小丛书》，也由该社出版。

刊于《烽火》上的两篇小说：《覆巢》和《秋稼》是陆蠡写的唯有的小说，这两篇小说都是抗战题材，与他的名篇《囚绿记》、《池影》相比，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表达的主题上，是跨出了一大步。它们不仅反映了日寇蹂躏下民众的苦难，激发国人对日本鬼子的同仇敌忾，还成为控诉日寇侵华暴行的纪实文字。在早期的抗战文学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陆蠡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他的散文朴实无华，温藉深沉。作品中映现出浙东山区的草木虫鸟，风土习俗，一草一木总关情。散文里也有着作家的寂寞深思的身影。它咒诅、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愚昧，也隐喻、赞美民族危亡关头的浩然正气。虽然由于作家的视野比较狭窄，心胸不太开阔，加上思想和气质上的弱点，早期作品往往散发出悠扬哀怨的笛音，流露出孤独和迷惘的憧憬。而他的后期作品的基调有所变更，作家的脚步也随着时代前进，用手中的一支笔向日寇宣战。他的作品给我们的感受是：“渴望着更有生命，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和鼓舞。在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力量是以夺目的光彩和独特的风格著称的。

宁死不屈

陆蠡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既当编辑，又做校对、会计、跑腿……。除了社内的事认真在干，对作者、读者、朋友或学生相托的事，也是热情负责地去做，从不推诿。上海沦为“孤岛”以后，他与巴金都去过内地。为了社内的业务，重返上海，成为该社的负责人。吴朗西知道他不善于应变，颇为担忧，屡次写信要他去内地。且说即使书店丢掉了，也无所谓。但他不听，仍然坚持岗位。他不仅要管上海的业务，还兼顾内地和解放区发货。在战乱中，邮递不便，信息失灵，使他焦急万分。他的个人生活也是十分不幸的。他的妻子余小梅，原来是他的表姊，久居天台乡间，是位善良的女子。1932年陆蠡在泉州教书时， 父母之，回乡与其结婚，生下一个女孩，陆莲英，待到余女士患产褥热不幸逝世，他痛不欲生。他抑制不住对爱妻的怀念和思绪，在一本《文艺日记》上，写下长达几十页的手记，满纸哀怨，缅怀不已。直到1942年，才与数学教师张宛若女士相识、恋爱、结婚。

正当他还处在新婚蜜月之中，却大祸临头。日本宪兵突然查抄了文生社，并找负责人。他恰巧不在社内，结果将存书全部抄走。待他回来听说后，觉得自己是上海方面的负责人，不能连累别人。况且被抄的书籍大都出版于卢沟桥事变以前，即使以后出版的涉及一些中日关系，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于是在四月十三日他去租界中央捕房交涉，随即被关进挽留所。当夜九时好友朱冼、吴金堤等去中央捕房，在六O三号房见了一面，不久解入虹口日本宪兵队挽留所。此时外界还能间接知道一点消息，到七月二十一日这类消息再也没有了，所以文生社同人将这一天作为陆蠡逝世纪念日。这期间或说在江湾，或说被囚于芜湖，最后又说被关在南京。天气转冷，当时在邮局工作的唐  ，受托把棉袍付邮，结果退了回来：查无此人。大约在七月二十三日，有位曾与陆蠡同住一间牢房的北方朋友，脱险出来，主动到文生社说：陆先生太硬性了！他宁死不屈。在审问时，日本人问他：南京政府好，还是重庆政府好？他答：“重庆政府好！”又问：日本的大东亚政策成功不成功？答道：“无望！”照此看来，陆先生明明是一个有正气的预言家，但是他的性命恐怕就牺牲在这几句正气的预言上头了！又据郑振铎在《蛰居散记。记复社》中说，日寇在审讯陆蠡时，也曾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岂肯说出来。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宪兵队里认为最神秘的案卷，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了。最后，陆蠡终于被日寇秘密杀害，年仅三十四岁。这位倔强而正直的年轻人，象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前的申诉一样：“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活。”其原因是：“困难不在躲避死，而在躲避不正直，因为那比死跑得还要快些。”然而郑振铎认为：“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

昙花永现

其实， 时局已经对出版进步书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已经十分不利了，昊朗西、巴金都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重庆去开拓分社，巴金再三劝说陆蠡离开上海也到内地去。好友黄源更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写信邀他离南。他却要坚守上海，皖南事变以后，黄源对陆蠡十分信任，黄源在上海的秘密住处除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的人之外，只有他给陆蠡知道。陆蠡可以经常到他的住处去交谈。有一次黄源的住地被密探发现，黄源让陆蠡去探听虚实。帮助他摆脱困境，直到回到苏北根据地。

就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陆蠡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一刻不停地辛勤工作着，译完长篇小说《烟》，一应后期出版工作如校对、付印、发行等例行他拳打脚踢。校读《互助论》、翻译《俄国文学理想与实际》、主编刊物和丛书，他竟忙得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他全然不知道这时敌人已经悄悄向他包围过来。

当巴金从李尧林的电报中得知陆蠡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急于赶回，却因交通中断，两个月后才回到上海。虽然他四处找不到昔日的战友，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亡，所以我不想写纪念他的文章。一个象他那样爱憎分明而且敢爱敢恨的人不能死得这么简单。他有着那么强烈的爱，绝不能不留下一点踪迹。我们固然不能相信他活，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只要希望未绝，我们愿意等待一生。”

不仅是巴金，许天虹也不相信陆蠡真的死了，他说：“听到你失踪的消息已好几年了。胜利后，以为你会回来；又过了一年半了！前几天朱洗先生出乎意料地来到我面前，在一番故人近况的报道中自然又谈起了你。当我对你表示绝望的时候，他说也许你被遣送到南洋的什么岛上去了，至今还无法回来！”

海岑也说：“但愿他还活着，会有这么一天，他会突然传奇式地回来。”

陆蠡的政治倾向，巴金也是知道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陆蠡就参加了。他不仅敬仰同在盟中的鲁迅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因此，巴金回忆说：“据说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

因此，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巴金和所有认识他的人，心里都得到了一丝安慰。                        



  
文章出处：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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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

郑鸣谦

写陆蠡传记，此篇最善。

一诺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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