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豐”同“”；李丞相将“束”为“柬”，亦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圣运，逮兹八叶，天生克复之主，人乐维新之命，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钦若典谟，畴咨故实，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 王次仲，秦始皇时制八分，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又王次仲，始皇时载《序仙记》，始皇征不至，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出在槛外，翻飞而去。又汉世祖有二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其，梁鹄乃益板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 。鹊亦工书，至选部尚书。曹操平荆州，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曹公常悬帐中，及钉壁玩之，谓胜宜官。鹄字孟皇，魏宫题额，皆鹄书。秦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蝌蚪”。《尚书》，汉朝秘藏不得见，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敬侯写《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敬侯谓觊书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李斯书也。汉建初年，曹喜少异于斯，亦善书，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诞以能书，迁补侍中，魏氏宝器题名，皆诞书。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理闲，不如淳也。其序隶书有：上谷王次仲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时，好书多能者，而师宜官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售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梁鹄窃其本，以工书。其序草书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伯度号善作草。复有崔瑗、崔实。二人皆称习杜氏，然字甚多而体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专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为宝之，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仲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殊不及文舒也。
《论篆》，一卷，唐李阳冰撰。李阳冰，字少温，曾官缙云县令，官至将作监，故世称李监。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精于篆书，师承秦篆，开合变化，瘦劲圆活，骨清姿媚，与初唐楷书作风实为一家眷属。宋朱长文称：“阳冰篆品入神，自秦李斯以仓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备三才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据李肇《唐国吏补》载：李氏(阳冰)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其篆书历来被宗为楷模，对后来书坛影响极大。然今所存碑刻皆后世翻本，大失本来面目。曾勘定《说文》为三十卷，不传。后人论篆，往往视唐李潮与阳冰为一人，实误。此编据《篆学琐著》本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