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利除弊，毁家纾难——张文郁侍郎公的为民 - 后司街

清康熙《台州府志》的《宦业传》中这样记载：“张文郁号太素，以进士授工部主事，督工三殿，告成，累升都察院右都御史，添注工部左侍郎。监修德、庆二陵，罢归。念邑人苦夫马，力言当事立三差法。宏光时，张国维以文郁荐，未召用。鲁王监国，起文郁工部尚书。丙戌，江干溃兵过邑，沿途焚劫。文郁延其帅于家，倾家犒之。帅喜，下令禁戢。邑免荼毒，咸颂德焉。后刘令以政猛激变，郡将闻报，遂率兵至，举城惊避。适巡盐御史便道石梁，文郁飞使迎至，传檄止兵，一邑帖然。居乡以厚道服人，所著有《度予亭集》、《文雅约》等书。”

同时期的《天台县志》也这样记载：张文郁辞官回家后，“念邑人苦夫马，力言当事立三差法。丙戌，江干溃兵过邑，沿途焚劫。文郁延其帅于家，倾家犒之。帅喜，下令禁戢。邑免荼毒，全活邑民数万，咸颂德焉。邑令刘以政猛激民变，总戎闻变振旅，合城惊遁。适督鹾王郡守陈游石梁，文郁力请至县，陈激变故，飞檄止兵，一邑帖然。善事难以枚举，台人士有《十德录》，具呈道府建祠，批县举行，力辞乃止。负经济材，谦和制行，忠孝训后，从不以私干当道。著有《度予亭集》。”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侍郎公辞官归田后，虽然官职没有了，但是仍然一直眷注国运国是，造福乡里家山，不忘百姓疾苦，为故里做了许多好事。他看到乡里徭役摊派百姓负担繁重，就同知县胡东井商量，设夫马三差良法，每年减私派银五千两，八年计减银四万两。后来彭元祚知县上任，立即恢复原来的陋例，百姓起来反对，彭知县知道夫马三差良法是侍郎公与前任知县商议确定的，于是就怪罪于侍郎公，诬陷他没有按例交费，有意嫁祸于他，以致耗财破家，但侍郎公在所不惜。侍郎公为全县百姓分忧受累，绝无怨言，以致口碑载道。是他保民居，活民命，宽民力，没有人有他如此大德！

顺治二年（1646年）六月，南明守卫钱塘江的部队在清兵的攻击下，溃败失守东窜，方荆国兵三万经萧山、嵊州、新昌，一路忿激焚掠而来，会兵于章安往南走，将要焚掠天台，百姓闻风惊避。侍郎公说：“这些兵丁还不是因为没有粮草供应而抢掠吗？我怎么能只爱护自家而使全县变为灰烬呢！”于是准备了粮草酒菜，派人送去劳军，方荆国感到非常惊异，也非常高兴。于是收敛士兵进入天台。但是仍有兵卒数十人进掠张家，方荆国知道后将部卒俞化龙杀掉，其余兵卒怕被查处，藏匿在楼中，侍郎公令仆人劈开后门放他们逃走。同时委婉责备方荆国不应因小物杀人，致失民心。由是一军思奋，方与众兵感泣齐呼道：“天下有如此善良的老前辈乎！”于是下令不许秋毫有犯百姓。这时候一斗米卖五钱银子，都是侍郎公出钱并叫弟侄四乡买米供给驻兵。兵驻三日，一邑得免灰烬，天台城乡百姓没有受到伤害。

顺治三年（1647年），侍郎公已七十高龄。新来县令刘思因强迫士民剃发，日相迫促，违者立杀之，百姓不胜愤恨。有故意作乱者，乘民怨造谣惑众，老百姓听到传言，情绪激动起来到县府闹事，侍郎公父子出面劝解，稍稍平息退去。五月七日半夜时分又起哄闯入县府，将县府席卷一空，五鼓时分才退去。县令爬墙逃走，同时急派人送信到台州府，告以天台百姓叛乱，台州总镇遽发兵来天台准备屠城。事态非常危急，百姓闻之纷纷逃难而去，只有侍郎公一家没有逃走，他在考虑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正好这时盐院王燮和郡守陈联壁，在天台游览石梁。当他们得知百姓叛乱，准备躲避到缑城（今宁海）去。侍郎公急派人飞书请他们回到县城，并告诉他们，主要是县官太霸道作恶，加之有人煽动造谣，造成这一局面，绝不是百姓真要叛乱，并愿以自家百口性命担保，极力要求他们发牌止兵。盐院和郡守才驱车入城，走檄止镇兵。冯总镇巳带兵千馀至中渡，见盐院牌将大兵撤回台州府，仅带五十骑兵及步卒到县。到县后怒气冲冲地责问道：“天台叛乱应该屠城，为什么止兵？”王盐院告知他：“不是百姓叛乱，是由于谣言激起民变，实是县官造成。”于是一方面革去县官职务，惩处为首造谣惑众者；另一方面招抚百姓，安定人心，全城百姓得保平安。没多久，省府各厅都来到天台，官员、公差及骑兵皆侍郎公供养将近一个月。侍郎公日夜应对操心，使天台数万百姓免遭屠杀，全县人民都非常感激，感叹道：“台邑赖有乡绅太素公，吾侪得以保聚室家，安生乐业，不血于兵，不墟于火，不疲于奔命，不锢于式微，不沛于津梁道路，天不能灾，人不能害者，皆公赐也。”

为了感谢侍郎公的大恩大德，天台各界人士准备了《十德录》，具呈道府给侍郎公建祠，道府批县举行，侍郎公坚辞不允。足见侍郎公坦荡之心，他完全是出之于爱民之公心，不求自己个人的名利得失，其为民形象跃然纸上。后来百姓就奉送一块“望重三台”牌额挂在侍郎府的大门上，还将天台母亲河始丰溪从上起青山岜、下至扁担岩一段赠予他，以表示对他的褒奖。以后溪头豢养鹭鹚的渔户，每年元宵节都要将一尾红鲤鱼送至张氏祠堂供祭。可以看出天台百姓对他的一番心意。侍郎公以七十八岁高寿辞世，天台百姓得知消息后，“合邑如丧怙恃”，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一心为民的长者感到无比悲痛。

对于这样的为民请命，力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和刀斧砍杀之下的乡绅先贤，有些人竟然编造所谓“民歌”去损他，杜撰所谓“民间故事”向他泼脏水，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当然这与人们对历史事实不了解有关，也可能是侍郎公的仇家故意编造，因为虽然侍郎公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像“设夫马三差良法”这样的事，必然也会损害某些奸胥墨吏们的既得利益。至于文革前后的一些出版物则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有人说得好，如果不是侍郎公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们的先人可能早已被赶尽杀绝，那有我们这些天台后人的今天。

以上出版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台州府志》和《天台县志》是比较真实的，而且对于清朝来说，侍郎公已辞世近百年，他们没有必要为已过世的前朝官员编造历史功绩。清朝康熙年间的《天台县志》已由天台社科联重新出版。改革开放后，侍郎公的历史功绩被陆续披露，在各种出版物，尤其是新版《天台县志》中都对侍郎公作了恰当的评价，在南门始丰溪畔还树立了张文郁的功德碑，从而使侍郎公的业绩得到应有的肯定，并为更多人所了解，也恢复了侍郎公应有的历史地位。侍郎公对天台百姓的历史功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值得我们赞颂、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