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转塘金色年华退休生活中心一间公寓里，95岁的林士瀛老人清晨6点半就醒来了。
像往常一样，老人起床后先在厨房里给自己和老伴做好早饭，又站在阳台上，做了两遍自创的下蹲操。吃过早饭，老人一面看着报纸，一边热切地等待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一会儿要来看望他。
70年前，黄埔军校16期炮科毕业的林士瀛加入中国远征军，远赴印度参加了对日作战——今年1月25日的都市快报上对他有过图文报道，黄书记正是看到了这一天都市快报后，选定在新春佳节到来之前，探望慰问这位抗战老兵。
快报对林士瀛老人的报道，起初是因为帮助另一位在杭州的远征军老兵张庭鹏寻找战友。
1944年，张庭鹏作为金陵大学学生志愿兵，加入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担任坦克车手，他的一车战友全都出身名校：副驾驶王会期（清华大学），炮手夏良哲（中央大学），装填手张练斋（中央大学），通讯员兼机枪手曾承策（交通大学）。
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在异国他乡与敌人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一别多年音讯全无，如今老人越发思念当年战友，他的小儿子张海俊（网名“东极海子”）通过微博，帮父亲完成心愿。这条微博很快转发近万，让很多年轻网友感动不已。
1月24日的都市快报，用头版和后面三个版面详尽介绍了张庭鹏老人的当年经历和晚年心愿。看到这天快报后，一位远征军老兵后代，主动联系上本报记者。他叫吴缘，他的父亲吴其轺曾是一名功勋卓著的飞虎队飞行员。
吴缘说，自从2010年父亲去世后，他就一直致力寻找在杭州及浙江的抗战老兵，两年下来，他和“关爱抗战老兵网”志愿者们在杭州一共找到了40多位抗战老兵，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共有9位，张庭鹏是其中之一，而林士瀛，是他们刚刚寻访到的老兵。
于是，就有了1月25日快报对这9位远征军老兵的整版报道，也就有了林士瀛老人今天和黄坤明书记的见面。
窗外雪花飘落，屋内温暖如春。坐在这间两室两厅、100多平方米的舒适公寓里，透过朝北的巨大玻璃窗户望出去，午潮山群峰覆盖上了皑皑白雪。林士瀛老人一面望着窗外雪景，一面由衷地向记者感叹：真是想不到啊，我这么大年纪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今天，市委书记还专门来看我……
说话间，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老人急忙站起，向着大门方向迎了上去。
黄坤明书记到了。他一进门，就跨前两步向老人伸出双手，“老人家，我们来看看您，给你们拜年了！祝你们健康长寿、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林士瀛老人握着黄坤明书记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黄书记，也祝你们春节好！”
黄书记说，“完全看不出来您有96岁了，就是70多岁的样子嘛。”一屋子人都开心地笑了。
落座后，黄书记说，“我是看到都市快报寻找远征军的报道后，特意来看望您的，您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杭州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向您表达崇高的敬意！”
黄书记与老人促膝交谈，听他讲述了战火纷飞年代的故事。黄书记听后感慨地说，“不容易啊，那是我们反法西斯最困难的时候……印度这一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是体现亚洲战场反法西斯同盟联合作战的重要范例。”
说到当年林士瀛所在的高射炮营，黄书记问：“当时你们用的炮的口径多少？”
老人想了想说，“起初是82（毫米）的，后来改为105的。”
黄书记轻拍老人的手背说，“我和你是同科！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也是炮兵，我们用的是85加农炮……”
临走时，黄坤明书记向林士瀛夫妇献上一束鲜花，还送上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会》光盘，一套十张。考虑到老人住处没有播放设备，黄书记还特地送来了一台DVD播放机。
这真是一件贴心的礼物。林士瀛年轻时就非常爱好京剧，曾经是民生药厂业余京剧团的骨干演员，最拿手的是老生戏。
老人家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昨晚快9点，记者打电话过去补充询问情况，在老人爽朗笑声的背景音里，还传来京剧老生铿锵有力的唱腔。
| 姓名：袁祥彬 身份证：332625210723001 地址：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６号 老人自述： 我天台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育青中学读高中。全国抗战爆发后，天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我在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我的舅公，即奶奶的兄弟）的家里，看到了《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招新生的广告和陈老当年同科秀才、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生、时任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少将要求协助招生的信函。我当即要求参加应试，后来闻讯一起去的有20多位青年，这年我17岁。 我们先是乘汽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至江西上饶，在敌机骚扰高炮射击声中完成了考试。之后，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行军队伍避开敌我交火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醴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贵州贵阳、重庆，最后到达成都。由于日军到处狂轰烂炸，一路上艰苦备尝，苦不堪言。 由于我当时年纪太轻，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当时在成都的就2 个大队，一大队设在草堂寺，我们二大队设在青羊宫，二大队队长叫张建冲（东北人，黄埔14期）。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住朝天门），长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临海人，名字记不清了。时流传“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有志青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有好多大专院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响应参加，那时我也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丁江机场，每架飞机只能坐30来个人。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军长廖耀湘。我们情报队的任务是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的安全。在印度作战有雨季和晴季之分，雨季时天天下雨，到处是水，还有虫子猛兽，不适宜打仗；晴季才是打仗的好时机，此时溪滩基本没水，就成了我们穿越丛林的路道，许多给养车都是沿着溪滩前进的，不过大都的给养运输，是通过美国工兵造的枕木公路运输，几十公里的路全是枕木铺成。那时部队给养实行尉兵给养制，即尉官和普通士兵的伙食一样，每天吃的是罐装的牛、羊、猪等罐头肉，蔬菜也全是罐装的干菜、白菜干、土豆干、干豆等。要想吃新鲜蔬菜，必须拿半成新的衣服、鞋子或米跟当地的野人（未开化的人，我们叫其为山头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头上）交换。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都是住在树上的，每个人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个人除了一个背包外，还有一把独特的开路刀，枪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或者步枪，我当时携带的是卡宾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每人一件的雨衣，既可以避雨，夜里宿营时可以当帐篷，还可以吊在树上当吊床睡觉。那时前边有鬼子，身边有毒虫猛兽，有一种吸血的蝗虫特别多，在水里追人吸血，蚊子是成群成群的，野兽就更多了。如果尸体当天没能抢回来，第二天就别想见尸首了，我们战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就是骨头也要帮忙带几根回祖国去。我在印度2 年多时间，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主要训练森林战术。44年春天左右，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方，再打到密支那（敌军总指挥部），我们几乎把密支那炸平，日本人退走。那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空运到湖南芷江机场，到芷江后，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该团长起先不肯交出驻地，当他看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时，都傻眼了，才将驻地交接给我们。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又空运到南京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地方，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在南京几个月后，部队调到上海港湾接防日本海军司令部，又几个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部队要调往沈阳，那时廖耀湘被任命为沈阳集团军司令。几个战友一起商议，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了，没必要再打下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也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就请假回家。 回家后，曾在家学过裁缝，开过裁缝店，因生意不好到上海谋生。解放后，我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家里房产被分光，那时几乎一年一个运动，吃尽苦头。1958年我被送到青海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89年才回到天台。 其它情况： 老人有一子一女，由于历史原因，两个子女不能读书，不能安排工作，现在仍靠种菜谋生。老人至今一分补助也没有。老人当时在上海告别的几个黄埔同学，现在还记得名字有：谢伯年、谢春年（谐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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